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汉世禁奢之政
汉人议论，无不以风俗之恶，归咎于物力之屈；物力之屈，归咎于用度之奢；用度之奢，归咎于制度之不立者。贾生曰：“淫侈之俗，日日以长。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书·食货志》。严安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澹。民离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缙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燿，以和其心。”王吉曰：“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绳恶于未萌也。”贡禹曰：“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
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狗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大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汉人议论，如此者甚多。故改正制度之事，犹时有之。其大者，欲行井田之政，轻重敛散之法，说已略见于前矣。其于用度，亦欲为之节制。今其可考最早者，为成帝永始四年（前13）之诏，已见第六章第二节。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诏曰：“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淫。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章帝建初二年（77）诏曰：“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取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究非法，宣振威风。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和帝永元十一年（99），诏曰：“吏民逾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永初元年（107），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殚财厚葬”。元初五年（118），诏“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采。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迄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桓帝永兴二年（154），诏“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观此诸诏，知汉世用度，本有程品，特莫之能行耳。《续汉书·舆服志注》载蔡邕表曰：“永平初，诏书下车服制度。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当传万世。臣以为宜集旧事、仪注、本奏以成志也。”
《后汉书·荀爽传》：爽对策陈便宜，欲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督有司，必行其命。皆汉世本有制度之证。《张酺传》：病临死，敕其子曰：“显节陵扫地墓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藁盖庑，施祭其下而已。”此法令不能行之证也。夏侯玄言：“汉文虽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王昶陈治略五事，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治，上下有叙。其论犹与汉人同。《三国志·崔琰传注》引《世语》，言陈思王妻衣绣，大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则其行之颇严。然终成具文者？有司行法，孰肯得罪于巨室？虽有严明之主若魏武，安得事事躬察之乎？《蜀志·董和传》言：和为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和躬率以俭。防遏逾僭，为之轨制。县界豪强，惮和严法，遂说刘璋，转和为巴东属国都尉。此等事盖不少矣。江充为绣衣使者，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贵戚子弟皇恐，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阳球为司隶校尉，权门屏气。诸奢饰之物，皆各缄縢，不敢陈设。韩延寿治颍川，与长老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召信臣治南阳，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张鲁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其地者，不敢不奉。此等皆偶得其人，行诸一时一地，其为效无几。而行之不善，转有徇虚名而受实祸者。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诏，谓“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此等禁令，必仅施诸小民，故和帝有勿因科令，加虐羸弱之戒也。当时贤者，亦有自能守法者。《汉书·王吉传》，言自吉至崇，吉子骏，骏子崇。世名清廉。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蓄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此乃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汉世高官，禄赐颇厚。苟不为后日计，居官奉养，自可鲜明。去位即布衣疏食，彼盖以为法度当然。杨震子孙常蔬食步行；费祎雅性俭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本传《注》引《祎别传》。亦王阳之志也。古人盖以为居官用度，当由官给，至家计则当自谋，不当仰给于官。故诸葛亮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子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然徒恃此一二人，何补于大局哉？
行法禁奢，曾收一时之效者，莫过于建安之世。《三国志·毛玠传》言：玠与崔琰，并典选举。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厉。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注》引《先贤行状》曰：“于时四海翕然，莫不厉行。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拟壶飧之洁，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洁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此等效验，盖已不易致。然激诡之行，徒容隐伪，和洽之言。终不可以持久。加以军人纵恣，法不能驭，名非所歆，故人亡政息，而其堤防遂至大溃矣。《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言大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大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邪？”以大祖之严明，而不能禁军人之居积，况其他乎？诸葛瑾及其子恪并质素，虽在军旅，车无采饰，而恪弟融独为奢绮。潘璋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偏方之国如此，而况中原？曹爽自一时之杰，而以奢败，盖亦风气使然。何夔，史称其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然则何曾之日食万钱，亦有由来。晋初王、石之骄奢，武帝之荒怠，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人情孰不好奢？况于武人之全不知礼义者乎？兵乱之为祸博矣。
汉人议论，无不以风俗之恶，归咎于物力之屈；物力之屈，归咎于用度之奢；用度之奢，归咎于制度之不立者。贾生曰：“淫侈之俗，日日以长。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书·食货志》。严安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澹。民离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缙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燿，以和其心。”王吉曰：“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绳恶于未萌也。”贡禹曰：“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
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狗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大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汉人议论，如此者甚多。故改正制度之事，犹时有之。其大者，欲行井田之政，轻重敛散之法，说已略见于前矣。其于用度，亦欲为之节制。今其可考最早者，为成帝永始四年（前13）之诏，已见第六章第二节。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诏曰：“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淫。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章帝建初二年（77）诏曰：“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取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究非法，宣振威风。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和帝永元十一年（99），诏曰：“吏民逾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永初元年（107），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殚财厚葬”。元初五年（118），诏“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采。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迄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桓帝永兴二年（154），诏“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观此诸诏，知汉世用度，本有程品，特莫之能行耳。《续汉书·舆服志注》载蔡邕表曰：“永平初，诏书下车服制度。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当传万世。臣以为宜集旧事、仪注、本奏以成志也。”
《后汉书·荀爽传》：爽对策陈便宜，欲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督有司，必行其命。皆汉世本有制度之证。《张酺传》：病临死，敕其子曰：“显节陵扫地墓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藁盖庑，施祭其下而已。”此法令不能行之证也。夏侯玄言：“汉文虽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王昶陈治略五事，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治，上下有叙。其论犹与汉人同。《三国志·崔琰传注》引《世语》，言陈思王妻衣绣，大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则其行之颇严。然终成具文者？有司行法，孰肯得罪于巨室？虽有严明之主若魏武，安得事事躬察之乎？《蜀志·董和传》言：和为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和躬率以俭。防遏逾僭，为之轨制。县界豪强，惮和严法，遂说刘璋，转和为巴东属国都尉。此等事盖不少矣。江充为绣衣使者，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贵戚子弟皇恐，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阳球为司隶校尉，权门屏气。诸奢饰之物，皆各缄縢，不敢陈设。韩延寿治颍川，与长老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召信臣治南阳，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张鲁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其地者，不敢不奉。此等皆偶得其人，行诸一时一地，其为效无几。而行之不善，转有徇虚名而受实祸者。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诏，谓“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此等禁令，必仅施诸小民，故和帝有勿因科令，加虐羸弱之戒也。当时贤者，亦有自能守法者。《汉书·王吉传》，言自吉至崇，吉子骏，骏子崇。世名清廉。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蓄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此乃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汉世高官，禄赐颇厚。苟不为后日计，居官奉养，自可鲜明。去位即布衣疏食，彼盖以为法度当然。杨震子孙常蔬食步行；费祎雅性俭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本传《注》引《祎别传》。亦王阳之志也。古人盖以为居官用度，当由官给，至家计则当自谋，不当仰给于官。故诸葛亮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子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然徒恃此一二人，何补于大局哉？
行法禁奢，曾收一时之效者，莫过于建安之世。《三国志·毛玠传》言：玠与崔琰，并典选举。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厉。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注》引《先贤行状》曰：“于时四海翕然，莫不厉行。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拟壶飧之洁，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洁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此等效验，盖已不易致。然激诡之行，徒容隐伪，和洽之言。终不可以持久。加以军人纵恣，法不能驭，名非所歆，故人亡政息，而其堤防遂至大溃矣。《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言大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大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邪？”以大祖之严明，而不能禁军人之居积，况其他乎？诸葛瑾及其子恪并质素，虽在军旅，车无采饰，而恪弟融独为奢绮。潘璋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偏方之国如此，而况中原？曹爽自一时之杰，而以奢败，盖亦风气使然。何夔，史称其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然则何曾之日食万钱，亦有由来。晋初王、石之骄奢，武帝之荒怠，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人情孰不好奢？况于武人之全不知礼义者乎？兵乱之为祸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