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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读到一篇外国小说，作家的国别和名字已经忘记，但基本情节还有印象。一对亲亲热热的夫妻，约了一位朋友到山间去野营狩猎，一路上丈夫哼着曲子在开车，妻子和朋友坐在后座。但突然，丈夫嘴上的曲子戛然而止，因为他在反光镜中瞥见妻子的手和朋友的手悄悄地握在一起。丈夫眩晕了，怒火中烧又不便发作，车子开得摇晃不定，恨不得出一次车祸三人同归于尽。好不容易到了野营地，丈夫一声不吭骑上一匹马独个儿去狩猎了，他发疯般地纵马狂奔，满心都是对妻子和朋友的痛恨。他发现了一头鹿，觉得那就是让他排遣痛恨的对象，那就是自己不忠诚的妻子的借体，便握缰狠追，一再举枪瞄准，那头鹿当然拼命奔逃。不知道追了多远，跑了多久，只知道耳边生风、群山急退，直到暮色苍茫。突然那头鹿停步了，站在一处向他回过头来，他非常惊讶，抬头一看，这儿是山地的尽头，前面是深不可测的悬崖。鹿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他木然地放下猎枪，颓然回缰，早已认不得归去的路了，只能让马驮着一步步往前走。仍然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隐隐听到远处一个女人呼喊自己名字的声音，走近前去，在朦胧月光下，妻子脸色苍白，她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
我约略记得，这篇小说在写法上最让人注目的是心理动态和奔驰动态的漂亮融合，但对我来说，挥之不去的是那头鹿面临绝境时猛然回首的眼神。
这种眼神对全人类都具有震撼力，一个重要证据是中国居然也有一个相似的民间故事。故事发生在海南岛，一个年轻的猎手也在追赶着一头鹿，这头鹿不断向南奔逃，最后同样在山崖边突然停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回过头来面对猎手，双眼闪耀出渴求生命的光彩。猎手被这种光彩镇住，刹那间两相沟通，这头鹿变成一位少女与他成婚。这个故事的结尾当然落入了中国式的套数，但落入套数之前的那个眼神，仍然十分动人。
两个故事的成立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发生在前面已经完全没有路可走的地方。如果还有路可走，那回首的目光就成了一种半途而废的求和，味道不大对了。只有在天涯海角、绝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一切才变得深刻。
进入这种境地，可能是被人追逼的，也可能是不小心自己闯入的，也可能是有意去寻找什么的；一旦进入，可能仓皇逃离，可能不再回返，可能由兽变人，可能由人变兽，可能焕发哲思，可能逆转情感，可能蔑视寻常，也可能渴求寻常，总之，全都升腾得不同一般。上面所说的两个故事都是以恋情为构架的，如果把这种构架拆除，天涯海角、绝壁死谷可能会产生一种更加恢宏的深刻。
海明威在他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一开头写道：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高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这头豹子，就比那两头鹿庄严。
我们海南岛那头鹿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从传说跳到了地面：岛的南端，真有一个山崖叫“鹿回头”，山崖前方，真叫“天涯海角”，再前方，便是茫茫大海。人们知道，尽管海南岛的南方海域中还有一些零星小岛，就整块陆地而言那儿正恰是中华大地的南端，于是，那儿也便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天涯海角。既然如此，那头鹿的回头也就回得非同小可了。中国的帝王面南而坐，中国的民居朝南而筑，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永远神奇地指向南方，中国大地上无数石狮、铁牛、铜马、陶俑也都面对南方站立着或匍匐着，这种种目光穿过群山、越过江湖，全都迷迷茫茫地探询着碧天南海，探询着一种宏大的社会心理走向的终点，一种延绵千年的争斗和向往的极限，而那头美丽的鹿一回头，就把这所有的目光都兜住了。这一来，它比海明威的豹子更庄严了。
这些年，海南岛成了一个热闹的去处，我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经常从那里打电话来报告各种消息，他们兴高采烈地在那里创业和冒险，我自己也已去过不止一次。与大陆相比，即便是与大陆的沿海开放区域相比，那儿的生活也是奇特而新鲜的。在“鹿回头”的巨大塑像下，在“天涯海角”的石刻前，在通什的山寨中，在椰林夹道的环岛公路上，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岛屿呢？它对于隔海相望的大陆有什么独特的意义？一切踏上了它的土地而又自称为“闯海者”的大陆人，是否能够真正领悟它？前不久读到海外作家陈若曦写海南岛的一篇文章，一种小心翼翼的爱惜之情令人感动。至今没有找到过一部完整、系统地记述海南岛历史的著作，据说有一个日本人写过一本，也还未曾读到。不管怎么说，大家对海南的历史都知之甚少，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不太认识它而又偏偏让它来承担现代的重任，我觉得对它是不公正的。这些年我在对中原大地上各个地域文化逐一进行探测的时候，总会隐隐感到一种从天涯海角向中原大地回首的遥远目光。我开始关注它，在历史资料中扒剔点点滴滴有关它的远年信号。今天，我觉得已经有可能来粗略地谈谈它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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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很早就有人住，这些人很早就与大陆有过往来，往来过程中有过友情也有过怨仇，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在漫长的时期中，不管是海南岛还是南粤基本上都处于荒昧状态，荒昧中为数不多的先民保持着一种我们今天很难猜度的原始生态。战国时的《尚书·禹贡》和《吕氏春秋》中所划定的九州中最南的两州是扬州和荆州，可见海南还远处于文明的边界之外。战国顾名思义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特别繁忙的年代，而在海南岛，只听到一个个熟透的椰子从树上静静地掉下来，啪哒、啪哒，掉了几千年。椰树边，海涛日夜翻卷，藤葛垂垂飘拂。
看起来，大陆人比较认真地从行政眼光打量这座岛屿是在汉代。打量者是两个都被称之为“伏波将军”的南征军官，西汉时的路博德和东汉时的马援。他们先后在南中国的大地上左右驰骋、开疆拓土，顺便也把这个孤悬于万顷碧波之外的海岛粗粗地光顾了一下，然后设了珠崖、儋耳两郡，纳入中华版图。但是这种纳入实在是很潦草的，土著的俚族与外来的官吏士兵怎么也合不来，一次次地爆发尖锐的冲突，连那些原先自然迁来的大陆移民也成了土著轰逐的对象。有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外来人不得不统统撤离，挤上木船渡海回大陆，让海南岛依然处于一种自在状态。当然过后又会有军人前去征服，但要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待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几番出入进退，海南岛成了一个让人害怕的地方。害怕的原因又不能说是对付不了本地人反抗，这会引起统治者的气恼：我圣朝雄威、坚兵重甲，还能被这些土人抵挡住？因此将军们只能说是水土不服，地气有毒，容易染病，兵士们去了回不来。
前些日子为找海南的资料随手翻阅二十五史，在《三国志》中读到一段资料，说赤乌年间东吴统治者孙权一再南征海南岛，群臣一致拥护，惟独有一位叫全琮的浙江人竭力反对。他说：
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返，所获何可多？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版《二十五史》第二册，《三国志》第一六八页）
孙权没有听他的，意气昂昂地派兵向海南进军了。结果是，如此遥远的路途，走了一年多，士兵死亡百分之八九十。孙权后悔了，又与全琮谈及此事，称赞全琮的先见之明，全琮说，当时君臣中有不少人也是明白的，但他们不提反对意见，我认为是不忠。
三国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而英雄也未能真正征服海南。那么，海南究竟是等待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在孙权南征的二百多年之后，一个出生在今天广东阳江的姓冼的女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几乎是永久地安顿了海南。公元五二七年，亦即特别关心中华版图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去世的那一年，这位姓冼的女子嫁给了高凉太守冯宝，便开始有力地辅佐丈夫管起中华版图南端傍海的很大一块地面，海南岛也包括在内。丈夫冯宝因病去世，中原地区频繁的战火也造成南粤的大乱，这位已届中年的女子只得自己跨上了马背。为了安定，为了民生，为了民族间的和睦，她几十年一直指挥若定，威柔并施。终于，她成了南粤和海南岛很大一部分地区最有声望的统治者，“冼夫人”的称呼在椰林海滩间响亮地翻卷。直到隋文帝统一中国，冼夫人以近似于“女酋长”的身份率领属下各州县归附，迎接中央政权派来的官员，消灭当地的反叛势力，使岭南与中原真正建立了空前的亲和关系。
冼夫人是个高寿的女人，如果说结婚是她从政的开始，那么到她去世，她从政长达七十余年。从中原文化的坐标去看，那是一个刘勰写《文心雕龙》、颜之推写《颜氏家训》的时代；而他们的南方，一个女人，正威镇海天。她不时回首中原，从盈盈秋波到朦胧慈目，始终是那样和善。中原人士从“隔绝障海”、“水土气毒”的方向看到这种目光很是惊讶和慌乱，此间情景正有点像那个追鹿的青年。
那么，收起弓箭，勒住马缰，也报以温暖的笑容吧。隋朝政府先册封她为宋康郡夫人，后又册封她为谯国夫人，她去世后，又追谥为诚敬夫人。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让我们知道冼夫人年轻时的容貌和风采，但她的魅力似乎是不容怀疑的。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琼州海峡两岸还有几百座冼夫人庙，每年都有纪念活动，自愿参与者动辄数十万，令人吃惊。我的学生文新国毕业后在广东工作，被一个女性保持着千余年的巨大魅力所震撼，花费整整十年时间研究冼夫人，写出了一系列成功的文学作品。在他笔下，冼夫人是现今黎族的先辈俚人，而她的丈夫冯宝则是汉人。这使我突然想起，在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长相特别美丽的民族有好几个，而黎族则是其中之一。黎族姑娘的美首先是眼睛，大海的开阔深沉、热带的炽烈多情全都躲藏在睫毛长长的忽闪间。冼夫人把这种眼神投注给了中华历史，这在中华历史中显得既罕见又俏皮。
一种在依然荒昧、原始背景下的女性化存在——这便是盛唐之前便已确立的海南岛形象。此后，中国将在无穷无尽的民族纷争中走过千百年血腥残杀的路程，但在海南岛却大体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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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唐至宋，中国的人文版图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文明因子向南倾注。海南岛，是这种整体变化的终极性领受者。
本来中国自殷商以来一直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为经济、政治中心，但是，因重要而产生争夺，因争夺而产生战乱，因战乱而产生流离，每次中原的战乱总引起百姓的纷纷南逃。晋永嘉年间曾发生过因战乱而有数十万北方士人南迁的典故，这典故在唐宋年间越演越烈。诗人李白曾多次看到北方人因社会大乱而像永嘉年间那样夺命南奔的景象，写诗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除了大规模的南奔之外，在政治倾轧中失败的势力常常被贬谪到岭南，某些有隐潜思想的仕人则通过多方选择把这里看作安全地带。
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卷六十五中有一篇传记写一位叫刘隐的岭南军官如何保护由于种种原因而南下的“中朝人士”的，其中提到当时的整体背景：
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版《二十五史》第六册，《新五代史》第八十七页）
这里“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一句，可以李德裕为证。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儿子，自己也做过宰相，在宦海风波中数度当政，最后被政敌贬到海南岛崖州（即今琼山县），才过一年就去世了。这么一个高官的流放，势必是拖家带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孙就在海南岛代代繁衍，据说，今天岛上乐东县大安乡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裔。在岛上住了一千多年，当然已经成了再地道不过的海南人，这些生息于椰林下的普通村民不知道，他们家族在海南的传代系列是在一种强烈的异乡感中开始的。
在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的古代，水急浪高的琼州海峡所造成的心理障碍几乎难以逾越。当时朝廷的当权者也因为这个海峡的存在而把流放海南看作是最严厉、也是最后的一个流放等级，离满门抄斩只有几步之遥了。像李德裕这样被流放到这儿还保留着浓重的“帝京意识”的人，痛苦自然就更大。从留下的诗作看，他也注意到了海南岛的桄榔、椰叶、红槿花，但这一切反都引发起他对故乡风物的思念，结果全成了刺心的由头，什么美感也谈不上了。他没有想到，这种生态环境远比他时时关切的政治环境重要，当他的敌人和朋友全都烟消云散之后，他的后代却要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他竟然没有擦去泪花多看一眼，永远的桄榔、椰叶、红槿花。
海南岛人民把他和其他贬谪海南的四位官员爱称为“五公”进行纪念，认认真真造了庙，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产生在宋代，都是为主张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级别。一时间海南来了那么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张求和的当权者似乎想对这些慷慨激昂的政敌开个小玩笑：你们怎么老是盯着北方疆土做文章，没完没了地念叨着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但这些人不管谁来了都是岛上大事，都应该说几句。
先说李纲。宋高宗时做宰相，后来宋高宗自己改变了主意，也就把他流放到海南岛万安（今万宁）来了。一一二八年十一月李纲和儿子渡海到琼州，向人打听万安的去处，人家说，万安离这里还有五百里路程，僻陋之地，去了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过去难免遭到抢劫，一般人总是先到文昌搭海船过去，如果运气好遇到顺风，三天可以到达那里。李纲一听，大吃一惊，已经到了琼州竟然还有那么多艰难的路程要走！他摇摇头长叹一声，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准备上路，没想才三天，大陆方面来人急急通报，他已经被赦免了。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涕泪交加地高兴了好几天，选了一个吉日，于十二月十六日渡海回去，在海南岛共逗留了三十来天，像一次短期旅游。短期就短期吧，海南岛依然认账，认认真真地算你来过了，而且算你带着冤屈带着气节来过了，供奉在庙堂里永久地纪念下去。
再说赵鼎。也在宋高宗时两度担任宰相，因主张抗金与秦桧闹翻，贬谪海南岛吉阳军（今崖城）。他是一一四五年上岛的，门人故吏不敢再与他通信往来，而秦桧却时时隔海关注着他，他又一直在疾病和饥饿中挣扎。上岛第三年他托人渡海带话给儿子：“秦桧不会放过我，我如果死了，你们也没事了，我如果不死，你们却会麻烦。”于是绝食而死，死前为自己手书了出丧铭旌，文为：
身骑箕尾归天上，
气作山河壮本朝。
与赵鼎同案的是曾任副宰相的李光和曾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他们也在差不多的时候被流放到海南岛。李光与赵鼎有过诗作上的唱和，胡铨来时赵鼎刚刚绝食自尽。李光和胡铨在海南岛住的时间很长，直到一一五六年秦桧死后才返回大陆。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平心静气地来体验海南岛了。尤其是李光，他在海南岛居留十余年直至八十多岁，他的案子曾祸及五十余家，跟随自己一起来海南岛的长子又死在自己前面，自己的案情由于不断被人告发而一再升级，实在也是够惨的，但他的心态越来越强健，原因是他与海南岛产生了认同，可以有滋有味地享受四周的自然风物了。生活十分艰苦，但只要听说市上有猪肉卖，他也会乐呵呵地让小兵通知几个朋友来吃饭：
颜乐箪瓢孔饭蔬，
先生休叹食无鱼。
小兵知我须招客，
市上今晨报有猪。
李光喜欢上了海南，由衷地希望它好起来。他支持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遥想当年孔子曾希望鲁国变成一个文明的周王朝，如果海南也能大力推进儒学教化，孔子的理想说不定要在这里实现呢！“尼父道行千载后，坐令南海变东周。”——他用诗句写出了自己对海南岛的信心。郡学落成那一天，他比谁都高兴。
他甚至并不盼望自己被赦回归，而是浪漫地幻想着如何在琼州海峡间架起一座长桥，把海南岛与大陆联结起来：
海北与海南，
各在天一方。
我老归无期，
两地遥相望。
宴坐桄榔庵，
守此岁月长。
愿子一咄嗟，
跨空结飞梁。
度此往来人，
鱼盐变耕桑！
实在是一种异想天开的祝愿，海南岛已经让他放不下了。
这便是“海南五公”。五公祠二楼的大柱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联，文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
琼崖人士有奇缘。
意思是，这些气节学识都很高的人杰被流放到海南岛，并不是唐代和宋代的统治者缺德，而是我们海南岛的一种缘分，要不然我们怎么结交得了这样的大人物呢！这番意思，这番语句，出于海南人之手，真是憨厚之至，我仰头一读就十分感动。
在被贬海南岛的大人物中，比“五公”更有名的还是那位苏东坡。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岛时已六十多岁，那些与他为敌的政界小人捉弄了他那么多年依然不放过他，最终还要把他驱赶到孤岛上来，要说他对此很超然是不真实的。原先他总以为贬谪到远离京城、远离故乡的广东惠州也就完了，辛辛苦苦在那里造了一栋房，把儿孙一一接过来聚居，刚喘一口气，又一声令下要他渡海。苏东坡想，已经这么老了，到了海南先做一口棺材，再找一块墓地，安安静静等死，葬身海外算了。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严重困难。他自己耕种，自己酿酒，想写字还自己制墨，忧伤常常爬上心头。然而，他毕竟是他，很快在艰难困苦中抬起了专门发现生趣、发现美色的双眼，开始代表中国文明的最高层次，来评价海南岛。
他发现海南岛其实并没有传闻中的所谓毒气，明言“无甚瘴也”。他在流放地凭吊了冼夫人庙，把握住了海岛的灵魂。由此伸发开去，他对黎族进行了考察，还朝拜了黎族的诞生地黎母山，题诗道：“黎母山头白玉簪，古来人物盛江南”，认为历来海南岛所产生的优秀人物之多并不比江南差。
苏东坡在海南过得越来越兴致勃勃。病弱，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寂寂东坡一病翁，
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
一笑哪知是酒红！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只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准备美滋滋地饱餐一顿：
北船不到米如珠，
醉饱萧条半月无。
明日东家当祭灶，
只鸡斗酒定膰吾。
他有好几位姓黎的朋友，经常互相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他吠叫。他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
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一路寻着牛粪摸回去。有两首可爱的短诗记述这种情景：
半醒半醉问诸黎，
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
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
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
溪边自有舞雩风。
最后两句，诗人已把万里天涯当作了理想境界。
春天来了，景象更美，已经长久不填词的苏东坡忍不住又哼出来一阕《减字木兰花》：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
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种压抑不住的喜悦的节奏，谁能想得到竟然出自一位年迈贬官的心头呢。苏东坡在海南岛居留三年后遇赦北归，归途中所吟的两句诗可作为这次经历的总结：
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么说来，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了。文化大师如是说，海南岛也对得起中国文化史了。
至此我们不妨重新来端详一下唐宋时代海南岛的整体形象。无论“五公”的恨，还是苏东坡的冤，它都不清楚。唐宋朝廷的派别和政见，对它来说都太艰深。它没有准备太多的言词可以鼓励受屈者报仇雪恨，它更没有心思和力量去动员人们对抗朝廷。它只有滋润的风，温暖的水，畅快的笑，洁白的牙齿忽闪的眼，大陆的人士来了不管如何伤痕斑斑先住下，既不先听你申诉也不陪着你叹息，只让你在不知不觉间稍稍平静，然后过一段饶有趣味的日子试试看。来了不多久就要回去热烈欢送，盼不到回去的时日也尽管安心。回去时已经恢复名誉为你高兴，回去时依然罪名深重也轻轻慰抚。初来时是青年是老年在所不计，是独身是全家都可安排。离开时彻底搬迁为你挎包抬箱，要留下一些后代继续生活更悉听尊便，椰林下的木屋留着呢。
——这一切，使我想到带有母性美的淳朴村妇。
于是我们也就触及到了有关海南岛的一种拟人化的气质。苏东坡用那样神秘的语气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也该被人们领悟了。老诗人不经意地遇上了一种柔丽平和、崇尚自然的女性文明。
这里所说的女性文明，是一种文化哲学意义的象征说法，与老子“贵柔守雌”的主张有点关系。老子说，养育万物的母性文明（玄牝之门）是绵绵不断的，有时好像若有若无，需要时却用之不尽。他又说，这种文明不管多么雄刚都保持着一种温柔的女性态，虽然不见得多么机智却能固守寻常道义，纯真如婴儿，宽容如溪谷，外部名声欠佳不去管它，内心有点糊涂也不在乎，只见清清浊浊的水流向着自己归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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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流放把海南搞得如此热闹，海南迎来送往，温和地一笑；宋朝终于气数尽了，流亡将士拥立最后一个皇帝于南海崖山，后又退据海南岛抗元，海南接纳了他们，又温和地一笑；不久元将收买叛兵完全占领海南，海南迟疑片刻也接受了，依然温和地一笑。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间，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事件接连不断，有一个非常琐碎的历史细节肯定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有一天，一艘北来的航船在海南岛南端的崖州靠岸，船上走下来一名来自江苏松江乌泥泾的青年女子，抖抖索索，言语不通，唯一能通的也就是那温和的一笑，当地的黎族姊妹回以一笑，没多说什么就把她安顿了下来。就在这些青年女子间，将会发生一个真正的大事件，使那些名震一时的社会抗争相形见绌。
这位青年女子原是个童养媳，为逃离婆家的凌辱躲进了一条船，没想到这条船走得那么远，更没想到她所到达的这个言语不通的黎族地区恰恰是当时中国和世界的纺织圣地。女人学纺织天经地义，她在黎族姊妹的传授下很快也成了纺织高手。一过三十年，她已五十出头，因思乡心切带着棉纺机具坐船北归。她到松江老家后被人称为黄道婆，成了一位闻名遐迩的棉纺织改革家，从弹花、纺纱到织布的每一道工艺都根据黎族已有的先进技术进行了系统的传授，一种全新的纺织品驰誉神州大地，四方人士赞美道：“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从海南岛黎族姊妹手中汲取了技能，竟然给整个中原都带来了温暖！黄道婆北返时元朝灭宋朝已有十七八年，流放海南的主战派人士的幻想早成泡影，海南给予中原的，不是旧朝的残梦，不是勃郁的血性，而只是纤纤素手中的缕缕棉纱、柔柔布帛。元代统治者是骑着蒙古马、挟着朔风南下的，元代寒冷吗？不怕，海南回来的黄道婆已经“衣被天下”。改朝换代的是非曲直很难争得明白，但不必争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辈都穿过棉衣棉布，都分享过海南岛女性文明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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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易过，到了明代，海南岛开始培育出了接受儒家正规教育而又土生土长的文化名人。苏东坡、李光等流放者当年在教育事业上的播种终于有了收成，契合老子“贵柔守雌”哲学的土地开始需要补充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责任。
最著名的自然是邱浚。还在少年时代，这位出生在海南岛琼山下田村的聪明孩子已经吟出一首以五指山为题的诗。让人吃惊的不是少年吟诗，而是这首诗居然真的把巍巍五指山比作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撑起了中华半壁云天，不仅在云天中摘星、弄云、逗月，而且还要远远地指点中原江山！这不是在伸张一种雄心勃勃、问鼎中原的男子汉精神吗？
果然，这位邱浚科举高中，仕途顺达，直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政绩卓著，官声很好。多年前我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书中曾严厉批评过他写的传奇《五伦全备记》，我至今仍不喜欢这个剧本，但当我接触了不少前所未见的材料之后却对他的人品有了更多的尊重。特别是他官做得越大越思念家乡的那番情意，让我十分动心。孝宗皇帝极信任他，喜欢与他下棋，据说他每下一子就在口中念念有词：“将军，海南钱粮减三分”，皇帝以为是民间下棋的口头禅，也跟着念叨，没想到皇帝一念邱浚就立即下跪谢恩，君无戏言，海南赋税也就减免三分。即便这事带点玩闹性质，年迈的大臣为了故乡扑通跪下的情景还是颇为感人的。邱浚晚年一再要求辞官回乡，写了大量的思乡诗：
百计思归未得归，
梦魂夜夜到庭闱。
愁心苦似丸和胆，
泪点多如线在衣。
老来肌骨怕寒侵，
无夜家园不上心。
预报吾儿扫门径，
乞骸早晚便投簪。
一位早年意欲指点中原江山的高官，到头来只想逃离中原回归故乡，海南岛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邱浚晚年思乡病之严重，在历代官场中都是罕见的。七十老人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回乡呓语，把“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豪情消蚀得差不多了，心中只剩下那个温柔宁静的海岛。
邱浚最终死于北京，回海南的只是他的灵柩。邱浚的后人一代代住在他生前天天想念的下田村，他的曾孙叫邱郊，在村中结识了一个在学问上很用功的朋友，经常过从，这位朋友的名字后来响彻九州，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几乎妇孺皆知了：海瑞。海瑞的行止体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阳刚风骨，甚至身后数百年依然让人害怕让人赞扬。与邱浚一样，海瑞对家乡也是情深意笃：罢了官，就回家乡安静住着，复了职，到了那儿都要踮脚南望。他一直认为海南岛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政善民安、风调雨顺的理想王国，而他的铮铮风骨，正出自于这种朴实的理想。海瑞最后也像邱浚一样死于任上，灵柩回乡抬到琼山县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邱浚和海瑞这两位同村名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幼年丧父，完全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我想这也是他们到老都对故乡有一种深刻依恋感的原因，尽管那时他们的母亲早已不在。冲天撼地的阳刚，冥冥中仍然偎依在女性的怀抱。
他们身居高位而客死异乡，使我联想到海明威笔下那头在“上帝的庙殿”高峰近旁冻僵风干的豹子。海明威问：“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我相信邱浚、海瑞临死前也曾这样自问。答案还没有找到，他们已经冻僵。
冻僵前的最后一个目光，当然投向远处温热的家乡，但在家乡，又有很多豹子愿意向别处出发去寻找一点什么。正当邱浚和海瑞在官任上苦思家乡的时候，家乡的不少百姓却由于种种原因挥泪远航，向南洋和世界其他地方去谋求生路，从天涯走向更远的天涯，这便形成了明清两代不断增加的琼侨队伍。海南的风韵，从此在世界各地播扬。
不管走得多远，关键时刻还得来。一八八七年五月，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回来一位年轻的华侨，他叫宋耀如，专程从美洲赶来看看思念已久的家乡，每天手摇葵扇在路口大树下乘凉，很客气地与乡亲们聊天，住了一个多星期便离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操办人生大事前特到家乡来默默地请一次安。他到了上海即与浙江余姚的女子倪桂珍结婚，他们的三个女儿将对中国的一代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宋氏三姊妹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海南人，现代中国人则从她们高人一筹的见识和仪态万方的姿容中，重新领略了海南的女性文明。
但是，她们一辈子浪迹四海，谁也没能回去。有一天，宋庆龄女士遇见一位原先并不认识的将军，听说将军是海南文昌人就忍不住脱口叫一声“哥哥”，将军也就亲热地叫这位名扬国际的高贵女性“妹妹”。与此同时，远在台湾的宋美龄女士为重印清朝咸丰八年的《文昌县志》郑重其事地执笔题写了书名。
对她们来说，家乡，竟成了真正难于抵达的天涯。
只能贸然叫一声哥哥，只能怅然写一个书名。而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给森然的中国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6
不怕历史学家见笑，以上所述，便是我心目中的海南历史。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感到，我特别看重海南历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我认为这是海南的灵魂。
这并不是胡乱臆断。你看不管这座岛的实际年龄是多少，正儿八经把它纳入中华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岛对整个中国的各种贡献中，最大的一项是由另一位叫黄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现代，还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姊妹名播远近。使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些女性几乎都产生在乱世，冼夫人出现于南北朝时代，黄道婆来往于宋、元两代更替期，宋氏三姊妹则活跃于二十世纪的战乱中，越是乱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总是在乱世，海南岛一次次对整个中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家园文明。苏东坡、李光他们泪涔涔地来了，遇到了家园文明，很快破涕为笑；海瑞、邱浚他们气昂昂地走了，放不下家园文明，终于乐极生悲。海南籍的华侨闯荡四海，在所有的华侨中他们可能是乡土意识最浓的一群，也是由于这种家园文明。
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最终魅力，在于寻常形态的人情物理，在于自然形态的人道民生。本来，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础部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中国，过于漫长的历史，过于发达的智谋，过于铺张的激情，过于讲究的排场，使寻常和自然反而变得稀有。尽管释、儒、道的大师们都曾呼唤它们，但呼唤的原因正在于有太多的失落。
失落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人们就长久地为种种反常的设想激动着、模拟着。怎么成为圣贤？如何做得英豪？大忠大奸怎样划分？丰功伟绩如何创建？什么叫气贯长虹？什么叫名垂青史？什么叫中流砥柱？什么叫平反昭雪？……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题，竟然普及于社会、渗透于历史，而事实上这些命题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实性呢。与之相反，有关一个普通人的存在状态，有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件，有关人类周围的植物和动物，有关世俗风习、人间情怀，虽然天天遇到，人人遇到，处处遇到，却一直被中国主流文化搁弃着、冷落着。于是，偌大一块国土，反常形态严重饱和，寻常形态极其稀薄。事实上并没有几个人做得了圣贤和英豪，那就只能凭借争斗来决定胜负；争斗一旦开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更不会有寻常形态的存身之地了。结果，九州大地时时成为一块广阔无比的“铁板烧”，负载着一个个火烫的话题嗤嗤地冒着热气，失去了可触可摸的正常温度。
幸好有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热和酷寒，让海南岛保留住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固守着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怡然自得。然而，只要它与大陆发生关系，它的这种文明形态就具有了反叛性和挑战性。它对海峡对岸那种反常的激动表现出漠然，它对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表现出蔑视，它让副宰相李光兴冲冲地去打听猪价，它让大诗人苏东坡醉迷迷地去寻觅牛粪，它让朝廷重臣邱浚夜夜垂泪，它让千古清官海瑞乐而忘返，它借用冼夫人和黄道婆的双手，轻松而又麻利地对一个个流落到海南的英雄或败将作寻常化处理，把他洗刷、还原，还原成平静而实在的普通人。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说到底是没有多少是非曲直可言的，而海南岛天真未凿的寻常生态则常常使争斗双方同时显得无聊。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会使参与者和旁观者逐渐迷失，而寻常生态却以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使人们重新清醒，败火理气，返璞归真。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期终于开始了这种返回，实在是中国人，也是二十世纪的莫大福分。
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反常的文化气氛中长大的，周围的一切都在诱使我们努力去做一种不寻常的人。所有听得到的精彩故事都让人热泪盈眶，所有可想像的重要景象都鲜血淋淋。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经常在礼堂里排队听各种战斗故事，礼堂墙壁上画着一幅中国地图，每个战斗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我太小，伸手只能摸到海南岛，抬头一看，海南岛只是中国地图下的一个点，有了这个点，中国也就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大问号。几十年过去了，我到今天才明白，真的，海南岛的存在让整个中国成了大问号。我没有及时被这个问号惊醒于反常的幻想中，拖拖拉拉直到中年，才依稀知道一点寻常和反常。实在太晚了，那种反常的思维模式和奋斗方式，早已把我们的人生灼伤。
7
在飞往海南的飞机上，我一直贴窗俯视。机翼下的群山刚下过雪，黑白分明，犹如版画，越往南飞，线条越见明丽，琼州海峡一过，完全成了一幅水彩画。我想，中国历史上各种黑白分明的图景，一到海南岛也会一一晕化了吧。
色彩浓处，野性犹存。今天的海南岛还有大量的落后乃至混乱亟须改进，但我更不希望看到它自身生态方式的失落。不管多么繁荣多么现代，它对于整个中国版图而言仍然应该是一个人文气息浓重的休闲所在，温暖而祥和，寻常而自然。堵住非人文的工业噪音，删削急功近利的短视作为，使急急赶路的中国人哪怕是在地图上看到它也能获得一种全身心的抚慰。好生安顿下冼夫人的洁白海滩、黄道婆的启航码头、苏东坡的春花春草、宋氏三姊妹的梦中故居，让一切有机会上岛的人都能吟一句“兹游奇绝冠平生”。
如能这样，海南岛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将更加夺目。它过去曾弥补过中国历史的一种重大遗漏，那么今后将会进一步把历史的缺口修复。曾因海南岛而构成问号的中国，将因海南岛而变得更加健全。
又想起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两个追鹿故事。是的，我们历来是驰骋于中原大地的躁急骑手，总在驱逐，总在追赶，不知已经多久。不断地寻找猎物，不断地寻找对手，不断地寻找名声，不断地拉起弓箭。但是前面还有什么路呢，这里已经是天涯海角。猎物回头了，明眸皓齿，嫣然一笑。
嫣然一笑，天涯便成家乡。
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家园的笑，海南的笑，问号便成句号。
几年前读到一篇外国小说，作家的国别和名字已经忘记，但基本情节还有印象。一对亲亲热热的夫妻，约了一位朋友到山间去野营狩猎，一路上丈夫哼着曲子在开车，妻子和朋友坐在后座。但突然，丈夫嘴上的曲子戛然而止，因为他在反光镜中瞥见妻子的手和朋友的手悄悄地握在一起。丈夫眩晕了，怒火中烧又不便发作，车子开得摇晃不定，恨不得出一次车祸三人同归于尽。好不容易到了野营地，丈夫一声不吭骑上一匹马独个儿去狩猎了，他发疯般地纵马狂奔，满心都是对妻子和朋友的痛恨。他发现了一头鹿，觉得那就是让他排遣痛恨的对象，那就是自己不忠诚的妻子的借体，便握缰狠追，一再举枪瞄准，那头鹿当然拼命奔逃。不知道追了多远，跑了多久，只知道耳边生风、群山急退，直到暮色苍茫。突然那头鹿停步了，站在一处向他回过头来，他非常惊讶，抬头一看，这儿是山地的尽头，前面是深不可测的悬崖。鹿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他木然地放下猎枪，颓然回缰，早已认不得归去的路了，只能让马驮着一步步往前走。仍然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隐隐听到远处一个女人呼喊自己名字的声音，走近前去，在朦胧月光下，妻子脸色苍白，她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
我约略记得，这篇小说在写法上最让人注目的是心理动态和奔驰动态的漂亮融合，但对我来说，挥之不去的是那头鹿面临绝境时猛然回首的眼神。
这种眼神对全人类都具有震撼力，一个重要证据是中国居然也有一个相似的民间故事。故事发生在海南岛，一个年轻的猎手也在追赶着一头鹿，这头鹿不断向南奔逃，最后同样在山崖边突然停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回过头来面对猎手，双眼闪耀出渴求生命的光彩。猎手被这种光彩镇住，刹那间两相沟通，这头鹿变成一位少女与他成婚。这个故事的结尾当然落入了中国式的套数，但落入套数之前的那个眼神，仍然十分动人。
两个故事的成立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发生在前面已经完全没有路可走的地方。如果还有路可走，那回首的目光就成了一种半途而废的求和，味道不大对了。只有在天涯海角、绝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一切才变得深刻。
进入这种境地，可能是被人追逼的，也可能是不小心自己闯入的，也可能是有意去寻找什么的；一旦进入，可能仓皇逃离，可能不再回返，可能由兽变人，可能由人变兽，可能焕发哲思，可能逆转情感，可能蔑视寻常，也可能渴求寻常，总之，全都升腾得不同一般。上面所说的两个故事都是以恋情为构架的，如果把这种构架拆除，天涯海角、绝壁死谷可能会产生一种更加恢宏的深刻。
海明威在他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一开头写道：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高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这头豹子，就比那两头鹿庄严。
我们海南岛那头鹿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从传说跳到了地面：岛的南端，真有一个山崖叫“鹿回头”，山崖前方，真叫“天涯海角”，再前方，便是茫茫大海。人们知道，尽管海南岛的南方海域中还有一些零星小岛，就整块陆地而言那儿正恰是中华大地的南端，于是，那儿也便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天涯海角。既然如此，那头鹿的回头也就回得非同小可了。中国的帝王面南而坐，中国的民居朝南而筑，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永远神奇地指向南方，中国大地上无数石狮、铁牛、铜马、陶俑也都面对南方站立着或匍匐着，这种种目光穿过群山、越过江湖，全都迷迷茫茫地探询着碧天南海，探询着一种宏大的社会心理走向的终点，一种延绵千年的争斗和向往的极限，而那头美丽的鹿一回头，就把这所有的目光都兜住了。这一来，它比海明威的豹子更庄严了。
这些年，海南岛成了一个热闹的去处，我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经常从那里打电话来报告各种消息，他们兴高采烈地在那里创业和冒险，我自己也已去过不止一次。与大陆相比，即便是与大陆的沿海开放区域相比，那儿的生活也是奇特而新鲜的。在“鹿回头”的巨大塑像下，在“天涯海角”的石刻前，在通什的山寨中，在椰林夹道的环岛公路上，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岛屿呢？它对于隔海相望的大陆有什么独特的意义？一切踏上了它的土地而又自称为“闯海者”的大陆人，是否能够真正领悟它？前不久读到海外作家陈若曦写海南岛的一篇文章，一种小心翼翼的爱惜之情令人感动。至今没有找到过一部完整、系统地记述海南岛历史的著作，据说有一个日本人写过一本，也还未曾读到。不管怎么说，大家对海南的历史都知之甚少，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不太认识它而又偏偏让它来承担现代的重任，我觉得对它是不公正的。这些年我在对中原大地上各个地域文化逐一进行探测的时候，总会隐隐感到一种从天涯海角向中原大地回首的遥远目光。我开始关注它，在历史资料中扒剔点点滴滴有关它的远年信号。今天，我觉得已经有可能来粗略地谈谈它的故事了。
2
海南岛很早就有人住，这些人很早就与大陆有过往来，往来过程中有过友情也有过怨仇，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在漫长的时期中，不管是海南岛还是南粤基本上都处于荒昧状态，荒昧中为数不多的先民保持着一种我们今天很难猜度的原始生态。战国时的《尚书·禹贡》和《吕氏春秋》中所划定的九州中最南的两州是扬州和荆州，可见海南还远处于文明的边界之外。战国顾名思义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特别繁忙的年代，而在海南岛，只听到一个个熟透的椰子从树上静静地掉下来，啪哒、啪哒，掉了几千年。椰树边，海涛日夜翻卷，藤葛垂垂飘拂。
看起来，大陆人比较认真地从行政眼光打量这座岛屿是在汉代。打量者是两个都被称之为“伏波将军”的南征军官，西汉时的路博德和东汉时的马援。他们先后在南中国的大地上左右驰骋、开疆拓土，顺便也把这个孤悬于万顷碧波之外的海岛粗粗地光顾了一下，然后设了珠崖、儋耳两郡，纳入中华版图。但是这种纳入实在是很潦草的，土著的俚族与外来的官吏士兵怎么也合不来，一次次地爆发尖锐的冲突，连那些原先自然迁来的大陆移民也成了土著轰逐的对象。有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外来人不得不统统撤离，挤上木船渡海回大陆，让海南岛依然处于一种自在状态。当然过后又会有军人前去征服，但要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待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几番出入进退，海南岛成了一个让人害怕的地方。害怕的原因又不能说是对付不了本地人反抗，这会引起统治者的气恼：我圣朝雄威、坚兵重甲，还能被这些土人抵挡住？因此将军们只能说是水土不服，地气有毒，容易染病，兵士们去了回不来。
前些日子为找海南的资料随手翻阅二十五史，在《三国志》中读到一段资料，说赤乌年间东吴统治者孙权一再南征海南岛，群臣一致拥护，惟独有一位叫全琮的浙江人竭力反对。他说：
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返，所获何可多？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版《二十五史》第二册，《三国志》第一六八页）
孙权没有听他的，意气昂昂地派兵向海南进军了。结果是，如此遥远的路途，走了一年多，士兵死亡百分之八九十。孙权后悔了，又与全琮谈及此事，称赞全琮的先见之明，全琮说，当时君臣中有不少人也是明白的，但他们不提反对意见，我认为是不忠。
三国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而英雄也未能真正征服海南。那么，海南究竟是等待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在孙权南征的二百多年之后，一个出生在今天广东阳江的姓冼的女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几乎是永久地安顿了海南。公元五二七年，亦即特别关心中华版图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去世的那一年，这位姓冼的女子嫁给了高凉太守冯宝，便开始有力地辅佐丈夫管起中华版图南端傍海的很大一块地面，海南岛也包括在内。丈夫冯宝因病去世，中原地区频繁的战火也造成南粤的大乱，这位已届中年的女子只得自己跨上了马背。为了安定，为了民生，为了民族间的和睦，她几十年一直指挥若定，威柔并施。终于，她成了南粤和海南岛很大一部分地区最有声望的统治者，“冼夫人”的称呼在椰林海滩间响亮地翻卷。直到隋文帝统一中国，冼夫人以近似于“女酋长”的身份率领属下各州县归附，迎接中央政权派来的官员，消灭当地的反叛势力，使岭南与中原真正建立了空前的亲和关系。
冼夫人是个高寿的女人，如果说结婚是她从政的开始，那么到她去世，她从政长达七十余年。从中原文化的坐标去看，那是一个刘勰写《文心雕龙》、颜之推写《颜氏家训》的时代；而他们的南方，一个女人，正威镇海天。她不时回首中原，从盈盈秋波到朦胧慈目，始终是那样和善。中原人士从“隔绝障海”、“水土气毒”的方向看到这种目光很是惊讶和慌乱，此间情景正有点像那个追鹿的青年。
那么，收起弓箭，勒住马缰，也报以温暖的笑容吧。隋朝政府先册封她为宋康郡夫人，后又册封她为谯国夫人，她去世后，又追谥为诚敬夫人。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让我们知道冼夫人年轻时的容貌和风采，但她的魅力似乎是不容怀疑的。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琼州海峡两岸还有几百座冼夫人庙，每年都有纪念活动，自愿参与者动辄数十万，令人吃惊。我的学生文新国毕业后在广东工作，被一个女性保持着千余年的巨大魅力所震撼，花费整整十年时间研究冼夫人，写出了一系列成功的文学作品。在他笔下，冼夫人是现今黎族的先辈俚人，而她的丈夫冯宝则是汉人。这使我突然想起，在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长相特别美丽的民族有好几个，而黎族则是其中之一。黎族姑娘的美首先是眼睛，大海的开阔深沉、热带的炽烈多情全都躲藏在睫毛长长的忽闪间。冼夫人把这种眼神投注给了中华历史，这在中华历史中显得既罕见又俏皮。
一种在依然荒昧、原始背景下的女性化存在——这便是盛唐之前便已确立的海南岛形象。此后，中国将在无穷无尽的民族纷争中走过千百年血腥残杀的路程，但在海南岛却大体平静。
3
由唐至宋，中国的人文版图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文明因子向南倾注。海南岛，是这种整体变化的终极性领受者。
本来中国自殷商以来一直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为经济、政治中心，但是，因重要而产生争夺，因争夺而产生战乱，因战乱而产生流离，每次中原的战乱总引起百姓的纷纷南逃。晋永嘉年间曾发生过因战乱而有数十万北方士人南迁的典故，这典故在唐宋年间越演越烈。诗人李白曾多次看到北方人因社会大乱而像永嘉年间那样夺命南奔的景象，写诗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除了大规模的南奔之外，在政治倾轧中失败的势力常常被贬谪到岭南，某些有隐潜思想的仕人则通过多方选择把这里看作安全地带。
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卷六十五中有一篇传记写一位叫刘隐的岭南军官如何保护由于种种原因而南下的“中朝人士”的，其中提到当时的整体背景：
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版《二十五史》第六册，《新五代史》第八十七页）
这里“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一句，可以李德裕为证。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儿子，自己也做过宰相，在宦海风波中数度当政，最后被政敌贬到海南岛崖州（即今琼山县），才过一年就去世了。这么一个高官的流放，势必是拖家带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孙就在海南岛代代繁衍，据说，今天岛上乐东县大安乡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裔。在岛上住了一千多年，当然已经成了再地道不过的海南人，这些生息于椰林下的普通村民不知道，他们家族在海南的传代系列是在一种强烈的异乡感中开始的。
在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的古代，水急浪高的琼州海峡所造成的心理障碍几乎难以逾越。当时朝廷的当权者也因为这个海峡的存在而把流放海南看作是最严厉、也是最后的一个流放等级，离满门抄斩只有几步之遥了。像李德裕这样被流放到这儿还保留着浓重的“帝京意识”的人，痛苦自然就更大。从留下的诗作看，他也注意到了海南岛的桄榔、椰叶、红槿花，但这一切反都引发起他对故乡风物的思念，结果全成了刺心的由头，什么美感也谈不上了。他没有想到，这种生态环境远比他时时关切的政治环境重要，当他的敌人和朋友全都烟消云散之后，他的后代却要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他竟然没有擦去泪花多看一眼，永远的桄榔、椰叶、红槿花。
海南岛人民把他和其他贬谪海南的四位官员爱称为“五公”进行纪念，认认真真造了庙，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产生在宋代，都是为主张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级别。一时间海南来了那么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张求和的当权者似乎想对这些慷慨激昂的政敌开个小玩笑：你们怎么老是盯着北方疆土做文章，没完没了地念叨着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但这些人不管谁来了都是岛上大事，都应该说几句。
先说李纲。宋高宗时做宰相，后来宋高宗自己改变了主意，也就把他流放到海南岛万安（今万宁）来了。一一二八年十一月李纲和儿子渡海到琼州，向人打听万安的去处，人家说，万安离这里还有五百里路程，僻陋之地，去了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过去难免遭到抢劫，一般人总是先到文昌搭海船过去，如果运气好遇到顺风，三天可以到达那里。李纲一听，大吃一惊，已经到了琼州竟然还有那么多艰难的路程要走！他摇摇头长叹一声，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准备上路，没想才三天，大陆方面来人急急通报，他已经被赦免了。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涕泪交加地高兴了好几天，选了一个吉日，于十二月十六日渡海回去，在海南岛共逗留了三十来天，像一次短期旅游。短期就短期吧，海南岛依然认账，认认真真地算你来过了，而且算你带着冤屈带着气节来过了，供奉在庙堂里永久地纪念下去。
再说赵鼎。也在宋高宗时两度担任宰相，因主张抗金与秦桧闹翻，贬谪海南岛吉阳军（今崖城）。他是一一四五年上岛的，门人故吏不敢再与他通信往来，而秦桧却时时隔海关注着他，他又一直在疾病和饥饿中挣扎。上岛第三年他托人渡海带话给儿子：“秦桧不会放过我，我如果死了，你们也没事了，我如果不死，你们却会麻烦。”于是绝食而死，死前为自己手书了出丧铭旌，文为：
身骑箕尾归天上，
气作山河壮本朝。
与赵鼎同案的是曾任副宰相的李光和曾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他们也在差不多的时候被流放到海南岛。李光与赵鼎有过诗作上的唱和，胡铨来时赵鼎刚刚绝食自尽。李光和胡铨在海南岛住的时间很长，直到一一五六年秦桧死后才返回大陆。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平心静气地来体验海南岛了。尤其是李光，他在海南岛居留十余年直至八十多岁，他的案子曾祸及五十余家，跟随自己一起来海南岛的长子又死在自己前面，自己的案情由于不断被人告发而一再升级，实在也是够惨的，但他的心态越来越强健，原因是他与海南岛产生了认同，可以有滋有味地享受四周的自然风物了。生活十分艰苦，但只要听说市上有猪肉卖，他也会乐呵呵地让小兵通知几个朋友来吃饭：
颜乐箪瓢孔饭蔬，
先生休叹食无鱼。
小兵知我须招客，
市上今晨报有猪。
李光喜欢上了海南，由衷地希望它好起来。他支持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遥想当年孔子曾希望鲁国变成一个文明的周王朝，如果海南也能大力推进儒学教化，孔子的理想说不定要在这里实现呢！“尼父道行千载后，坐令南海变东周。”——他用诗句写出了自己对海南岛的信心。郡学落成那一天，他比谁都高兴。
他甚至并不盼望自己被赦回归，而是浪漫地幻想着如何在琼州海峡间架起一座长桥，把海南岛与大陆联结起来：
海北与海南，
各在天一方。
我老归无期，
两地遥相望。
宴坐桄榔庵，
守此岁月长。
愿子一咄嗟，
跨空结飞梁。
度此往来人，
鱼盐变耕桑！
实在是一种异想天开的祝愿，海南岛已经让他放不下了。
这便是“海南五公”。五公祠二楼的大柱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联，文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
琼崖人士有奇缘。
意思是，这些气节学识都很高的人杰被流放到海南岛，并不是唐代和宋代的统治者缺德，而是我们海南岛的一种缘分，要不然我们怎么结交得了这样的大人物呢！这番意思，这番语句，出于海南人之手，真是憨厚之至，我仰头一读就十分感动。
在被贬海南岛的大人物中，比“五公”更有名的还是那位苏东坡。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岛时已六十多岁，那些与他为敌的政界小人捉弄了他那么多年依然不放过他，最终还要把他驱赶到孤岛上来，要说他对此很超然是不真实的。原先他总以为贬谪到远离京城、远离故乡的广东惠州也就完了，辛辛苦苦在那里造了一栋房，把儿孙一一接过来聚居，刚喘一口气，又一声令下要他渡海。苏东坡想，已经这么老了，到了海南先做一口棺材，再找一块墓地，安安静静等死，葬身海外算了。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严重困难。他自己耕种，自己酿酒，想写字还自己制墨，忧伤常常爬上心头。然而，他毕竟是他，很快在艰难困苦中抬起了专门发现生趣、发现美色的双眼，开始代表中国文明的最高层次，来评价海南岛。
他发现海南岛其实并没有传闻中的所谓毒气，明言“无甚瘴也”。他在流放地凭吊了冼夫人庙，把握住了海岛的灵魂。由此伸发开去，他对黎族进行了考察，还朝拜了黎族的诞生地黎母山，题诗道：“黎母山头白玉簪，古来人物盛江南”，认为历来海南岛所产生的优秀人物之多并不比江南差。
苏东坡在海南过得越来越兴致勃勃。病弱，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寂寂东坡一病翁，
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
一笑哪知是酒红！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只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准备美滋滋地饱餐一顿：
北船不到米如珠，
醉饱萧条半月无。
明日东家当祭灶，
只鸡斗酒定膰吾。
他有好几位姓黎的朋友，经常互相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他吠叫。他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
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一路寻着牛粪摸回去。有两首可爱的短诗记述这种情景：
半醒半醉问诸黎，
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
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
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
溪边自有舞雩风。
最后两句，诗人已把万里天涯当作了理想境界。
春天来了，景象更美，已经长久不填词的苏东坡忍不住又哼出来一阕《减字木兰花》：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
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种压抑不住的喜悦的节奏，谁能想得到竟然出自一位年迈贬官的心头呢。苏东坡在海南岛居留三年后遇赦北归，归途中所吟的两句诗可作为这次经历的总结：
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么说来，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了。文化大师如是说，海南岛也对得起中国文化史了。
至此我们不妨重新来端详一下唐宋时代海南岛的整体形象。无论“五公”的恨，还是苏东坡的冤，它都不清楚。唐宋朝廷的派别和政见，对它来说都太艰深。它没有准备太多的言词可以鼓励受屈者报仇雪恨，它更没有心思和力量去动员人们对抗朝廷。它只有滋润的风，温暖的水，畅快的笑，洁白的牙齿忽闪的眼，大陆的人士来了不管如何伤痕斑斑先住下，既不先听你申诉也不陪着你叹息，只让你在不知不觉间稍稍平静，然后过一段饶有趣味的日子试试看。来了不多久就要回去热烈欢送，盼不到回去的时日也尽管安心。回去时已经恢复名誉为你高兴，回去时依然罪名深重也轻轻慰抚。初来时是青年是老年在所不计，是独身是全家都可安排。离开时彻底搬迁为你挎包抬箱，要留下一些后代继续生活更悉听尊便，椰林下的木屋留着呢。
——这一切，使我想到带有母性美的淳朴村妇。
于是我们也就触及到了有关海南岛的一种拟人化的气质。苏东坡用那样神秘的语气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也该被人们领悟了。老诗人不经意地遇上了一种柔丽平和、崇尚自然的女性文明。
这里所说的女性文明，是一种文化哲学意义的象征说法，与老子“贵柔守雌”的主张有点关系。老子说，养育万物的母性文明（玄牝之门）是绵绵不断的，有时好像若有若无，需要时却用之不尽。他又说，这种文明不管多么雄刚都保持着一种温柔的女性态，虽然不见得多么机智却能固守寻常道义，纯真如婴儿，宽容如溪谷，外部名声欠佳不去管它，内心有点糊涂也不在乎，只见清清浊浊的水流向着自己归注。
4
宋朝的流放把海南搞得如此热闹，海南迎来送往，温和地一笑；宋朝终于气数尽了，流亡将士拥立最后一个皇帝于南海崖山，后又退据海南岛抗元，海南接纳了他们，又温和地一笑；不久元将收买叛兵完全占领海南，海南迟疑片刻也接受了，依然温和地一笑。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间，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事件接连不断，有一个非常琐碎的历史细节肯定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有一天，一艘北来的航船在海南岛南端的崖州靠岸，船上走下来一名来自江苏松江乌泥泾的青年女子，抖抖索索，言语不通，唯一能通的也就是那温和的一笑，当地的黎族姊妹回以一笑，没多说什么就把她安顿了下来。就在这些青年女子间，将会发生一个真正的大事件，使那些名震一时的社会抗争相形见绌。
这位青年女子原是个童养媳，为逃离婆家的凌辱躲进了一条船，没想到这条船走得那么远，更没想到她所到达的这个言语不通的黎族地区恰恰是当时中国和世界的纺织圣地。女人学纺织天经地义，她在黎族姊妹的传授下很快也成了纺织高手。一过三十年，她已五十出头，因思乡心切带着棉纺机具坐船北归。她到松江老家后被人称为黄道婆，成了一位闻名遐迩的棉纺织改革家，从弹花、纺纱到织布的每一道工艺都根据黎族已有的先进技术进行了系统的传授，一种全新的纺织品驰誉神州大地，四方人士赞美道：“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从海南岛黎族姊妹手中汲取了技能，竟然给整个中原都带来了温暖！黄道婆北返时元朝灭宋朝已有十七八年，流放海南的主战派人士的幻想早成泡影，海南给予中原的，不是旧朝的残梦，不是勃郁的血性，而只是纤纤素手中的缕缕棉纱、柔柔布帛。元代统治者是骑着蒙古马、挟着朔风南下的，元代寒冷吗？不怕，海南回来的黄道婆已经“衣被天下”。改朝换代的是非曲直很难争得明白，但不必争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辈都穿过棉衣棉布，都分享过海南岛女性文明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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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易过，到了明代，海南岛开始培育出了接受儒家正规教育而又土生土长的文化名人。苏东坡、李光等流放者当年在教育事业上的播种终于有了收成，契合老子“贵柔守雌”哲学的土地开始需要补充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责任。
最著名的自然是邱浚。还在少年时代，这位出生在海南岛琼山下田村的聪明孩子已经吟出一首以五指山为题的诗。让人吃惊的不是少年吟诗，而是这首诗居然真的把巍巍五指山比作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撑起了中华半壁云天，不仅在云天中摘星、弄云、逗月，而且还要远远地指点中原江山！这不是在伸张一种雄心勃勃、问鼎中原的男子汉精神吗？
果然，这位邱浚科举高中，仕途顺达，直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政绩卓著，官声很好。多年前我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书中曾严厉批评过他写的传奇《五伦全备记》，我至今仍不喜欢这个剧本，但当我接触了不少前所未见的材料之后却对他的人品有了更多的尊重。特别是他官做得越大越思念家乡的那番情意，让我十分动心。孝宗皇帝极信任他，喜欢与他下棋，据说他每下一子就在口中念念有词：“将军，海南钱粮减三分”，皇帝以为是民间下棋的口头禅，也跟着念叨，没想到皇帝一念邱浚就立即下跪谢恩，君无戏言，海南赋税也就减免三分。即便这事带点玩闹性质，年迈的大臣为了故乡扑通跪下的情景还是颇为感人的。邱浚晚年一再要求辞官回乡，写了大量的思乡诗：
百计思归未得归，
梦魂夜夜到庭闱。
愁心苦似丸和胆，
泪点多如线在衣。
老来肌骨怕寒侵，
无夜家园不上心。
预报吾儿扫门径，
乞骸早晚便投簪。
一位早年意欲指点中原江山的高官，到头来只想逃离中原回归故乡，海南岛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邱浚晚年思乡病之严重，在历代官场中都是罕见的。七十老人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回乡呓语，把“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豪情消蚀得差不多了，心中只剩下那个温柔宁静的海岛。
邱浚最终死于北京，回海南的只是他的灵柩。邱浚的后人一代代住在他生前天天想念的下田村，他的曾孙叫邱郊，在村中结识了一个在学问上很用功的朋友，经常过从，这位朋友的名字后来响彻九州，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几乎妇孺皆知了：海瑞。海瑞的行止体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阳刚风骨，甚至身后数百年依然让人害怕让人赞扬。与邱浚一样，海瑞对家乡也是情深意笃：罢了官，就回家乡安静住着，复了职，到了那儿都要踮脚南望。他一直认为海南岛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政善民安、风调雨顺的理想王国，而他的铮铮风骨，正出自于这种朴实的理想。海瑞最后也像邱浚一样死于任上，灵柩回乡抬到琼山县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邱浚和海瑞这两位同村名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幼年丧父，完全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我想这也是他们到老都对故乡有一种深刻依恋感的原因，尽管那时他们的母亲早已不在。冲天撼地的阳刚，冥冥中仍然偎依在女性的怀抱。
他们身居高位而客死异乡，使我联想到海明威笔下那头在“上帝的庙殿”高峰近旁冻僵风干的豹子。海明威问：“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我相信邱浚、海瑞临死前也曾这样自问。答案还没有找到，他们已经冻僵。
冻僵前的最后一个目光，当然投向远处温热的家乡，但在家乡，又有很多豹子愿意向别处出发去寻找一点什么。正当邱浚和海瑞在官任上苦思家乡的时候，家乡的不少百姓却由于种种原因挥泪远航，向南洋和世界其他地方去谋求生路，从天涯走向更远的天涯，这便形成了明清两代不断增加的琼侨队伍。海南的风韵，从此在世界各地播扬。
不管走得多远，关键时刻还得来。一八八七年五月，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回来一位年轻的华侨，他叫宋耀如，专程从美洲赶来看看思念已久的家乡，每天手摇葵扇在路口大树下乘凉，很客气地与乡亲们聊天，住了一个多星期便离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操办人生大事前特到家乡来默默地请一次安。他到了上海即与浙江余姚的女子倪桂珍结婚，他们的三个女儿将对中国的一代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宋氏三姊妹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海南人，现代中国人则从她们高人一筹的见识和仪态万方的姿容中，重新领略了海南的女性文明。
但是，她们一辈子浪迹四海，谁也没能回去。有一天，宋庆龄女士遇见一位原先并不认识的将军，听说将军是海南文昌人就忍不住脱口叫一声“哥哥”，将军也就亲热地叫这位名扬国际的高贵女性“妹妹”。与此同时，远在台湾的宋美龄女士为重印清朝咸丰八年的《文昌县志》郑重其事地执笔题写了书名。
对她们来说，家乡，竟成了真正难于抵达的天涯。
只能贸然叫一声哥哥，只能怅然写一个书名。而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给森然的中国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6
不怕历史学家见笑，以上所述，便是我心目中的海南历史。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感到，我特别看重海南历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我认为这是海南的灵魂。
这并不是胡乱臆断。你看不管这座岛的实际年龄是多少，正儿八经把它纳入中华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岛对整个中国的各种贡献中，最大的一项是由另一位叫黄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现代，还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姊妹名播远近。使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些女性几乎都产生在乱世，冼夫人出现于南北朝时代，黄道婆来往于宋、元两代更替期，宋氏三姊妹则活跃于二十世纪的战乱中，越是乱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总是在乱世，海南岛一次次对整个中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家园文明。苏东坡、李光他们泪涔涔地来了，遇到了家园文明，很快破涕为笑；海瑞、邱浚他们气昂昂地走了，放不下家园文明，终于乐极生悲。海南籍的华侨闯荡四海，在所有的华侨中他们可能是乡土意识最浓的一群，也是由于这种家园文明。
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最终魅力，在于寻常形态的人情物理，在于自然形态的人道民生。本来，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础部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中国，过于漫长的历史，过于发达的智谋，过于铺张的激情，过于讲究的排场，使寻常和自然反而变得稀有。尽管释、儒、道的大师们都曾呼唤它们，但呼唤的原因正在于有太多的失落。
失落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人们就长久地为种种反常的设想激动着、模拟着。怎么成为圣贤？如何做得英豪？大忠大奸怎样划分？丰功伟绩如何创建？什么叫气贯长虹？什么叫名垂青史？什么叫中流砥柱？什么叫平反昭雪？……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题，竟然普及于社会、渗透于历史，而事实上这些命题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实性呢。与之相反，有关一个普通人的存在状态，有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件，有关人类周围的植物和动物，有关世俗风习、人间情怀，虽然天天遇到，人人遇到，处处遇到，却一直被中国主流文化搁弃着、冷落着。于是，偌大一块国土，反常形态严重饱和，寻常形态极其稀薄。事实上并没有几个人做得了圣贤和英豪，那就只能凭借争斗来决定胜负；争斗一旦开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更不会有寻常形态的存身之地了。结果，九州大地时时成为一块广阔无比的“铁板烧”，负载着一个个火烫的话题嗤嗤地冒着热气，失去了可触可摸的正常温度。
幸好有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热和酷寒，让海南岛保留住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固守着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怡然自得。然而，只要它与大陆发生关系，它的这种文明形态就具有了反叛性和挑战性。它对海峡对岸那种反常的激动表现出漠然，它对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表现出蔑视，它让副宰相李光兴冲冲地去打听猪价，它让大诗人苏东坡醉迷迷地去寻觅牛粪，它让朝廷重臣邱浚夜夜垂泪，它让千古清官海瑞乐而忘返，它借用冼夫人和黄道婆的双手，轻松而又麻利地对一个个流落到海南的英雄或败将作寻常化处理，把他洗刷、还原，还原成平静而实在的普通人。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说到底是没有多少是非曲直可言的，而海南岛天真未凿的寻常生态则常常使争斗双方同时显得无聊。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会使参与者和旁观者逐渐迷失，而寻常生态却以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使人们重新清醒，败火理气，返璞归真。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期终于开始了这种返回，实在是中国人，也是二十世纪的莫大福分。
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反常的文化气氛中长大的，周围的一切都在诱使我们努力去做一种不寻常的人。所有听得到的精彩故事都让人热泪盈眶，所有可想像的重要景象都鲜血淋淋。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经常在礼堂里排队听各种战斗故事，礼堂墙壁上画着一幅中国地图，每个战斗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我太小，伸手只能摸到海南岛，抬头一看，海南岛只是中国地图下的一个点，有了这个点，中国也就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大问号。几十年过去了，我到今天才明白，真的，海南岛的存在让整个中国成了大问号。我没有及时被这个问号惊醒于反常的幻想中，拖拖拉拉直到中年，才依稀知道一点寻常和反常。实在太晚了，那种反常的思维模式和奋斗方式，早已把我们的人生灼伤。
7
在飞往海南的飞机上，我一直贴窗俯视。机翼下的群山刚下过雪，黑白分明，犹如版画，越往南飞，线条越见明丽，琼州海峡一过，完全成了一幅水彩画。我想，中国历史上各种黑白分明的图景，一到海南岛也会一一晕化了吧。
色彩浓处，野性犹存。今天的海南岛还有大量的落后乃至混乱亟须改进，但我更不希望看到它自身生态方式的失落。不管多么繁荣多么现代，它对于整个中国版图而言仍然应该是一个人文气息浓重的休闲所在，温暖而祥和，寻常而自然。堵住非人文的工业噪音，删削急功近利的短视作为，使急急赶路的中国人哪怕是在地图上看到它也能获得一种全身心的抚慰。好生安顿下冼夫人的洁白海滩、黄道婆的启航码头、苏东坡的春花春草、宋氏三姊妹的梦中故居，让一切有机会上岛的人都能吟一句“兹游奇绝冠平生”。
如能这样，海南岛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将更加夺目。它过去曾弥补过中国历史的一种重大遗漏，那么今后将会进一步把历史的缺口修复。曾因海南岛而构成问号的中国，将因海南岛而变得更加健全。
又想起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两个追鹿故事。是的，我们历来是驰骋于中原大地的躁急骑手，总在驱逐，总在追赶，不知已经多久。不断地寻找猎物，不断地寻找对手，不断地寻找名声，不断地拉起弓箭。但是前面还有什么路呢，这里已经是天涯海角。猎物回头了，明眸皓齿，嫣然一笑。
嫣然一笑，天涯便成家乡。
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家园的笑，海南的笑，问号便成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