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秦汉时地权不均情形
秦、汉之世，工商之流，虽云跋扈，然人民之以农为业者究多，故地权之不均，关系于民生者实大。案地权不均情形，已略见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二节。张禹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案《东方朔传》云：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见第一节。樊重有田三百余顷；见第二节。郑泰有田四百余顷；济南安王光武子。有私田八百顷，奴婢千四百人；此董仲舒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者也。王立使客因南郡大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见《汉书·孙宝传》。苏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后汉书·党锢·刘祜传》。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后汉书·独行·刘翊传》。此仲舒所谓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者也。陈涉少时为人佣耕，第五访少孤贫，亦佣耕以养兄嫂，《后汉书·循吏传》。可见无田者之多。如李悝所计，农民有田百亩，尚极困苦，贡禹自言有田百三十亩，然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被征乃卖田百亩以供车马其证。然地主之于农民，剥削殊甚。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王莽亦云“厥名三十，实十税五”；此苏洵所谓“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者也，贫民复何以自活？荀悦所以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也。见《汉纪·文帝纪》。仲长统云：“今欲张大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莫由。”此为汉儒公有之见解。然其事卒不易行，故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论。时未能行。哀帝即位，师丹辅政，首建其议。孔光为丞相，何武为大司马，即奏请行之。其制：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百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
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食货志》云：“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其时权贵颇有出其私产以予民者。《哀帝纪》：建平元年（前5），大皇大后诏外家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平帝纪》元始二年（2），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平民是也。此特好为名高，不足语于制度。王莽遂断行王田之法，三年而废。自此以后，遂无敢行激烈之举矣。荀悦言：“井田之制，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限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案此即《申鉴》所谓“耕而勿有，以俟制度”也。仲长统《昌言》云：“今者土广民希，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司马朗亦以为宜复井田。谓“往者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则乘乱而行井授，殆为当时论者之公意。然井田之制，不难于法之立，而难于法之行；不难于强行于一时，而难于维持于不敝。何者？缓急人所时有，称贷势不能无以为质，而农民除田宅外，无物可以为质故也。自晋之户调式，至唐之租庸调法，皆行汉人限民名田之论，而卒无验者以此。
汉世土地，在官者尚颇多，观其赏赐可知。如苏武赐公田二顷；卜式赐十顷者再，武帝赐异父姊脩成君公田百顷；见《汉书·外戚传》。哀帝时，董贤赐田至千余顷见《师丹传》。是也。三国时，魏赐满宠仅十顷，盖由其时垦田尚少之故。吕蒙卒后，吴复其田五十顷；蒋钦卒，赐其妻子芜湖田二百顷；则其数不可云菲。诸葛亮自表成都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顷，盖云俭矣。时亦有以公田赋与贫民者宣帝地节元年（前69）、三年（前68），元帝初元元年（前48）、永光元年（前43），后汉明帝永平九年（66），安帝永初元年（107），皆有是诏。章帝元和元年（84），诏令郡国募民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顾耕佣，赁种，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三年（86），北巡狩，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东平郡大守、相曰：“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其所以招徕之者颇殷。至以苑囿假贫民，则元帝初元元年（前48）、二年（前47），章帝建初元年（76），咸有是诏。《后汉书·文苑·黄香传》：迁魏郡大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案武帝时，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亦曰：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者没入田货。哀帝时制，贾人亦不得名田。此所云《田令》，未知为何时令，然汉世商贾名田，法令常加禁止，则较然矣。《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民，亦其事也。其规模最弘远者，当推平帝时罢呼池苑为安民县一事，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汉高帝五年（前202）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又曰：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九年（前198），徙齐、楚大族关中，亦与利田宅。《后汉书·张纲传》：降广陵贼，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可见汉世田宅，尚多在官。俞正燮《癸巳类稿》云：“《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东田之名，郑、王、熊、皇、刘、孔皆不悉，至以为南东其亩之东。案谓之今东田者，汉文帝时洛滨以东，河北燕、赵，及南方旧井地，武帝以后即无之。《史记·秦本纪》云：商鞅开阡陌，东地渡洛，则尽秦地井田皆改，而六国仍以步百为亩，故谓之东田，对秦田言之也。东田之改，在汉武帝时。《汉书·食货志》云：武帝末年诏曰：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案井九百亩，屋三百亩，以千二百亩改五顷，是亩二百四十步也。桓宽《盐铁论》云：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论》作于昭帝时，知制田指武帝也。所以知武帝改是东田者，西田是秦成制，则汉制是改东田。又商鞅言开阡陌，而武帝诏不言十二顷为五顷，而云一井一屋为五顷，明是续开商鞅未开之阡陌，井田至是始尽。合《王制》与《秦本纪》、《食货志》、《盐铁论》读之，东田之义始见，一井一屋之文亦见。而文散义隐，故解者不知也。”读此，知古代遗制，多有存于秦、汉时者。凡物成败，皆非一朝一夕之故，理固宜然。然其事之能行与不能行，则固不以其遗制之有无也。《三国志·仓慈传》：迁敦煌大守。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值。敦煌为新辟之土，而其并兼之烈如此，而况于内郡乎？
秦、汉之世，工商之流，虽云跋扈，然人民之以农为业者究多，故地权之不均，关系于民生者实大。案地权不均情形，已略见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二节。张禹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案《东方朔传》云：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见第一节。樊重有田三百余顷；见第二节。郑泰有田四百余顷；济南安王光武子。有私田八百顷，奴婢千四百人；此董仲舒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者也。王立使客因南郡大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见《汉书·孙宝传》。苏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后汉书·党锢·刘祜传》。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后汉书·独行·刘翊传》。此仲舒所谓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者也。陈涉少时为人佣耕，第五访少孤贫，亦佣耕以养兄嫂，《后汉书·循吏传》。可见无田者之多。如李悝所计，农民有田百亩，尚极困苦，贡禹自言有田百三十亩，然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被征乃卖田百亩以供车马其证。然地主之于农民，剥削殊甚。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王莽亦云“厥名三十，实十税五”；此苏洵所谓“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者也，贫民复何以自活？荀悦所以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也。见《汉纪·文帝纪》。仲长统云：“今欲张大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莫由。”此为汉儒公有之见解。然其事卒不易行，故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论。时未能行。哀帝即位，师丹辅政，首建其议。孔光为丞相，何武为大司马，即奏请行之。其制：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百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
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食货志》云：“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其时权贵颇有出其私产以予民者。《哀帝纪》：建平元年（前5），大皇大后诏外家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平帝纪》元始二年（2），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平民是也。此特好为名高，不足语于制度。王莽遂断行王田之法，三年而废。自此以后，遂无敢行激烈之举矣。荀悦言：“井田之制，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限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案此即《申鉴》所谓“耕而勿有，以俟制度”也。仲长统《昌言》云：“今者土广民希，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司马朗亦以为宜复井田。谓“往者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则乘乱而行井授，殆为当时论者之公意。然井田之制，不难于法之立，而难于法之行；不难于强行于一时，而难于维持于不敝。何者？缓急人所时有，称贷势不能无以为质，而农民除田宅外，无物可以为质故也。自晋之户调式，至唐之租庸调法，皆行汉人限民名田之论，而卒无验者以此。
汉世土地，在官者尚颇多，观其赏赐可知。如苏武赐公田二顷；卜式赐十顷者再，武帝赐异父姊脩成君公田百顷；见《汉书·外戚传》。哀帝时，董贤赐田至千余顷见《师丹传》。是也。三国时，魏赐满宠仅十顷，盖由其时垦田尚少之故。吕蒙卒后，吴复其田五十顷；蒋钦卒，赐其妻子芜湖田二百顷；则其数不可云菲。诸葛亮自表成都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顷，盖云俭矣。时亦有以公田赋与贫民者宣帝地节元年（前69）、三年（前68），元帝初元元年（前48）、永光元年（前43），后汉明帝永平九年（66），安帝永初元年（107），皆有是诏。章帝元和元年（84），诏令郡国募民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顾耕佣，赁种，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三年（86），北巡狩，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东平郡大守、相曰：“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其所以招徕之者颇殷。至以苑囿假贫民，则元帝初元元年（前48）、二年（前47），章帝建初元年（76），咸有是诏。《后汉书·文苑·黄香传》：迁魏郡大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案武帝时，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亦曰：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者没入田货。哀帝时制，贾人亦不得名田。此所云《田令》，未知为何时令，然汉世商贾名田，法令常加禁止，则较然矣。《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民，亦其事也。其规模最弘远者，当推平帝时罢呼池苑为安民县一事，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汉高帝五年（前202）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又曰：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九年（前198），徙齐、楚大族关中，亦与利田宅。《后汉书·张纲传》：降广陵贼，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可见汉世田宅，尚多在官。俞正燮《癸巳类稿》云：“《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东田之名，郑、王、熊、皇、刘、孔皆不悉，至以为南东其亩之东。案谓之今东田者，汉文帝时洛滨以东，河北燕、赵，及南方旧井地，武帝以后即无之。《史记·秦本纪》云：商鞅开阡陌，东地渡洛，则尽秦地井田皆改，而六国仍以步百为亩，故谓之东田，对秦田言之也。东田之改，在汉武帝时。《汉书·食货志》云：武帝末年诏曰：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案井九百亩，屋三百亩，以千二百亩改五顷，是亩二百四十步也。桓宽《盐铁论》云：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论》作于昭帝时，知制田指武帝也。所以知武帝改是东田者，西田是秦成制，则汉制是改东田。又商鞅言开阡陌，而武帝诏不言十二顷为五顷，而云一井一屋为五顷，明是续开商鞅未开之阡陌，井田至是始尽。合《王制》与《秦本纪》、《食货志》、《盐铁论》读之，东田之义始见，一井一屋之文亦见。而文散义隐，故解者不知也。”读此，知古代遗制，多有存于秦、汉时者。凡物成败，皆非一朝一夕之故，理固宜然。然其事之能行与不能行，则固不以其遗制之有无也。《三国志·仓慈传》：迁敦煌大守。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值。敦煌为新辟之土，而其并兼之烈如此，而况于内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