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卞寄秋是什么时候离开田家堡的？”
“今年春天。”
这个答案在不同人的嘴里重复了好几遍。
“你看见她走了吗？”
“她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
一个大活人离开，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连住在身边，长时间接触的人都不知道。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她没有跟你说她要走吗？”
“没有——她一个字也没有提，她平时话很少。不过，她走的时候，应该跟我说一声。”
“为什么？”
“她经常到小店来买东西，每次邮递员送信，特别是送包裹的时候，都是我喊她，她不在屋子里，我就帮她收着，这是她当着我的面跟邮递员说的，如果她不在的话，就把东西交给我。这城里的娃——又是一个女娃，离开父母，到咱们这穷地方来，多不容易啊！咱们能帮衬就帮衬一点。可她说走就走了，最起码得吱一声啊！我看——这城里人就是没有咱们乡下人实诚。”田巧珍言语之中多少有点怨气。
“大嫂，你没有看到卞寄秋收拾行李吗？”
“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要不，我们怎么会觉得她走得很突然呢。对啊！林静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她还把一床旧毛毯送给我，把两床被子送给了铁匠。”
“大嫂，信和东西都是她父母寄来的吗？”
“可不是吗。”
“卞寄秋跟你提过自己的父母了吗？”
“没有。她从来不提自己的父母，也不提她的家。每次，她父母寄东西来，我问她，是不是父母寄来的？她只是笑笑。对了，去年冬天，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来找她——这个人姓武，我听卞寄秋喊她武老师，当时，卞寄秋不在，我就让武老师在我的小店坐了一会。”
“这个武老师有没有跟你提到卞寄秋的父母呢？”
“我就是要说这事。我是想问来着，林静的母亲和王博伟他爹隔三差四到田家堡来看孩子，我从来没有看见卞寄秋的父母到田家堡来过。可武老师口风很紧——她只字未提卞寄秋的父母的事情，她只说自己是陈老师的同事——卞寄秋的母亲姓陈。”
卞寄秋走的很蹊跷。竟然没有一个人亲眼看见她离开田家堡，就跟人间蒸发一样。
吃过饭以后，欧阳平一行三人离开了田家堡。
三个人坐公共汽车赶到了浦口，前面已经交代过了，浦口是区政府的所在地，区政府的建筑是典型的欧式风格的建筑，浦口最早是一个码头，英国人来了以后，这里又多了一个火车站，于是在浦口出现了不少欧式建筑，浦口火车站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浦口区政府的建筑就是在那个时期留下来的。
欧阳平从来没有去过知青办，在门卫师傅的指引下，三个人走进了西北角上的一座独立的小洋楼，门口有几级台阶，大门两旁挂着四个白底黑字的木牌子，其中一个就是知青安置办。
从门口走出一个女同志，手上拿着一沓文件。
“请问同志，知青安置办在楼上还是楼下？”
“你们是——”
“我们是东门镇公安分局的——我叫欧阳平。”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朱主任在吗？我们想找朱主任了解一点情况。”
“我就是知青办的，朱主任在，请跟我来。”女同志折回头。
三个人跟在女同志后面上了台阶。
知青安置办在二楼，走上仄仄的楼梯口，就能看见一间屋子的门头上写着三个字：“知青办”。门虚掩着。
女同志轻轻地推开门，朝里间喊道：“朱主任，公安局的同志有事找您。”
知青办的办公室有内外两间，外间靠窗的地方放着两张办公桌，其中一张办公桌上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他正在看报纸，手上抱着一杯茶——茶杯里面冒着热气。他的后面立着几个档案柜，对面墙上贴着一张行政区划图，图上面插了一些小红旗——大概是知青点的标志。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从里间走了出来：“哟，原来是欧阳科长啊！稀客——稀客——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快请进——快请进，小李，倒三杯茶来。”朱主任的头上戴着一顶用毛线编织的绛色的鸭舌帽，上身穿一件灰色中山装，中山装的下摆是翘起来的，因为他的肚子比较大；他的下身穿一件蓝颜色的咔叽裤，脚上穿着一双棕色的皮鞋。
将同志们领上楼的就是小王。
“欧阳科长，你是一个大忙人，到我们知青安置办来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朱主任看了看李文化和小曹，一下子来了三个人，这事情能小吗！
欧阳平从口袋里面掏出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递给了朱主任：“无事不登三宝殿，朱主任，我们到您这里来——是想了解一下这两个知青的家庭情况——你们这里应该有他们的资料。”
朱主任接过笔记本：“林静，卞寄秋。”朱主任读出了声，他一边读，一边望着欧阳平的脸，眼镜里面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朱主任，是这么回事情，我们正在接手一起凶杀案——我们在瓢儿井的田家大塘挖出一具女人的尸体——尸体被分成三部分，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怀疑这个女人有可能是插队知青卞寄秋——只是怀疑——我们正在调查。”
朱主任的表情立刻凝重起来：“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林静已经回城去了，前天，林主任亲自到我们知青办来了一趟。”
“林主任是谁？”
“就是林静的父亲，他刚恢复工作不久，在荆南军区政治部工作。”
“照这么讲，林静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回城的。”
“是这样，名额是从市里面下来的，林主任这样做，是不想让别人说闲话。”朱主任走到门口，“小刘，你把文峰公社知青的档案拿给我们。”
不一会，王小姐端了三杯热气直冒的茶水递了进来，紧接着，刚才坐在外面的戴眼镜的男同志拿着一沓资料走了进来：“主任，您要找谁的档案？”
“小刘，你把卞寄秋的档案资料找出来。”
一沓资料的封面上写着四个大字：“文峰大队”
三个人的眼睛紧盯着刘同志的手指，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这一沓资料大概有一百多份。
两分钟以后，刘同志停住了。
“朱主任，就是这张——卞寄秋。”刘同志将卞寄秋的档案表从档案夹里面抽了出来。
“欧阳科长，你请看。”朱主任将表格递给了欧阳平。
欧阳平接过表格，李文化将脑袋凑了上去。
表格上写着：卞寄秋，性别，女；出生年月日，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死者的年龄在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从一九四八年二月到一九七零年春天，时间是二十二年，和卞寄秋的年龄正好吻合。
“今年春天。”
这个答案在不同人的嘴里重复了好几遍。
“你看见她走了吗？”
“她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
一个大活人离开，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连住在身边，长时间接触的人都不知道。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她没有跟你说她要走吗？”
“没有——她一个字也没有提，她平时话很少。不过，她走的时候，应该跟我说一声。”
“为什么？”
“她经常到小店来买东西，每次邮递员送信，特别是送包裹的时候，都是我喊她，她不在屋子里，我就帮她收着，这是她当着我的面跟邮递员说的，如果她不在的话，就把东西交给我。这城里的娃——又是一个女娃，离开父母，到咱们这穷地方来，多不容易啊！咱们能帮衬就帮衬一点。可她说走就走了，最起码得吱一声啊！我看——这城里人就是没有咱们乡下人实诚。”田巧珍言语之中多少有点怨气。
“大嫂，你没有看到卞寄秋收拾行李吗？”
“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要不，我们怎么会觉得她走得很突然呢。对啊！林静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她还把一床旧毛毯送给我，把两床被子送给了铁匠。”
“大嫂，信和东西都是她父母寄来的吗？”
“可不是吗。”
“卞寄秋跟你提过自己的父母了吗？”
“没有。她从来不提自己的父母，也不提她的家。每次，她父母寄东西来，我问她，是不是父母寄来的？她只是笑笑。对了，去年冬天，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来找她——这个人姓武，我听卞寄秋喊她武老师，当时，卞寄秋不在，我就让武老师在我的小店坐了一会。”
“这个武老师有没有跟你提到卞寄秋的父母呢？”
“我就是要说这事。我是想问来着，林静的母亲和王博伟他爹隔三差四到田家堡来看孩子，我从来没有看见卞寄秋的父母到田家堡来过。可武老师口风很紧——她只字未提卞寄秋的父母的事情，她只说自己是陈老师的同事——卞寄秋的母亲姓陈。”
卞寄秋走的很蹊跷。竟然没有一个人亲眼看见她离开田家堡，就跟人间蒸发一样。
吃过饭以后，欧阳平一行三人离开了田家堡。
三个人坐公共汽车赶到了浦口，前面已经交代过了，浦口是区政府的所在地，区政府的建筑是典型的欧式风格的建筑，浦口最早是一个码头，英国人来了以后，这里又多了一个火车站，于是在浦口出现了不少欧式建筑，浦口火车站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浦口区政府的建筑就是在那个时期留下来的。
欧阳平从来没有去过知青办，在门卫师傅的指引下，三个人走进了西北角上的一座独立的小洋楼，门口有几级台阶，大门两旁挂着四个白底黑字的木牌子，其中一个就是知青安置办。
从门口走出一个女同志，手上拿着一沓文件。
“请问同志，知青安置办在楼上还是楼下？”
“你们是——”
“我们是东门镇公安分局的——我叫欧阳平。”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朱主任在吗？我们想找朱主任了解一点情况。”
“我就是知青办的，朱主任在，请跟我来。”女同志折回头。
三个人跟在女同志后面上了台阶。
知青安置办在二楼，走上仄仄的楼梯口，就能看见一间屋子的门头上写着三个字：“知青办”。门虚掩着。
女同志轻轻地推开门，朝里间喊道：“朱主任，公安局的同志有事找您。”
知青办的办公室有内外两间，外间靠窗的地方放着两张办公桌，其中一张办公桌上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他正在看报纸，手上抱着一杯茶——茶杯里面冒着热气。他的后面立着几个档案柜，对面墙上贴着一张行政区划图，图上面插了一些小红旗——大概是知青点的标志。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从里间走了出来：“哟，原来是欧阳科长啊！稀客——稀客——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快请进——快请进，小李，倒三杯茶来。”朱主任的头上戴着一顶用毛线编织的绛色的鸭舌帽，上身穿一件灰色中山装，中山装的下摆是翘起来的，因为他的肚子比较大；他的下身穿一件蓝颜色的咔叽裤，脚上穿着一双棕色的皮鞋。
将同志们领上楼的就是小王。
“欧阳科长，你是一个大忙人，到我们知青安置办来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朱主任看了看李文化和小曹，一下子来了三个人，这事情能小吗！
欧阳平从口袋里面掏出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递给了朱主任：“无事不登三宝殿，朱主任，我们到您这里来——是想了解一下这两个知青的家庭情况——你们这里应该有他们的资料。”
朱主任接过笔记本：“林静，卞寄秋。”朱主任读出了声，他一边读，一边望着欧阳平的脸，眼镜里面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朱主任，是这么回事情，我们正在接手一起凶杀案——我们在瓢儿井的田家大塘挖出一具女人的尸体——尸体被分成三部分，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怀疑这个女人有可能是插队知青卞寄秋——只是怀疑——我们正在调查。”
朱主任的表情立刻凝重起来：“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林静已经回城去了，前天，林主任亲自到我们知青办来了一趟。”
“林主任是谁？”
“就是林静的父亲，他刚恢复工作不久，在荆南军区政治部工作。”
“照这么讲，林静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回城的。”
“是这样，名额是从市里面下来的，林主任这样做，是不想让别人说闲话。”朱主任走到门口，“小刘，你把文峰公社知青的档案拿给我们。”
不一会，王小姐端了三杯热气直冒的茶水递了进来，紧接着，刚才坐在外面的戴眼镜的男同志拿着一沓资料走了进来：“主任，您要找谁的档案？”
“小刘，你把卞寄秋的档案资料找出来。”
一沓资料的封面上写着四个大字：“文峰大队”
三个人的眼睛紧盯着刘同志的手指，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这一沓资料大概有一百多份。
两分钟以后，刘同志停住了。
“朱主任，就是这张——卞寄秋。”刘同志将卞寄秋的档案表从档案夹里面抽了出来。
“欧阳科长，你请看。”朱主任将表格递给了欧阳平。
欧阳平接过表格，李文化将脑袋凑了上去。
表格上写着：卞寄秋，性别，女；出生年月日，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死者的年龄在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从一九四八年二月到一九七零年春天，时间是二十二年，和卞寄秋的年龄正好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