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我们的蕾蒂西娅之年
57 我们的蕾蒂西娅之年
最近以来，我的调查让我陷入了悲伤。这是必须停下来的信号。但在此之前，我想向那些帮助过我的人说一声再见。
在同意与我会面的人中，没有一个愿意被列在前面。他们都详细解释说，他们希望先向他们的团队致敬，没有这个团队什么都做不成。他们这样做，也符合证人的定义：在其他人面前消失。
在这些事情结束了一个半月之后，拉维奥莱特女士崩溃了。在她休完病假回来之后，她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一些年轻人和家庭，给救助中心和合作者写了十来封信，向他们宣布自己准备离去。在担任了12年的专业感化工作者之后，她成了雷茨地区省议会的“年轻人的参照”：她支持市镇工作，和地区性组织一起工作，推动着一个致力于青年融入社会的组织。她不再从事个体化的监管。蕾蒂西娅的失踪对她来说是一次创伤：她怀有强烈的愧疚感，她没能知道，没能看到，也束手无策。
西部地区的记者没有一个忘掉过这几个星期。i-télé的让—米歇尔·德·卡兹还会回想起格扎维埃·龙桑站在蓝洞岸边时的表情。他没有出席媒体发布会，因为他还在天上，但是他当晚看了电视：“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了一个显眼的检察官，他用的是更为精确更为严肃的语汇。这对他来说绝非易事。我还没碰见过这样可怕的社会新闻。”
3个月之后，亚历山德拉·蒂尔卡着手杜邦·德利格内斯一案，一个母亲和她的4个孩子被杀害后，被埋在了他们家的房子下面。接下来则是，南特市长被任命为总理，一次旺代环球航海赛，反对朗德圣母机场的建造规划。今天，亚历山德拉·蒂尔卡不再处于游离状态。她成了法新社雷恩分社的主编，但是她从来没有忘记过波尔尼克的那个顽童，她喜气的双眼，她动人的笑容，她的诀别信，罗杰尔路，勒加斯波的库房，拉沃的池塘，宪兵队那些嗅着泥泞田野的警犬，那些在灰暗天空下、在冰冷的细雨里目睹搜寻行动的日子。
一个记者是没有表达感情的时机的，我要说，对于亚历山德拉·蒂尔卡而言，这种单调的旋律在她于2011至2015年间写下的数百份法新社电讯里是没有位置的：
和大多数记者一样，我为这段故事深深感动，也沉浸于其中。
宪兵对梅隆感到愤怒，他辱骂蕾蒂西娅，大声地讲着淫秽不堪的东西，却不想对他们说出她在哪里。
法官对萨科齐感到愤怒，他用最为体面的方式，用她的尸体大做自己的竞选文章。
帕特龙对法官感到愤怒，他夺下他们手里的话筒，在游行中将蕾蒂西娅之死归罪于他们（事后，对他如此泰然自若深感厌恶）。
省议会主席感到愤怒，他表达了社会工作者的全部愤怒，就好像这次失败比起他们一直以来面对的所有事情都更重大。
是的，巨大的愤怒，来自寒冷和泥泞的深处。
塞西尔·德·奥里维拉总是在工作中投入同样的智慧和激情。她为一个被指控具有行凶意图的摩洛哥非法移民辩护；为一个被宣判死刑，在坐了42年牢之后释放的旺代老农民辩护；为一个在夜总会门口被强奸的年轻的南特女子辩护；为一个被控进行毒品交易的塞内加尔人辩护；为一个讲述教员是如何在露天学校亵渎她的幼儿园小女孩辩护。她在韦桑岛上消磨时间，她旅行过很多地方，去了阿拉斯加，去了斯匹茨伯格，去卡宴看望一个法官朋友，去威尼斯参观双年展（“到处都是赶时髦的人，但是我去游泳了，还看到了一些绝妙的东西。”）。我送了她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但是她已经有了。
格扎维埃·龙桑也忙于杜邦·德利格内斯一案。此事让他心绪不宁：一个父亲把自己的儿子引入圈套，然后杀了他……今天，前任共和国检察官领导着国立法官学院，负责培训法国大都会地区和海外省的法官，他努力让司法在城市里生根发芽，并致力于建立国际合作关系。他在欧洲防止酷刑委员里代表法国。他将成为雷恩上诉法院的首任主席。
为杜邦·德利格内斯和她的4个孩子进行尸检的是雷诺·克莱门。他痛苦而恍惚地回忆起此事，好像是因为小乔纳森：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孩子，凶手至今没有找到。雷诺·克莱门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他取代罗戴教授，领导着南特的法医处。在2015年11月13日的这些凶杀之后又过了两个月，我才见到了他，他要去参加巴黎法医研究院的一场会议，以便让法国所有的太平间都为这次大屠杀做好准备。
在昂热调查组的人员伤害处，弗朗茨·图谢和他的同事们很少有工作中断的时候。他们的日常就是强奸、儿童绑架、意图杀人、谋杀。当然，这造成了和家庭的隔阂。当他们工作了数月之后回家，筋疲力尽地踏进大门的那刻，满脑子都是恐怖的幻觉和成就感，他们回到了充满琐碎烦恼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专注于工作，因为这就是生活，但是他们也想对妻子说：“你别抱怨了，亲戚和朋友们都在床上睡着了。”然而，在丈夫不在的时候，正是这些妻子在维系着家庭。她们同意与诉讼案件分享她们的男人。
在昂热法院担任了两年副预审主席后，马蒂诺法官回到南特大审法院担任刑法执行法官。他嘲讽了这段历史，正是在这里他成了“南特刑法执行法官”，取代了负责梅隆案件的同事。在这个职位上，他会和被监禁者会面，了解他们为回归社会做出的努力，批准他们的假释。即便很多时间都花在监狱里，但他的工作是面向未来的，而预审法官却必须回顾过去。
在他任职刑法执行法官的几天之前，他来到预审法院的长廊中，和他以前的书记员们道别。他发现自己的办公室已经空了一半，里面放着要倒到垃圾箱里的纸箱子。宪兵特勤队的宪兵曾在这个办公室里持突击步枪站岗，椅子上坐着梅隆，对着他的脸打嗝。凌乱的角落里堆着准备扔掉的废纸，里面还有为梅隆在2011年1月的行为和举动绘制的日程表，这是刑事分析师耐心建立起来的，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的听证，一次又一次的勘察。调查队的宪兵对着墙，仔细地查看这张四米长两米宽的巨型纸张。马蒂诺法官把它当作纪念品带走了。
和所有最近在南特大审法院任职的法官一样，他受到了法院主席的接待，以此方式表达对他的欢迎。而主席自己也是刚刚上任的，他不知道马蒂诺在预审法院待过几年，这里离那儿只隔了几条通道。主席想着要让他熟悉环境，向他解释说，房子在四五年前的一次突发事故中受到过损伤。
“一则所有媒体都在谈论的可怕的社会新闻。一个年轻女孩被一个累犯杀害并肢解。萨科齐指责法官，这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马蒂诺法官让他继续说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次漫步。”主席若有所思地总结道。
马蒂诺法官就像一个籍籍无名者一样回到了法院。尘埃落定。他马上就40岁了。
*
在一档名为《20分钟》的南特电视节目中，弗兰克·佩雷讲述了他是如何在女儿死后变得“精神失常”：
有一天，我不停地哭，不停地拍墙，我发动我的汽车，想开进卢瓦尔河里。但是，在我刚绕过酒吧的时候，就被警察拦了下来。所以，我后来被判酒驾。
现在，他好多了。他的小公寓就是一座纪念蕾蒂西娅的陵墓。他投入到对失踪儿童的搜救中。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他，在街上认出了他。有时候，有人会当面咒骂他：“你就是想靠你的女儿出大名！”蕾蒂西娅的死以某种方式让他找到了一种身份。但是，无论他犯过怎样的错，他最终都失去了很多。十年儿童社会救助厅的结果是：一个女儿被强奸，一个女儿被杀害。
他和杰西卡在一起时，会更加专心、更加亲切。他总是叫错她的名字，把她叫成蕾蒂西娅。最近，他送了她一个心形的纪念章，上面刻着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画像，他则在她们中间。
在2011年1月的白色游行后，一些新的想法又问世了。斯蒂芬和德尔菲娜·佩雷创建了一个名为“永远不忘蕾蒂西娅·佩雷”的网站。
西尔维娅·拉尔歇一直处于抑郁状态，人们给她注射药物。杰西卡在保护她：“不，妈妈，不需要再上法院了。不，妈妈，不要打开电视。”我没有和她说过话。她的哥哥和律师让我放弃这个想法，我的问题只会对她造成痛苦。拉尔歇女士在不说话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
2014年圣诞节前夕，在一家离弗纳克商场不远的咖啡馆里，我们进行了第五次谈话——热巧克力是给她的，茶是我的，我没碰过茶，任由它冷掉。我问杰西卡，在她和她妹妹一起度过的时光里，哪一段回忆最让她开心。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学习跳麦迪逊舞的那个下午。”那是在上萨瓦省埃尔蒙家的花园里，那天是2007年7月7日，或者说7/7/7，他们家的儿子刚在市镇厅结了婚。她们要为晚上的舞会做准备。
麦迪逊舞是按直线跳的。跳舞的人前进的时候，舞步要踩在每条腿的边上，接着后退，然后再前进。蕾蒂西娅穿着裙子，很仔细地化了妆。她笑着，光脚踩着草地，天气很好，她很开心。
当我想向帕特龙夫人核实这段记忆时，她补上了结尾：那天晚上，和杰西卡相反，蕾蒂西娅并没有去跳舞。她不想让别人看到，害怕别人嘲笑她。
“去啊，上去，没人会看你！”
“我不要。”
她和其他年轻人不太一样。
她会搬家，她会拿到驾照；她会成为售货员或者幼儿园助理；她会和杰西卡一起开一家饭店：一个在厨房里忙活，另一个在厅堂里；她会成为一个活跃的女性；她会去旅行；她的孩子们会有一个疼爱他们的妈妈；她的丈夫不会打她。
我不想把她一个人丢下。希望我的书成为她的磷光。那是在一个夏天的午后，她在空气中留下的闪亮航迹和微笑，是一张词语织成的大网，诉说着她的优雅、高贵和她的拼写错误，她的不幸、痛苦和她放在脸书上的自拍、“小长颈鹿”里的卡拉ok聚会。我希望看到她跳舞，跳啊，跳啊，为了她也为了我们，直到时间的尽头。我希望童年就是沐浴着阳光，漫步在洒满鹅卵石和贝壳的海滩上。我希望蓝洞不是一个漩涡，当有人坠入并溺毙其间的时候，人们还在桥上闲聊；也不是一片黑暗，手指头穿过网格叩击着的黑暗，我希望它是一片翠绿的湖泊，那宁静而清澈的水吸引着漫步的人，他们坐下来，气定神闲。就像蕾蒂西娅用独属她的诗意，在一封诀别信里写的那样：“生命就是如此这般的一场盛宴。”是的，如此这般，生命就是一场盛宴。
最近以来，我的调查让我陷入了悲伤。这是必须停下来的信号。但在此之前，我想向那些帮助过我的人说一声再见。
在同意与我会面的人中，没有一个愿意被列在前面。他们都详细解释说，他们希望先向他们的团队致敬，没有这个团队什么都做不成。他们这样做，也符合证人的定义：在其他人面前消失。
在这些事情结束了一个半月之后，拉维奥莱特女士崩溃了。在她休完病假回来之后，她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一些年轻人和家庭，给救助中心和合作者写了十来封信，向他们宣布自己准备离去。在担任了12年的专业感化工作者之后，她成了雷茨地区省议会的“年轻人的参照”：她支持市镇工作，和地区性组织一起工作，推动着一个致力于青年融入社会的组织。她不再从事个体化的监管。蕾蒂西娅的失踪对她来说是一次创伤：她怀有强烈的愧疚感，她没能知道，没能看到，也束手无策。
西部地区的记者没有一个忘掉过这几个星期。i-télé的让—米歇尔·德·卡兹还会回想起格扎维埃·龙桑站在蓝洞岸边时的表情。他没有出席媒体发布会，因为他还在天上，但是他当晚看了电视：“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了一个显眼的检察官，他用的是更为精确更为严肃的语汇。这对他来说绝非易事。我还没碰见过这样可怕的社会新闻。”
3个月之后，亚历山德拉·蒂尔卡着手杜邦·德利格内斯一案，一个母亲和她的4个孩子被杀害后，被埋在了他们家的房子下面。接下来则是，南特市长被任命为总理，一次旺代环球航海赛，反对朗德圣母机场的建造规划。今天，亚历山德拉·蒂尔卡不再处于游离状态。她成了法新社雷恩分社的主编，但是她从来没有忘记过波尔尼克的那个顽童，她喜气的双眼，她动人的笑容，她的诀别信，罗杰尔路，勒加斯波的库房，拉沃的池塘，宪兵队那些嗅着泥泞田野的警犬，那些在灰暗天空下、在冰冷的细雨里目睹搜寻行动的日子。
一个记者是没有表达感情的时机的，我要说，对于亚历山德拉·蒂尔卡而言，这种单调的旋律在她于2011至2015年间写下的数百份法新社电讯里是没有位置的：
和大多数记者一样，我为这段故事深深感动，也沉浸于其中。
宪兵对梅隆感到愤怒，他辱骂蕾蒂西娅，大声地讲着淫秽不堪的东西，却不想对他们说出她在哪里。
法官对萨科齐感到愤怒，他用最为体面的方式，用她的尸体大做自己的竞选文章。
帕特龙对法官感到愤怒，他夺下他们手里的话筒，在游行中将蕾蒂西娅之死归罪于他们（事后，对他如此泰然自若深感厌恶）。
省议会主席感到愤怒，他表达了社会工作者的全部愤怒，就好像这次失败比起他们一直以来面对的所有事情都更重大。
是的，巨大的愤怒，来自寒冷和泥泞的深处。
塞西尔·德·奥里维拉总是在工作中投入同样的智慧和激情。她为一个被指控具有行凶意图的摩洛哥非法移民辩护；为一个被宣判死刑，在坐了42年牢之后释放的旺代老农民辩护；为一个在夜总会门口被强奸的年轻的南特女子辩护；为一个被控进行毒品交易的塞内加尔人辩护；为一个讲述教员是如何在露天学校亵渎她的幼儿园小女孩辩护。她在韦桑岛上消磨时间，她旅行过很多地方，去了阿拉斯加，去了斯匹茨伯格，去卡宴看望一个法官朋友，去威尼斯参观双年展（“到处都是赶时髦的人，但是我去游泳了，还看到了一些绝妙的东西。”）。我送了她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但是她已经有了。
格扎维埃·龙桑也忙于杜邦·德利格内斯一案。此事让他心绪不宁：一个父亲把自己的儿子引入圈套，然后杀了他……今天，前任共和国检察官领导着国立法官学院，负责培训法国大都会地区和海外省的法官，他努力让司法在城市里生根发芽，并致力于建立国际合作关系。他在欧洲防止酷刑委员里代表法国。他将成为雷恩上诉法院的首任主席。
为杜邦·德利格内斯和她的4个孩子进行尸检的是雷诺·克莱门。他痛苦而恍惚地回忆起此事，好像是因为小乔纳森：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孩子，凶手至今没有找到。雷诺·克莱门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他取代罗戴教授，领导着南特的法医处。在2015年11月13日的这些凶杀之后又过了两个月，我才见到了他，他要去参加巴黎法医研究院的一场会议，以便让法国所有的太平间都为这次大屠杀做好准备。
在昂热调查组的人员伤害处，弗朗茨·图谢和他的同事们很少有工作中断的时候。他们的日常就是强奸、儿童绑架、意图杀人、谋杀。当然，这造成了和家庭的隔阂。当他们工作了数月之后回家，筋疲力尽地踏进大门的那刻，满脑子都是恐怖的幻觉和成就感，他们回到了充满琐碎烦恼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专注于工作，因为这就是生活，但是他们也想对妻子说：“你别抱怨了，亲戚和朋友们都在床上睡着了。”然而，在丈夫不在的时候，正是这些妻子在维系着家庭。她们同意与诉讼案件分享她们的男人。
在昂热法院担任了两年副预审主席后，马蒂诺法官回到南特大审法院担任刑法执行法官。他嘲讽了这段历史，正是在这里他成了“南特刑法执行法官”，取代了负责梅隆案件的同事。在这个职位上，他会和被监禁者会面，了解他们为回归社会做出的努力，批准他们的假释。即便很多时间都花在监狱里，但他的工作是面向未来的，而预审法官却必须回顾过去。
在他任职刑法执行法官的几天之前，他来到预审法院的长廊中，和他以前的书记员们道别。他发现自己的办公室已经空了一半，里面放着要倒到垃圾箱里的纸箱子。宪兵特勤队的宪兵曾在这个办公室里持突击步枪站岗，椅子上坐着梅隆，对着他的脸打嗝。凌乱的角落里堆着准备扔掉的废纸，里面还有为梅隆在2011年1月的行为和举动绘制的日程表，这是刑事分析师耐心建立起来的，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的听证，一次又一次的勘察。调查队的宪兵对着墙，仔细地查看这张四米长两米宽的巨型纸张。马蒂诺法官把它当作纪念品带走了。
和所有最近在南特大审法院任职的法官一样，他受到了法院主席的接待，以此方式表达对他的欢迎。而主席自己也是刚刚上任的，他不知道马蒂诺在预审法院待过几年，这里离那儿只隔了几条通道。主席想着要让他熟悉环境，向他解释说，房子在四五年前的一次突发事故中受到过损伤。
“一则所有媒体都在谈论的可怕的社会新闻。一个年轻女孩被一个累犯杀害并肢解。萨科齐指责法官，这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马蒂诺法官让他继续说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次漫步。”主席若有所思地总结道。
马蒂诺法官就像一个籍籍无名者一样回到了法院。尘埃落定。他马上就40岁了。
*
在一档名为《20分钟》的南特电视节目中，弗兰克·佩雷讲述了他是如何在女儿死后变得“精神失常”：
有一天，我不停地哭，不停地拍墙，我发动我的汽车，想开进卢瓦尔河里。但是，在我刚绕过酒吧的时候，就被警察拦了下来。所以，我后来被判酒驾。
现在，他好多了。他的小公寓就是一座纪念蕾蒂西娅的陵墓。他投入到对失踪儿童的搜救中。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他，在街上认出了他。有时候，有人会当面咒骂他：“你就是想靠你的女儿出大名！”蕾蒂西娅的死以某种方式让他找到了一种身份。但是，无论他犯过怎样的错，他最终都失去了很多。十年儿童社会救助厅的结果是：一个女儿被强奸，一个女儿被杀害。
他和杰西卡在一起时，会更加专心、更加亲切。他总是叫错她的名字，把她叫成蕾蒂西娅。最近，他送了她一个心形的纪念章，上面刻着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画像，他则在她们中间。
在2011年1月的白色游行后，一些新的想法又问世了。斯蒂芬和德尔菲娜·佩雷创建了一个名为“永远不忘蕾蒂西娅·佩雷”的网站。
西尔维娅·拉尔歇一直处于抑郁状态，人们给她注射药物。杰西卡在保护她：“不，妈妈，不需要再上法院了。不，妈妈，不要打开电视。”我没有和她说过话。她的哥哥和律师让我放弃这个想法，我的问题只会对她造成痛苦。拉尔歇女士在不说话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
2014年圣诞节前夕，在一家离弗纳克商场不远的咖啡馆里，我们进行了第五次谈话——热巧克力是给她的，茶是我的，我没碰过茶，任由它冷掉。我问杰西卡，在她和她妹妹一起度过的时光里，哪一段回忆最让她开心。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学习跳麦迪逊舞的那个下午。”那是在上萨瓦省埃尔蒙家的花园里，那天是2007年7月7日，或者说7/7/7，他们家的儿子刚在市镇厅结了婚。她们要为晚上的舞会做准备。
麦迪逊舞是按直线跳的。跳舞的人前进的时候，舞步要踩在每条腿的边上，接着后退，然后再前进。蕾蒂西娅穿着裙子，很仔细地化了妆。她笑着，光脚踩着草地，天气很好，她很开心。
当我想向帕特龙夫人核实这段记忆时，她补上了结尾：那天晚上，和杰西卡相反，蕾蒂西娅并没有去跳舞。她不想让别人看到，害怕别人嘲笑她。
“去啊，上去，没人会看你！”
“我不要。”
她和其他年轻人不太一样。
她会搬家，她会拿到驾照；她会成为售货员或者幼儿园助理；她会和杰西卡一起开一家饭店：一个在厨房里忙活，另一个在厅堂里；她会成为一个活跃的女性；她会去旅行；她的孩子们会有一个疼爱他们的妈妈；她的丈夫不会打她。
我不想把她一个人丢下。希望我的书成为她的磷光。那是在一个夏天的午后，她在空气中留下的闪亮航迹和微笑，是一张词语织成的大网，诉说着她的优雅、高贵和她的拼写错误，她的不幸、痛苦和她放在脸书上的自拍、“小长颈鹿”里的卡拉ok聚会。我希望看到她跳舞，跳啊，跳啊，为了她也为了我们，直到时间的尽头。我希望童年就是沐浴着阳光，漫步在洒满鹅卵石和贝壳的海滩上。我希望蓝洞不是一个漩涡，当有人坠入并溺毙其间的时候，人们还在桥上闲聊；也不是一片黑暗，手指头穿过网格叩击着的黑暗，我希望它是一片翠绿的湖泊，那宁静而清澈的水吸引着漫步的人，他们坐下来，气定神闲。就像蕾蒂西娅用独属她的诗意，在一封诀别信里写的那样：“生命就是如此这般的一场盛宴。”是的，如此这般，生命就是一场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