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帕特龙—萨科齐之轴
20 帕特龙—萨科齐之轴
在社会新闻报道中，帕特龙夫妇的风头盖过了所有其他的人。他们被展现为蕾蒂西娅真正的家人。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发生在拉贝讷里镇或波尔尼克、罗杰尔路，当报纸拟了“焦虑中的家庭”这样的标题，他们指的是帕特龙一家。帕特龙夫人自己在法国电视二台的摄像机前宣称：“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小姑娘正身在某处，还活着。”
几个事实解释了他们在记忆上的恍惚：首先，蕾蒂西娅住在帕特龙家，她在距离他们家50米处被绑架。因此可以说，“波尔尼克的悲剧”就发生在他们的家门口。其次，帕特龙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并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最后，对媒体而言，它们必须采访某些人，展示某些地方。就此而言，帕特龙一家是不错的“顾客”。和弗兰克·佩雷截然相反的是，帕特龙先生说话有声有色，有条有理，显示出对语言的把握能力和技巧。作为三个大孩子的父亲，他当过数回祖父，又是省议会聘用的家庭救助员，这个61岁的稳重长者所具有的端庄之气，这是因盗窃而坐过牢、经常口齿不清的弗兰克·佩雷完全不具备的。至于双胞胎的母亲西尔维娅·拉尔歇，她一直没有露面。
2011年1月29日星期六的白色游行是最为重要的一次，也验证了上述对比。活动发生于蕾蒂西娅失踪的10天之后，头号嫌疑人缄口不言，同时，共和国总统紧抓此案不放。拉贝讷里镇的镇政府门前，搭起了四个帐篷，还有供人们签名的吊唁本。从14点开始，两千人结队走过了蕾蒂西娅最后途经的路线，从南特酒店一直到发现摩托车和平底女鞋的地方。三户家庭到场，出现在前面的是帕特龙一家，佩雷一家和拉尔歇一家则远远落在后面，消失在人群之中。
队列行进到罗杰尔路，在蕾蒂西娅摔倒的地方停了下来。在放下花束的时刻，杰西卡崩溃了，这个饱尝艰辛的受害者。弗兰克·佩雷和斯蒂芬·佩雷向她跑了过去，但是帕特龙先生拦住了他们：
“别动她，不要管我们！”
他把她扶起来，把她带到一边。
“你不能这样，”斯蒂芬抓住弗兰克的手臂，朝他喊叫着，“这是你的女儿，你关心一下你的女儿！”
在住所的大门前，不胜悲痛的帕特龙先生在摄像机前发表了讲话：“今天，我们希望向你展现我们的爱，陪你走过你最后一次走过的路。在离家几米处——就像你说的，你的家——你失去了生命……我们会为了你而坚持下去。我们爱你。”他的声音中断了。
所有的电视台都采用了这些画面。第二天，1月30日，在她母方的家人所号召的又一次游行中，只有250个人聚集在南特市政府门外。蕾蒂西娅的舅舅和教父阿兰·拉尔歇说：“谁向我们证明她已经死了？”
事实上，帕特龙一家在媒体上的曝光要早于蕾蒂西娅的失踪。今天，帕特龙夫人的丈夫被关入监狱，她指责记者们不近人情的坚持、他们的冷酷、他们的卑劣，人们事实上确实认为，忍受这样的骚扰是非常不易的。但是，这对夫妇的观念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2009年2月，在《大洋新闻》的一次访谈中，帕特龙夫妇说出了一番让19世纪以来所有寄养家庭都会满意的话：他们的任务就是接纳身处困境的儿童，专注于他们的幸福和未来，以便“让他们步入正轨”。
随着蕾蒂西娅的死亡，媒体的压力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不再只有当地报纸，所有纸质和视听出版物都在大门口挤作一堆。这些请求，以及掺杂在其中的优越感，无疑迫使帕特龙夫妇向媒体吐露心声。他们的女儿因此向法国电视二台的一名记者保证，蕾蒂西娅认识梅隆有15天了，这则假消息被所有人所采信。很早之前，帕特龙先生就向记者讲述了发生绑架的那个晚上：
我听到了噪声，我的收音机闹钟上显示是1点29分。我没有睡着，因为蕾蒂西娅还没有回来。一辆汽车在减速行驶，接着是两次车门撞击声，汽车随即就开走了。我穿着睡衣走到路上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在自己家的前面有一处工地，我以为有人过来偷我的材料。灯的电池太弱了，我没有看到摩托车。
和2009年作对比，帕特龙先生的话的性质变了。它涉及的不再是儿童的正义，而是与施害者针锋相对的正义。2011年1月24日，在参与圣纳泽尔桥的游行时，帕特龙先生呼吁对累犯采取新的措施，要求关押“不正常的人”。而帕特龙夫人表示赞成“真正意义上的无期徒刑：他们（从监狱）出来时必须寿终正寝”。在他们的家门前，贴着一幅呼吁“为蕾蒂西娅伸张正义”的海报，在马路上，橙色涂料画出十个词：“凶手应该付出代价=正义。”
帕特龙先生鼓动旨在表达团结的示威游行，在游行过程中发表演讲，向共和国总统发出号召，揭发、请愿、组织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和媒体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
但是，他表达悲恸的语言并不是中立的。“伸张正义”，“代价”，和“累犯”战斗，终身监禁性罪犯——尼古拉·萨科齐通过支持帕特龙一家，得到了广泛的拥护。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痛苦的真实性。萨科齐所有的智囊都利用了这一原材料，并把它转化成政治操作的对象。
*
我和让—皮埃尔·皮卡之间有过会面，他从2010至2012年期间担任总统的司法顾问，现在在巴黎担任律师，在旺多姆广场拥有一处大型事务所。当我在金碧辉煌、地板打过蜡的客厅里等待的时候，一个英俊的男人走过来招呼我，他穿着西装，打了领带，看上去热情而亲切。他一上来就明确表明，他通常不会回复任何记者，但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身份让他感兴趣。他提醒我，他不会对总统有任何批评之辞——他履行承诺，甚至有些陈词滥调，但是，忠诚这种美德在今天已经不多见了。在这个时代，从被排挤掉的国务秘书直到上一任伴侣，都热衷于出版一本畅销书，好让自己一朝成名。
让—皮埃尔·皮卡在法官一职上度过了二十五年。在他鲜亮的生涯里，他担任过马赛的代理检察官、驻华盛顿的联络法官、洛里昂的共和国检察官，最后还和尼古拉·萨科齐一起进入了爱丽舍宫。
总统会见了帕特龙夫妇。这是一次公开事件，其中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这符合他这个人的作风。他认为，对于经受这一悲剧打击的人而言，这是他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了。人民群情激昂，总统代表法国人民来发声。
我就在会见的现场。那个时刻充满温情、同情和团结。这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谈：“还好吗？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我怎样才能帮助你们？”总统总是如此。这些事情让他深感震惊，他向身边的人打听消息。他询问目前的状况，我们如何能战胜这样的悲剧。他也让他们放心：这家人并不孤单，政府部门已经被调动起来，尽全力把这个案件调查得水落石出。
在让—皮埃尔·皮卡看来，共和国总统在这里承担着两种职能：首先，他表达出国家的团结。在尼古拉·萨科齐任职期间，他还接见过殉职警察的家属、被累犯杀死的慢跑者的家属。其次，总统证实了，不存在机能不良，不存在这些行为的温床。然而一个18岁的年轻女孩被残忍地杀害了：可以向法国人民做出解释吗？
让—皮埃尔·皮卡在几个方面的看法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尼古拉·萨科齐对广大的受害者都表现出了实际的关怀，尤其是帕特龙一家，他们两次在爱丽舍宫受到接见，分别是2011年的1月31日和2月17日。杰西卡受他的邀请第一次去了巴黎。在初次和帕特龙夫妇会面之后，总统提出还要邀请“佩雷小姐”。2月17日，他们三人在巴黎过夜，住在由波尔尼克政府租借的一间公寓里。就是在那一次，一件印有蕾蒂西娅照片的白色游行的t恤衫被交给了总统。总统还为杰西卡取得了在宪兵队进行实习的机会。至于搜索蕾蒂西娅的工作，政府和检察官将之全权委托给了调查人员，他们在费用上面毫不吝啬。这一案件的政治化至少还有这个好处。
1月31日首次会面是媒体曝光程度最高的一次。出席这次会面的有：帕特龙的律师帕斯卡·鲁耶先生、大西洋卢瓦尔省人民运动联盟和波尔尼克政府的代表菲利普·波内克、总统公共关系顾问弗兰克·卢夫里耶、司法顾问让—皮埃尔·皮卡。同一天，内务部长和司法部长宣布成立性侵累犯监察办公室，以应对“刑法系统的失效”。菲利普·波内克在离开爱丽舍宫时鼓吹了总统的言论：“整个诉讼程序中都存在着差错。那些犯下这些错误的人要对此做出解释。”
总统启动了一系列措施，他以前就如此利用社会新闻，堪称驾轻就熟：政府介入，表达同情，把家人邀请到爱丽舍宫，宣布具有压制性的措施，指定替罪羊。这一策略需要连续性。这种政治需要转播。对于媒体，或者对于爱丽舍宫，帕特龙先生就是家庭的代表和传声筒。在梅隆被看作是性侵累犯之后，这已是第二次转换了：帕特龙先生就是蕾蒂西娅的父亲。在各自言行中，萨科齐和帕特龙都表现出父亲式的形象、道德的权威，模范、堡垒、勇气的化身。
帕特龙先生在媒体上无处不在，他和总统结成了政治联盟，这些都是以伤害弗兰克·佩雷这个双胞胎姐妹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父亲为前提的。帕特龙先生，这个向上苍祈求正义的伤痕累累的族长，他远比谦卑的佩雷重要，因为后者歪斜的鼻子、金色的平头、文身和耳环都是穷途末路的流氓无产者的象征，没有哪个电视观众，没有哪个选民会把他视为自己的同类。1月31日，当帕特龙夫妇受到共和国总统的隆重接待时，只有让—皮埃尔·皮卡悄悄地接见了弗兰克·佩雷。一个显贵和一个乡巴佬，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官和一个做过叉车司机、厨子和失业者的临时工，他们在崇高的共和国罕见地相会了，他们会说些什么？前者向后者证实了总统的同情，事情就此完美收工了。“他会不时地得知诉讼的情况。”爱丽舍宫里的人就此明确地评论道。
蕾蒂西娅的父亲淡出人们的视线并非事出偶然。在就性侵累犯展开的争论硝烟四起之际，他不幸地和那个因为强奸而被重罪法庭判刑的男人联系在了一起。
弗兰克·佩雷处在纪念她女儿的白色游行的队伍边上，他在摄像机前的只言片语表明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被司法嘲笑，我们被排斥。这伤害了我们。”
“为什么‘排斥’呢？您说的是总统吗？”
记者问道。
弗兰克·佩雷的嘴唇露出一个微笑：
“瞧，确实如此……”
帕特龙先生在真正的父亲、冒牌的父亲、象征性的父亲和代理的父亲中来回切换，这一操作的目的是为了占有蕾蒂西娅的形象，消除那位“生物意义上的”、满怀哀痛的父亲。其中的缘由众所周知，但没有人会捅破这一点。
但事实就在那里：帕特龙盖过了佩雷。佩雷痛苦而充分地感受到了这种取代，在帕特龙因为强奸而受到指控的时候，此一取代看来就只是一种篡夺而已。我们不仅将想起蕾蒂西娅有过一个父亲，而且他从来没有失去过父亲的权威；无论他多么“卑劣”，他之所以能引来兴趣，主要在于他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人们将会明白，共和国总统是和一个恋童癖站在一起与性罪犯战斗。
帕特龙—萨科齐构成了轴心，这是一种因审时度势而订下的政治——情感契约，它表现为一种相互利用的策略，每一方都试图操纵另一方的欺骗游戏。
在社会新闻报道中，帕特龙夫妇的风头盖过了所有其他的人。他们被展现为蕾蒂西娅真正的家人。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发生在拉贝讷里镇或波尔尼克、罗杰尔路，当报纸拟了“焦虑中的家庭”这样的标题，他们指的是帕特龙一家。帕特龙夫人自己在法国电视二台的摄像机前宣称：“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小姑娘正身在某处，还活着。”
几个事实解释了他们在记忆上的恍惚：首先，蕾蒂西娅住在帕特龙家，她在距离他们家50米处被绑架。因此可以说，“波尔尼克的悲剧”就发生在他们的家门口。其次，帕特龙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并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最后，对媒体而言，它们必须采访某些人，展示某些地方。就此而言，帕特龙一家是不错的“顾客”。和弗兰克·佩雷截然相反的是，帕特龙先生说话有声有色，有条有理，显示出对语言的把握能力和技巧。作为三个大孩子的父亲，他当过数回祖父，又是省议会聘用的家庭救助员，这个61岁的稳重长者所具有的端庄之气，这是因盗窃而坐过牢、经常口齿不清的弗兰克·佩雷完全不具备的。至于双胞胎的母亲西尔维娅·拉尔歇，她一直没有露面。
2011年1月29日星期六的白色游行是最为重要的一次，也验证了上述对比。活动发生于蕾蒂西娅失踪的10天之后，头号嫌疑人缄口不言，同时，共和国总统紧抓此案不放。拉贝讷里镇的镇政府门前，搭起了四个帐篷，还有供人们签名的吊唁本。从14点开始，两千人结队走过了蕾蒂西娅最后途经的路线，从南特酒店一直到发现摩托车和平底女鞋的地方。三户家庭到场，出现在前面的是帕特龙一家，佩雷一家和拉尔歇一家则远远落在后面，消失在人群之中。
队列行进到罗杰尔路，在蕾蒂西娅摔倒的地方停了下来。在放下花束的时刻，杰西卡崩溃了，这个饱尝艰辛的受害者。弗兰克·佩雷和斯蒂芬·佩雷向她跑了过去，但是帕特龙先生拦住了他们：
“别动她，不要管我们！”
他把她扶起来，把她带到一边。
“你不能这样，”斯蒂芬抓住弗兰克的手臂，朝他喊叫着，“这是你的女儿，你关心一下你的女儿！”
在住所的大门前，不胜悲痛的帕特龙先生在摄像机前发表了讲话：“今天，我们希望向你展现我们的爱，陪你走过你最后一次走过的路。在离家几米处——就像你说的，你的家——你失去了生命……我们会为了你而坚持下去。我们爱你。”他的声音中断了。
所有的电视台都采用了这些画面。第二天，1月30日，在她母方的家人所号召的又一次游行中，只有250个人聚集在南特市政府门外。蕾蒂西娅的舅舅和教父阿兰·拉尔歇说：“谁向我们证明她已经死了？”
事实上，帕特龙一家在媒体上的曝光要早于蕾蒂西娅的失踪。今天，帕特龙夫人的丈夫被关入监狱，她指责记者们不近人情的坚持、他们的冷酷、他们的卑劣，人们事实上确实认为，忍受这样的骚扰是非常不易的。但是，这对夫妇的观念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2009年2月，在《大洋新闻》的一次访谈中，帕特龙夫妇说出了一番让19世纪以来所有寄养家庭都会满意的话：他们的任务就是接纳身处困境的儿童，专注于他们的幸福和未来，以便“让他们步入正轨”。
随着蕾蒂西娅的死亡，媒体的压力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不再只有当地报纸，所有纸质和视听出版物都在大门口挤作一堆。这些请求，以及掺杂在其中的优越感，无疑迫使帕特龙夫妇向媒体吐露心声。他们的女儿因此向法国电视二台的一名记者保证，蕾蒂西娅认识梅隆有15天了，这则假消息被所有人所采信。很早之前，帕特龙先生就向记者讲述了发生绑架的那个晚上：
我听到了噪声，我的收音机闹钟上显示是1点29分。我没有睡着，因为蕾蒂西娅还没有回来。一辆汽车在减速行驶，接着是两次车门撞击声，汽车随即就开走了。我穿着睡衣走到路上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在自己家的前面有一处工地，我以为有人过来偷我的材料。灯的电池太弱了，我没有看到摩托车。
和2009年作对比，帕特龙先生的话的性质变了。它涉及的不再是儿童的正义，而是与施害者针锋相对的正义。2011年1月24日，在参与圣纳泽尔桥的游行时，帕特龙先生呼吁对累犯采取新的措施，要求关押“不正常的人”。而帕特龙夫人表示赞成“真正意义上的无期徒刑：他们（从监狱）出来时必须寿终正寝”。在他们的家门前，贴着一幅呼吁“为蕾蒂西娅伸张正义”的海报，在马路上，橙色涂料画出十个词：“凶手应该付出代价=正义。”
帕特龙先生鼓动旨在表达团结的示威游行，在游行过程中发表演讲，向共和国总统发出号召，揭发、请愿、组织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和媒体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
但是，他表达悲恸的语言并不是中立的。“伸张正义”，“代价”，和“累犯”战斗，终身监禁性罪犯——尼古拉·萨科齐通过支持帕特龙一家，得到了广泛的拥护。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痛苦的真实性。萨科齐所有的智囊都利用了这一原材料，并把它转化成政治操作的对象。
*
我和让—皮埃尔·皮卡之间有过会面，他从2010至2012年期间担任总统的司法顾问，现在在巴黎担任律师，在旺多姆广场拥有一处大型事务所。当我在金碧辉煌、地板打过蜡的客厅里等待的时候，一个英俊的男人走过来招呼我，他穿着西装，打了领带，看上去热情而亲切。他一上来就明确表明，他通常不会回复任何记者，但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身份让他感兴趣。他提醒我，他不会对总统有任何批评之辞——他履行承诺，甚至有些陈词滥调，但是，忠诚这种美德在今天已经不多见了。在这个时代，从被排挤掉的国务秘书直到上一任伴侣，都热衷于出版一本畅销书，好让自己一朝成名。
让—皮埃尔·皮卡在法官一职上度过了二十五年。在他鲜亮的生涯里，他担任过马赛的代理检察官、驻华盛顿的联络法官、洛里昂的共和国检察官，最后还和尼古拉·萨科齐一起进入了爱丽舍宫。
总统会见了帕特龙夫妇。这是一次公开事件，其中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这符合他这个人的作风。他认为，对于经受这一悲剧打击的人而言，这是他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了。人民群情激昂，总统代表法国人民来发声。
我就在会见的现场。那个时刻充满温情、同情和团结。这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谈：“还好吗？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我怎样才能帮助你们？”总统总是如此。这些事情让他深感震惊，他向身边的人打听消息。他询问目前的状况，我们如何能战胜这样的悲剧。他也让他们放心：这家人并不孤单，政府部门已经被调动起来，尽全力把这个案件调查得水落石出。
在让—皮埃尔·皮卡看来，共和国总统在这里承担着两种职能：首先，他表达出国家的团结。在尼古拉·萨科齐任职期间，他还接见过殉职警察的家属、被累犯杀死的慢跑者的家属。其次，总统证实了，不存在机能不良，不存在这些行为的温床。然而一个18岁的年轻女孩被残忍地杀害了：可以向法国人民做出解释吗？
让—皮埃尔·皮卡在几个方面的看法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尼古拉·萨科齐对广大的受害者都表现出了实际的关怀，尤其是帕特龙一家，他们两次在爱丽舍宫受到接见，分别是2011年的1月31日和2月17日。杰西卡受他的邀请第一次去了巴黎。在初次和帕特龙夫妇会面之后，总统提出还要邀请“佩雷小姐”。2月17日，他们三人在巴黎过夜，住在由波尔尼克政府租借的一间公寓里。就是在那一次，一件印有蕾蒂西娅照片的白色游行的t恤衫被交给了总统。总统还为杰西卡取得了在宪兵队进行实习的机会。至于搜索蕾蒂西娅的工作，政府和检察官将之全权委托给了调查人员，他们在费用上面毫不吝啬。这一案件的政治化至少还有这个好处。
1月31日首次会面是媒体曝光程度最高的一次。出席这次会面的有：帕特龙的律师帕斯卡·鲁耶先生、大西洋卢瓦尔省人民运动联盟和波尔尼克政府的代表菲利普·波内克、总统公共关系顾问弗兰克·卢夫里耶、司法顾问让—皮埃尔·皮卡。同一天，内务部长和司法部长宣布成立性侵累犯监察办公室，以应对“刑法系统的失效”。菲利普·波内克在离开爱丽舍宫时鼓吹了总统的言论：“整个诉讼程序中都存在着差错。那些犯下这些错误的人要对此做出解释。”
总统启动了一系列措施，他以前就如此利用社会新闻，堪称驾轻就熟：政府介入，表达同情，把家人邀请到爱丽舍宫，宣布具有压制性的措施，指定替罪羊。这一策略需要连续性。这种政治需要转播。对于媒体，或者对于爱丽舍宫，帕特龙先生就是家庭的代表和传声筒。在梅隆被看作是性侵累犯之后，这已是第二次转换了：帕特龙先生就是蕾蒂西娅的父亲。在各自言行中，萨科齐和帕特龙都表现出父亲式的形象、道德的权威，模范、堡垒、勇气的化身。
帕特龙先生在媒体上无处不在，他和总统结成了政治联盟，这些都是以伤害弗兰克·佩雷这个双胞胎姐妹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父亲为前提的。帕特龙先生，这个向上苍祈求正义的伤痕累累的族长，他远比谦卑的佩雷重要，因为后者歪斜的鼻子、金色的平头、文身和耳环都是穷途末路的流氓无产者的象征，没有哪个电视观众，没有哪个选民会把他视为自己的同类。1月31日，当帕特龙夫妇受到共和国总统的隆重接待时，只有让—皮埃尔·皮卡悄悄地接见了弗兰克·佩雷。一个显贵和一个乡巴佬，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官和一个做过叉车司机、厨子和失业者的临时工，他们在崇高的共和国罕见地相会了，他们会说些什么？前者向后者证实了总统的同情，事情就此完美收工了。“他会不时地得知诉讼的情况。”爱丽舍宫里的人就此明确地评论道。
蕾蒂西娅的父亲淡出人们的视线并非事出偶然。在就性侵累犯展开的争论硝烟四起之际，他不幸地和那个因为强奸而被重罪法庭判刑的男人联系在了一起。
弗兰克·佩雷处在纪念她女儿的白色游行的队伍边上，他在摄像机前的只言片语表明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被司法嘲笑，我们被排斥。这伤害了我们。”
“为什么‘排斥’呢？您说的是总统吗？”
记者问道。
弗兰克·佩雷的嘴唇露出一个微笑：
“瞧，确实如此……”
帕特龙先生在真正的父亲、冒牌的父亲、象征性的父亲和代理的父亲中来回切换，这一操作的目的是为了占有蕾蒂西娅的形象，消除那位“生物意义上的”、满怀哀痛的父亲。其中的缘由众所周知，但没有人会捅破这一点。
但事实就在那里：帕特龙盖过了佩雷。佩雷痛苦而充分地感受到了这种取代，在帕特龙因为强奸而受到指控的时候，此一取代看来就只是一种篡夺而已。我们不仅将想起蕾蒂西娅有过一个父亲，而且他从来没有失去过父亲的权威；无论他多么“卑劣”，他之所以能引来兴趣，主要在于他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人们将会明白，共和国总统是和一个恋童癖站在一起与性罪犯战斗。
帕特龙—萨科齐构成了轴心，这是一种因审时度势而订下的政治——情感契约，它表现为一种相互利用的策略，每一方都试图操纵另一方的欺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