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禁烟有法难依，历史终难更易
第七节 禁烟有法难依，历史终难更易
鸦片之害始于清初，至康、乾年间已经风行一时。乾隆朝时，鉴于鸦片流毒几遍全国，于是通令各省厉行禁烟，颁定新律，严禁贩卖与吸食鸦片。当时英、荷商人只好暂停贩卖。到了嘉庆初年，又开始盛行，因为所颁禁烟法律惩处太轻，凡国内商人贩卖烟土，杖一百，枷一月，遣边留戍三年；内外文武官员犯者，课以革职处分；书吏差役贩卖或包庇土贩，加等治罪，杖二百，枷二月，流谪三千里为奴。吸食鸦片，准贩卖同罪。如此拟罪，不足以震慑吸食、贩卖者。隔了几年，法令松弛，贩、卖、吸更充斥于市井。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烟毒弥漫全国，比前朝更有过之无不及。鸦片不仅毒害民心、萎靡精神，更是使现银外流，银价飞涨。
道光十八年（1838年）五月上旬，林公在湖广总督任上忽然接到兵部火票递到的加急咨文，让各省讨论鸿胪寺正卿黄爵滋关于禁烟的章程和拟定法律。黄正卿建议，当从禁烟入手，加重吸烟罪名；准给一年为戒烟限期，若一年之后还吸食，算是不奉法之乱民，定以死罪。但朝廷内外觉得过严，与“十恶”之罪没有区别，还恐怕激发民变。
林公上奏，认为应当全面禁烟，先从官吏禁起，有烟瘾的调验，勒限戒绝，逾限仍复吸食，参革撤任。但他反对限期一年之后仍吸食者就定以死刑之法，认为难收效果也难以实施。于是他亲自拟稿，三易底稿，拟就六条章程，并呈上戒烟药方四种。但奏折到了死敌穆彰阿之手，有意压下，直到道光皇帝催问为何不见林公奏折才编造托辞，说林公方案比黄正卿方案还严厉，不易实施，致使道光帝信以为真，留置不发。
过了一阵，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上谕：
奉上谕，督促各直省长官严申烟禁，烟犯拘案，加等治罪；地方官查禁不力，立予处分。禁烟成绩最优者，列为考绩，奏请破格擢升。
于是，林公在属地抓紧查禁贩卖、开馆、吸食者，收缴烟膏、烟枪、烟具，如果系自首呈缴，查明确系真心改悔，准免治罪，还酌情配给戒烟药丸，使其吞服除瘾。
话说林公再次上奏，陈述严禁烟土之利害关系，但因被穆彰阿所阻，仍未见朝廷颁行吸食论死、兴贩开棺论绞的新律例，直接影响各省禁烟的成效。旋据汉阳县知县郭觐辰禀报，拿获兴贩鸦片烟贩朱运升，在其船上起获鸦片烟土一千三百两，烟膏八百两；又在汉口客栈旅客邹阿三的皮箱内，搜获烟土二千多两，呈请如何处置。因为按照以往律例，开馆兴贩鸦片烟土，只有杖刑徒刑，虽有绞斩枭刑的加重处罚奏请，但未获朱批颁行，所以无法援引，如果处以杖徒等轻罪，罪重轻罚，效果不彰。林公左思右想，请来刑名师爷李小梅商议，林公问到：“旧律嫌轻，新例未奉颁行，犹不便援引，此案该如何定罪，能使轻重适中？”李小梅沉思一会回道：“新例当然不适用，唯有援引旧律，如嫌失之太轻，可以加一等治罪，因二犯贩土太多，先行刺字游街，再发热闹市区站笼示众，最后发往极边充军；如此办理，一般兴贩奸民瞧见了，必然恐惧知悔，不敢再蹈刑章了。” 林公深以为然，就批回给郭县令办理。
不料批文正待用印发出，又接郭县令禀报，说朱运升已于前日夜间越狱脱逃，全城追查毫无下落。而所提审的邹阿三其实是邹阿三的伙计邹达才，邹阿三本人也早已回转广东。因为郭县令向来办事勤恳，林公想一定是被底下的蠹役给糊弄了。以往县官被蠹役陷害撤任是常有的事，此次，自己偏不撤郭县令，让他勒限缉查要犯到案即可，将功折罪，以观后效。郭县令接到林公批札，感恩戴德，一面勒限捕快班，缉拿逃犯，一面将原先看守狱卒钉镣收监，严刑鞫讯，以查有无得贿放纵等情由。结果那些捕役都极口喊冤，“矢不承认，捕役熬了两次合比”，还是不能破案。郭县令只得再次上报林公，自请处分。林公正处于收缴烟具、严办开馆兴贩的当口，朱运升、邹阿三均是贩卖烟土最多的要犯，岂可容他们逍遥法外。于是一面申斥郭县令办事不力，再行勒限，先将顶戴摘去，逾期不获，定予撤任；一面遴选干员，到汉阳督办此案。 那时官场等级制度森严，督抚差遣的查办委员，都是候补道员才行；而知府差遣的都是候补知县；司道差遣的都是候补知州运同等。林公此时便想到了陈锦堂，差其督办汉阳大案。
陈锦堂携一身武艺的爱妾凤姑前往汉阳查访朱运升下落。首先到了当地兵房书吏葛幼泉家打探消息。葛幼泉因为包揽词讼，包庇烟贩，终日门庭若市，来者不拒，一概接待。事实上，正是葛幼泉得了朱运升一万两银子的私下贿赂，替他运动狱卒，从监狱中放走他，还替他安排了一班捕役，耗去四千多两银子，朱运升才得以从容地逃回老家。葛幼泉自知此案闹得太大，又在禁烟紧急的当口，省上一定会派员密查。所以，陈锦堂虽然乔装，但葛幼泉一看其气派，就知是一个大员。陈锦堂化名唐锦臣，假借母亲病重求购鸦片，托他介绍朱运升。葛幼泉便将计就计将陈锦堂引入匪窟，想借刀杀人。
陈锦堂来到仙桃镇找到胞兄总兵陈炯堂，借了两个兵官旗牌钱昌、百总汪兴，一同前往钟祥县大洪山朱运升的匪巢探查虚实。陈锦堂只身而入，假装欲购烟土。朱运升事先已接葛幼泉密信，要他将唐锦臣（陈锦堂）软禁，但不可伤其性命。凤姑一直等到黄昏不见陈锦堂出来，就知大事不妙。于是施展功夫潜入洞中，救出了陈锦堂。钱昌、汪兴两人接应后，急忙驾船而去。等朱运升派人赶下山时为时已晚。
陈锦堂连夜赶回省城，报告林公探查情况。林公嘉许其只身舍命探查之举，一面密令郭县令捉拿葛幼泉与朱运升。郭县令找来葛幼泉，告知事发检举之事，令其诱捕朱运升，否则性命难保。葛幼泉只得假言自己找到了一个貌似朱运升的人前去顶替，要朱运升私下来府上商议。果然，朱运升应约而来，被捕役抓个正着。郭县令连夜亲自押解到省。林公即命将二犯解往臬司衙门，按律重办，结果问成极边充军，此案才得以完结。邹阿三也被郭县令通过暗线缉拿到案，依法惩治。
此后，林公在湖北、湖南严申烟禁，收缴烟枪、烟斗、烟膏、烟土，成效彰著。在湖北，林公为昭示百姓起见，将所缴烟土，编号列册，堆积公共场所，亲率两司道府，莅场逐一对册验明，然后命当差的用快刀将烟枪劈破，烟土敲碎，再浇煤油燃火焚烧，把一千二百多支烟枪烧成灰烬。又将收缴的烟土一万二千多两，拌以桐油燃火焚烧。烟土拌上桐油燃烧，奇臭难闻。烧成烟灰后，林公又派员监督，投入江心。两湖禁烟，是为日后虎门销烟的前奏。
在禁烟声势日大的同时，盘踞广东的英国商人查顿，乃私运鸦片的发起人，找到买办葛东明，携带七十万巨资到京城活动，买通穆彰阿等权奸，以鸦片本为药材，征收税银，早列入进口贸易表，自属合法贸易为由，说服道光皇帝，允许鸦片进口，只是通商仅限于广东，未通过广东税关进入之鸦片，一律没收。如此一来，贩烟土洋商有恃无恐，成千上万地输入鸦片，广东海关税收大旺。而流毒则复盛全国，就连林公致力禁烟的湖北，也几乎死灰复燃。此后，历经朝中正直大臣内阁侍读学士朱鰼，军机大臣潘世恩、王鼎屡次上疏，力陈鸦片荼毒之害，力劝不准鸦片进口；林公也特别上呈奏折，痛陈鸦片误国殃民之弊，道光帝阅奏动容，特地朱批林公来京陛见。由此，林公领钦差大臣命，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成就了林公仕途上最为跌宕起伏、可歌可泣的一页，也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品析：
其实，关于贩卖鸦片之罪，在《大清律例》中即有较严格的规定，如卷二十“兵律”之“关津”条“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款中，就有条例规定：“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如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这些规定不可谓不严。却终究难挡鸦片荼毒之势，说明还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朝廷奸臣和地方官吏放纵，普通百姓受诱的结果。
鸦片之害始于清初，至康、乾年间已经风行一时。乾隆朝时，鉴于鸦片流毒几遍全国，于是通令各省厉行禁烟，颁定新律，严禁贩卖与吸食鸦片。当时英、荷商人只好暂停贩卖。到了嘉庆初年，又开始盛行，因为所颁禁烟法律惩处太轻，凡国内商人贩卖烟土，杖一百，枷一月，遣边留戍三年；内外文武官员犯者，课以革职处分；书吏差役贩卖或包庇土贩，加等治罪，杖二百，枷二月，流谪三千里为奴。吸食鸦片，准贩卖同罪。如此拟罪，不足以震慑吸食、贩卖者。隔了几年，法令松弛，贩、卖、吸更充斥于市井。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烟毒弥漫全国，比前朝更有过之无不及。鸦片不仅毒害民心、萎靡精神，更是使现银外流，银价飞涨。
道光十八年（1838年）五月上旬，林公在湖广总督任上忽然接到兵部火票递到的加急咨文，让各省讨论鸿胪寺正卿黄爵滋关于禁烟的章程和拟定法律。黄正卿建议，当从禁烟入手，加重吸烟罪名；准给一年为戒烟限期，若一年之后还吸食，算是不奉法之乱民，定以死罪。但朝廷内外觉得过严，与“十恶”之罪没有区别，还恐怕激发民变。
林公上奏，认为应当全面禁烟，先从官吏禁起，有烟瘾的调验，勒限戒绝，逾限仍复吸食，参革撤任。但他反对限期一年之后仍吸食者就定以死刑之法，认为难收效果也难以实施。于是他亲自拟稿，三易底稿，拟就六条章程，并呈上戒烟药方四种。但奏折到了死敌穆彰阿之手，有意压下，直到道光皇帝催问为何不见林公奏折才编造托辞，说林公方案比黄正卿方案还严厉，不易实施，致使道光帝信以为真，留置不发。
过了一阵，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上谕：
奉上谕，督促各直省长官严申烟禁，烟犯拘案，加等治罪；地方官查禁不力，立予处分。禁烟成绩最优者，列为考绩，奏请破格擢升。
于是，林公在属地抓紧查禁贩卖、开馆、吸食者，收缴烟膏、烟枪、烟具，如果系自首呈缴，查明确系真心改悔，准免治罪，还酌情配给戒烟药丸，使其吞服除瘾。
话说林公再次上奏，陈述严禁烟土之利害关系，但因被穆彰阿所阻，仍未见朝廷颁行吸食论死、兴贩开棺论绞的新律例，直接影响各省禁烟的成效。旋据汉阳县知县郭觐辰禀报，拿获兴贩鸦片烟贩朱运升，在其船上起获鸦片烟土一千三百两，烟膏八百两；又在汉口客栈旅客邹阿三的皮箱内，搜获烟土二千多两，呈请如何处置。因为按照以往律例，开馆兴贩鸦片烟土，只有杖刑徒刑，虽有绞斩枭刑的加重处罚奏请，但未获朱批颁行，所以无法援引，如果处以杖徒等轻罪，罪重轻罚，效果不彰。林公左思右想，请来刑名师爷李小梅商议，林公问到：“旧律嫌轻，新例未奉颁行，犹不便援引，此案该如何定罪，能使轻重适中？”李小梅沉思一会回道：“新例当然不适用，唯有援引旧律，如嫌失之太轻，可以加一等治罪，因二犯贩土太多，先行刺字游街，再发热闹市区站笼示众，最后发往极边充军；如此办理，一般兴贩奸民瞧见了，必然恐惧知悔，不敢再蹈刑章了。” 林公深以为然，就批回给郭县令办理。
不料批文正待用印发出，又接郭县令禀报，说朱运升已于前日夜间越狱脱逃，全城追查毫无下落。而所提审的邹阿三其实是邹阿三的伙计邹达才，邹阿三本人也早已回转广东。因为郭县令向来办事勤恳，林公想一定是被底下的蠹役给糊弄了。以往县官被蠹役陷害撤任是常有的事，此次，自己偏不撤郭县令，让他勒限缉查要犯到案即可，将功折罪，以观后效。郭县令接到林公批札，感恩戴德，一面勒限捕快班，缉拿逃犯，一面将原先看守狱卒钉镣收监，严刑鞫讯，以查有无得贿放纵等情由。结果那些捕役都极口喊冤，“矢不承认，捕役熬了两次合比”，还是不能破案。郭县令只得再次上报林公，自请处分。林公正处于收缴烟具、严办开馆兴贩的当口，朱运升、邹阿三均是贩卖烟土最多的要犯，岂可容他们逍遥法外。于是一面申斥郭县令办事不力，再行勒限，先将顶戴摘去，逾期不获，定予撤任；一面遴选干员，到汉阳督办此案。 那时官场等级制度森严，督抚差遣的查办委员，都是候补道员才行；而知府差遣的都是候补知县；司道差遣的都是候补知州运同等。林公此时便想到了陈锦堂，差其督办汉阳大案。
陈锦堂携一身武艺的爱妾凤姑前往汉阳查访朱运升下落。首先到了当地兵房书吏葛幼泉家打探消息。葛幼泉因为包揽词讼，包庇烟贩，终日门庭若市，来者不拒，一概接待。事实上，正是葛幼泉得了朱运升一万两银子的私下贿赂，替他运动狱卒，从监狱中放走他，还替他安排了一班捕役，耗去四千多两银子，朱运升才得以从容地逃回老家。葛幼泉自知此案闹得太大，又在禁烟紧急的当口，省上一定会派员密查。所以，陈锦堂虽然乔装，但葛幼泉一看其气派，就知是一个大员。陈锦堂化名唐锦臣，假借母亲病重求购鸦片，托他介绍朱运升。葛幼泉便将计就计将陈锦堂引入匪窟，想借刀杀人。
陈锦堂来到仙桃镇找到胞兄总兵陈炯堂，借了两个兵官旗牌钱昌、百总汪兴，一同前往钟祥县大洪山朱运升的匪巢探查虚实。陈锦堂只身而入，假装欲购烟土。朱运升事先已接葛幼泉密信，要他将唐锦臣（陈锦堂）软禁，但不可伤其性命。凤姑一直等到黄昏不见陈锦堂出来，就知大事不妙。于是施展功夫潜入洞中，救出了陈锦堂。钱昌、汪兴两人接应后，急忙驾船而去。等朱运升派人赶下山时为时已晚。
陈锦堂连夜赶回省城，报告林公探查情况。林公嘉许其只身舍命探查之举，一面密令郭县令捉拿葛幼泉与朱运升。郭县令找来葛幼泉，告知事发检举之事，令其诱捕朱运升，否则性命难保。葛幼泉只得假言自己找到了一个貌似朱运升的人前去顶替，要朱运升私下来府上商议。果然，朱运升应约而来，被捕役抓个正着。郭县令连夜亲自押解到省。林公即命将二犯解往臬司衙门，按律重办，结果问成极边充军，此案才得以完结。邹阿三也被郭县令通过暗线缉拿到案，依法惩治。
此后，林公在湖北、湖南严申烟禁，收缴烟枪、烟斗、烟膏、烟土，成效彰著。在湖北，林公为昭示百姓起见，将所缴烟土，编号列册，堆积公共场所，亲率两司道府，莅场逐一对册验明，然后命当差的用快刀将烟枪劈破，烟土敲碎，再浇煤油燃火焚烧，把一千二百多支烟枪烧成灰烬。又将收缴的烟土一万二千多两，拌以桐油燃火焚烧。烟土拌上桐油燃烧，奇臭难闻。烧成烟灰后，林公又派员监督，投入江心。两湖禁烟，是为日后虎门销烟的前奏。
在禁烟声势日大的同时，盘踞广东的英国商人查顿，乃私运鸦片的发起人，找到买办葛东明，携带七十万巨资到京城活动，买通穆彰阿等权奸，以鸦片本为药材，征收税银，早列入进口贸易表，自属合法贸易为由，说服道光皇帝，允许鸦片进口，只是通商仅限于广东，未通过广东税关进入之鸦片，一律没收。如此一来，贩烟土洋商有恃无恐，成千上万地输入鸦片，广东海关税收大旺。而流毒则复盛全国，就连林公致力禁烟的湖北，也几乎死灰复燃。此后，历经朝中正直大臣内阁侍读学士朱鰼，军机大臣潘世恩、王鼎屡次上疏，力陈鸦片荼毒之害，力劝不准鸦片进口；林公也特别上呈奏折，痛陈鸦片误国殃民之弊，道光帝阅奏动容，特地朱批林公来京陛见。由此，林公领钦差大臣命，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成就了林公仕途上最为跌宕起伏、可歌可泣的一页，也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品析：
其实，关于贩卖鸦片之罪，在《大清律例》中即有较严格的规定，如卷二十“兵律”之“关津”条“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款中，就有条例规定：“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如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这些规定不可谓不严。却终究难挡鸦片荼毒之势，说明还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朝廷奸臣和地方官吏放纵，普通百姓受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