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帕特龙先生
17 帕特龙先生
当我问起负责帕特龙一案的法官时，她向我表示：“我不排斥任何一种亲近这对双胞胎的形式。她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她们乐于交际，玩棋盘游戏。人性太复杂。没有人完全是坏人，正是这点让人痛苦。”
*
1950年，吉尔·帕特龙出生于南特附近的拉蒙塔尼。他当过锅炉学徒工，拥有相当于技术类高中的文凭。他在职业生涯之初是一名工人，而后在安德尔的船只建造部担任财务秘书，这是一家专注军舰和潜艇设计和维护的公司。在他的要求下，他被调到了塔希提岛，1990年初，他把整个家都搬到了那里。他有3个孩子（两个女孩和1个男孩），因为喜欢拈花惹草而出名。回到大城市之后，他成了社会规划的受害者。由于失业，在1995年45岁的时候，他决定成为家庭救助员：那之后他就开始接收寄养儿童了。
他受雇于大西洋卢瓦尔省的省议会，在省议会的授权之下，他所要执行的任务是保证“未成年人和小于21岁的年轻人的健康、安全和成长”。具体而言，重要的是——就像19世纪以来所有的寄养家庭一样——由严肃而体贴的“善良家父”来抚养孩子，并且对他的日常生活和学业进行指导。既然多数受到安置的儿童还有自己的亲生父母，那么他究竟是“儿童专业人员”“家庭救助员”，还是“养父”？无论如何，他的地位是模糊的，因为他所做出的决定涉及儿童的生活，乃至其中的私密部分——家庭生活的规矩、时间安排、房间的布置、学校作业、网络和手机的使用、和朋友的外出、必要的惩罚——然而，他并不拥有父母的权威，而且必须向儿童社会救助厅委派的教育专家做出请示。
帕特龙先生是个活力四射的人，参与了很多活动。他是体操和足球教练员、柔道俱乐部的主席、老年人的监护人。他所参与的家庭救助员的活动，是由雷茨地区的寄养家庭协会所指派的。这个能干的人将自己在波尔尼克的房子修葺一新，建了几间车库，对另一处租借来的房子进行了装修，还帮助自己的孩子翻新他们的住宅。他用自己的双手在罗杰尔路上建了一座新房，和自己的家只隔开两个门牌号。
帕特龙夫妇在他们家里连续接收了总共6个儿童，还有55个儿童是在周末或假期中被“中转”过来的。有些成年后碰到了困难，还会回来住在他们那里。6个中的第一个叫热罗姆，和他们一起生活了8年。他后来成了面包师，独自抚养着一个小女儿。阿诺从8岁待到了11岁，他星期日晚上到来的时候总是千疮百孔：“妈妈打我了。”整个星期，他都会满怀期待地等待周末：“妈妈会改变的，她不会再打我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周末，她都会用编织机的小棍狠狠地打他。三年之后，他回去跟她住在一起。帕特龙夫妇一家给了他一个收录机。他母亲过来接他的时候，把机器扔进了汽车行李箱：“看到了吗？没收！没收！”最后，在一次争吵中，阿诺弄断了自己的一条腿。而今，他都没有工作，住在一个再接纳中心里。每个星期六，他都要去他母亲家里做家务。
在2001到2004年期间，帕特龙夫妇收养了克莱芒蒂娜，一个10岁的女孩。在接下来的一年，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到了潘伯夫的救助中心。几年之后，他们还接收了加埃尔。
那些赏识帕特龙先生的人说，他是一个领导者，一个有手腕的人，直率、勤劳、坚挺，投身社会，随时准备做出贡献。被他触怒过的人则把他说成“无所不知”先生，自以为是的人，心理不适症患者，有一个牛劲十足的自我，始终不把自己的妻子放在眼里。
他对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很严厉，给她们带来了她们一生都欠缺的原则、价值和环境。他的教育并不缺乏情感：在她们13或14岁时，她们坐在“小狼”的膝盖上（就像坐在帕特龙夫人，也就是“咪咪”的膝盖上）。他对她们的生活介入很深：他会检查她们的作业、学习成绩单和银行账户，不允许她们外出；在蕾蒂西娅和她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打电话骚扰她；他要求杰西卡田径训练一结束就回家，保证自己在比赛期间做好热身。帕特龙先生发号施令，而且不习惯遭到反对。因为下午回来得太晚，蕾蒂西娅的摩托车就被没收了。杰西卡不得不监视蕾蒂西娅和加埃尔：必须把他们间的打情骂俏扼杀在摇篮之中。
杰西卡说：“那些规则就是他本尊。他就是主导。而夫人无从插嘴。不能自说自话，绝对不能！我没自说自话，绝不应该！蕾蒂西娅要独立得多。”
对这对双胞胎而言，帕特龙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家庭助理员”。他很快就成了一个“养父”，一个准继父，主要的控制人，意识的指导者，他身负职责且享有特权。他和那些有权质疑他独断专行的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弗兰克·佩雷、儿童社会救助厅的代表，但也包括预审法官。他看不起本地另一户寄养家庭，那户不显眼的人家收养了罗拉，也就是蕾蒂西娅在学校里的朋友。他身为人父的信念——一个典范父亲——来自于对无限权力和社会优越性的热衷，这同时也凸显出家长的缺陷、感化教育工作者的失职。
*
在那时，面对帕特龙先生，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父亲和叔叔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被逐出了她们的生活，就像远方的父母被逐渐淡忘，在由此而产生的苦涩中，还掺杂着感激和某种形式的赞赏。时至今日，阿兰·拉尔歇依然承认那个男人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们第一次会面是在波尔尼克的麦当劳停车场里，当时，他还带着父母来看望他们的外孙女们。
帕特龙是一个杰出的养父。我的父母在南特接待了他，以此表示信任。对于他本人，他的态度，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回应，我们都引以为荣，不能更满意了；对帕特龙夫人也是如此。他们把两个小女孩看成是自己的孩子。
帕特龙先生获得了政府许可，弗兰克·佩雷也只和他交谈过，但是并不知道他的居住地址。他很想去看看自己女儿们生活的地方，但是帕特龙先生对此加以拒绝。
我把他当作榜样。他和我接触的时候，态度很得体，说话也对路。我去接小姑娘们，把她们带回南特。“小姑娘们怎么样？一切都好吗？——当然，一切都顺利。”
弗兰克·佩雷和西尔维娅·拉尔歇的处境仍成问题，法官于是决定淡化家庭联系。每三个星期六，每一个家长可以选择其中的一天去看望自己的女儿们，波尔尼克和南特之间的往返时间也包括在内。即便这对双胞胎对她们母亲的抑郁有所准备，但还是不免受到折磨。当弗兰克·佩雷的那个周六到来，他会在10点钟的时候，在波尔尼克的麦当劳停车场接上女儿们。他必须在18点的时候把她们带回去，所以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供利用：他们要么在麦当劳吃了早饭之后，坐着汽车去兜风，要么在亚特兰蒂斯购物中心随便看看，要么到斯蒂芬和德尔菲娜位于马拉科夫的家里消磨时间，那是南特的一处平民居住区。无论如何，都必须充分筹备，计算好时间。杰西卡说：“从见到我们父亲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一直很高兴。时间不长，但是已经不错了。”在完成了某些程序——寄出申请信、填完表之后，拉尔歇家的外祖父母终于可以见到他们的外孙女们了，但每个月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这也是帕特龙先生的态度，他推动了她们家庭关系的毁坏。弗兰克·佩雷感到自己受到了判决，成了局外人。他给自己的女儿们打电话的时候，电话机总是处于免提状态，帕特龙先生就在左右。在这种情形中，很难说出“我爱你”。当帕特龙先生把蕾蒂西娅和杰西卡送去她们母亲位于南特的家（因为拉尔歇夫人没有代步工具），他会把车停在楼下，坐在里面等上一整天。为了不撞见他，母亲和她的女儿们会从一层出去，穿过小区内的垃圾箱和地窖，跑到院子里去玩滑梯。
对于佩雷家，有些回忆就像羞辱。2005年的一个星期六，德尔菲娜正在产房里分娩，双胞胎姐妹和她们的父亲和叔叔都待在马拉科夫的寓所里，在一片快乐和激动的气氛里等待婴儿出生的那一刻。但是，下午即将过去，婴儿还没有生出来，而弗兰克·佩雷必须把她们送回波尔尼克。失望至极的蕾蒂西娅和杰西卡极力反对，却也没有其他选择。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她们在麦当劳停车场被帕特龙先生接走了。她们等了一整天，因为一小时之差就错过了她们小堂妹的出生。但是，帕特龙先生并不是那种有商量余地的人。
2006年的另一个星期六。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小女孩当时已经长成了少女，她们用纸板做了雪橇。当雪花伴着夜色降临，回波尔尼克的时间也到了。然而，路面已为大雪所覆盖，这种时候驾车是很危险的。弗兰克·佩雷给帕特龙先生打电话，问他能否破一次例，让女孩子们在她们的叔叔家过夜。
“绝对不行。”
最后，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在两名宪兵的护送下出发了。天很晚了，还下着鹅毛大雪，她们不得不在布盖奈的护理中心过夜。次日早上，帕特龙先生过来接她们，他们驶入漫天的雪球中，开始了和它们的艰难斗争。
但是，帕特龙先生是否有理由不信任弗兰克·佩雷呢？只要从她们父亲身上闻到酒味，他就有权不把女儿们交给他。杰西卡回忆道：“这事发生过一次，让我非常难过。我们已经十三四岁了。”有些星期六的晚上，她们回来说：“我们在停车场底下玩耍，爸爸和叔叔则在房间里喝啤酒。”有时候，弗兰克·佩雷会自娱自乐，开启手制动让车滑动起来，或是假装看到一只猫穿过了马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布艾耶的停车场，他让杰西卡开车。为了不让她撞上停在那里的一辆车，他不得不用手制动急刹车，车停得非常之迅猛，坐在后面的蕾蒂西娅被吓得面色苍白。在那天，他们还一起玩“如何表现自然地偷东西”，想象他们正在一个超市里拿一样东西而不被保安和摄像头察觉。经过这次之后，法官停了他一段时间的探视权。
弗兰克·佩雷的做派足以说明他在社会中的卑微地位，也证明他不具备当父亲的资质，这让我难过，犹如目睹了纯粹的决定论景象、自食其果的不公、落在罪犯身上的小惩罚。他的酗酒和不负责任让他成了众矢之的：法官、儿童社会救助厅、帕特龙夫妇，也就是司法机关、社会救助部门和“正派人”的群体。在他们眼里，他一无是处，大家对他只剩下同情。
2008年，儿童社会救助厅做出调整，将对双胞胎姐妹的安置一直延续到她们成年为止。弗兰克·佩雷要按照每月每人100欧的标准支付抚养费用。16岁时，她们独自坐火车去南特见她们的母亲。但她们发现大门紧闭，西尔维娅·拉尔歇没有通知任何人就住进了医院。
*
并不是因为帕特龙先生受雇于省议会，受到了儿童社会救助厅的女性感化教育工作者的监督，他就会和她们融洽地工作。这样的互不信任在19世纪就被注意到了。
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协调人”属于团结委员会辖下的儿童社会救助厅分部，它位于波尔尼克，所有省议会的社会救助行动的部门都集中在那里，它们负责的是雷茨地区。拉维奥莱特女士从2008年起就对她们进行监管了，几乎每个月都要会见她们。和帕特龙家日复一日的投入相比，这些定期会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有助于对职业选择、钱、健康和节育等问题进行讨论。儿童社会救助厅半缺席的主因在于，女性教育工作者忙于更为紧急的事情，一些年轻人退学、离家出走、偷盗、吸毒或者自残。相比，佩雷姐妹倒是成功的典范。
对于帕特龙先生，拉维奥莱特女士的想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和他一起进行的工作太过复杂。他想操控一切。他无法容忍任何意见。他对自己做的事情确信无疑，他动辄批评别人而不是反思自己。如果一个女性感化教育工作者的举措不合他心意，他会欣然应允，然后暗中进行破坏。因此，当拉维奥莱特女士之前的感化教育工作者要求双胞胎姐妹参加社团，以便探索新事物并交上朋友时，帕特龙先生说得蕾蒂西娅好像是组里面年龄最大的。她失望而归：“他想要我和小朋友待在一起。”至于杰西卡，她完全处在他的支配之下，连蕾蒂西娅都说，杰西卡对帕特龙先生言听计从。在几个月之内，他就在双胞胎姐妹的生活里占据了不相称的地位。在团队中，大家都说她们“受操控”。操控，是指在处于成长期的儿童身上设置一套控制机制。
另一方面，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看起来找到了一个框架，她们在其中快乐而安心，找得到自己的坐标。在去她们的住处进行探访时，拉维奥莱特女士会留心观察她们在何种程度上融入了这个家庭，有时她会放心地离开：“小姑娘们很好，她们取得了进步。”另外一些时候，她则满怀焦虑地回去：“这不行，她们必须过上自己的生活，必须得找到另外一种方式。”但是，这些怀疑牵涉的是双胞胎姐妹的自主性。拉维奥莱特女士从来没有想到过性方面的暴力。2014年，在帕特龙一案的庭审上，被告一方询问，如果说女孩们是“受操控”的，那么省议会为什么没有得出相应的结论？
帕特龙先生，他是代理父亲，还是滥用职权的家庭助理员？他怀有的是名副其实的警惕，还是对情人的妒忌？他的严厉有利于迷失的青少年，让人安心，还是说，他对未成年人而言就是暴君？
当我问起负责帕特龙一案的法官时，她向我表示：“我不排斥任何一种亲近这对双胞胎的形式。她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她们乐于交际，玩棋盘游戏。人性太复杂。没有人完全是坏人，正是这点让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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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吉尔·帕特龙出生于南特附近的拉蒙塔尼。他当过锅炉学徒工，拥有相当于技术类高中的文凭。他在职业生涯之初是一名工人，而后在安德尔的船只建造部担任财务秘书，这是一家专注军舰和潜艇设计和维护的公司。在他的要求下，他被调到了塔希提岛，1990年初，他把整个家都搬到了那里。他有3个孩子（两个女孩和1个男孩），因为喜欢拈花惹草而出名。回到大城市之后，他成了社会规划的受害者。由于失业，在1995年45岁的时候，他决定成为家庭救助员：那之后他就开始接收寄养儿童了。
他受雇于大西洋卢瓦尔省的省议会，在省议会的授权之下，他所要执行的任务是保证“未成年人和小于21岁的年轻人的健康、安全和成长”。具体而言，重要的是——就像19世纪以来所有的寄养家庭一样——由严肃而体贴的“善良家父”来抚养孩子，并且对他的日常生活和学业进行指导。既然多数受到安置的儿童还有自己的亲生父母，那么他究竟是“儿童专业人员”“家庭救助员”，还是“养父”？无论如何，他的地位是模糊的，因为他所做出的决定涉及儿童的生活，乃至其中的私密部分——家庭生活的规矩、时间安排、房间的布置、学校作业、网络和手机的使用、和朋友的外出、必要的惩罚——然而，他并不拥有父母的权威，而且必须向儿童社会救助厅委派的教育专家做出请示。
帕特龙先生是个活力四射的人，参与了很多活动。他是体操和足球教练员、柔道俱乐部的主席、老年人的监护人。他所参与的家庭救助员的活动，是由雷茨地区的寄养家庭协会所指派的。这个能干的人将自己在波尔尼克的房子修葺一新，建了几间车库，对另一处租借来的房子进行了装修，还帮助自己的孩子翻新他们的住宅。他用自己的双手在罗杰尔路上建了一座新房，和自己的家只隔开两个门牌号。
帕特龙夫妇在他们家里连续接收了总共6个儿童，还有55个儿童是在周末或假期中被“中转”过来的。有些成年后碰到了困难，还会回来住在他们那里。6个中的第一个叫热罗姆，和他们一起生活了8年。他后来成了面包师，独自抚养着一个小女儿。阿诺从8岁待到了11岁，他星期日晚上到来的时候总是千疮百孔：“妈妈打我了。”整个星期，他都会满怀期待地等待周末：“妈妈会改变的，她不会再打我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周末，她都会用编织机的小棍狠狠地打他。三年之后，他回去跟她住在一起。帕特龙夫妇一家给了他一个收录机。他母亲过来接他的时候，把机器扔进了汽车行李箱：“看到了吗？没收！没收！”最后，在一次争吵中，阿诺弄断了自己的一条腿。而今，他都没有工作，住在一个再接纳中心里。每个星期六，他都要去他母亲家里做家务。
在2001到2004年期间，帕特龙夫妇收养了克莱芒蒂娜，一个10岁的女孩。在接下来的一年，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到了潘伯夫的救助中心。几年之后，他们还接收了加埃尔。
那些赏识帕特龙先生的人说，他是一个领导者，一个有手腕的人，直率、勤劳、坚挺，投身社会，随时准备做出贡献。被他触怒过的人则把他说成“无所不知”先生，自以为是的人，心理不适症患者，有一个牛劲十足的自我，始终不把自己的妻子放在眼里。
他对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很严厉，给她们带来了她们一生都欠缺的原则、价值和环境。他的教育并不缺乏情感：在她们13或14岁时，她们坐在“小狼”的膝盖上（就像坐在帕特龙夫人，也就是“咪咪”的膝盖上）。他对她们的生活介入很深：他会检查她们的作业、学习成绩单和银行账户，不允许她们外出；在蕾蒂西娅和她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打电话骚扰她；他要求杰西卡田径训练一结束就回家，保证自己在比赛期间做好热身。帕特龙先生发号施令，而且不习惯遭到反对。因为下午回来得太晚，蕾蒂西娅的摩托车就被没收了。杰西卡不得不监视蕾蒂西娅和加埃尔：必须把他们间的打情骂俏扼杀在摇篮之中。
杰西卡说：“那些规则就是他本尊。他就是主导。而夫人无从插嘴。不能自说自话，绝对不能！我没自说自话，绝不应该！蕾蒂西娅要独立得多。”
对这对双胞胎而言，帕特龙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家庭助理员”。他很快就成了一个“养父”，一个准继父，主要的控制人，意识的指导者，他身负职责且享有特权。他和那些有权质疑他独断专行的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弗兰克·佩雷、儿童社会救助厅的代表，但也包括预审法官。他看不起本地另一户寄养家庭，那户不显眼的人家收养了罗拉，也就是蕾蒂西娅在学校里的朋友。他身为人父的信念——一个典范父亲——来自于对无限权力和社会优越性的热衷，这同时也凸显出家长的缺陷、感化教育工作者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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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面对帕特龙先生，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父亲和叔叔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被逐出了她们的生活，就像远方的父母被逐渐淡忘，在由此而产生的苦涩中，还掺杂着感激和某种形式的赞赏。时至今日，阿兰·拉尔歇依然承认那个男人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们第一次会面是在波尔尼克的麦当劳停车场里，当时，他还带着父母来看望他们的外孙女们。
帕特龙是一个杰出的养父。我的父母在南特接待了他，以此表示信任。对于他本人，他的态度，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回应，我们都引以为荣，不能更满意了；对帕特龙夫人也是如此。他们把两个小女孩看成是自己的孩子。
帕特龙先生获得了政府许可，弗兰克·佩雷也只和他交谈过，但是并不知道他的居住地址。他很想去看看自己女儿们生活的地方，但是帕特龙先生对此加以拒绝。
我把他当作榜样。他和我接触的时候，态度很得体，说话也对路。我去接小姑娘们，把她们带回南特。“小姑娘们怎么样？一切都好吗？——当然，一切都顺利。”
弗兰克·佩雷和西尔维娅·拉尔歇的处境仍成问题，法官于是决定淡化家庭联系。每三个星期六，每一个家长可以选择其中的一天去看望自己的女儿们，波尔尼克和南特之间的往返时间也包括在内。即便这对双胞胎对她们母亲的抑郁有所准备，但还是不免受到折磨。当弗兰克·佩雷的那个周六到来，他会在10点钟的时候，在波尔尼克的麦当劳停车场接上女儿们。他必须在18点的时候把她们带回去，所以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供利用：他们要么在麦当劳吃了早饭之后，坐着汽车去兜风，要么在亚特兰蒂斯购物中心随便看看，要么到斯蒂芬和德尔菲娜位于马拉科夫的家里消磨时间，那是南特的一处平民居住区。无论如何，都必须充分筹备，计算好时间。杰西卡说：“从见到我们父亲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一直很高兴。时间不长，但是已经不错了。”在完成了某些程序——寄出申请信、填完表之后，拉尔歇家的外祖父母终于可以见到他们的外孙女们了，但每个月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这也是帕特龙先生的态度，他推动了她们家庭关系的毁坏。弗兰克·佩雷感到自己受到了判决，成了局外人。他给自己的女儿们打电话的时候，电话机总是处于免提状态，帕特龙先生就在左右。在这种情形中，很难说出“我爱你”。当帕特龙先生把蕾蒂西娅和杰西卡送去她们母亲位于南特的家（因为拉尔歇夫人没有代步工具），他会把车停在楼下，坐在里面等上一整天。为了不撞见他，母亲和她的女儿们会从一层出去，穿过小区内的垃圾箱和地窖，跑到院子里去玩滑梯。
对于佩雷家，有些回忆就像羞辱。2005年的一个星期六，德尔菲娜正在产房里分娩，双胞胎姐妹和她们的父亲和叔叔都待在马拉科夫的寓所里，在一片快乐和激动的气氛里等待婴儿出生的那一刻。但是，下午即将过去，婴儿还没有生出来，而弗兰克·佩雷必须把她们送回波尔尼克。失望至极的蕾蒂西娅和杰西卡极力反对，却也没有其他选择。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她们在麦当劳停车场被帕特龙先生接走了。她们等了一整天，因为一小时之差就错过了她们小堂妹的出生。但是，帕特龙先生并不是那种有商量余地的人。
2006年的另一个星期六。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小女孩当时已经长成了少女，她们用纸板做了雪橇。当雪花伴着夜色降临，回波尔尼克的时间也到了。然而，路面已为大雪所覆盖，这种时候驾车是很危险的。弗兰克·佩雷给帕特龙先生打电话，问他能否破一次例，让女孩子们在她们的叔叔家过夜。
“绝对不行。”
最后，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在两名宪兵的护送下出发了。天很晚了，还下着鹅毛大雪，她们不得不在布盖奈的护理中心过夜。次日早上，帕特龙先生过来接她们，他们驶入漫天的雪球中，开始了和它们的艰难斗争。
但是，帕特龙先生是否有理由不信任弗兰克·佩雷呢？只要从她们父亲身上闻到酒味，他就有权不把女儿们交给他。杰西卡回忆道：“这事发生过一次，让我非常难过。我们已经十三四岁了。”有些星期六的晚上，她们回来说：“我们在停车场底下玩耍，爸爸和叔叔则在房间里喝啤酒。”有时候，弗兰克·佩雷会自娱自乐，开启手制动让车滑动起来，或是假装看到一只猫穿过了马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布艾耶的停车场，他让杰西卡开车。为了不让她撞上停在那里的一辆车，他不得不用手制动急刹车，车停得非常之迅猛，坐在后面的蕾蒂西娅被吓得面色苍白。在那天，他们还一起玩“如何表现自然地偷东西”，想象他们正在一个超市里拿一样东西而不被保安和摄像头察觉。经过这次之后，法官停了他一段时间的探视权。
弗兰克·佩雷的做派足以说明他在社会中的卑微地位，也证明他不具备当父亲的资质，这让我难过，犹如目睹了纯粹的决定论景象、自食其果的不公、落在罪犯身上的小惩罚。他的酗酒和不负责任让他成了众矢之的：法官、儿童社会救助厅、帕特龙夫妇，也就是司法机关、社会救助部门和“正派人”的群体。在他们眼里，他一无是处，大家对他只剩下同情。
2008年，儿童社会救助厅做出调整，将对双胞胎姐妹的安置一直延续到她们成年为止。弗兰克·佩雷要按照每月每人100欧的标准支付抚养费用。16岁时，她们独自坐火车去南特见她们的母亲。但她们发现大门紧闭，西尔维娅·拉尔歇没有通知任何人就住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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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因为帕特龙先生受雇于省议会，受到了儿童社会救助厅的女性感化教育工作者的监督，他就会和她们融洽地工作。这样的互不信任在19世纪就被注意到了。
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协调人”属于团结委员会辖下的儿童社会救助厅分部，它位于波尔尼克，所有省议会的社会救助行动的部门都集中在那里，它们负责的是雷茨地区。拉维奥莱特女士从2008年起就对她们进行监管了，几乎每个月都要会见她们。和帕特龙家日复一日的投入相比，这些定期会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有助于对职业选择、钱、健康和节育等问题进行讨论。儿童社会救助厅半缺席的主因在于，女性教育工作者忙于更为紧急的事情，一些年轻人退学、离家出走、偷盗、吸毒或者自残。相比，佩雷姐妹倒是成功的典范。
对于帕特龙先生，拉维奥莱特女士的想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和他一起进行的工作太过复杂。他想操控一切。他无法容忍任何意见。他对自己做的事情确信无疑，他动辄批评别人而不是反思自己。如果一个女性感化教育工作者的举措不合他心意，他会欣然应允，然后暗中进行破坏。因此，当拉维奥莱特女士之前的感化教育工作者要求双胞胎姐妹参加社团，以便探索新事物并交上朋友时，帕特龙先生说得蕾蒂西娅好像是组里面年龄最大的。她失望而归：“他想要我和小朋友待在一起。”至于杰西卡，她完全处在他的支配之下，连蕾蒂西娅都说，杰西卡对帕特龙先生言听计从。在几个月之内，他就在双胞胎姐妹的生活里占据了不相称的地位。在团队中，大家都说她们“受操控”。操控，是指在处于成长期的儿童身上设置一套控制机制。
另一方面，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看起来找到了一个框架，她们在其中快乐而安心，找得到自己的坐标。在去她们的住处进行探访时，拉维奥莱特女士会留心观察她们在何种程度上融入了这个家庭，有时她会放心地离开：“小姑娘们很好，她们取得了进步。”另外一些时候，她则满怀焦虑地回去：“这不行，她们必须过上自己的生活，必须得找到另外一种方式。”但是，这些怀疑牵涉的是双胞胎姐妹的自主性。拉维奥莱特女士从来没有想到过性方面的暴力。2014年，在帕特龙一案的庭审上，被告一方询问，如果说女孩们是“受操控”的，那么省议会为什么没有得出相应的结论？
帕特龙先生，他是代理父亲，还是滥用职权的家庭助理员？他怀有的是名副其实的警惕，还是对情人的妒忌？他的严厉有利于迷失的青少年，让人安心，还是说，他对未成年人而言就是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