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
他们抵达阿森斯医院时，天色已晚。那是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建立在积雪的山腰上，可以俯瞰俄亥俄大学。车开过宽敞的大道，拐上了一条狭窄弯曲的小路。丹尼不禁开始发抖，两位警官陪着他登上石台阶，向一座有着白色柱子和古老红砖墙的建筑走去。
他们领着他穿过破旧的走廊，乘电梯上了三楼，电梯门打开时，警官说道：“你真走运。”
丹尼退缩了，但警官将他推进了一扇厚重的铁门，门上写着“入院和强化治疗”。
这儿既不像医院也不像牢房，走廊的一侧是一间间类似旅店里的小房间，地板上铺着地毯。屋里的天花板上挂着吊灯，陈设着窗帘和真皮椅子，两面墙上均有门，护士站看起来像是个服务台。
“天哪！”警官说道，“简直就像度假中心！”
一位肥胖的年长女士站在住院处门口右侧，慈眉善目的脸埋在乌黑的像是刚刚烫染过的卷发里。他们进入住院处，她微笑地说：“请问你叫什么？”
“女士，不是我住院。”
“我知道！”她说道，“但我们需要登记是谁送来了患者。”
警官不太情愿地报出了姓名。丹尼站在一旁很不自然地将手指张开，因为手铐太紧，手有点儿麻木了。
考尔见状，便对警官说：“快把手铐取下来！”
警官摸出钥匙，依言将手铐打开。丹尼揉了揉手腕，望着皮肤上深深的痕迹，沮丧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考尔医生问道。
“丹尼。”
那位给他解开手铐的警官大笑道：“老天！又来了！”
考尔起身关上门，他对再度出现人格分裂的现象并不感到意外。哈丁曾告诉他，融合的结果并不巩固。而且，根据以往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经验，他知道审判之类的情况可能会造成精神分裂的现象。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取得丹尼的信任。
“很高兴见到你，丹尼，”他问道，“你几岁啦？”
“14岁。”
“在哪儿出生的？”
他耸耸肩：“我不知道，也许是兰开斯特？”
考尔想了几分钟。看到比利面容疲倦，便将笔放下：“以后再问吧，今晚先好好休息。这位是凯瑟琳太太，心理健康技师。她带你去你的房间，你可以打开皮箱，整理好衣服。”
考尔离开后，凯瑟琳带他穿过大厅走到左边的第一个房间。门是开着的。
“我的房间？不可能！”
“是真的，年轻人，”凯瑟琳走进房间打开窗户，“这儿的视野很好，可以俯瞰阿森斯市和俄亥俄大学。现在天黑看不见，明天早上就能看见了，到这儿不用见外！”
她离开后，丹尼仍然坐在门外的椅子上。他害怕离开那张椅子，直到另一位技师将走廊的灯关掉。他走进房间坐在床上，身体不断地发抖，泪流满面。他知道，有人对他好，他一定得报答那个人。
他躺在床上，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他试着保持清醒，但因为过于疲倦，终于昏昏入睡。
2
1978年12月5日早晨，丹尼醒后发现阳光从窗子照射进来。他站在窗前眺望着河流和对面的大学。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位成熟、漂亮的女人，留着短发，眼睛大大的。
“我是诺玛（norma dishong），早班主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这儿的环境和餐厅。”
他跟着她参观了电视室、台球房和饮食区。穿过两道门，可以看见里面有一间小咖啡厅，厅中央摆着一张长桌，沿墙还摆着四张方桌，远处有个服务台。
“去拿餐盘和餐具，这儿吃的是自助餐。”
他取了餐盘，然后将手伸进一只圆形容器去取其他餐具，当发现摸出的是一把餐刀，便立刻将刀扔开。餐刀碰到墙壁后掉在地板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所有人都抬起头看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回事？”诺玛问。
“我……我怕刀子，我害怕。”
她捡起餐刀，拿了一把叉子放在他的餐盘上。“去吧！”她说道，“拿一些吃的东西。”
他早餐后经过护士站时，诺玛向他打招呼。“对了，如果想出去走走，就在墙上的本子里登个记，我们就知道你出去了。”
他瞪着她，声音有些沙哑地问：“你是说我可以离开病房？”
“这儿是开放式医院，你可以在这栋房子里到处走动。如果考尔认为你可以，只要签个名字就可以去花园走走。”
他疑惑地望着她：“花园？但花园没有围墙呀！”
她笑了：“没错！这儿是医院，不是监狱。”
当天下午，考尔来到比利的房间。“感觉如何？”
“很好，但我想其他人也许不能像我一样自由走动吧？在哈丁医院，一直都有人监视。”
“那是在受审前，”考尔说，“有件事你必须记着，你接受过审判，获判无罪，如今在我眼里你已不是罪犯。无论你曾经做过什么，或者是你体内的人做过什么，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你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你在这儿所做的一切，你的进步状况、接受各种事物的情况——如何与比利相处、自我融合——都是为了使病情好转。你必须有这样的愿望，在这儿不会有人看不起你。”
当天晚上，《哥伦布市快报》登载了比利转到阿森斯医院治疗的消息，并简要报道了审判过程，其中包括卡尔莫的妻子和孩子指控卡尔莫虐待比利的证词。同时，还登载了卡尔莫和他的律师寄给报社的声明：
我是卡尔莫，1963年10月与比利的母亲结婚，我接纳了比利、他的哥哥和后来出生的妹妹。
比利指控我曾鞭打、虐待和强奸他，特别是在他八九岁时。这些指控都是无稽之谈。那些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将有关比利的检查报告呈交给弗洛尔法官之前，并未与我商讨。
我坚信比利一直在胡说，欺骗了那些为他检查的医生和学者。在我与他母亲维持婚姻关系的10年里，他骗人撒谎已习以为常。
多家报刊和杂志都报道了比利对我的指控，已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给我带来了心理压力和痛苦。我发表此声明的目的，是要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
比利住进阿森斯医院一周后的某天早晨，考尔再度来访。“从今天起我们开始治疗，先到我的办公室来。”丹尼跟在他身后，心里忐忑不安。考尔指着一张舒适的椅子让他坐下，然后自己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我想告诉你，通过档案我已经知道了许多关于你的情况。资料还真多。现在，我们要做一些类似科尼利亚博士曾做过的事。我和她谈过，我知道她先让你放松，然后再和阿瑟、里根以及其他人谈话，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怎么做？我无法叫他们出来呀！”
“你只要靠在椅背上放松地坐着听我说话。我相信阿瑟会知道我和科尼利亚博士一样是你们的朋友。你被送到这儿接受治疗是她的建议，因为她对我有信心。我希望你对我也有信心。”
丹尼在椅子上扭动了几下，然后靠在椅背上坐好，整个人放松下来，两只眼睛左顾右盼，几秒钟后又向上看，突然警觉起来。
“是的，考尔医生，”他握着双手，“我很感激科尼利亚博士推荐了你，你会得到我完全的合作。”
由于考尔预想到会出现英国口音，因而毫不紧张。他曾多次与多重人格症患者交谈过，所以突然出现另一种人格，于他而言并不陌生。
“噢……对……是的，可以告诉我姓名吗？我必须记下来。”
“我是阿瑟，是你想和我谈话的。”
“是的，阿瑟，我当然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你的标准英国口音。我相信你知道我不会做任何假设……”
“考尔医生，我没有，你才有口音！”
考尔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啊！是的，很抱歉，希望你不介意回答几个问题。”
“尽管问吧！这是我来这儿的目的，只要可能，我有问必答。”
“我想和你讨论有关不同人格的重要事实……”
“是人，考尔，不是人格。正如亚伦告诉哈丁的，当你们称呼我们为人格时，给我们的感觉是，你们并不承认我们的存在，这不利于治疗。”
考尔仔细地观察着阿瑟，决定不理会他的傲慢态度。“对不起，我想知道关于人的事情。”
“我尽可能给你提供数据。”
考尔陆续提出问题，阿瑟则依次叙述了哈丁医生记录过的9个不同人格的年龄、外表、特点、能力以及出现的原因。
“怎么还有孩子？我是指克丽丝汀，她的角色是什么？”
“陪伴孤独的孩子。”
“她的性情如何？”
“害羞。里根行为粗暴的时候她就会出现。因为里根喜欢她，所以她有办法不让他使用暴力。”
“她才3岁？”
阿瑟自信地笑了笑：“重要的是，必须让其中的一个人少知道或完全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这样她就能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比利必须隐藏什么，她就会出现。她画画、玩跳房子游戏或抚摸阿达拉娜的洋娃娃。她很可爱，我对她特别宠爱。你不知道她是英国人吧？”
“不知道。”
“是的，她是克里斯朵夫的妹妹。”
考尔打量了他一会儿：“阿瑟，你认识其他人吗？”
“认识。”
“一直就认识？”
“不是。”
“你是如何知道他们存在的？”
“用减法呀！我发现自己失落了时间，就开始仔细观察其他人。我发现他们各不相同，然后就想办法通过提问发现事实的真相。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慢慢摸索到了与其他人沟通的方法。”
“真高兴能与你见面，帮助比利也就是帮助你们所有的人，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随时可以找我。”
“在你离开前，我有个重要问题想问你。”
“说吧。”
“施韦卡特告诉我一些报纸上曾提及的事，他说从这件事的发展看，你们叙述的与受害者的描述有些地方不吻合。比如关于犯罪行为的说法和‘菲尔’这个名字，他认为除了已知的9种人格外，可能还有其他人格存在。这个情况你了解吗？”
他没有回答，两眼发呆、嘴唇开始颤动，逐渐露出畏缩的表情。几秒钟后，他的两只眼睛又开始转动，看看四周说：“我的天哪！别再发生了！”
“你好！”考尔说道，“我是考尔，为了记录，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吗？”
“比利。”
“好的！比利，我是你的医生，你被送到这儿来由我治疗。”
比利的手放在头上，目光茫然。“我走出法庭，上了警车……”他迅速地看了看手腕和衣服。
“比利，你还能想起什么？”
“警察把我的手铐得很紧，然后递给我一杯很烫的咖啡，接着关上了车门。车子启动的时候咖啡溅到了我的西服外套上，这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我的西服外套呢？”
“比利，在你的衣柜里。我们可以送去干洗，那些污渍能洗掉的。”
“我觉得很奇怪。”他说。
“能说说吗？”
“脑子里好像少了什么。”
“记忆？”
“不是。审判前我好像和其他人融合在一起了，可现在似乎又分裂出去了，你知道吗？”他敲敲自己的头。
“没错，比利，或许再过几天或几星期，我们能将那些分裂出去的部分再融合回来。”
“这是什么地方？”
“这儿是俄亥俄州阿森斯市的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
他安静下来。“我知道！这儿是梅特卡夫法官提到过的医院，我记得他说要送我到这儿来。”
意识到自己正在与融合中的比利谈话，考尔说话的语气尽量温和，谨慎地问了他一些比较中性的问题。人格交替时面部表情显著的变化令考尔感到惊讶：阿瑟下巴绷紧、双唇紧闭、目光深沉，看起来很自负；丹尼畏惧的表情中带着些许体贴；而比利看起来很狼狈，他的大眼睛露出呆滞的目光，整个人看来虚弱、易受伤害；虽然想努力回答问题让医生满意，但显然并不知道那些问题的答案。
“真不好意思，有时候你问我问题，我以为自己知道答案，但事实上却找不到。阿瑟或者里根可能知道答案，他们都比我聪明，记忆力也比我好。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没关系，比利，你的记忆力会恢复的，而且会比你想象的好。”
“哈丁医生也这么说，他说我融合后就可以恢复记忆力。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审判过后，又有人分裂出去了，这是怎么回事？”
“比利，答案我还不清楚。你是怎么知道发生了这种现象呢？”
比利摇摇头：“我只知道阿瑟和里根现在不和我在一起。他们不在的时候，我的记性就比较差。我一生中失落了很多东西，因为他们让我沉睡了很久，是阿瑟告诉我的。”
“阿瑟和你谈得很多？”
比利点点头：“在哈丁医院，自从哈丁医生把我介绍给他，都是阿瑟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认为你应该按照阿瑟说的做。在多重人格症患者的众多人格中通常有一个人格认识其他所有的人，并且会帮助他们。我们将这个人格称为‘内部自我救助者（inner self helper）’，又叫做ish。”
“阿瑟？他是ish？”
“大概是吧！他聪明，也了解其他人格的特点，很适合这个角色。”
“阿瑟很有道德观念，规矩都是由他制定的。”
“什么规矩？”
“如何行事，什么能做，什么不可以做等等。”
“我想阿瑟对你的治疗会有很大帮助，如果他愿意与我们合作。”
“我相信他会的，”比利说道，“因为阿瑟经常说我们必须聚在一起，只有和平相处，我才可能成为有用的公民，对社会有所贡献，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到哪儿去了。”
谈话的时候，考尔觉得比利对他的信心正在加强。
考尔把他带回了病房并介绍了他的房间，还再次将他介绍给值班主任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诺玛，这位是比利，”考尔说，“他是新来的，需要有人带他熟悉一下环境。”
“当然，考尔。”
然而，诺玛带着比利走回房间时却盯着他说：“你已经知道这儿的情况了，没必要再走一趟。”
“什么是ait？”他问道。
她把比利带到病房的主入口，打开厚重的门，指着门牌上的“入院强化治疗（admissions and intensive treatment）”的字样对他说：“入院强化治疗，我们简称ait。”然后转身走了。
比利得知母亲和妹妹晚上会来看他，变得非常紧张。在审判时，他看见自己那个当初只有14岁的妹妹凯西，已长成了一个21岁的亭亭玉立的女人。在他的坚持下，母亲并未到庭旁听。尽管凯西告诉他，母亲曾多次去哈丁医院探望他，也去过利巴农管教所，但他毫无印象。
上次见到母亲时他只有16岁，当时体内的其他人格还未让他沉睡。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还是很久以前的样子：美丽的脸上到处是鲜血，一大束头发从头皮上掉下来……那是他记忆中的面孔，当时他只有14岁。
见到母亲和妹妹时，他真不敢相信母亲已是如此苍老。她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卷曲的头发看起来好似假发，但是蓝色的眼睛和翘起的嘴唇依然很可爱。
她和凯西回忆起当年的时光，似乎是在比赛谁的记忆更好。那段日子是他最迷茫的时光，现在他们终于知道了，那是因为存在着其他人格。
“我一直就知道有两个人，”母亲说道，“我觉得其中一个是我的比利，而另一个我根本不认识。我告诉他们比利需要帮助，但是没有人愿意听我说。我也告诉过医生和律师，可没人相信我的话。”
凯西望着母亲：“要是你告诉他们卡尔莫的事，就会有人相信了。”
“可我当时不知道啊，”母亲说，“凯西，上帝可以做证，如果我知道他对比利做了什么，我一定会把他的心挖出来。我真后悔将那把刀拿走，比利。”
比利皱起眉头：“什么刀？”
“这件事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母亲说道，整理了一下腿上的裙子，“那时你大概14岁。我发现你的枕头下有一把小刀，我问你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你是怎么回答的吗？我想大概是另一个你回答的，‘女士，你的丈夫今天早晨难逃一死！’这是你亲口说的，上帝可以做证。”
“查拉（challa）现在怎么样了？”比利改变了话题。
他母亲望着地板。
“怎么了？”比利又问。
“她很好。”母亲说。
“出了什么事？”
“她怀孕了，”凯西说，“她和丈夫分开了，要回俄亥俄州和母亲住在一起，直到孩子生下来。”
比利挥了挥手，像是要挥去烟雾：“我知道，我感受到了。”
他母亲点点头：“你总能知道，好像长了千里眼。怎么说来着？”
“第六感觉。”凯西答道。
“你也一样，”他母亲说，“你们两个人什么事情都知道。即使不说话，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这一直让我害怕。”
一个多小时后她们离开了，比利躺在床上凝望着窗外阿森斯市灯火辉煌的夜景。
3
接下来的几天，比利在医院的草坪上慢跑、读书、看电视和接受治疗。哥伦布市的报纸刊登了有关他的报道，《人物》杂志发表了关于他一生的故事，他的照片也出现在《哥伦布月刊》上。媒体报道了比利的故事后，很多人打电话到医院，要求购买他的画作。经考尔同意，他得到了一些绘画材料。他在屋里支起画架，画了十几幅静物和风景画。
比利告诉考尔有不少人曾与施韦卡特、朱迪洽谈，希望购买有关他生平故事的版权，还有人希望他能参加电视“六十分钟”节目以及其他节目。
“你希望有人写你的故事吗，比利？”考尔问。
“有钱最好！痊愈之后，我必须回归社会，到时候就需要有生活费。谁会给我工作呢？”
“除了钱之外，你觉得社会对你的遭遇会有什么看法？”
比利皱起眉头：“我认为有助于人们了解虐待儿童的后果！”
“好，如果想找人写你的故事，我可以安排一位我认识并且信任的作家与你见面。他在俄亥俄大学教书，他写的书有一本已经拍成了电影。我只是想让你有更多的选择。”
“作家愿意写我的故事吗？”
“不妨见见面，你可以听听他的想法。”
“好吧！好主意。”
当天晚上，比利想象着他与作家谈话的情景：他是什么样的人，可能穿着斜纹软呢西装，嘴里叼着阿瑟抽的那种雪茄。在大学教书一定很了不起吧？作家不是都住在纽约或贝弗利山庄吗？考尔为什么会推荐他？他一定是个谨慎的人。施韦卡特说过写一本书可以赚很多钱，更别说是拍成电影了。饰演他的人会是谁呢？
他整夜辗转难眠，就这样度过了一晚。他既兴奋又害怕，要和一位真正的作家见面，而且这位作家的书还被拍成了电影，那会是多么难得的经历啊！当他终于睡着时，天已经快亮了。阿瑟认为比利没有能力和作家交谈，因此想让亚伦出面。
“为什么是我？”亚伦问。
“你是最佳演员，没人比你更合适？你机警，不会吃亏上当。”
“每次都是我当挡箭牌。”亚伦抱怨道。
“那是你的专长！”阿瑟如此说道。
第二天，亚伦与作家见了面。他大吃一惊，而且非常失望。那位作家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般高大、有魅力，只是个留着胡子、戴着眼镜的瘦小男人，身穿一件棕色的灯芯绒运动衣。
考尔介绍他们彼此认识，然后把他们让进办公室。亚伦坐在皮椅上点燃一根烟，作家在他对面坐下也点上一根雪茄。闲聊了一会儿，亚伦转到了主题。
“考尔说你可能有兴趣写我的故事，”亚伦说道，“你认为我的故事有价值吗？”
作家笑了笑，吐出一口烟。“不一定，我必须多方面了解你，确定出版商是否有兴趣出版，我讲的故事必须与报纸或杂志上登载的有所不同。”
考尔将手放在肚子上微笑着说：“这没有问题。”
亚伦探着身将臂肘支在膝盖上：“我还有很多故事，但我不能就这样告诉你。我在哥伦布市的律师说有很多人想得到版权，好莱坞的一个人打算买下电视和电影的拍摄权，本周会有另一位作家飞来洽谈购买条件和合同的事。”
“不错嘛！”作家说，“你已经是个名人了，应该有很多人想读关于你一生的故事。”
亚伦点头笑了笑，决定进一步了解对方。
“我想拜读一下你写的书，好了解你的作品，考尔说你的一本书还拍成了电影。”
“我会送你一本小说，读完之后，如果有兴趣，我们再见面。”
考尔在作家离开后，建议比利在采取进一步行动前，先请一个当地律师负责维护自己的权益。哥伦布市原来的公共律师将不再代表他。
那个星期，亚伦、阿瑟和比利轮流阅读作家送来的小说。读完后，比利告诉阿瑟：“我觉得可以让他为我们写书。”
“我同意，”阿瑟说，“他表现内心世界的手法符合我们的要求。若想了解比利的问题，必须洞察他的内心世界，作家必须站在比利的立场来写这本书。”
里根叫道：“反对，我不同意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书。”
“为什么？”亚伦问。
“这么说吧！比利和那个作家谈话，你们也会发言，这样很可能把以前犯的事都说出来。”
阿瑟考虑了一会儿说：“我们可以不把这些事说出来呀！”
“此外，”亚伦说，“我们还可以随时脱身。如果发生伤害我们的事，比利可以随时中止这本书的写作。”
“应该怎么做呢？”
“只要否认我们说过的一切就行了，”亚伦说，“就说我们是假装自己具有多重人格，说明那些都是虚构的故事，就不会有人去买它。”
“他们会相信吗？”里根问道。
亚伦耸耸肩：“这没关系，出版商不会愿意冒险出一本可能是虚构的书。”
“亚伦说得没错。”阿瑟说。
“同样办法也可用于比利签署过的合同。”亚伦补充道。
“就说他无法胜任签约？”里根问。
亚伦笑了：“我们不是‘因精神病获判无罪’吗？我在电话里和施韦卡特律师谈过这个问题。根据他说的，我们永远都可以说自己是在精神病状态下签署这份合同的，是考尔强迫我们签的。必要的话，还可以宣布那份合同无效。”
阿瑟点点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放心让作家为这本书寻找出版商。”
“我还是觉得这样做不明智。”里根说道。
“我认为出书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阿瑟指出，“把我们的故事公诸于世！虽然也有不少书涉及了多重人格症，但还从来没有过像比利这样的故事。如果世人因此了解了这些现象是如何发生的，那我们就为关爱人类的心理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亚伦说，“我们还可以赚很多钱！”
里根接话道：“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好、也是最明智的讨论。”
“你就喜欢钱。”亚伦说。
“这也是里根最有趣的矛盾，”阿瑟说，“他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却因贪财而偷钱。”
“但是你知道，我每次都把我们剩下的东西和钱拿去帮助贫困的人。”里根说。
“是吗？”亚伦笑了，“那我们还可以因慈善捐赠而抵税？”
4
12月19日，当地报纸《阿森斯信息报》的主编给医院打电话，要求采访比利。比利和考尔均表示同意。
考尔领着比利走进会客室，将他介绍给《阿森斯信息报》的主编赫伯、记者鲍勃以及摄影师盖尔。考尔展示了比利的画作，比利则回答了有关他的过去的问题，诸如企图自杀以及由其他人格主导等等。
“对那些暴力行为你有何看法？”赫伯问，“阿森斯市的居民如何才能保证安全？如果你获准自由行动，如何确保你不会对本地居民的安全构成威胁？”
“我认为，”考尔答道，“关于暴力行为的问题不应由比利，而是由另一个人格回答。”
他带着比利走出会客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要比利坐下。
“比利，我认为你必须和阿森斯市的媒体搞好关系，公众有必要知道你不会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总有一天，你会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上街买绘画材料、看电影或者买汉堡包。报社的工作人员显然并无恶意。我想应该让他们与里根谈谈。”
比利安静地坐在那儿，嘴唇微微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把身体探向前说：“考尔，你疯了？”
考尔辨别出了这个粗鲁的声音：“里根，怎么了？”
“不能这么做，我们得让比利醒着。”
“如果不重要，我不会叫你出来。”
“当然不重要，那不过是报纸的宣传！”
“是宣传，”考尔谨慎地说，“但是公众需要保证，保证你们确实像法院说的那样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不想让个人隐私出现在报纸的头条新闻里。”
“但在阿森斯市，必须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当地居民的看法对你的治疗和你的权益有很大的影响。”
里根想了一会儿，觉得考尔是想通过媒体证实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但考尔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你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问。
“当然，否则我不会这么建议。”
“那好！”里根说，“我同意接受记者的采访。”
考尔把他带回会客室，3位记者感激地抬起了头。
“我会回答问题的。”里根说道。
这种完全不同的口音令鲍勃颇感惊讶，有些迟疑地说：“我……我的意思是……我们想知道……想确认本市不会……比利不是暴力分子。”
“除非有人要伤害比利、欺负女士或小孩时，我才会使用暴力，”里根说，“发生类似情况时我才会介入。你会让别人伤害你的孩子吗？不会！你会保护你的妻子和孩子，还有妇女们。要是有人想伤害比利，我就会保护他。在不被激怒的情况下使用暴力是一种野蛮行为，我可不是野蛮人。”
提出几个问题后，记者要求同阿瑟谈话。考尔转达他们的要求后，只见里根充满敌意的表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傲慢、深沉的表情。阿瑟环顾四周后，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燃，吸了一口，缓缓吐出一缕长烟。
“真荒唐！”他说道。
“怎么了？”考尔问。
“让比利沉睡却让我们出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比利醒着。你知道让他控制一切有多么重要？但是……”他将目光转向记者，“我来回答有关暴力的问题。我可以向这座城市的所有母亲保证，她们晚上可以不必锁门。比利已不同于过去了，他从我这儿得到了理智，从里根那儿得到了控制暴力的能力，我们正在帮助他，他也在不断地学习。比利掌握了我们教他的东西后，我们就会消失。”
记者立即将这些记录下来。
考尔要求比利出现。他咳嗽了几声，再度出现。“天哪，这玩意儿让我喘不过气来！”他把烟斗扔在桌上，“我不吸烟。”
回答了几个问题后，比利说他已经不记得考尔带他离开房间后发生的事情。接着他热切地谈起了自己的理想，并表示希望出售自己的画作，将一部分钱捐给儿童基金会。
报社的三名记者带着震惊的表情离开了。考尔在陪比利回房间的时候说：“看来，有更多人相信我们了。”
朱迪忙着处理另外一个案子，因此施韦卡特陪同事务所的主管前来阿森斯市探望比利。施韦卡特想要进一步了解那位准备写书的作家和阿兰·戈尔兹伯里（alan goldsberry）律师。这位女律师是比利聘请来为自己处理权益问题的。上午11点他们在会客室见面，参加的还有考尔医生、比利的妹妹和她的未婚夫鲍伯。比利坚持说是自己决定让这位作家写书的。施韦卡特转身递给戈尔兹伯里律师一张清单，上面列着接洽过的出版商、作家以及希望将故事拍成电影的制片人。
会面结束后，施韦卡特抽出时间与比利单独聊了一会儿。“我正在处理一件报纸头条新闻的案子，”他说，“.22口径手枪枪击案。”
比利表情严肃地说：“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如果真是那个人干的，就别为他辩护。”
施韦卡特笑了，“从你口里说出来这话，比利，说明你真的变了。”
施韦卡特离开时心情非常复杂。比利的问题现在已由别人接手处理，过去的14个月真的十分不易，忙得他团团转。
为了办理这个案子，他没有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妻子因此和他离了婚。此外，由于他为声名狼藉的强奸犯辩护，让这个疯子无罪开释，深夜里常接到抗议电话。这些骚扰造成了家人的心理负担，他的儿子因父亲为比利辩护的事甚至与同学大打出手。
他不得不耽搁其他委托人的事，好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办理比利的案子。朱迪说得不错：“我们为了对得起他人没日没夜地工作，结果是我们的家庭和家人为此付出了代价。”
打开车门准备上车前，他望了一眼巨大、丑陋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然后点了点头。现在，处理比利的问题已经是其他人的责任了。
5
12月23日，比利因为要与作家面谈而感到紧张。幼年的生活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的记忆，只有一些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零星片段！他该如何向作家讲述自己的故事？早餐后，他走到大厅尽头倒了第二杯咖啡，然后坐在椅子上等待作家的到来。他的律师戈尔兹伯里几经周折，上周终于代表他与作家和出版商签订了一份合同。但是，麻烦刚刚开始！
“比利，有客人。”诺玛的叫声吓了他一跳。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咖啡洒在了衣服上。他看见作家正沿着前门的台阶朝他走来。
“嗨！”作家微笑道，“准备开始？”
比利将他领到自己的房间，目视着这位留着胡子的作家取出录音机、笔记本、铅笔、烟斗和烟丝，然后在椅子上坐下。“为了写作需要，每次开始的时候都要先报出你的名字。请问，我现在是与谁说话？”
“比利。”
“好的。我们第一次在考尔办公室见面时，你曾经提起过‘聚光灯’，当时你不太认识我，所以未加说明，现在能谈谈吗？”
比利看着地板，显得很难为情：“那天和你说话的不是我。我怕羞，是不会和你说话的。”
“是吗？那么，那天是谁在和我说话？”
“亚伦。”
作家皱起眉头，若有所思地吐了一口烟。“好的，”他在笔记本上做了记录，“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聚光灯’？”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就像在哈丁医院完成部分融合时得知的其他事情一样。那是阿瑟告诉其他人走进真实世界时用的词。”
“那个光圈是什么样的？你看到的是什么？”
“地板上有一个白色的大圆圈，发着光，大家都站光圈旁边或者躺在四周的床上，有人注意看着、有人睡觉，也有人忙着自己感兴趣的事。但不论是谁，只要站到光圈里，就有了意识。”
“被称为比利时，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反应？”
“睡觉时，如果有人呼唤‘比利’，所有人都会响应。科尼利亚博士曾向我解释，为了掩饰多重人格的事实，其他人也会做出反应。他们的存在之所以暴露，是因为当时戴维非常害怕，对特纳医生说漏了嘴。”
“你过去知道存在其他人吗？”
他点点头，靠在椅背上沉思着：“克丽丝汀在我小时候就存在了，我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大概在八九岁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存在了。我的继父卡尔莫他……卡尔莫……”他突然停住了。
“如果这件事让你伤心，就别说了。”
“没关系，医生说，突破自我对我很重要。”
他闭上了双眼，“我记得是在愚人节之后的那个星期，当时我上四年级。他让我到农场帮他整理田地，他带我走进谷仓将我绑起来，然后……然后……”他眼中充满了泪水，声音哽咽，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
“如果太痛苦，就别……”
“他打我，”他边说边揉着手腕，“他打开了发动机，当时我想我会被机器撕裂、被叶片绞碎。他说，如果我告诉妈妈，他就把我埋在谷仓里，然后告诉妈妈，我因为恨她而逃走了。”他的泪水不断涌出，“后来再发生同样的事，我只要闭上眼睛，画面就会消失。多亏哈丁医生帮我恢复了记忆，我现在知道了，当时被绑在发动机上的人是丹尼，后来又由戴维出现承受痛苦。”
作家的身体因愤怒而颤抖不停，“上帝！你能活过来真是个奇迹！”
“现在我明白了，”比利低声说道，“警察拘捕我实际上是救了我，对于受害者我深感抱歉。但是，我最终感觉到上帝对我露出了微笑，这是22年来从未有过的。”
1
他们抵达阿森斯医院时，天色已晚。那是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建立在积雪的山腰上，可以俯瞰俄亥俄大学。车开过宽敞的大道，拐上了一条狭窄弯曲的小路。丹尼不禁开始发抖，两位警官陪着他登上石台阶，向一座有着白色柱子和古老红砖墙的建筑走去。
他们领着他穿过破旧的走廊，乘电梯上了三楼，电梯门打开时，警官说道：“你真走运。”
丹尼退缩了，但警官将他推进了一扇厚重的铁门，门上写着“入院和强化治疗”。
这儿既不像医院也不像牢房，走廊的一侧是一间间类似旅店里的小房间，地板上铺着地毯。屋里的天花板上挂着吊灯，陈设着窗帘和真皮椅子，两面墙上均有门，护士站看起来像是个服务台。
“天哪！”警官说道，“简直就像度假中心！”
一位肥胖的年长女士站在住院处门口右侧，慈眉善目的脸埋在乌黑的像是刚刚烫染过的卷发里。他们进入住院处，她微笑地说：“请问你叫什么？”
“女士，不是我住院。”
“我知道！”她说道，“但我们需要登记是谁送来了患者。”
警官不太情愿地报出了姓名。丹尼站在一旁很不自然地将手指张开，因为手铐太紧，手有点儿麻木了。
考尔见状，便对警官说：“快把手铐取下来！”
警官摸出钥匙，依言将手铐打开。丹尼揉了揉手腕，望着皮肤上深深的痕迹，沮丧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考尔医生问道。
“丹尼。”
那位给他解开手铐的警官大笑道：“老天！又来了！”
考尔起身关上门，他对再度出现人格分裂的现象并不感到意外。哈丁曾告诉他，融合的结果并不巩固。而且，根据以往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经验，他知道审判之类的情况可能会造成精神分裂的现象。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取得丹尼的信任。
“很高兴见到你，丹尼，”他问道，“你几岁啦？”
“14岁。”
“在哪儿出生的？”
他耸耸肩：“我不知道，也许是兰开斯特？”
考尔想了几分钟。看到比利面容疲倦，便将笔放下：“以后再问吧，今晚先好好休息。这位是凯瑟琳太太，心理健康技师。她带你去你的房间，你可以打开皮箱，整理好衣服。”
考尔离开后，凯瑟琳带他穿过大厅走到左边的第一个房间。门是开着的。
“我的房间？不可能！”
“是真的，年轻人，”凯瑟琳走进房间打开窗户，“这儿的视野很好，可以俯瞰阿森斯市和俄亥俄大学。现在天黑看不见，明天早上就能看见了，到这儿不用见外！”
她离开后，丹尼仍然坐在门外的椅子上。他害怕离开那张椅子，直到另一位技师将走廊的灯关掉。他走进房间坐在床上，身体不断地发抖，泪流满面。他知道，有人对他好，他一定得报答那个人。
他躺在床上，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他试着保持清醒，但因为过于疲倦，终于昏昏入睡。
2
1978年12月5日早晨，丹尼醒后发现阳光从窗子照射进来。他站在窗前眺望着河流和对面的大学。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位成熟、漂亮的女人，留着短发，眼睛大大的。
“我是诺玛（norma dishong），早班主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这儿的环境和餐厅。”
他跟着她参观了电视室、台球房和饮食区。穿过两道门，可以看见里面有一间小咖啡厅，厅中央摆着一张长桌，沿墙还摆着四张方桌，远处有个服务台。
“去拿餐盘和餐具，这儿吃的是自助餐。”
他取了餐盘，然后将手伸进一只圆形容器去取其他餐具，当发现摸出的是一把餐刀，便立刻将刀扔开。餐刀碰到墙壁后掉在地板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所有人都抬起头看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回事？”诺玛问。
“我……我怕刀子，我害怕。”
她捡起餐刀，拿了一把叉子放在他的餐盘上。“去吧！”她说道，“拿一些吃的东西。”
他早餐后经过护士站时，诺玛向他打招呼。“对了，如果想出去走走，就在墙上的本子里登个记，我们就知道你出去了。”
他瞪着她，声音有些沙哑地问：“你是说我可以离开病房？”
“这儿是开放式医院，你可以在这栋房子里到处走动。如果考尔认为你可以，只要签个名字就可以去花园走走。”
他疑惑地望着她：“花园？但花园没有围墙呀！”
她笑了：“没错！这儿是医院，不是监狱。”
当天下午，考尔来到比利的房间。“感觉如何？”
“很好，但我想其他人也许不能像我一样自由走动吧？在哈丁医院，一直都有人监视。”
“那是在受审前，”考尔说，“有件事你必须记着，你接受过审判，获判无罪，如今在我眼里你已不是罪犯。无论你曾经做过什么，或者是你体内的人做过什么，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你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你在这儿所做的一切，你的进步状况、接受各种事物的情况——如何与比利相处、自我融合——都是为了使病情好转。你必须有这样的愿望，在这儿不会有人看不起你。”
当天晚上，《哥伦布市快报》登载了比利转到阿森斯医院治疗的消息，并简要报道了审判过程，其中包括卡尔莫的妻子和孩子指控卡尔莫虐待比利的证词。同时，还登载了卡尔莫和他的律师寄给报社的声明：
我是卡尔莫，1963年10月与比利的母亲结婚，我接纳了比利、他的哥哥和后来出生的妹妹。
比利指控我曾鞭打、虐待和强奸他，特别是在他八九岁时。这些指控都是无稽之谈。那些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将有关比利的检查报告呈交给弗洛尔法官之前，并未与我商讨。
我坚信比利一直在胡说，欺骗了那些为他检查的医生和学者。在我与他母亲维持婚姻关系的10年里，他骗人撒谎已习以为常。
多家报刊和杂志都报道了比利对我的指控，已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给我带来了心理压力和痛苦。我发表此声明的目的，是要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
比利住进阿森斯医院一周后的某天早晨，考尔再度来访。“从今天起我们开始治疗，先到我的办公室来。”丹尼跟在他身后，心里忐忑不安。考尔指着一张舒适的椅子让他坐下，然后自己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我想告诉你，通过档案我已经知道了许多关于你的情况。资料还真多。现在，我们要做一些类似科尼利亚博士曾做过的事。我和她谈过，我知道她先让你放松，然后再和阿瑟、里根以及其他人谈话，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怎么做？我无法叫他们出来呀！”
“你只要靠在椅背上放松地坐着听我说话。我相信阿瑟会知道我和科尼利亚博士一样是你们的朋友。你被送到这儿接受治疗是她的建议，因为她对我有信心。我希望你对我也有信心。”
丹尼在椅子上扭动了几下，然后靠在椅背上坐好，整个人放松下来，两只眼睛左顾右盼，几秒钟后又向上看，突然警觉起来。
“是的，考尔医生，”他握着双手，“我很感激科尼利亚博士推荐了你，你会得到我完全的合作。”
由于考尔预想到会出现英国口音，因而毫不紧张。他曾多次与多重人格症患者交谈过，所以突然出现另一种人格，于他而言并不陌生。
“噢……对……是的，可以告诉我姓名吗？我必须记下来。”
“我是阿瑟，是你想和我谈话的。”
“是的，阿瑟，我当然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你的标准英国口音。我相信你知道我不会做任何假设……”
“考尔医生，我没有，你才有口音！”
考尔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啊！是的，很抱歉，希望你不介意回答几个问题。”
“尽管问吧！这是我来这儿的目的，只要可能，我有问必答。”
“我想和你讨论有关不同人格的重要事实……”
“是人，考尔，不是人格。正如亚伦告诉哈丁的，当你们称呼我们为人格时，给我们的感觉是，你们并不承认我们的存在，这不利于治疗。”
考尔仔细地观察着阿瑟，决定不理会他的傲慢态度。“对不起，我想知道关于人的事情。”
“我尽可能给你提供数据。”
考尔陆续提出问题，阿瑟则依次叙述了哈丁医生记录过的9个不同人格的年龄、外表、特点、能力以及出现的原因。
“怎么还有孩子？我是指克丽丝汀，她的角色是什么？”
“陪伴孤独的孩子。”
“她的性情如何？”
“害羞。里根行为粗暴的时候她就会出现。因为里根喜欢她，所以她有办法不让他使用暴力。”
“她才3岁？”
阿瑟自信地笑了笑：“重要的是，必须让其中的一个人少知道或完全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这样她就能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比利必须隐藏什么，她就会出现。她画画、玩跳房子游戏或抚摸阿达拉娜的洋娃娃。她很可爱，我对她特别宠爱。你不知道她是英国人吧？”
“不知道。”
“是的，她是克里斯朵夫的妹妹。”
考尔打量了他一会儿：“阿瑟，你认识其他人吗？”
“认识。”
“一直就认识？”
“不是。”
“你是如何知道他们存在的？”
“用减法呀！我发现自己失落了时间，就开始仔细观察其他人。我发现他们各不相同，然后就想办法通过提问发现事实的真相。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慢慢摸索到了与其他人沟通的方法。”
“真高兴能与你见面，帮助比利也就是帮助你们所有的人，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随时可以找我。”
“在你离开前，我有个重要问题想问你。”
“说吧。”
“施韦卡特告诉我一些报纸上曾提及的事，他说从这件事的发展看，你们叙述的与受害者的描述有些地方不吻合。比如关于犯罪行为的说法和‘菲尔’这个名字，他认为除了已知的9种人格外，可能还有其他人格存在。这个情况你了解吗？”
他没有回答，两眼发呆、嘴唇开始颤动，逐渐露出畏缩的表情。几秒钟后，他的两只眼睛又开始转动，看看四周说：“我的天哪！别再发生了！”
“你好！”考尔说道，“我是考尔，为了记录，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吗？”
“比利。”
“好的！比利，我是你的医生，你被送到这儿来由我治疗。”
比利的手放在头上，目光茫然。“我走出法庭，上了警车……”他迅速地看了看手腕和衣服。
“比利，你还能想起什么？”
“警察把我的手铐得很紧，然后递给我一杯很烫的咖啡，接着关上了车门。车子启动的时候咖啡溅到了我的西服外套上，这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我的西服外套呢？”
“比利，在你的衣柜里。我们可以送去干洗，那些污渍能洗掉的。”
“我觉得很奇怪。”他说。
“能说说吗？”
“脑子里好像少了什么。”
“记忆？”
“不是。审判前我好像和其他人融合在一起了，可现在似乎又分裂出去了，你知道吗？”他敲敲自己的头。
“没错，比利，或许再过几天或几星期，我们能将那些分裂出去的部分再融合回来。”
“这是什么地方？”
“这儿是俄亥俄州阿森斯市的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
他安静下来。“我知道！这儿是梅特卡夫法官提到过的医院，我记得他说要送我到这儿来。”
意识到自己正在与融合中的比利谈话，考尔说话的语气尽量温和，谨慎地问了他一些比较中性的问题。人格交替时面部表情显著的变化令考尔感到惊讶：阿瑟下巴绷紧、双唇紧闭、目光深沉，看起来很自负；丹尼畏惧的表情中带着些许体贴；而比利看起来很狼狈，他的大眼睛露出呆滞的目光，整个人看来虚弱、易受伤害；虽然想努力回答问题让医生满意，但显然并不知道那些问题的答案。
“真不好意思，有时候你问我问题，我以为自己知道答案，但事实上却找不到。阿瑟或者里根可能知道答案，他们都比我聪明，记忆力也比我好。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没关系，比利，你的记忆力会恢复的，而且会比你想象的好。”
“哈丁医生也这么说，他说我融合后就可以恢复记忆力。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审判过后，又有人分裂出去了，这是怎么回事？”
“比利，答案我还不清楚。你是怎么知道发生了这种现象呢？”
比利摇摇头：“我只知道阿瑟和里根现在不和我在一起。他们不在的时候，我的记性就比较差。我一生中失落了很多东西，因为他们让我沉睡了很久，是阿瑟告诉我的。”
“阿瑟和你谈得很多？”
比利点点头：“在哈丁医院，自从哈丁医生把我介绍给他，都是阿瑟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认为你应该按照阿瑟说的做。在多重人格症患者的众多人格中通常有一个人格认识其他所有的人，并且会帮助他们。我们将这个人格称为‘内部自我救助者（inner self helper）’，又叫做ish。”
“阿瑟？他是ish？”
“大概是吧！他聪明，也了解其他人格的特点，很适合这个角色。”
“阿瑟很有道德观念，规矩都是由他制定的。”
“什么规矩？”
“如何行事，什么能做，什么不可以做等等。”
“我想阿瑟对你的治疗会有很大帮助，如果他愿意与我们合作。”
“我相信他会的，”比利说道，“因为阿瑟经常说我们必须聚在一起，只有和平相处，我才可能成为有用的公民，对社会有所贡献，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到哪儿去了。”
谈话的时候，考尔觉得比利对他的信心正在加强。
考尔把他带回了病房并介绍了他的房间，还再次将他介绍给值班主任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诺玛，这位是比利，”考尔说，“他是新来的，需要有人带他熟悉一下环境。”
“当然，考尔。”
然而，诺玛带着比利走回房间时却盯着他说：“你已经知道这儿的情况了，没必要再走一趟。”
“什么是ait？”他问道。
她把比利带到病房的主入口，打开厚重的门，指着门牌上的“入院强化治疗（admissions and intensive treatment）”的字样对他说：“入院强化治疗，我们简称ait。”然后转身走了。
比利得知母亲和妹妹晚上会来看他，变得非常紧张。在审判时，他看见自己那个当初只有14岁的妹妹凯西，已长成了一个21岁的亭亭玉立的女人。在他的坚持下，母亲并未到庭旁听。尽管凯西告诉他，母亲曾多次去哈丁医院探望他，也去过利巴农管教所，但他毫无印象。
上次见到母亲时他只有16岁，当时体内的其他人格还未让他沉睡。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还是很久以前的样子：美丽的脸上到处是鲜血，一大束头发从头皮上掉下来……那是他记忆中的面孔，当时他只有14岁。
见到母亲和妹妹时，他真不敢相信母亲已是如此苍老。她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卷曲的头发看起来好似假发，但是蓝色的眼睛和翘起的嘴唇依然很可爱。
她和凯西回忆起当年的时光，似乎是在比赛谁的记忆更好。那段日子是他最迷茫的时光，现在他们终于知道了，那是因为存在着其他人格。
“我一直就知道有两个人，”母亲说道，“我觉得其中一个是我的比利，而另一个我根本不认识。我告诉他们比利需要帮助，但是没有人愿意听我说。我也告诉过医生和律师，可没人相信我的话。”
凯西望着母亲：“要是你告诉他们卡尔莫的事，就会有人相信了。”
“可我当时不知道啊，”母亲说，“凯西，上帝可以做证，如果我知道他对比利做了什么，我一定会把他的心挖出来。我真后悔将那把刀拿走，比利。”
比利皱起眉头：“什么刀？”
“这件事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母亲说道，整理了一下腿上的裙子，“那时你大概14岁。我发现你的枕头下有一把小刀，我问你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你是怎么回答的吗？我想大概是另一个你回答的，‘女士，你的丈夫今天早晨难逃一死！’这是你亲口说的，上帝可以做证。”
“查拉（challa）现在怎么样了？”比利改变了话题。
他母亲望着地板。
“怎么了？”比利又问。
“她很好。”母亲说。
“出了什么事？”
“她怀孕了，”凯西说，“她和丈夫分开了，要回俄亥俄州和母亲住在一起，直到孩子生下来。”
比利挥了挥手，像是要挥去烟雾：“我知道，我感受到了。”
他母亲点点头：“你总能知道，好像长了千里眼。怎么说来着？”
“第六感觉。”凯西答道。
“你也一样，”他母亲说，“你们两个人什么事情都知道。即使不说话，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这一直让我害怕。”
一个多小时后她们离开了，比利躺在床上凝望着窗外阿森斯市灯火辉煌的夜景。
3
接下来的几天，比利在医院的草坪上慢跑、读书、看电视和接受治疗。哥伦布市的报纸刊登了有关他的报道，《人物》杂志发表了关于他一生的故事，他的照片也出现在《哥伦布月刊》上。媒体报道了比利的故事后，很多人打电话到医院，要求购买他的画作。经考尔同意，他得到了一些绘画材料。他在屋里支起画架，画了十几幅静物和风景画。
比利告诉考尔有不少人曾与施韦卡特、朱迪洽谈，希望购买有关他生平故事的版权，还有人希望他能参加电视“六十分钟”节目以及其他节目。
“你希望有人写你的故事吗，比利？”考尔问。
“有钱最好！痊愈之后，我必须回归社会，到时候就需要有生活费。谁会给我工作呢？”
“除了钱之外，你觉得社会对你的遭遇会有什么看法？”
比利皱起眉头：“我认为有助于人们了解虐待儿童的后果！”
“好，如果想找人写你的故事，我可以安排一位我认识并且信任的作家与你见面。他在俄亥俄大学教书，他写的书有一本已经拍成了电影。我只是想让你有更多的选择。”
“作家愿意写我的故事吗？”
“不妨见见面，你可以听听他的想法。”
“好吧！好主意。”
当天晚上，比利想象着他与作家谈话的情景：他是什么样的人，可能穿着斜纹软呢西装，嘴里叼着阿瑟抽的那种雪茄。在大学教书一定很了不起吧？作家不是都住在纽约或贝弗利山庄吗？考尔为什么会推荐他？他一定是个谨慎的人。施韦卡特说过写一本书可以赚很多钱，更别说是拍成电影了。饰演他的人会是谁呢？
他整夜辗转难眠，就这样度过了一晚。他既兴奋又害怕，要和一位真正的作家见面，而且这位作家的书还被拍成了电影，那会是多么难得的经历啊！当他终于睡着时，天已经快亮了。阿瑟认为比利没有能力和作家交谈，因此想让亚伦出面。
“为什么是我？”亚伦问。
“你是最佳演员，没人比你更合适？你机警，不会吃亏上当。”
“每次都是我当挡箭牌。”亚伦抱怨道。
“那是你的专长！”阿瑟如此说道。
第二天，亚伦与作家见了面。他大吃一惊，而且非常失望。那位作家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般高大、有魅力，只是个留着胡子、戴着眼镜的瘦小男人，身穿一件棕色的灯芯绒运动衣。
考尔介绍他们彼此认识，然后把他们让进办公室。亚伦坐在皮椅上点燃一根烟，作家在他对面坐下也点上一根雪茄。闲聊了一会儿，亚伦转到了主题。
“考尔说你可能有兴趣写我的故事，”亚伦说道，“你认为我的故事有价值吗？”
作家笑了笑，吐出一口烟。“不一定，我必须多方面了解你，确定出版商是否有兴趣出版，我讲的故事必须与报纸或杂志上登载的有所不同。”
考尔将手放在肚子上微笑着说：“这没有问题。”
亚伦探着身将臂肘支在膝盖上：“我还有很多故事，但我不能就这样告诉你。我在哥伦布市的律师说有很多人想得到版权，好莱坞的一个人打算买下电视和电影的拍摄权，本周会有另一位作家飞来洽谈购买条件和合同的事。”
“不错嘛！”作家说，“你已经是个名人了，应该有很多人想读关于你一生的故事。”
亚伦点头笑了笑，决定进一步了解对方。
“我想拜读一下你写的书，好了解你的作品，考尔说你的一本书还拍成了电影。”
“我会送你一本小说，读完之后，如果有兴趣，我们再见面。”
考尔在作家离开后，建议比利在采取进一步行动前，先请一个当地律师负责维护自己的权益。哥伦布市原来的公共律师将不再代表他。
那个星期，亚伦、阿瑟和比利轮流阅读作家送来的小说。读完后，比利告诉阿瑟：“我觉得可以让他为我们写书。”
“我同意，”阿瑟说，“他表现内心世界的手法符合我们的要求。若想了解比利的问题，必须洞察他的内心世界，作家必须站在比利的立场来写这本书。”
里根叫道：“反对，我不同意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书。”
“为什么？”亚伦问。
“这么说吧！比利和那个作家谈话，你们也会发言，这样很可能把以前犯的事都说出来。”
阿瑟考虑了一会儿说：“我们可以不把这些事说出来呀！”
“此外，”亚伦说，“我们还可以随时脱身。如果发生伤害我们的事，比利可以随时中止这本书的写作。”
“应该怎么做呢？”
“只要否认我们说过的一切就行了，”亚伦说，“就说我们是假装自己具有多重人格，说明那些都是虚构的故事，就不会有人去买它。”
“他们会相信吗？”里根问道。
亚伦耸耸肩：“这没关系，出版商不会愿意冒险出一本可能是虚构的书。”
“亚伦说得没错。”阿瑟说。
“同样办法也可用于比利签署过的合同。”亚伦补充道。
“就说他无法胜任签约？”里根问。
亚伦笑了：“我们不是‘因精神病获判无罪’吗？我在电话里和施韦卡特律师谈过这个问题。根据他说的，我们永远都可以说自己是在精神病状态下签署这份合同的，是考尔强迫我们签的。必要的话，还可以宣布那份合同无效。”
阿瑟点点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放心让作家为这本书寻找出版商。”
“我还是觉得这样做不明智。”里根说道。
“我认为出书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阿瑟指出，“把我们的故事公诸于世！虽然也有不少书涉及了多重人格症，但还从来没有过像比利这样的故事。如果世人因此了解了这些现象是如何发生的，那我们就为关爱人类的心理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亚伦说，“我们还可以赚很多钱！”
里根接话道：“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好、也是最明智的讨论。”
“你就喜欢钱。”亚伦说。
“这也是里根最有趣的矛盾，”阿瑟说，“他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却因贪财而偷钱。”
“但是你知道，我每次都把我们剩下的东西和钱拿去帮助贫困的人。”里根说。
“是吗？”亚伦笑了，“那我们还可以因慈善捐赠而抵税？”
4
12月19日，当地报纸《阿森斯信息报》的主编给医院打电话，要求采访比利。比利和考尔均表示同意。
考尔领着比利走进会客室，将他介绍给《阿森斯信息报》的主编赫伯、记者鲍勃以及摄影师盖尔。考尔展示了比利的画作，比利则回答了有关他的过去的问题，诸如企图自杀以及由其他人格主导等等。
“对那些暴力行为你有何看法？”赫伯问，“阿森斯市的居民如何才能保证安全？如果你获准自由行动，如何确保你不会对本地居民的安全构成威胁？”
“我认为，”考尔答道，“关于暴力行为的问题不应由比利，而是由另一个人格回答。”
他带着比利走出会客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要比利坐下。
“比利，我认为你必须和阿森斯市的媒体搞好关系，公众有必要知道你不会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总有一天，你会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上街买绘画材料、看电影或者买汉堡包。报社的工作人员显然并无恶意。我想应该让他们与里根谈谈。”
比利安静地坐在那儿，嘴唇微微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把身体探向前说：“考尔，你疯了？”
考尔辨别出了这个粗鲁的声音：“里根，怎么了？”
“不能这么做，我们得让比利醒着。”
“如果不重要，我不会叫你出来。”
“当然不重要，那不过是报纸的宣传！”
“是宣传，”考尔谨慎地说，“但是公众需要保证，保证你们确实像法院说的那样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不想让个人隐私出现在报纸的头条新闻里。”
“但在阿森斯市，必须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当地居民的看法对你的治疗和你的权益有很大的影响。”
里根想了一会儿，觉得考尔是想通过媒体证实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但考尔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你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问。
“当然，否则我不会这么建议。”
“那好！”里根说，“我同意接受记者的采访。”
考尔把他带回会客室，3位记者感激地抬起了头。
“我会回答问题的。”里根说道。
这种完全不同的口音令鲍勃颇感惊讶，有些迟疑地说：“我……我的意思是……我们想知道……想确认本市不会……比利不是暴力分子。”
“除非有人要伤害比利、欺负女士或小孩时，我才会使用暴力，”里根说，“发生类似情况时我才会介入。你会让别人伤害你的孩子吗？不会！你会保护你的妻子和孩子，还有妇女们。要是有人想伤害比利，我就会保护他。在不被激怒的情况下使用暴力是一种野蛮行为，我可不是野蛮人。”
提出几个问题后，记者要求同阿瑟谈话。考尔转达他们的要求后，只见里根充满敌意的表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傲慢、深沉的表情。阿瑟环顾四周后，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燃，吸了一口，缓缓吐出一缕长烟。
“真荒唐！”他说道。
“怎么了？”考尔问。
“让比利沉睡却让我们出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比利醒着。你知道让他控制一切有多么重要？但是……”他将目光转向记者，“我来回答有关暴力的问题。我可以向这座城市的所有母亲保证，她们晚上可以不必锁门。比利已不同于过去了，他从我这儿得到了理智，从里根那儿得到了控制暴力的能力，我们正在帮助他，他也在不断地学习。比利掌握了我们教他的东西后，我们就会消失。”
记者立即将这些记录下来。
考尔要求比利出现。他咳嗽了几声，再度出现。“天哪，这玩意儿让我喘不过气来！”他把烟斗扔在桌上，“我不吸烟。”
回答了几个问题后，比利说他已经不记得考尔带他离开房间后发生的事情。接着他热切地谈起了自己的理想，并表示希望出售自己的画作，将一部分钱捐给儿童基金会。
报社的三名记者带着震惊的表情离开了。考尔在陪比利回房间的时候说：“看来，有更多人相信我们了。”
朱迪忙着处理另外一个案子，因此施韦卡特陪同事务所的主管前来阿森斯市探望比利。施韦卡特想要进一步了解那位准备写书的作家和阿兰·戈尔兹伯里（alan goldsberry）律师。这位女律师是比利聘请来为自己处理权益问题的。上午11点他们在会客室见面，参加的还有考尔医生、比利的妹妹和她的未婚夫鲍伯。比利坚持说是自己决定让这位作家写书的。施韦卡特转身递给戈尔兹伯里律师一张清单，上面列着接洽过的出版商、作家以及希望将故事拍成电影的制片人。
会面结束后，施韦卡特抽出时间与比利单独聊了一会儿。“我正在处理一件报纸头条新闻的案子，”他说，“.22口径手枪枪击案。”
比利表情严肃地说：“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如果真是那个人干的，就别为他辩护。”
施韦卡特笑了，“从你口里说出来这话，比利，说明你真的变了。”
施韦卡特离开时心情非常复杂。比利的问题现在已由别人接手处理，过去的14个月真的十分不易，忙得他团团转。
为了办理这个案子，他没有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妻子因此和他离了婚。此外，由于他为声名狼藉的强奸犯辩护，让这个疯子无罪开释，深夜里常接到抗议电话。这些骚扰造成了家人的心理负担，他的儿子因父亲为比利辩护的事甚至与同学大打出手。
他不得不耽搁其他委托人的事，好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办理比利的案子。朱迪说得不错：“我们为了对得起他人没日没夜地工作，结果是我们的家庭和家人为此付出了代价。”
打开车门准备上车前，他望了一眼巨大、丑陋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然后点了点头。现在，处理比利的问题已经是其他人的责任了。
5
12月23日，比利因为要与作家面谈而感到紧张。幼年的生活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的记忆，只有一些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零星片段！他该如何向作家讲述自己的故事？早餐后，他走到大厅尽头倒了第二杯咖啡，然后坐在椅子上等待作家的到来。他的律师戈尔兹伯里几经周折，上周终于代表他与作家和出版商签订了一份合同。但是，麻烦刚刚开始！
“比利，有客人。”诺玛的叫声吓了他一跳。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咖啡洒在了衣服上。他看见作家正沿着前门的台阶朝他走来。
“嗨！”作家微笑道，“准备开始？”
比利将他领到自己的房间，目视着这位留着胡子的作家取出录音机、笔记本、铅笔、烟斗和烟丝，然后在椅子上坐下。“为了写作需要，每次开始的时候都要先报出你的名字。请问，我现在是与谁说话？”
“比利。”
“好的。我们第一次在考尔办公室见面时，你曾经提起过‘聚光灯’，当时你不太认识我，所以未加说明，现在能谈谈吗？”
比利看着地板，显得很难为情：“那天和你说话的不是我。我怕羞，是不会和你说话的。”
“是吗？那么，那天是谁在和我说话？”
“亚伦。”
作家皱起眉头，若有所思地吐了一口烟。“好的，”他在笔记本上做了记录，“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聚光灯’？”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就像在哈丁医院完成部分融合时得知的其他事情一样。那是阿瑟告诉其他人走进真实世界时用的词。”
“那个光圈是什么样的？你看到的是什么？”
“地板上有一个白色的大圆圈，发着光，大家都站光圈旁边或者躺在四周的床上，有人注意看着、有人睡觉，也有人忙着自己感兴趣的事。但不论是谁，只要站到光圈里，就有了意识。”
“被称为比利时，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反应？”
“睡觉时，如果有人呼唤‘比利’，所有人都会响应。科尼利亚博士曾向我解释，为了掩饰多重人格的事实，其他人也会做出反应。他们的存在之所以暴露，是因为当时戴维非常害怕，对特纳医生说漏了嘴。”
“你过去知道存在其他人吗？”
他点点头，靠在椅背上沉思着：“克丽丝汀在我小时候就存在了，我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大概在八九岁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存在了。我的继父卡尔莫他……卡尔莫……”他突然停住了。
“如果这件事让你伤心，就别说了。”
“没关系，医生说，突破自我对我很重要。”
他闭上了双眼，“我记得是在愚人节之后的那个星期，当时我上四年级。他让我到农场帮他整理田地，他带我走进谷仓将我绑起来，然后……然后……”他眼中充满了泪水，声音哽咽，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
“如果太痛苦，就别……”
“他打我，”他边说边揉着手腕，“他打开了发动机，当时我想我会被机器撕裂、被叶片绞碎。他说，如果我告诉妈妈，他就把我埋在谷仓里，然后告诉妈妈，我因为恨她而逃走了。”他的泪水不断涌出，“后来再发生同样的事，我只要闭上眼睛，画面就会消失。多亏哈丁医生帮我恢复了记忆，我现在知道了，当时被绑在发动机上的人是丹尼，后来又由戴维出现承受痛苦。”
作家的身体因愤怒而颤抖不停，“上帝！你能活过来真是个奇迹！”
“现在我明白了，”比利低声说道，“警察拘捕我实际上是救了我，对于受害者我深感抱歉。但是，我最终感觉到上帝对我露出了微笑，这是22年来从未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