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法官面前的两个小女孩
9 法官面前的两个小女孩
在1996至1997年期间，由于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父亲被监禁，母亲住进了医院，她们便和奶奶一起生活。在两次住进精神病院的间歇，西尔维娅·拉尔歇想去照顾自己的女儿。但她最终被剥夺了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自从被关进牢房以后，弗兰克·佩雷就给儿童法官写信转达自己的忧虑。
1997年1月，“拉尔歇女士请求教育上的帮助”。
涉及双胞胎的这份文件——如今由大西洋卢瓦尔议会保存——里出现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要么是拉尔歇女士自己去贝若利的医疗社会中心陈过情，要么是邻居们向该部门的社会救助人员提交过报告，而救助人员把“让人不安的信息”传达了出去。二十年之后的今天，类似的举措源于一系列的因素：孩子反复缺课，或者相反，家长没有在下课后去接孩子，把他们忘在了家里，孩子独自在楼梯上玩耍到很晚，伤口未经处置，牙齿健康状况糟糕，护理不充足，我们听到他们在门后面哭泣，等等。
上门的教育辅助准备就绪。儿童保护社会救助处是南特当地的组织，和救助部门相关联，它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观察到了幼儿园教育的不足，也看到了教育管理的缺失。自1997年2月起，描述报告被呈送给了南特的检察官，这意味着情况被认定为非常严重。
大体言之，社会救助处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介入：在行政上帮助对此有需求的父母，或者在司法上保护“处于危险中”的孩子，而不需要其父母的同意。后一种方法由儿童法官指定，受到《民法典》第375条的支持，该法令许可在父母住所开展“开放环境的教育救助”，或者采取极端措施，将孩子从其父母手中带走，并将其安置在护理中心或者寄养家庭。
第375条支配了我们已经有两个世纪之久。在拿破仑时代，准许父亲囚禁他的孩子，如果后者是他“重大不满的原因”：这就是由旧制度时期的密信演化而来的家长矫正权。1958年，一道法令将“危险”的概念引入其中——不再只涉及孩子在家庭中造成的混乱，而是他可能造成的危及健康、安全或者道德的危险。
《民法典》的持续修订并没有消除第375条深刻而具有蛊惑力的内核：它是打开大门的钥匙，赋予国家以支配儿童的权力。它最好的一面在于：一个民主社会应该能够保护最脆弱的人，即便这样会招致其亲生父母的反对。而最糟的一面则是：轻而易举地声称一个未成年人“处于危险之中”，谴责他所接受的教育，把他带走并送到能够满足今日需求、实现今日乌托邦理想的地方。两个世纪以来，第375条中的这几句话招致了难以计数的灾难和不幸。
一位儿童法官对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情况念念不忘，也使他日后会做出如下决定：让我们使用司法手段吧。于是，机器开始运作了：儿童的“心理学检查”、妈妈的“精神病鉴定”，以及社会调查。结论是：“巨大的难题。”
1997年12月1日，南特儿童法庭下令就蕾蒂西娅和杰西卡采取开放环境教育救助措施：儿童保护社会救助处的一名雇员将经常前往西尔维娅·拉尔歇的住处，向她提供教育方面的帮助，并确保适合她5岁的女儿们。
1998年年底，弗兰克·佩雷获得假释出狱，而社会工作者注意到，处于谵妄期的拉尔歇女士正住在精神病院里，并没有能力照管她的女儿们。1999年4月，开放环境教育救助的措施还在继续，地方换成了父亲的住处，母亲则有探视的权利。弗兰克·佩雷获得了对女儿们的监护权，但这与他自己无关，只是因为她们的母亲垮了。这对双胞胎即将7岁了。宽厚而细心的儿童法官告诉弗兰克，他应该去为房子和工作而奋斗，正确地照管他的女儿们。
杰西卡回忆道，有一天，“几位先生在我们家的门上挂了锁，我们被迫住在大街或地下室之类的地方”。弗兰克·佩雷和他的女儿们睡在大街上，有时候他把她们托付给朋友和邻居。他逐步振作起来，找到了一处像样的住所，也有了一份货车驾驶员的工作。他租的公寓很小，是位于南特西部德尔瓦里耶的廉租房。他的工作时间不是固定的：由于他起早贪黑地工作，公寓里经常只有蕾蒂西娅和杰西卡两个人。“我们要么睡觉，要么算着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小姑娘们被热水器的火焰吓坏了，因为它总是随着一声闷响重新点火。
面对社会不稳定性、经济困难、狭窄的公寓、不定时的作息，弗兰克·佩雷勉力维持着。他尊敬社会救助处指派的家访人员，他安排好时间，避免女儿们因自己职业的限制而受太多的罪。当他早上5点出门的时候，早餐已经准备就绪，只要用微波炉加热就可以了；一个邻居会上门来确保一切无碍。女儿们自己上学。她们有时候也会逃课，自顾自地打发掉整个白天，期间被热水器的噪声弄得心神不宁。
她们重读了一年级。一天晚上，弗兰克·佩雷穿着短裤下楼，回来的时候拳头上沾着血：他和邻居起了口角。就如杰西卡所说：“先是和母亲住在一起，之后是父亲，但是，最好不要跟他们中任何一个住在一起。”根据弗兰克·佩雷的说法，杰西卡会保护他，她要他只围着自己转。每当有女人出现在他旁边，她就会插到二人中间：“我才是妈妈！”而蕾蒂西娅更为内向，只在角落里玩玩具汽车和小盒子。
2000年，这对双胞胎都在学习上表现出严重的滞后。两人都处于感情和心理上的艰难处境之中。8岁时，她们还没有掌握基本的阅读、写作和计算知识。弗兰克·佩雷想利用他的女儿们，试图把她们变成自己的盟友，以便一起反对她们的母亲。杰西卡向社会救助人员控诉道：“爸爸不让我们看妈妈。”蕾蒂西娅则说：“只要谈到妈妈，爸爸就会打我们。爸爸说她应该去坐牢，因为她太暴躁了。”必须承认的是，三年之后，开放环境教育救助一无所获。
2000年11月23日，新的首字母缩写词扰乱了她们的生活——也就是由儿童法官签署的opp，即临时安置令。“鉴于这两个儿童面临较大的学业上的失败……混乱的家庭环境让她们不能集中精力……”最后，她们被安置在儿童社会救助厅。弗兰克·佩雷和西尔维娅·拉尔歇都失去了监护权，但是他们保留了其他的父母权利（学业指导、出国许可、医疗手术等）。这是由儿童社会救助厅提议，由法官做出的决断。根据第375条和《民法典》，蕾蒂西娅和杰西卡被安置在护理中心。
为什么被送去寄养家庭前要住在护理中心？是因为这样做能让儿童受到更少的创伤，让父母更少地产生被否定感，而且中心拥有由专业化工作人员构成的团队。
*
描述报告、社会救助处、儿童法官、教育救助、安置、护理中心：在儿童社会救助厅看来，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遭际稀松平常，可以说是很典型了。1997年，法官首度介入；2001年，她们进了护理中心。在这中间的救助表现为：政府行动的力度在增强，保护措施在强化，而父母则被逐渐隔离。而情况一旦恶化，也就是说，一旦注意到措施不利，新的措施就会跟进。
文件上什么都没说：一个法官从无能的父母那里带走了他们的女儿们。这样的女儿：被扔在地下室里，整个白天都独自留在家中，在成年人的冲突里像人质一样受挟持，8岁的时候还无法阅读和写作。通俗地说，这是不应该的。立法者不去考虑，一个未成年人首先是他的父母的孩子，安置本身并不是目的，但社区连父母的一点点疏忽和失职都没法容忍。
2001年1月，儿童社会救助厅第一次就这对双胞胎召开了团队会议，其中的一位心理学家回忆道：
在安置之前，针对其父亲这个人，就安置与否以及安置的时机，专家们并没有达成一致。但是，这两个孩子学习进度如此迟缓，着实让人焦虑！这两个女孩智力完全正常，但在学习上陷入了迟滞。这既不是智力缺陷，也不是智商不合格的问题，她们的家庭环境才是罪魁祸首。她们的世界太过混乱，这导致她们采取了防卫机制。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看到，对儿童的社会保护尽管是必要的，但它自身就表现出野蛮来。就在失去妹妹前不久，杰西卡还见了法官。她们还未脱童稚的时候就饱受讯问，经受陌生人目光的观察，沦为心理学或社会医学报告的对象。这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教育救助的措施对小女孩们有所帮助，但是也削弱了她们对成人世界的信任。人世没有条理可言，大人物争执不休，爸爸和妈妈表现不佳。
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一道理解的鸿沟横亘在家庭（经常是平民家庭）和社会服务部门之间。情况到现在也没有变化，佩雷这样的家庭总是遭受偏见。弗兰克确实遵守规则：他服从社会救助，找了一间公寓，从早忙到晚，但人们还是把女儿们从他身边带走了。这无异于往他背上插了一刀。她们跟他过得很开心。儿童社会救助厅一手造成了三个受害者。
那时候，每当提起和自己的孩子们分离，弗兰克·佩雷总会激动不已。他无法理解安置的理由：既然他已经出狱，法庭也把他的女儿们托付给他超过了一年时间，却又因为她们在学校学习不好把她们从他身边带走？今天，在他律师的办公室里，他向我提出了他的看法：“我妻子为了探视权把我带去法庭。法官将监护权授予了我。我妻子有社会救助部门、议会主席支持她，我有抚养权，但是社会救助部门在监视我。”和他们的孩子们一样，父母也不太明白他们自己的生活究竟是怎么了。但是他们清楚问题的关键：“我很想照看他们，但是我没有权利。”
一旦法庭将“身处危险的”儿童带走，就不会再还回去了。政府机关里冥顽不灵的头脑固执地认定：父母是多余的。双胞胎的姑姑德尔菲娜·佩雷的愤怒里夹杂着逆来顺受，她指出：“他们都说是‘临时安置’，但是那些家庭从来没有领回过他们的孩子。这糟透了，但从来没变过。”社会救助部门回答道，事实正相反，在儿童社会救助厅负责为儿童制定的方案中，列满了往返、安置、回家等条目，法庭和政府机构极力维系家庭成员间的联系。而现在的观点（古特努瓦尔的报告，基于议员蒂尼和莫尼耶的工作）又引出了这样的难题：儿童处境的不稳定性。
2001年1月9日，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生命中第一次离开南特。去往潘伯夫，卢瓦尔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
在1996至1997年期间，由于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父亲被监禁，母亲住进了医院，她们便和奶奶一起生活。在两次住进精神病院的间歇，西尔维娅·拉尔歇想去照顾自己的女儿。但她最终被剥夺了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自从被关进牢房以后，弗兰克·佩雷就给儿童法官写信转达自己的忧虑。
1997年1月，“拉尔歇女士请求教育上的帮助”。
涉及双胞胎的这份文件——如今由大西洋卢瓦尔议会保存——里出现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要么是拉尔歇女士自己去贝若利的医疗社会中心陈过情，要么是邻居们向该部门的社会救助人员提交过报告，而救助人员把“让人不安的信息”传达了出去。二十年之后的今天，类似的举措源于一系列的因素：孩子反复缺课，或者相反，家长没有在下课后去接孩子，把他们忘在了家里，孩子独自在楼梯上玩耍到很晚，伤口未经处置，牙齿健康状况糟糕，护理不充足，我们听到他们在门后面哭泣，等等。
上门的教育辅助准备就绪。儿童保护社会救助处是南特当地的组织，和救助部门相关联，它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观察到了幼儿园教育的不足，也看到了教育管理的缺失。自1997年2月起，描述报告被呈送给了南特的检察官，这意味着情况被认定为非常严重。
大体言之，社会救助处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介入：在行政上帮助对此有需求的父母，或者在司法上保护“处于危险中”的孩子，而不需要其父母的同意。后一种方法由儿童法官指定，受到《民法典》第375条的支持，该法令许可在父母住所开展“开放环境的教育救助”，或者采取极端措施，将孩子从其父母手中带走，并将其安置在护理中心或者寄养家庭。
第375条支配了我们已经有两个世纪之久。在拿破仑时代，准许父亲囚禁他的孩子，如果后者是他“重大不满的原因”：这就是由旧制度时期的密信演化而来的家长矫正权。1958年，一道法令将“危险”的概念引入其中——不再只涉及孩子在家庭中造成的混乱，而是他可能造成的危及健康、安全或者道德的危险。
《民法典》的持续修订并没有消除第375条深刻而具有蛊惑力的内核：它是打开大门的钥匙，赋予国家以支配儿童的权力。它最好的一面在于：一个民主社会应该能够保护最脆弱的人，即便这样会招致其亲生父母的反对。而最糟的一面则是：轻而易举地声称一个未成年人“处于危险之中”，谴责他所接受的教育，把他带走并送到能够满足今日需求、实现今日乌托邦理想的地方。两个世纪以来，第375条中的这几句话招致了难以计数的灾难和不幸。
一位儿童法官对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情况念念不忘，也使他日后会做出如下决定：让我们使用司法手段吧。于是，机器开始运作了：儿童的“心理学检查”、妈妈的“精神病鉴定”，以及社会调查。结论是：“巨大的难题。”
1997年12月1日，南特儿童法庭下令就蕾蒂西娅和杰西卡采取开放环境教育救助措施：儿童保护社会救助处的一名雇员将经常前往西尔维娅·拉尔歇的住处，向她提供教育方面的帮助，并确保适合她5岁的女儿们。
1998年年底，弗兰克·佩雷获得假释出狱，而社会工作者注意到，处于谵妄期的拉尔歇女士正住在精神病院里，并没有能力照管她的女儿们。1999年4月，开放环境教育救助的措施还在继续，地方换成了父亲的住处，母亲则有探视的权利。弗兰克·佩雷获得了对女儿们的监护权，但这与他自己无关，只是因为她们的母亲垮了。这对双胞胎即将7岁了。宽厚而细心的儿童法官告诉弗兰克，他应该去为房子和工作而奋斗，正确地照管他的女儿们。
杰西卡回忆道，有一天，“几位先生在我们家的门上挂了锁，我们被迫住在大街或地下室之类的地方”。弗兰克·佩雷和他的女儿们睡在大街上，有时候他把她们托付给朋友和邻居。他逐步振作起来，找到了一处像样的住所，也有了一份货车驾驶员的工作。他租的公寓很小，是位于南特西部德尔瓦里耶的廉租房。他的工作时间不是固定的：由于他起早贪黑地工作，公寓里经常只有蕾蒂西娅和杰西卡两个人。“我们要么睡觉，要么算着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小姑娘们被热水器的火焰吓坏了，因为它总是随着一声闷响重新点火。
面对社会不稳定性、经济困难、狭窄的公寓、不定时的作息，弗兰克·佩雷勉力维持着。他尊敬社会救助处指派的家访人员，他安排好时间，避免女儿们因自己职业的限制而受太多的罪。当他早上5点出门的时候，早餐已经准备就绪，只要用微波炉加热就可以了；一个邻居会上门来确保一切无碍。女儿们自己上学。她们有时候也会逃课，自顾自地打发掉整个白天，期间被热水器的噪声弄得心神不宁。
她们重读了一年级。一天晚上，弗兰克·佩雷穿着短裤下楼，回来的时候拳头上沾着血：他和邻居起了口角。就如杰西卡所说：“先是和母亲住在一起，之后是父亲，但是，最好不要跟他们中任何一个住在一起。”根据弗兰克·佩雷的说法，杰西卡会保护他，她要他只围着自己转。每当有女人出现在他旁边，她就会插到二人中间：“我才是妈妈！”而蕾蒂西娅更为内向，只在角落里玩玩具汽车和小盒子。
2000年，这对双胞胎都在学习上表现出严重的滞后。两人都处于感情和心理上的艰难处境之中。8岁时，她们还没有掌握基本的阅读、写作和计算知识。弗兰克·佩雷想利用他的女儿们，试图把她们变成自己的盟友，以便一起反对她们的母亲。杰西卡向社会救助人员控诉道：“爸爸不让我们看妈妈。”蕾蒂西娅则说：“只要谈到妈妈，爸爸就会打我们。爸爸说她应该去坐牢，因为她太暴躁了。”必须承认的是，三年之后，开放环境教育救助一无所获。
2000年11月23日，新的首字母缩写词扰乱了她们的生活——也就是由儿童法官签署的opp，即临时安置令。“鉴于这两个儿童面临较大的学业上的失败……混乱的家庭环境让她们不能集中精力……”最后，她们被安置在儿童社会救助厅。弗兰克·佩雷和西尔维娅·拉尔歇都失去了监护权，但是他们保留了其他的父母权利（学业指导、出国许可、医疗手术等）。这是由儿童社会救助厅提议，由法官做出的决断。根据第375条和《民法典》，蕾蒂西娅和杰西卡被安置在护理中心。
为什么被送去寄养家庭前要住在护理中心？是因为这样做能让儿童受到更少的创伤，让父母更少地产生被否定感，而且中心拥有由专业化工作人员构成的团队。
*
描述报告、社会救助处、儿童法官、教育救助、安置、护理中心：在儿童社会救助厅看来，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遭际稀松平常，可以说是很典型了。1997年，法官首度介入；2001年，她们进了护理中心。在这中间的救助表现为：政府行动的力度在增强，保护措施在强化，而父母则被逐渐隔离。而情况一旦恶化，也就是说，一旦注意到措施不利，新的措施就会跟进。
文件上什么都没说：一个法官从无能的父母那里带走了他们的女儿们。这样的女儿：被扔在地下室里，整个白天都独自留在家中，在成年人的冲突里像人质一样受挟持，8岁的时候还无法阅读和写作。通俗地说，这是不应该的。立法者不去考虑，一个未成年人首先是他的父母的孩子，安置本身并不是目的，但社区连父母的一点点疏忽和失职都没法容忍。
2001年1月，儿童社会救助厅第一次就这对双胞胎召开了团队会议，其中的一位心理学家回忆道：
在安置之前，针对其父亲这个人，就安置与否以及安置的时机，专家们并没有达成一致。但是，这两个孩子学习进度如此迟缓，着实让人焦虑！这两个女孩智力完全正常，但在学习上陷入了迟滞。这既不是智力缺陷，也不是智商不合格的问题，她们的家庭环境才是罪魁祸首。她们的世界太过混乱，这导致她们采取了防卫机制。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看到，对儿童的社会保护尽管是必要的，但它自身就表现出野蛮来。就在失去妹妹前不久，杰西卡还见了法官。她们还未脱童稚的时候就饱受讯问，经受陌生人目光的观察，沦为心理学或社会医学报告的对象。这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教育救助的措施对小女孩们有所帮助，但是也削弱了她们对成人世界的信任。人世没有条理可言，大人物争执不休，爸爸和妈妈表现不佳。
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一道理解的鸿沟横亘在家庭（经常是平民家庭）和社会服务部门之间。情况到现在也没有变化，佩雷这样的家庭总是遭受偏见。弗兰克确实遵守规则：他服从社会救助，找了一间公寓，从早忙到晚，但人们还是把女儿们从他身边带走了。这无异于往他背上插了一刀。她们跟他过得很开心。儿童社会救助厅一手造成了三个受害者。
那时候，每当提起和自己的孩子们分离，弗兰克·佩雷总会激动不已。他无法理解安置的理由：既然他已经出狱，法庭也把他的女儿们托付给他超过了一年时间，却又因为她们在学校学习不好把她们从他身边带走？今天，在他律师的办公室里，他向我提出了他的看法：“我妻子为了探视权把我带去法庭。法官将监护权授予了我。我妻子有社会救助部门、议会主席支持她，我有抚养权，但是社会救助部门在监视我。”和他们的孩子们一样，父母也不太明白他们自己的生活究竟是怎么了。但是他们清楚问题的关键：“我很想照看他们，但是我没有权利。”
一旦法庭将“身处危险的”儿童带走，就不会再还回去了。政府机关里冥顽不灵的头脑固执地认定：父母是多余的。双胞胎的姑姑德尔菲娜·佩雷的愤怒里夹杂着逆来顺受，她指出：“他们都说是‘临时安置’，但是那些家庭从来没有领回过他们的孩子。这糟透了，但从来没变过。”社会救助部门回答道，事实正相反，在儿童社会救助厅负责为儿童制定的方案中，列满了往返、安置、回家等条目，法庭和政府机构极力维系家庭成员间的联系。而现在的观点（古特努瓦尔的报告，基于议员蒂尼和莫尼耶的工作）又引出了这样的难题：儿童处境的不稳定性。
2001年1月9日，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生命中第一次离开南特。去往潘伯夫，卢瓦尔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