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农家
第八章
农家
农家之学，分为二派：一言种树之事。如《管子·地员》, 《吕览》中《任地》《辨土》《审时》诸篇是也。一则关涉政治。《汉志》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君臣并耕，乃《孟子》所载。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之说。神农二字，乃农业之义，非指有天下之炎帝其人。“为神农之言”，犹言治农家之学耳。《汉志》著录，首《神农》二十篇。《注》曰：“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今《管子书·揆度》篇，实引《神农之教》。
《揆度》为《管子·轻重》之一。《轻重》诸篇，有及越梁事者，正六国时书。则《轻重》诸篇，皆农家言也。又有《宰氏》十七篇。《注》曰：“不知何世。”案《史记·货殖列传集解》引《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而《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下引《范蠡传》曰：“陶朱公师计然，姓宰氏，字文子，葵丘濮上人。”近人谓据此则唐人所见《集解》，辛氏本作宰氏。案宰氏果即计然，刘、班无缘不知。或后人正因《汉志》之书，附会计然之姓。然必计然事迹学说，本与农家有关，乃启后人附会之端。则《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生计学说，又多农家言矣。
盖交易之行，本在农业肇兴之世。农业社会，虽一切多能自给，而分工稍密，交易已不能无。又其时交易，率由农民兼营，尚未成为专业，故食货两字，古人往往连言。至东周而后，商业日盛，“谷不足而货有余”, 《前汉纪》卷七语。附庸已蔚为大国，而农商二业，犹视为一家之学也。
《管子·轻重》诸篇，所言不外三事：（一）制民之产，（二）盐铁山泽，（三）蓄藏敛散。制民之产，为农业社会制治之原。然东周以后之政治，有不能以此尽者。盖人民生活程度日高，社会分工合作益密。则日常生活，有待于交易者日多，而兼并因之而起。兼并之大者，一由山泽之地，渐为私家所占。二则工官之职，渐归私家所营。三则“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于是“蓄贾游于市，乘民之急，百倍其本”，遂使“知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矣。《管子·国蓄》。土地任人私占；一切事业，皆任人私营；交易赢绌，亦听其自然，官不过问。此在后世，习以为常，在古代则视为反常之事。故言社会生计者，欲将盐铁等业，收归官营；人民之借贷，由官主之，物价之轻重，亦由官制之也。此为农家言之本义。以此富国而倾敌，则其副作用耳。汉世深通此术者为桑弘羊，读《盐铁论》可知。惜其持论虽高，及其行之，则仅为筹款之策。王莽六管及司市泉府，所行亦此派学说。惜乎亦未有以善其后也。
此派学说，必深观百物之盈虚消息，故用其术亦可以富家。《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计然、范蠡、白圭之徒是也。计然之说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此盖深观市情，以求制驭之之术。其观察所得，为“贵上极反贱，贱下极反贵”。故白圭“乐观时变”,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也。其行之之术，重于“择人而任时”。故“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鸷鸟猛兽之发”。白圭又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其术则可谓善矣。然徒以之富家，终非治道术者之本意也。
轻重一派，深知社会生计之进化，出于自然，无可违逆。《史记·货殖列传》曰：“老子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此极言日趋繁盛之社会，断不能以人力挽之，使返于榛狉之世也。社会改革，当从组织加之意。至于生利之术之进步，人民对天然知识之增加，暨其享用之饶足，与风气之薄恶，了不相干。恶末世之浇漓，遂欲举一切物质文明，悉加毁弃，正医家所谓诛伐无过；不徒事不可行，本亦药不对证也。此义论道家时已详言之。观《史记》之言，则古人久知之矣。
轻重一派，近乎今之国家社会主义。许行之言，则几于无政府主义矣。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其徒陈相则曰“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云云。此等说，今人无不闻而骇，而无庸骇也。郅治之极，必也荡荡平平，毫无阶级。而阶级之兴，首由生计。政治既成职业，从事于此者，势必视为衣食之图，其利害遂与民相反，政治总无由臻于极轨，论墨学时已言之。许行必欲返诸并耕，盖由于此。
其于物价，欲专论多寡，不计精粗，亦欲率天下而返于平等。孟子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巨屦小屦同价，人岂为之哉？”谓精粗同价，必无肯为其精者。而不知许子之意，正欲汰其精而存其粗也。此似举社会之文明而破坏之者。然至全社会之生计皆进步时，物之精者将自出。若大多数人，皆不能自给，而糜人工物力，造精巧之物，以供少数人之用，则衡以大同郅治之义，本属不能相容。许子之言，自有其理。特习于小康若乱世之俗者，不免视为河汉耳。
农家
农家之学，分为二派：一言种树之事。如《管子·地员》, 《吕览》中《任地》《辨土》《审时》诸篇是也。一则关涉政治。《汉志》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君臣并耕，乃《孟子》所载。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之说。神农二字，乃农业之义，非指有天下之炎帝其人。“为神农之言”，犹言治农家之学耳。《汉志》著录，首《神农》二十篇。《注》曰：“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今《管子书·揆度》篇，实引《神农之教》。
《揆度》为《管子·轻重》之一。《轻重》诸篇，有及越梁事者，正六国时书。则《轻重》诸篇，皆农家言也。又有《宰氏》十七篇。《注》曰：“不知何世。”案《史记·货殖列传集解》引《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而《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下引《范蠡传》曰：“陶朱公师计然，姓宰氏，字文子，葵丘濮上人。”近人谓据此则唐人所见《集解》，辛氏本作宰氏。案宰氏果即计然，刘、班无缘不知。或后人正因《汉志》之书，附会计然之姓。然必计然事迹学说，本与农家有关，乃启后人附会之端。则《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生计学说，又多农家言矣。
盖交易之行，本在农业肇兴之世。农业社会，虽一切多能自给，而分工稍密，交易已不能无。又其时交易，率由农民兼营，尚未成为专业，故食货两字，古人往往连言。至东周而后，商业日盛，“谷不足而货有余”, 《前汉纪》卷七语。附庸已蔚为大国，而农商二业，犹视为一家之学也。
《管子·轻重》诸篇，所言不外三事：（一）制民之产，（二）盐铁山泽，（三）蓄藏敛散。制民之产，为农业社会制治之原。然东周以后之政治，有不能以此尽者。盖人民生活程度日高，社会分工合作益密。则日常生活，有待于交易者日多，而兼并因之而起。兼并之大者，一由山泽之地，渐为私家所占。二则工官之职，渐归私家所营。三则“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于是“蓄贾游于市，乘民之急，百倍其本”，遂使“知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矣。《管子·国蓄》。土地任人私占；一切事业，皆任人私营；交易赢绌，亦听其自然，官不过问。此在后世，习以为常，在古代则视为反常之事。故言社会生计者，欲将盐铁等业，收归官营；人民之借贷，由官主之，物价之轻重，亦由官制之也。此为农家言之本义。以此富国而倾敌，则其副作用耳。汉世深通此术者为桑弘羊，读《盐铁论》可知。惜其持论虽高，及其行之，则仅为筹款之策。王莽六管及司市泉府，所行亦此派学说。惜乎亦未有以善其后也。
此派学说，必深观百物之盈虚消息，故用其术亦可以富家。《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计然、范蠡、白圭之徒是也。计然之说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此盖深观市情，以求制驭之之术。其观察所得，为“贵上极反贱，贱下极反贵”。故白圭“乐观时变”,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也。其行之之术，重于“择人而任时”。故“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鸷鸟猛兽之发”。白圭又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其术则可谓善矣。然徒以之富家，终非治道术者之本意也。
轻重一派，深知社会生计之进化，出于自然，无可违逆。《史记·货殖列传》曰：“老子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此极言日趋繁盛之社会，断不能以人力挽之，使返于榛狉之世也。社会改革，当从组织加之意。至于生利之术之进步，人民对天然知识之增加，暨其享用之饶足，与风气之薄恶，了不相干。恶末世之浇漓，遂欲举一切物质文明，悉加毁弃，正医家所谓诛伐无过；不徒事不可行，本亦药不对证也。此义论道家时已详言之。观《史记》之言，则古人久知之矣。
轻重一派，近乎今之国家社会主义。许行之言，则几于无政府主义矣。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其徒陈相则曰“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云云。此等说，今人无不闻而骇，而无庸骇也。郅治之极，必也荡荡平平，毫无阶级。而阶级之兴，首由生计。政治既成职业，从事于此者，势必视为衣食之图，其利害遂与民相反，政治总无由臻于极轨，论墨学时已言之。许行必欲返诸并耕，盖由于此。
其于物价，欲专论多寡，不计精粗，亦欲率天下而返于平等。孟子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巨屦小屦同价，人岂为之哉？”谓精粗同价，必无肯为其精者。而不知许子之意，正欲汰其精而存其粗也。此似举社会之文明而破坏之者。然至全社会之生计皆进步时，物之精者将自出。若大多数人，皆不能自给，而糜人工物力，造精巧之物，以供少数人之用，则衡以大同郅治之义，本属不能相容。许子之言，自有其理。特习于小康若乱世之俗者，不免视为河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