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带斜屋顶的”房子
11 “带斜屋顶的”房子
2001年1月，8岁的蕾蒂西娅和杰西卡住到了潘伯夫的“神意护理中心”。她们从此不再和父母一起生活了。言下之意，即便她们的父母想照看她们，她们也不得不融入一个由被遗弃者、“无家可归者”组成的大家庭里去了——在这出延续数世纪的悲剧中，核心无非就是暴力和孤独。
在18世纪，丢弃幼儿被当作是一种产后避孕的方式，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它成了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年轻女性通过这种手段来保住饭碗，继续苟活下去。捡到的小孩、被遗忘的婴儿、小乞丐、年幼的妓女、在大街上流浪的青少年的数目剧增，这给慈善家和教育学家造成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受害的儿童就是一个潜在的少年犯，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农村的寄养家庭和城市的孤儿院之间进行选择。农村的住所可以为被遗弃儿童提供理想的环境，但要说服农民绝非易事。集体教育的机构乍看很适合接收成批的贫苦儿童，但是，当收容所、农场、工科学院和其他孤儿院并不被当作单纯的收容之地时，它们便不仅不产生救助的功效，而且只会造成情况的恶化。
19世纪上半叶，人们试行了一种折中的方式，把数目有限的儿童（孤儿、穷人或轻罪犯人）安置在农村地区大小合宜的住所里，那里的宗教和劳动氛围有利于对他们进行改造。瑞士的霍夫威尔（hofwyl）农业收容所、汉堡附近的荒野之家、地处卢瓦尔河谷的梅特雷（mettray）流放地，都是“集体——家庭”类型的机构，由亭子、花园、小道和一片以钟楼为中心的区域构成，有利于激发机构的效率和安置的热情。
当目前运营潘伯夫护理中心的组织负责人热情洋溢地向我保证，蕾蒂西娅和杰西卡是在“带斜屋顶的真正的住宅”里长大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乌托邦并没有死亡。
*
神意慈善机构成立于1824年，由来自潘伯夫的上流阶层的女慈善家们一手创立，这个美丽的小城地处形如笑脸的卢瓦尔河港湾地带。这里接收的是孤儿和年轻的贫苦女子，由20多个修女引导他们学习基督教教义。1865年，受益于一笔慷慨的捐赠，“智慧女儿”得以在卢瓦尔河边的埃欧勒湾觅得一处大房子，并在那里定居了下来。一个世纪以后，它变成了允许男女混住的世俗机构，还和大西洋卢瓦尔省的社会和健康行为指导机构合作，接收由省议会或法庭转送过来的儿童。
今天，神意护理中心更名为伊奥利亚护理中心。为了远离破败的情感和成人的冲突，过上一种由儿童专家制定的生活，蕾蒂西娅和杰西卡于2011年离开了大城市，当她们来到这个风景如画的小港口时，还是通过那个宗教名字认识这个机构的。事实上，杰西卡跟我提起的最初的回忆与牛奶和糖有关，她重新发现了童年时代的甜美：“在潘伯夫时的这些回忆都挺美好的。我们喜欢牛奶汤，这是种加了糖的牛奶。我们老是想要更多的牛奶汤！”第二段回忆同样快乐：蕾蒂西娅在10岁或者11岁的时候在过道里奔跑玩耍时，一头栽倒在地上，把门牙的下半截都摔碎了。“她哭了起来，过一会儿又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牙医给她装了假牙。”只要她笑起来，我们就能看出哪块是假牙，因为真牙是白色的，而树脂混合物却是灰色的。
这些回忆让我难受。我感到五味杂陈，它们让我想到的与其说是儿童的快乐，不如说是人世的无常、人性的破碎、无法习惯安定稳固和温饱生活的病弱躯体。杰西卡笑着向我讲述所有这些，这件事情本身自然是积极的。唉，她摔碎的门牙，曾是她在神意护理中心里苦乐参半的趣事，十年之后，在鉴别蕾蒂西娅的尸体之时，却成了法医牙科报告里的一项证据。
在“斜屋顶”之下，这处住所容纳了30名左右的儿童，他们被分成大中小三组，围绕着他们的人包括：一名部门负责人、一名部门主管、几名教师、两名心理学家、几名女佣人、几名洗衣工和一个厨师——成人和儿童几乎一样多。房间都在楼上，配备了简易床或双层床。小班的孩子最大8岁，他们睡在宿舍里。中班里是蕾蒂西娅和杰西卡这样年纪的，三个人睡一个房间。透过花园的护栅，可以看到一条种了树的平行侧道，路的另一边则是宽阔的卢瓦尔河，这条已经盐化的河由河口向外延伸。
即便这对双胞胎不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她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虽然差异越来越大，但仍然维持着互补的关系。蕾蒂西娅形销骨立，总是畏畏缩缩，而且弱不禁风。除去她拒绝吃东西或受伤的时候，她总是悄无声息地躲在自己的一隅之地。人们发觉，她的体重要低于平均水平，而且就她的年纪而言，她哭的次数实在是过多了，要么是因为白天的小伤小痛，要么是因为晚上做了噩梦。教师的报告写道：“温顺，易哭而且饭量很小。”人们观察到，她不仅进食、学习和睡眠不如人意，而且连表达肯定、说出脑子里的想法、表示反对都做不到。她没法在护理中心提供的各种活动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音乐、唱歌还是游泳。最后，她哪项活动都没登记上，还抱怨自己是小组里唯一一个无事可干的人。因为比她的双胞胎姐姐小很多，她在儿童社会救助厅的联络人给她取了一个外号——“小不点”。
杰西卡开始学柔道，她成了妹妹的代言人，还肩负着保护她的使命。或许正因为是这样，主任没有把她们分配到同一所学校里去：蕾蒂西娅去了圣心私立学校，而杰西卡则去了路易·佩尔戈中学。“在护理中心，”杰西卡总结道，“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很开心。”
弗兰克·佩雷第一次来到神意护理中心时——他称之为“官邸”——暴跳如雷，恨不得把一切都砸个稀巴烂。部门负责人是一个坦率的男人，和其他合作者一起在办公室接待了他。负责人告诉他，他把他当作一个父亲来尊敬，但是，接收这些女孩子是自己的司法职责所在，而他应该尊重这项法律。
弗兰克·佩雷获得了每两周一次的探视权，时间是周日的10点到12点。那些日子里，他表现得像个奶爸：带来了小糕点，无微不至，即便比起蕾蒂西娅来他更喜欢杰西卡。在重逢之后，他们三人就会去旁边的小公园里散步，因为没有时间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蕾蒂西娅和杰西卡都身体健康，富有教养，礼貌而快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护理中心，”斯蒂芬·佩雷承认，“我能够这样评价，我对它了解得一清二楚。”
和西尔维娅·拉尔歇的会面是每15天一次，为时一个半小时，地点是儿童社会救助厅的所在地，但此事进行得并不顺利。有时候，她不会预先告知自己正在住院，而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坐着出租车，经过漫长的路途到达约定地点后，却谁都没有见到。她在女儿们面前说，她不会提供自己的手机号，因为她怕被“窃听”。2001年12月，儿童社会救助厅的一名教师写道：
（拉尔歇）女士无法容忍女儿们一起玩耍嬉笑：当着在场社会工作人员的面，她不断地向她们提出意见，表现出“好母亲”的样子。她说有人责备她在女儿们面前缺乏权威，然后又开始谈起过去，讲到她和女儿们住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孩子们很难回想起这些过去，对蕾蒂西娅而言尤其如此，她被描述成一个淘气鬼……
拉尔歇女士带来了棋盘游戏，这引起了蕾蒂西娅的注意。然而，她情不自禁地向女儿们发出令人不快的信号，因为，不该干这不该干那就暗示着：“你太没用了，你回答不上来。”蕾蒂西娅的母亲用“脆弱”一词来描述她：“你像我，你和我一样脆弱。”拉尔歇女士在她女儿面前讲的那些话让蕾蒂西娅难以忍受，强忍着泪水。
不应该搞错因果关系，不是因为蕾蒂西娅“脆弱”，她的母亲才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正好相反。这对父母的角色分工很明确：吓人的父亲，被吓坏的母亲。在由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组成的这对双胞胎里，一个成了被指定的牺牲品，而另一个则享有她们父母的偏爱，她吸收了她们所有乐观的一面。人们对那个“弱者”不抱指望，因为她“像妈妈”。
至于阿兰·拉尔歇，他感到很满意，因为他的侄女们会在护理中心得到保护，而年底的节日则会在家里度过。2004年，蕾蒂西娅和杰西卡获得了每三周去一次她们父亲家的权利——事实上，她们最后去的是佩雷叔叔在南特的家。她们和她们的堂兄弟在楼下玩洋娃娃、过家家、嬉闹。在斯蒂芬和德尔菲娜·佩雷的婚礼上，她们为了想知道谁拿花束、谁提新娘的裙角而吵了起来。
*
虱子。弗兰克·佩雷和她的新伴侣，还有从2005年起接收了两个小姑娘的帕特龙夫人，所有人都记得虱子的事。每一次这对双胞胎回到他们家里，都得对她们进行除虱。在使用香波时，总会有上百只虱子和虫卵一起掉进脸盆里，还有短发屑。没人能把它们清除干净。弗兰克·佩雷甚至想让卫生“降临”到护理中心里。
虱子，这种儿童群体中的灾害，这种长了爪子的小虫，因为让人想起童年、学校、编发和短裤的年纪，反倒让人感觉亲切，但它们对我而言则全然是另外一种象征：盘桓不去的威胁，侵袭女孩们的痛苦，而且是不可见的。
2001年1月，8岁的蕾蒂西娅和杰西卡住到了潘伯夫的“神意护理中心”。她们从此不再和父母一起生活了。言下之意，即便她们的父母想照看她们，她们也不得不融入一个由被遗弃者、“无家可归者”组成的大家庭里去了——在这出延续数世纪的悲剧中，核心无非就是暴力和孤独。
在18世纪，丢弃幼儿被当作是一种产后避孕的方式，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它成了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年轻女性通过这种手段来保住饭碗，继续苟活下去。捡到的小孩、被遗忘的婴儿、小乞丐、年幼的妓女、在大街上流浪的青少年的数目剧增，这给慈善家和教育学家造成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受害的儿童就是一个潜在的少年犯，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农村的寄养家庭和城市的孤儿院之间进行选择。农村的住所可以为被遗弃儿童提供理想的环境，但要说服农民绝非易事。集体教育的机构乍看很适合接收成批的贫苦儿童，但是，当收容所、农场、工科学院和其他孤儿院并不被当作单纯的收容之地时，它们便不仅不产生救助的功效，而且只会造成情况的恶化。
19世纪上半叶，人们试行了一种折中的方式，把数目有限的儿童（孤儿、穷人或轻罪犯人）安置在农村地区大小合宜的住所里，那里的宗教和劳动氛围有利于对他们进行改造。瑞士的霍夫威尔（hofwyl）农业收容所、汉堡附近的荒野之家、地处卢瓦尔河谷的梅特雷（mettray）流放地，都是“集体——家庭”类型的机构，由亭子、花园、小道和一片以钟楼为中心的区域构成，有利于激发机构的效率和安置的热情。
当目前运营潘伯夫护理中心的组织负责人热情洋溢地向我保证，蕾蒂西娅和杰西卡是在“带斜屋顶的真正的住宅”里长大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乌托邦并没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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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意慈善机构成立于1824年，由来自潘伯夫的上流阶层的女慈善家们一手创立，这个美丽的小城地处形如笑脸的卢瓦尔河港湾地带。这里接收的是孤儿和年轻的贫苦女子，由20多个修女引导他们学习基督教教义。1865年，受益于一笔慷慨的捐赠，“智慧女儿”得以在卢瓦尔河边的埃欧勒湾觅得一处大房子，并在那里定居了下来。一个世纪以后，它变成了允许男女混住的世俗机构，还和大西洋卢瓦尔省的社会和健康行为指导机构合作，接收由省议会或法庭转送过来的儿童。
今天，神意护理中心更名为伊奥利亚护理中心。为了远离破败的情感和成人的冲突，过上一种由儿童专家制定的生活，蕾蒂西娅和杰西卡于2011年离开了大城市，当她们来到这个风景如画的小港口时，还是通过那个宗教名字认识这个机构的。事实上，杰西卡跟我提起的最初的回忆与牛奶和糖有关，她重新发现了童年时代的甜美：“在潘伯夫时的这些回忆都挺美好的。我们喜欢牛奶汤，这是种加了糖的牛奶。我们老是想要更多的牛奶汤！”第二段回忆同样快乐：蕾蒂西娅在10岁或者11岁的时候在过道里奔跑玩耍时，一头栽倒在地上，把门牙的下半截都摔碎了。“她哭了起来，过一会儿又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牙医给她装了假牙。”只要她笑起来，我们就能看出哪块是假牙，因为真牙是白色的，而树脂混合物却是灰色的。
这些回忆让我难受。我感到五味杂陈，它们让我想到的与其说是儿童的快乐，不如说是人世的无常、人性的破碎、无法习惯安定稳固和温饱生活的病弱躯体。杰西卡笑着向我讲述所有这些，这件事情本身自然是积极的。唉，她摔碎的门牙，曾是她在神意护理中心里苦乐参半的趣事，十年之后，在鉴别蕾蒂西娅的尸体之时，却成了法医牙科报告里的一项证据。
在“斜屋顶”之下，这处住所容纳了30名左右的儿童，他们被分成大中小三组，围绕着他们的人包括：一名部门负责人、一名部门主管、几名教师、两名心理学家、几名女佣人、几名洗衣工和一个厨师——成人和儿童几乎一样多。房间都在楼上，配备了简易床或双层床。小班的孩子最大8岁，他们睡在宿舍里。中班里是蕾蒂西娅和杰西卡这样年纪的，三个人睡一个房间。透过花园的护栅，可以看到一条种了树的平行侧道，路的另一边则是宽阔的卢瓦尔河，这条已经盐化的河由河口向外延伸。
即便这对双胞胎不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她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虽然差异越来越大，但仍然维持着互补的关系。蕾蒂西娅形销骨立，总是畏畏缩缩，而且弱不禁风。除去她拒绝吃东西或受伤的时候，她总是悄无声息地躲在自己的一隅之地。人们发觉，她的体重要低于平均水平，而且就她的年纪而言，她哭的次数实在是过多了，要么是因为白天的小伤小痛，要么是因为晚上做了噩梦。教师的报告写道：“温顺，易哭而且饭量很小。”人们观察到，她不仅进食、学习和睡眠不如人意，而且连表达肯定、说出脑子里的想法、表示反对都做不到。她没法在护理中心提供的各种活动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音乐、唱歌还是游泳。最后，她哪项活动都没登记上，还抱怨自己是小组里唯一一个无事可干的人。因为比她的双胞胎姐姐小很多，她在儿童社会救助厅的联络人给她取了一个外号——“小不点”。
杰西卡开始学柔道，她成了妹妹的代言人，还肩负着保护她的使命。或许正因为是这样，主任没有把她们分配到同一所学校里去：蕾蒂西娅去了圣心私立学校，而杰西卡则去了路易·佩尔戈中学。“在护理中心，”杰西卡总结道，“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很开心。”
弗兰克·佩雷第一次来到神意护理中心时——他称之为“官邸”——暴跳如雷，恨不得把一切都砸个稀巴烂。部门负责人是一个坦率的男人，和其他合作者一起在办公室接待了他。负责人告诉他，他把他当作一个父亲来尊敬，但是，接收这些女孩子是自己的司法职责所在，而他应该尊重这项法律。
弗兰克·佩雷获得了每两周一次的探视权，时间是周日的10点到12点。那些日子里，他表现得像个奶爸：带来了小糕点，无微不至，即便比起蕾蒂西娅来他更喜欢杰西卡。在重逢之后，他们三人就会去旁边的小公园里散步，因为没有时间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蕾蒂西娅和杰西卡都身体健康，富有教养，礼貌而快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护理中心，”斯蒂芬·佩雷承认，“我能够这样评价，我对它了解得一清二楚。”
和西尔维娅·拉尔歇的会面是每15天一次，为时一个半小时，地点是儿童社会救助厅的所在地，但此事进行得并不顺利。有时候，她不会预先告知自己正在住院，而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坐着出租车，经过漫长的路途到达约定地点后，却谁都没有见到。她在女儿们面前说，她不会提供自己的手机号，因为她怕被“窃听”。2001年12月，儿童社会救助厅的一名教师写道：
（拉尔歇）女士无法容忍女儿们一起玩耍嬉笑：当着在场社会工作人员的面，她不断地向她们提出意见，表现出“好母亲”的样子。她说有人责备她在女儿们面前缺乏权威，然后又开始谈起过去，讲到她和女儿们住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孩子们很难回想起这些过去，对蕾蒂西娅而言尤其如此，她被描述成一个淘气鬼……
拉尔歇女士带来了棋盘游戏，这引起了蕾蒂西娅的注意。然而，她情不自禁地向女儿们发出令人不快的信号，因为，不该干这不该干那就暗示着：“你太没用了，你回答不上来。”蕾蒂西娅的母亲用“脆弱”一词来描述她：“你像我，你和我一样脆弱。”拉尔歇女士在她女儿面前讲的那些话让蕾蒂西娅难以忍受，强忍着泪水。
不应该搞错因果关系，不是因为蕾蒂西娅“脆弱”，她的母亲才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正好相反。这对父母的角色分工很明确：吓人的父亲，被吓坏的母亲。在由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组成的这对双胞胎里，一个成了被指定的牺牲品，而另一个则享有她们父母的偏爱，她吸收了她们所有乐观的一面。人们对那个“弱者”不抱指望，因为她“像妈妈”。
至于阿兰·拉尔歇，他感到很满意，因为他的侄女们会在护理中心得到保护，而年底的节日则会在家里度过。2004年，蕾蒂西娅和杰西卡获得了每三周去一次她们父亲家的权利——事实上，她们最后去的是佩雷叔叔在南特的家。她们和她们的堂兄弟在楼下玩洋娃娃、过家家、嬉闹。在斯蒂芬和德尔菲娜·佩雷的婚礼上，她们为了想知道谁拿花束、谁提新娘的裙角而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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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子。弗兰克·佩雷和她的新伴侣，还有从2005年起接收了两个小姑娘的帕特龙夫人，所有人都记得虱子的事。每一次这对双胞胎回到他们家里，都得对她们进行除虱。在使用香波时，总会有上百只虱子和虫卵一起掉进脸盆里，还有短发屑。没人能把它们清除干净。弗兰克·佩雷甚至想让卫生“降临”到护理中心里。
虱子，这种儿童群体中的灾害，这种长了爪子的小虫，因为让人想起童年、学校、编发和短裤的年纪，反倒让人感觉亲切，但它们对我而言则全然是另外一种象征：盘桓不去的威胁，侵袭女孩们的痛苦，而且是不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