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阴阳数术
第九章
阴阳数术
《汉志》阴阳，为诸子十家之一，数术则别为一略，盖由校书者之异其人，说已见前。论其学，二家实无甚区别。盖数术家陈其数，而阴阳家明其义耳。故今并论之。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曰：“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汉志》亦曰：“阴阳家之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盖所长者在其数，所短者在其义矣。然阴阳家者流，亦非皆拘牵禁忌之徒也。
阴阳家大师，当首推邹衍。《史记》述其学云：“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左礻右几）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此二十一字，疑当在“大并世盛衰”下。“大”当作“及”。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史事地理，均以意推测言之，由今日观之，未免可骇。然宇宙广大无边，决非实验所能尽；实验所不及，势不能不有所据以为推，此则极崇实验者所不能免。邹衍之所据，庸或未必可据；其所推得者，亦未必可信。然先验细物，推而大之，其法固不误也。
庄周有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多闻且当阙疑，何乃驰思大古之初，矫首八荒之外，专腐心于睹记所不及乎？不亦徒劳而无益哉？邹子之意，盖病恒人之所根据，失之于隘也。原理寓于事物。事务繁多，必能博观而深考之，籀其异同，立为公例，所言乃为可信。否则凭狭隘之见闻，立隅曲之陋说，不免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之诮矣。此邹子所以骛心闳远，于睹记之所不及者，必欲有所据以为推也。《盐铁论·论邹》篇谓：“邹子疾晚世儒墨，守一隅而欲知万方。”其意可见。夫于睹记之所不及者，且欲有所据以为推，岂有于共见共闻者，反置而不讲之理？故邹子之学，谓其骛心闳远可；谓其徒骛心于闳远，则不可也。
邹子之学，非徒穷理，其意亦欲以致治也。《汉志》著录衍书，有《邹子》四十九篇，又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其终始之说，见《文选·齐安陆昭王碑注》。谓虞土，夏木，殷金，周火，从所不胜。秦人以周为火德，自以为水德；汉初又自以为土德，皆行其说也。《汉书·严安传》：安上书引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则五德终始之说，原以明政教变易之宜；实犹儒家之通三统，其说必有可观矣。《史记》谓邹奭“颇采邹衍之术”；又谓“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则邹奭似更定有实行之方案者。岂本衍之理论为之邪？《汉志》载《邹奭子》十二篇。又有《公梼生终始》十四篇，《注》曰：“传邹奭终始。”岂即传其所定实行之方案者邪？虽不可知，然其说必非汉之方士经生，徒求之服饰械器之末者可比矣，而惜乎其无传也。
《史记·项羽本纪》载范增说项梁，引楚南公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汉志》阴阳家，有《南公》三十一篇。《注》曰：“六国时。”《史记正义》曰：“服虔云：三户，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峡名也，在邺西三十里。……南公辨阴阳，识废兴之数，知秦亡必于三户，故出此言。后项羽果渡三户津，破章邯军，降章邯，秦遂亡。”说近附会。果如所言，虽字何解？况上文曰：“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仅为亡国怨愤之词，绝未涉及预言之义邪？然《汉志》谓南公在六国时，而《集解》引徐广，亦谓其善言阴阳，则必为一人可知。岂范增引南公此言，虽无以为预言之意，而楚人之重南公之言而传之，则实以其为阴阳家有前识故邪？若然，则当时之阴阳家，不独能如邹衍之顺以臧往，并能逆以知来矣，或不免泥于小数之讥也？
《汉志》天文家，有《图书秘记》十七篇。此未必即后世之谶纬。《后汉书·张衡传》载衡之言曰“：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则《七略》中不得有谶。然谶纬之作，有取于天文家者必多，则可断言也。历谱家有《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使其书亦如《史记》世表、年表之类，安得入之数术？当入之春秋家矣。疑亦必有如《春秋纬》所谓“自开辟至于获麟，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等怪迂之说矣。此说如确，则其所用之术，颇与邹衍相类。故知学术思想，无孑然独立者，并时之人，必或与之相出入也。
《洪范》五行，汉人多以之言灾异，殊不足取，然亦自为当时一种哲学。若更读《白虎通义·五行》篇，则其网罗周遍，尤有可惊者。此篇于一切现象，几无不以五行生克释之，其说亦间有可采，犹蓍龟本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而《易》亦成为哲学也。
诸家中思想特异者，当推形法。《汉志》曰：“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宫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成也。此今哲学所谓惟物论也。《汉志》又曰：“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则驳惟物之说者也。中国哲学，多偏于玄想，惟此派独立物质为本。使能发达，科学或且由是而生，惜其未能耳。
《汉志》数术略六家，其书无一存者。惟《山海经》，形法家著录十三篇，今传世者十八篇，因多信其书非全伪。然今之所传，必非《汉志》之所著录，不在篇数多少之间也。《汉志》“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宫舍”，二语相连。“大举九州之势”，乃为“以立城郭宫舍”言之。谓九州地势不同，立城郭宫舍之法，各有所宜也。《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盖即此理。《管子·度地》篇所载，则其遗法之仅存者也。《汉志》著录之书：曰《国朝》，曰《宫宅地形》，皆“立城郭宫舍之法”。曰《相人》，曰《相宝剑刀》，曰《相六畜》，则所谓“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者。
《山海经》一书，盖必与“大举九州之势”有关，然仍必归宿于“立城郭宫舍之法”，乃得著录于形法家。若如今之《山海经》，则全是记山川及所祀之神，与形法何涉？《汉书·郊祀志》，载汉时所祠山川极多。多由方士所兴。方士虽怪迂，其所兴祠，亦不能全行凿孔；必其地旧有此说。今之《山海经》，盖当时方士，记各地方之山川，及其所祀之神者，此以大部分言。其又一部分，则后人以当时所知之外国地理附益之。此说甚长，当别论。乃宗教家之书，非形法家言，并非地理书也。以《汉志》体例论，当援《封禅群祀》之例，入之礼家耳，与形法何涉？
阴阳数术
《汉志》阴阳，为诸子十家之一，数术则别为一略，盖由校书者之异其人，说已见前。论其学，二家实无甚区别。盖数术家陈其数，而阴阳家明其义耳。故今并论之。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曰：“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汉志》亦曰：“阴阳家之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盖所长者在其数，所短者在其义矣。然阴阳家者流，亦非皆拘牵禁忌之徒也。
阴阳家大师，当首推邹衍。《史记》述其学云：“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左礻右几）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此二十一字，疑当在“大并世盛衰”下。“大”当作“及”。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史事地理，均以意推测言之，由今日观之，未免可骇。然宇宙广大无边，决非实验所能尽；实验所不及，势不能不有所据以为推，此则极崇实验者所不能免。邹衍之所据，庸或未必可据；其所推得者，亦未必可信。然先验细物，推而大之，其法固不误也。
庄周有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多闻且当阙疑，何乃驰思大古之初，矫首八荒之外，专腐心于睹记所不及乎？不亦徒劳而无益哉？邹子之意，盖病恒人之所根据，失之于隘也。原理寓于事物。事务繁多，必能博观而深考之，籀其异同，立为公例，所言乃为可信。否则凭狭隘之见闻，立隅曲之陋说，不免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之诮矣。此邹子所以骛心闳远，于睹记之所不及者，必欲有所据以为推也。《盐铁论·论邹》篇谓：“邹子疾晚世儒墨，守一隅而欲知万方。”其意可见。夫于睹记之所不及者，且欲有所据以为推，岂有于共见共闻者，反置而不讲之理？故邹子之学，谓其骛心闳远可；谓其徒骛心于闳远，则不可也。
邹子之学，非徒穷理，其意亦欲以致治也。《汉志》著录衍书，有《邹子》四十九篇，又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其终始之说，见《文选·齐安陆昭王碑注》。谓虞土，夏木，殷金，周火，从所不胜。秦人以周为火德，自以为水德；汉初又自以为土德，皆行其说也。《汉书·严安传》：安上书引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则五德终始之说，原以明政教变易之宜；实犹儒家之通三统，其说必有可观矣。《史记》谓邹奭“颇采邹衍之术”；又谓“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则邹奭似更定有实行之方案者。岂本衍之理论为之邪？《汉志》载《邹奭子》十二篇。又有《公梼生终始》十四篇，《注》曰：“传邹奭终始。”岂即传其所定实行之方案者邪？虽不可知，然其说必非汉之方士经生，徒求之服饰械器之末者可比矣，而惜乎其无传也。
《史记·项羽本纪》载范增说项梁，引楚南公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汉志》阴阳家，有《南公》三十一篇。《注》曰：“六国时。”《史记正义》曰：“服虔云：三户，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峡名也，在邺西三十里。……南公辨阴阳，识废兴之数，知秦亡必于三户，故出此言。后项羽果渡三户津，破章邯军，降章邯，秦遂亡。”说近附会。果如所言，虽字何解？况上文曰：“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仅为亡国怨愤之词，绝未涉及预言之义邪？然《汉志》谓南公在六国时，而《集解》引徐广，亦谓其善言阴阳，则必为一人可知。岂范增引南公此言，虽无以为预言之意，而楚人之重南公之言而传之，则实以其为阴阳家有前识故邪？若然，则当时之阴阳家，不独能如邹衍之顺以臧往，并能逆以知来矣，或不免泥于小数之讥也？
《汉志》天文家，有《图书秘记》十七篇。此未必即后世之谶纬。《后汉书·张衡传》载衡之言曰“：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则《七略》中不得有谶。然谶纬之作，有取于天文家者必多，则可断言也。历谱家有《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使其书亦如《史记》世表、年表之类，安得入之数术？当入之春秋家矣。疑亦必有如《春秋纬》所谓“自开辟至于获麟，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等怪迂之说矣。此说如确，则其所用之术，颇与邹衍相类。故知学术思想，无孑然独立者，并时之人，必或与之相出入也。
《洪范》五行，汉人多以之言灾异，殊不足取，然亦自为当时一种哲学。若更读《白虎通义·五行》篇，则其网罗周遍，尤有可惊者。此篇于一切现象，几无不以五行生克释之，其说亦间有可采，犹蓍龟本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而《易》亦成为哲学也。
诸家中思想特异者，当推形法。《汉志》曰：“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宫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成也。此今哲学所谓惟物论也。《汉志》又曰：“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则驳惟物之说者也。中国哲学，多偏于玄想，惟此派独立物质为本。使能发达，科学或且由是而生，惜其未能耳。
《汉志》数术略六家，其书无一存者。惟《山海经》，形法家著录十三篇，今传世者十八篇，因多信其书非全伪。然今之所传，必非《汉志》之所著录，不在篇数多少之间也。《汉志》“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宫舍”，二语相连。“大举九州之势”，乃为“以立城郭宫舍”言之。谓九州地势不同，立城郭宫舍之法，各有所宜也。《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盖即此理。《管子·度地》篇所载，则其遗法之仅存者也。《汉志》著录之书：曰《国朝》，曰《宫宅地形》，皆“立城郭宫舍之法”。曰《相人》，曰《相宝剑刀》，曰《相六畜》，则所谓“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者。
《山海经》一书，盖必与“大举九州之势”有关，然仍必归宿于“立城郭宫舍之法”，乃得著录于形法家。若如今之《山海经》，则全是记山川及所祀之神，与形法何涉？《汉书·郊祀志》，载汉时所祠山川极多。多由方士所兴。方士虽怪迂，其所兴祠，亦不能全行凿孔；必其地旧有此说。今之《山海经》，盖当时方士，记各地方之山川，及其所祀之神者，此以大部分言。其又一部分，则后人以当时所知之外国地理附益之。此说甚长，当别论。乃宗教家之书，非形法家言，并非地理书也。以《汉志》体例论，当援《封禅群祀》之例，入之礼家耳，与形法何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