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犯罪民粹主义
28 犯罪民粹主义
2011年的冬天，两种逻辑发生了冲突。
对于共和国总统来说，社会新闻要求一种和民众情绪一样高昂的回应。一个累犯被放虎归山，没有受到监控，最后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年轻的女孩。法国人不仅为罪行的恐怖所震惊，也对司法机构产生了不信任：“刑法没有得到执行，我们不再有公正可言了。”问题存在于机构的运行中，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刑罚系统的人员应该直面他们的责任。一个有错的系统总会自我辩护，但是政治人物应该让政府机关清醒起来，制止自我辩护式的反应，丢弃所有能找得到的借口：“这就是命，谁都无能为力。”诸如此类。
对于法官而言，这种指责有失公正。梅隆没有受到监控的原因在于政府的粗疏。刑法执行法官们疲于奔命，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同样如此：所有教养管理部门和司法部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预算部门的人也知道。实际上，和累犯的斗争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他何时死灰复燃是不可预测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几次传唤能够阻止犯罪倾向吗？两个月一次的会面，没有心理学专家，没有适配的医生，没有对住处的密集监视和访问，这能改造这种误入歧途的人吗？梅隆会对他的融入顾问说他找到了活儿，但这并不会阻止他杀害蕾蒂西娅。
因为梅隆刑满释放而指责“司法的放任”，这种理智上的混乱让人心痛。他是被提前释放的吗？他被标记为堕落的性侵累犯了吗？尼古拉·萨科齐通过政治上的算计，选择简化和指责。在和他的爱丽舍宫办公室里的几个成员进行了接触之后，几名法官感到自己的话是不被倾听的，总统需要有罪的人，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司法部长本人也震惊于总统的强硬。
行政当局对南特法官们的不公让他们灰心丧气，他们试图“让信息传达出去”，同时向总统的司法顾问让—皮埃尔·皮卡和部长办公室主任弗朗索瓦·穆兰提出建议，让他们不要仅限于审查大审法院与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如果人们将所谓的“错误”归咎于司法，为什么不同时也关注警察和宪兵的作为？在标致106被盗后，在将梅隆的亲友对他的控告存档之后，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足以让人称道的效率。为什么不“放眼问题之所在”？
司法部长获悉，新的审查将在内务部的范围内予以落实。归根到底，没有在警察和宪兵中找出任何失误，但是，因为没有及时处理控告，一份“提醒”被传达给了大西洋卢瓦尔省的公共安全部的部长和波居尔的警察局。
*
“失职”的争论是重要的，但是它掩盖了两个有待理解的要素：一方面是受到责难的相关人员的职业演变，另一方面则是共和国总统的态度。
面对刑罚政策的僵化、新法律的堆积和职责的膨胀，司法机关并没有得到额外的援助。它和国家的其他部门一样饱受预算裁减之苦，在法国所有的法庭里，编制人数都停滞不前。检察院的法官职位空缺，而2004年的贝尔本二号法律（la loi perben 2）加重了检察官的负担。在达蒂担任部长的2008至2010年期间，在国立法官学院的毕业生中，司法助理员缩减到了135名。
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创立于1999年，它是教养管理部门的贫困的“上级家长”，只获得了后者预算的5%。2003年，瓦尔斯曼报告主张建立3 000个顾问职位，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编制人数不足早已众所周知（整个国家不到2 500人）。七年之后，在梅隆出狱的那段时期，总共只有3 000名顾问，应对的却是大约175 000份档案，而工作量又因为贝尔本二号法律和开放地区刑罚的增长而激增。在大西洋卢瓦尔省，5 000名受审判人员受17名顾问的监控，而实际需要的人数则要翻一番。雷恩跨地域部门的冷漠显示出，再融入事务在刑法系统中不受重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教养这一职业的核心依然停留在监狱、监禁以及机构内部的安全。
蕾蒂西娅一案也揭示出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内部的职业变化。最初，融入顾问的做法无异于1945年的社会工作者——帮助、陪伴、回归正常生活。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前身是释放人员考察和帮助委员会，一个由感化教育工作人员和社会救助员组成的团队，他们受每一个法庭的刑法执行法官的领导。如何把他们转化成真正的教养管理部门的公职人员？如何使他们从口头和笔记记录传统转为向其上层汇报的书写报告的文化？
让法院顾问到外面工作，支持他们在省范围内的独立性，赋予他们在开放环境中监督刑罚的责任，使他们对累犯风险的评估保持警觉，这就是伊莎贝尔·高尔斯在1999至2002年担任司法部长一职时所推动的改革的核心所在。顾问工作中刑事的一方面不能简化为官僚主义的刑罚管理、行政管理的惯例（“x先生被交给了负责酒精风险的y组织”）。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也肩负了预防累犯的任务，这就要求实施一种个体化的监控。一个有酒瘾的司机，一个毒品贩子，一个针对儿童的强奸犯，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样类型的监控。如何面对某些犯人的“暴力升级”和对融入社会的抵抗？
2008至2010年期间，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开始进行它们的文化革命。教养管理部门的主任克劳德·德·哈考特思考这样一种个体化的监控——它考虑的是犯人的行为，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他们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的态度，他们为避免犯罪所做出的努力。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顾问从社会救助员变成了观察员。我们进入对风险进行评估、对受审人员进行管理的时代。这种新方向的象征是犯罪企图诊断（davc），它受到加拿大人的启发，使得我们能够确定个人的危险性，并决定必要的监控程度。自2010年开始，它在11个试点地区进行了实验。
但是，在教养处内部，观察的文化却很难落实。主导观念仍然认为，主要的危险存在于封闭空间中，这就是说，在监狱内，而开放环境应该是社会协助的领域。在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内，公职人员拒绝了犯罪企图诊断，认为它没有考虑到形势的复杂性。对工会而言，这是一种社会控制和信息分类的工具，对公众的囚禁，对“风险”人群的统计学上的编纂。这种“右翼”的方法和“左翼”的社会工作对立。与其说是善意之举，实际上却是监管！
在2010年梅隆出狱的时候，这一过渡还没有完成。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和刑法执行法官共同制定的优先化的标准基于最后一次判决，而不是犯人的具体情况。自那时起，梅隆的危险性就不再被察觉到了，他的卷宗被放在架子上，旁边的是瘾君子和农村的黑社会头目的档案。以他的司法存档和犯罪学清单（由犯罪企图诊断所制定）为基础而实现的犯罪侧写，本可以看出他的犯罪能力的上升。预测无疑也是一次赌博，但是，在梅隆羞辱法官之前，他已经有过严重的举动：一株灌木遮蔽的是整片森林。对他的档案的“搁置”源于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能力的欠缺和工作量的超标，但文化的阻碍也是原因。不可能把梅隆看成是没有项圈的丧家犬。
在英国，存在着数种监视体系。缓刑局（probation service）相当于法国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它对犯人的危险度进行评估，在他们出狱后对其提供帮助。法医组（forensic team），一个犯罪心理健康团队，关注暴力犯罪分子，对之进行心理疾病的诊断。认证心理健康专家（approve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他们负责组织会议，确认一个个体是否表现出对他人或自己的危险；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向警方发出警告，建议由健康团队进行监控。最后，最危险的案件归多机构安全保护组织（multi-agency public protection arrangements）管辖，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监控系统，由教养处、缓刑局和警方协同工作，还和社会救助机构与心理学团队合作。这就是说，无论是在右翼还是左翼政府的治下，预算的削减都持续地削弱了这些机制。
尼古拉·萨科齐对法官的责难抹消了所有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就像反恐法官和法国预审法官协会主席马尔科·特雷维迪克所言，共和国总统本人就是一个攻击法官的“累犯”。2005年，他指责一个法官将一个“怪物”假释，接着，又对博比尼的法官们的“辞呈”提出了批评，之后，在2007年刚当选的时候，他把法官比作“小豌豆”，在颜色、尺寸和平庸上没有什么区别。
在尼古拉·萨科齐于2011年2月3日在奥尔良发表的演说中，他允诺用“惩罚”来回应“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放走了“被认定有罪”的梅隆，没有确保他受到监控。最让人震惊之处在于，总统在嫌疑人和法官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在罪犯的责任和法官的责任（他们要对刑罚系统的“失职”负责）之间进行混淆，通过这种方式，他便把蕾蒂西娅之死归咎于他们了。
在他的这次演说之后，在借社会新闻进行发挥这个方面，尼古拉·萨科齐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随着强奸犯梅隆和父亲帕特龙这两个完全对立的人登上舞台，第三个参与者也被创造了出来——作为同谋的法官。
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竞选的盘算，反腐败的信念，反精英的饰词，个人经历，萨科齐的指控都表现出了民粹主义。那些专业人员受到了社会谴责，总体上来说，到最后竟成了受害者。对他们的指责在他们身上造成了一种双重不公：不仅在于认定他们缺乏正确工作的能力，而且给他们加上了罪名。
总统没有冷静地分析问题，而是选择了栽赃的策略，先是指出社会中存在的有罪之人，接着宣布用“惩罚”来应对个体和集体的“错误”。蕾蒂西娅一案揭示出了一种统治的技艺：挑动多数人去反对少数人，不单单让他们忘记了自己的错误，而且团结人民去反对一个假想的敌人（法官、城市年轻人、非法移民，等等）。
这就是尼古拉·萨科齐和其前任们最真实的断裂之处：他们的区分也就在这里，戴高乐和密特朗有团结的意愿，这就是说，强调能团结法国人的东西。自此之后就截然相反了。在萨科齐治下，政府不再是社会和平的调解器。蕾蒂西娅年代的犯罪民粹主义不是去寻找分裂之处，而是在社会机体中注入了猜忌和仇恨——共和国的总统伤害了共和国。
2011年的冬天，两种逻辑发生了冲突。
对于共和国总统来说，社会新闻要求一种和民众情绪一样高昂的回应。一个累犯被放虎归山，没有受到监控，最后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年轻的女孩。法国人不仅为罪行的恐怖所震惊，也对司法机构产生了不信任：“刑法没有得到执行，我们不再有公正可言了。”问题存在于机构的运行中，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刑罚系统的人员应该直面他们的责任。一个有错的系统总会自我辩护，但是政治人物应该让政府机关清醒起来，制止自我辩护式的反应，丢弃所有能找得到的借口：“这就是命，谁都无能为力。”诸如此类。
对于法官而言，这种指责有失公正。梅隆没有受到监控的原因在于政府的粗疏。刑法执行法官们疲于奔命，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同样如此：所有教养管理部门和司法部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预算部门的人也知道。实际上，和累犯的斗争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他何时死灰复燃是不可预测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几次传唤能够阻止犯罪倾向吗？两个月一次的会面，没有心理学专家，没有适配的医生，没有对住处的密集监视和访问，这能改造这种误入歧途的人吗？梅隆会对他的融入顾问说他找到了活儿，但这并不会阻止他杀害蕾蒂西娅。
因为梅隆刑满释放而指责“司法的放任”，这种理智上的混乱让人心痛。他是被提前释放的吗？他被标记为堕落的性侵累犯了吗？尼古拉·萨科齐通过政治上的算计，选择简化和指责。在和他的爱丽舍宫办公室里的几个成员进行了接触之后，几名法官感到自己的话是不被倾听的，总统需要有罪的人，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司法部长本人也震惊于总统的强硬。
行政当局对南特法官们的不公让他们灰心丧气，他们试图“让信息传达出去”，同时向总统的司法顾问让—皮埃尔·皮卡和部长办公室主任弗朗索瓦·穆兰提出建议，让他们不要仅限于审查大审法院与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如果人们将所谓的“错误”归咎于司法，为什么不同时也关注警察和宪兵的作为？在标致106被盗后，在将梅隆的亲友对他的控告存档之后，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足以让人称道的效率。为什么不“放眼问题之所在”？
司法部长获悉，新的审查将在内务部的范围内予以落实。归根到底，没有在警察和宪兵中找出任何失误，但是，因为没有及时处理控告，一份“提醒”被传达给了大西洋卢瓦尔省的公共安全部的部长和波居尔的警察局。
*
“失职”的争论是重要的，但是它掩盖了两个有待理解的要素：一方面是受到责难的相关人员的职业演变，另一方面则是共和国总统的态度。
面对刑罚政策的僵化、新法律的堆积和职责的膨胀，司法机关并没有得到额外的援助。它和国家的其他部门一样饱受预算裁减之苦，在法国所有的法庭里，编制人数都停滞不前。检察院的法官职位空缺，而2004年的贝尔本二号法律（la loi perben 2）加重了检察官的负担。在达蒂担任部长的2008至2010年期间，在国立法官学院的毕业生中，司法助理员缩减到了135名。
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创立于1999年，它是教养管理部门的贫困的“上级家长”，只获得了后者预算的5%。2003年，瓦尔斯曼报告主张建立3 000个顾问职位，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编制人数不足早已众所周知（整个国家不到2 500人）。七年之后，在梅隆出狱的那段时期，总共只有3 000名顾问，应对的却是大约175 000份档案，而工作量又因为贝尔本二号法律和开放地区刑罚的增长而激增。在大西洋卢瓦尔省，5 000名受审判人员受17名顾问的监控，而实际需要的人数则要翻一番。雷恩跨地域部门的冷漠显示出，再融入事务在刑法系统中不受重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教养这一职业的核心依然停留在监狱、监禁以及机构内部的安全。
蕾蒂西娅一案也揭示出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内部的职业变化。最初，融入顾问的做法无异于1945年的社会工作者——帮助、陪伴、回归正常生活。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前身是释放人员考察和帮助委员会，一个由感化教育工作人员和社会救助员组成的团队，他们受每一个法庭的刑法执行法官的领导。如何把他们转化成真正的教养管理部门的公职人员？如何使他们从口头和笔记记录传统转为向其上层汇报的书写报告的文化？
让法院顾问到外面工作，支持他们在省范围内的独立性，赋予他们在开放环境中监督刑罚的责任，使他们对累犯风险的评估保持警觉，这就是伊莎贝尔·高尔斯在1999至2002年担任司法部长一职时所推动的改革的核心所在。顾问工作中刑事的一方面不能简化为官僚主义的刑罚管理、行政管理的惯例（“x先生被交给了负责酒精风险的y组织”）。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也肩负了预防累犯的任务，这就要求实施一种个体化的监控。一个有酒瘾的司机，一个毒品贩子，一个针对儿童的强奸犯，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样类型的监控。如何面对某些犯人的“暴力升级”和对融入社会的抵抗？
2008至2010年期间，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开始进行它们的文化革命。教养管理部门的主任克劳德·德·哈考特思考这样一种个体化的监控——它考虑的是犯人的行为，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他们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的态度，他们为避免犯罪所做出的努力。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顾问从社会救助员变成了观察员。我们进入对风险进行评估、对受审人员进行管理的时代。这种新方向的象征是犯罪企图诊断（davc），它受到加拿大人的启发，使得我们能够确定个人的危险性，并决定必要的监控程度。自2010年开始，它在11个试点地区进行了实验。
但是，在教养处内部，观察的文化却很难落实。主导观念仍然认为，主要的危险存在于封闭空间中，这就是说，在监狱内，而开放环境应该是社会协助的领域。在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内，公职人员拒绝了犯罪企图诊断，认为它没有考虑到形势的复杂性。对工会而言，这是一种社会控制和信息分类的工具，对公众的囚禁，对“风险”人群的统计学上的编纂。这种“右翼”的方法和“左翼”的社会工作对立。与其说是善意之举，实际上却是监管！
在2010年梅隆出狱的时候，这一过渡还没有完成。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和刑法执行法官共同制定的优先化的标准基于最后一次判决，而不是犯人的具体情况。自那时起，梅隆的危险性就不再被察觉到了，他的卷宗被放在架子上，旁边的是瘾君子和农村的黑社会头目的档案。以他的司法存档和犯罪学清单（由犯罪企图诊断所制定）为基础而实现的犯罪侧写，本可以看出他的犯罪能力的上升。预测无疑也是一次赌博，但是，在梅隆羞辱法官之前，他已经有过严重的举动：一株灌木遮蔽的是整片森林。对他的档案的“搁置”源于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能力的欠缺和工作量的超标，但文化的阻碍也是原因。不可能把梅隆看成是没有项圈的丧家犬。
在英国，存在着数种监视体系。缓刑局（probation service）相当于法国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它对犯人的危险度进行评估，在他们出狱后对其提供帮助。法医组（forensic team），一个犯罪心理健康团队，关注暴力犯罪分子，对之进行心理疾病的诊断。认证心理健康专家（approve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他们负责组织会议，确认一个个体是否表现出对他人或自己的危险；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向警方发出警告，建议由健康团队进行监控。最后，最危险的案件归多机构安全保护组织（multi-agency public protection arrangements）管辖，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监控系统，由教养处、缓刑局和警方协同工作，还和社会救助机构与心理学团队合作。这就是说，无论是在右翼还是左翼政府的治下，预算的削减都持续地削弱了这些机制。
尼古拉·萨科齐对法官的责难抹消了所有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就像反恐法官和法国预审法官协会主席马尔科·特雷维迪克所言，共和国总统本人就是一个攻击法官的“累犯”。2005年，他指责一个法官将一个“怪物”假释，接着，又对博比尼的法官们的“辞呈”提出了批评，之后，在2007年刚当选的时候，他把法官比作“小豌豆”，在颜色、尺寸和平庸上没有什么区别。
在尼古拉·萨科齐于2011年2月3日在奥尔良发表的演说中，他允诺用“惩罚”来回应“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放走了“被认定有罪”的梅隆，没有确保他受到监控。最让人震惊之处在于，总统在嫌疑人和法官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在罪犯的责任和法官的责任（他们要对刑罚系统的“失职”负责）之间进行混淆，通过这种方式，他便把蕾蒂西娅之死归咎于他们了。
在他的这次演说之后，在借社会新闻进行发挥这个方面，尼古拉·萨科齐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随着强奸犯梅隆和父亲帕特龙这两个完全对立的人登上舞台，第三个参与者也被创造了出来——作为同谋的法官。
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竞选的盘算，反腐败的信念，反精英的饰词，个人经历，萨科齐的指控都表现出了民粹主义。那些专业人员受到了社会谴责，总体上来说，到最后竟成了受害者。对他们的指责在他们身上造成了一种双重不公：不仅在于认定他们缺乏正确工作的能力，而且给他们加上了罪名。
总统没有冷静地分析问题，而是选择了栽赃的策略，先是指出社会中存在的有罪之人，接着宣布用“惩罚”来应对个体和集体的“错误”。蕾蒂西娅一案揭示出了一种统治的技艺：挑动多数人去反对少数人，不单单让他们忘记了自己的错误，而且团结人民去反对一个假想的敌人（法官、城市年轻人、非法移民，等等）。
这就是尼古拉·萨科齐和其前任们最真实的断裂之处：他们的区分也就在这里，戴高乐和密特朗有团结的意愿，这就是说，强调能团结法国人的东西。自此之后就截然相反了。在萨科齐治下，政府不再是社会和平的调解器。蕾蒂西娅年代的犯罪民粹主义不是去寻找分裂之处，而是在社会机体中注入了猜忌和仇恨——共和国的总统伤害了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