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整顿漕弊，文武两举人包揽遭革
第六节 整顿漕弊，文武两举人包揽遭革
治理了粮帮，林公得到朝廷嘉赞，于是上谕又要求其整治漕粮之弊。
原本江苏为鱼米之乡，产米大区，漕粮上收的漕额为各省之冠。但每年朝廷实际征收的漕银总数，大熟之年也只八成半，遇到水旱灾荒，只有五六成，甚至还要朝廷赈济。所以清帝敕令林公清查江苏漕弊，务使涓滴归公。
林公深知其弊在一帮猾吏劣绅，以及失察、失职的地方官府。于是自己又乔装商人，带着史林恩、王安福等人，出了衙门，雇坐民船，赴常熟等县私行查访。
在常熟县的茶肆中，林公探听到常熟县的田产、漕赋，除一部分显宦巨绅仍旧自行完纳外，基本被蔡文举、浦武举两人包办经手了。两人在漕赋上做手脚，在各小粮户上截长补短、添出种种名目，使得那些小户一亩粮赋，要缴纳一亩半的漕银，由此导致民怨沸腾。但奇怪的是，地方县官却不敢管且无能为力。
林公讯问茶肆中的老茶客，方知事情原委着实令人唏嘘。
话说蔡文举人弟兄三人原都是秀才，住在北乡西洋地方，欠粮不完。县官派差役催漕，结果他们非但不买账，还自恃学过点武艺，三人出手，反而把两个差役一顿殴打，还把差船拖到岸上架上干柴，举火烧毁。差役无奈，回报县令。县官听报大发雷霆，请城守营的许守备带兵前往捉拿蔡氏三兄弟到县衙。县官问过一堂，因他们都是秀才，不便擅自重办，只好暂时看管起来，同时行文学使，要求详革蔡氏功名。哪知蔡氏兄弟先托人告到学使那，说是常熟县催粮差役如何横行不法，侮辱斯文，不留余地。学使信以为真，等接到县里呈报的详革公文，便言辞批驳，反说县里不能驾驭差役，有辱斯文。县官接到回文，气得两眼发直，又不敢跟学使顶撞，只好释放了蔡氏三兄弟。恰巧那年赶上乡试，蔡家老大竟然得中第十六名举人，从此更是吃漕规、包漕银，为所欲为，县官更不敢难为他。而漕书更是常常被他们骚扰，只好聘了几个会拳脚的在家保护。后来蔡举人更是与浦武举两人合伙包漕，几乎把常熟、昭文两县的漕银业务都把持了。
林公了解到常熟的漕赋情况是被第三者从中垄断，既非漕书舞弊，又非粮户抗欠，而县官虽想查办，又怕重蹈覆辙，不敢将他们逮捕法办。如果要整顿清理，非得将蔡、浦两人拿办详革，否则难以见效。
之后，林公又到太仓州查访。发现其地田亩虽不及常熟一半，也没有土豪劣绅把持包漕银、吃漕规的种种恶习，但每年实际征收的漕额，短绌异常，个中必有流弊内幕。果然，经过了解，发现是太仓州衙门里的漕书苏梅生一手把持，掩尽全州人的耳目，其祖父开始就做漕书，三代承袭，无人敢与他争夺，所以胆子也越来越大。将几个好一点的地区，都私下收买了。用自己的人，一面将熟田粮额移做荒田，一面私自编造田单，向粮户征收，每年都要侵吞千万以饱私囊，连州官都被蒙在鼓里。
林公又往各州县详查，不外乎漕书舞弊、劣绅包漕、刁民抗欠三种情况。查了两个半月，回到苏州巡抚衙门，马上重新选委干员，先将常熟、昭文两县及太仓州知县知州调省另候任用。让新任知县知州将常熟的蔡、浦两举人，逮捕解省，由林公自己亲自“奏革功名，按律重办”；太仓漕书苏梅生也被新任知州拿问解省，“微加鞫讯，得供后定以流罪”。那些被私下收买的地区，重新委任管理者。其他各州县也各派委员前往督察查办。
品析：
关于漕粮及时征缴纳税之规，《大清律例》也有明确且详细的规定。如卷十一“户律”之“仓库上”条“收粮为限”款，就明确要按夏、秋既定时节收粮入库。其中“条例”又规定：“应纳钱粮以十分为率，欠至四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贡监生员并黜革，杖六十……欠至十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杖一百；贡监生员俱黜革，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又有“多收税粮斛面”款，“条例”中规定：如果有“欺凌官攒、或挟诈运纳军民财物者，杖罪以下于本处仓场门首枷号一个月发落，徒罪以上与再犯杖罪以下免其枷号，发附近充军，干系内外官员，题参交部议处。”又有“揽纳税粮”款规定：“凡揽纳他人税粮者，杖六十。著落本犯赴仓照所揽数纳足，再于犯人名下，照所纳数追罚一半人官。”
针对此案，蔡、浦两举人包揽漕赋，欠粮不完纳，还有漕书苏梅生舞弊私吞，受到革去功名、流放充军的惩处，是符合律法的。
江苏漕赋经林公一番整治，大有起色。林公深得道光皇帝器重，御笔亲书，升林公为湖广总督，迅赴新任处理要务。原来道光皇帝接到奏报，湖北监利粮书抗土闹局：监利县长江堤坝工程一向由官征民修，每年修土方六十余万，派征制钱六万余串，由该县签点董事，发给印单，收取土费。粮书、工书等人却经常用墨券私收，以致董事受到牵累，无法完工。更有库总六人，狼狈为奸，被控未结案。之前朝廷曾派干员到监利，设立总局收土，并公举诚实、正派的董事八人和领修人数十人，分段赶修，一切事宜，不假手吏胥，居民也踊跃赴工。那些贪婪书吏看无利可图，千方百计把持刁难，不许民工赴总局完工，以致一年所收土费不及三万串，而剩余的钱则被蠹虫书吏中饱私囊。更恶劣的是，库总龚绍绪勾结粮书萧之桐，纠众抗土闹局，殴辱董事秦祖恩，该县县令却不加究办。七月十五日，县令公出，有人又连夜聚众千余人，拆毁总局，劫夺册券，局中银钱衣服被抢劫一空，还殴伤了董事周超伯等多人。该县县令邓兰薰，仅拿办粮书张良佐一人，略加薄惩。而且荆州江水虽未大涨，但因蠹书张良佐等人潜往刨毁堤工，导致溃决二十余丈，淹没了毛老等一百四十三圩，下游的沔阳、汉阳等地皆受其害。道光皇帝令林公到任后，迅速查明复奏。
林公不敢怠慢，委派知府但明伦、会同前总督委任的通判刘万庆分别严查。查明的结果与上报给道光帝的不完全相符。其真实情形是：
朱三工江堤地处监利县城七十里，上年七月十五午刻，江水爆发，堤坝渗漏过水，以致冲溃，并非人为私下刨毁。
监利县令邓兰薰勤勉认真，每次出巡堤防，马夫及饭食都是自给，没有摊派之累。且总局制度也是出自他的主张。因地方辽阔，总局难以催收，所以在各乡分设散局五处，龚绍绪作为粮书签点库总，一身不能兼顾，遂令族弟龚绍琨冒顶粮书，私收土钱六十串未缴，粮书邓培元亦收土钱四千八百文未缴。
毛家口散局董事秦祖恩因粮书萧之桐承催十四年旧欠费钱不缴，命雇工朱正榜、曾祥等人将萧之桐锁拿到局，逼缴欠费。萧之桐的兄长萧之棣，及邻居黄海儿等人不服，赶到局里争闹，并将朱正榜殴伤。秦祖恩赴县控诉，饬提萧之桐到县，逼催所欠土费，缴清后释放。缉拿到黄海儿，他却不认殴伤，县里也就未曾严办。这是所谓毁局伤人的真实情况。
而朱三工江堤渗漏，该县县令邓兰薰闻讯赶往，抢护不及，以致溃决，确实无人私自刨毁堤防。
另有粮书张良佐、民人李先怀、朱德顺等五六人，声称田墓被淹，赴总局吵闹，殴伤董事周超伯和伙夫屈斯文等人。周超伯以毁局抢夺罪告到县衙，拿获张良佐，因人证未齐，羁押待质。这是溃堤毁局的实在情形。
林公据以上事实将相关人等饬提到省，亲自严讯，获得了更详尽的真实情况，并据实将拟罪意见呈奏朝廷：
龚绍绪充当书吏，竟敢诡列卯名（注：即指私列公职人员），侵吞土方钱至六千串，实属玩法已极，应比照蠹役诈赃十两以上例拟罪，发往极边充军；粮书邓培元、吴德润私收土费四千、三千串不等，在官人役，未便因其先侵后吐，宽免置议，应照蠹役诈赃一两至五两例，各杖一百，枷号一月；张良佐、李光怀、朱德顺、萧之棣、黄海儿等。到局滋闹，均应照律杖八十；龚经伸、龚经辉等，随同喧嚷，应照律笞四十，均已分别发落。革员秦祖恩充当散局董事，因粮书萧之桐催费不力，令雇工朱正榜擅用铁链锁拿之桐，殊属妄为，应请照违制律杖一百，革去从九品职衔；朱正榜与曾祥不应听从锁拿，应于秦祖恩罪上减一等，各杖九十；周超伯等因溃堤赴险无及，已据禀退，毋庸置议；监利县邓兰薰虽无得规徇纵情事，唯粮书侵收土费，失于觉察；朱三工溃口，虽已培修，而抢险截流等用项，仍于续征土费内开销，殊属非是，应请将监利县邓兰薰即行撤任，以示惩儆。
隔了十几天，皇上朱批就到了，如议办理。
品析：
从上面林公拟罪看，的确是铁面无私的。特别是监利县县令邓兰薰可谓敬业，没有贪赃枉法之事，但对于粮书侵吞土费有失察之责，又对于抢险应急的款项措置不当，所以被革职。应当说，处罚是较为严厉的。
颇耐人品味的是，秦祖恩为催拖欠土费，将粮书萧之桐私下用铁链锁拿，本属为了公事，但用了私刑，算是擅自拘捕，越权滥刑。按违制律杖一百，还被革职。而雇工朱正榜、曾祥是受秦祖恩指使，用铁锁拿人，虽然他还被黄海儿等殴伤，但也被惩处，参照秦祖恩的罪减一等，杖九十。说明林公能辨明是非，功过分明，按律办案。
贪赃的粮书龚绍绪、邓培元、吴德润等人，按诈赃数量分级拟罪，或充军或受杖刑和枷号一月，倒是清楚明白。对照《大清律例》卷三十一“刑律”之“受赃”条“官吏受财”款中，有“条例”规定：“凡衙门蠹役，恐吓索诈十两以上者，发边卫充军。” 像粮书龚绍绪即被判“比照蠹役诈赃十两以上例拟罪，发往极边充军”，说明林公对大清律令之谙熟，适用精准，法度严谨。
《大清律例》卷三十九“工律”之“河防”条中有“盗决河防”款“条例”规定：“有干漕河禁例，军、民俱发边卫充军。其闸官人等，用草阁闸板，盗泄水利，串同取财，犯该徒罪以上，亦照前问遣。”又有“失时不修堤防”款中“条例”规定：“河工承修各员采办料物，如有奸民串保领银，侵分入己，以致亏帑误工，该总河将承办官参究；仍将亏帑奸民发该州、县严查追比，倘有徇纵等情，亦即查参，交部议处。” 对照此案，在对长江监利段的堤防及时整修和防止蠹役贪腐上，林公拟就的处罚是符合大清律法的。
治理了粮帮，林公得到朝廷嘉赞，于是上谕又要求其整治漕粮之弊。
原本江苏为鱼米之乡，产米大区，漕粮上收的漕额为各省之冠。但每年朝廷实际征收的漕银总数，大熟之年也只八成半，遇到水旱灾荒，只有五六成，甚至还要朝廷赈济。所以清帝敕令林公清查江苏漕弊，务使涓滴归公。
林公深知其弊在一帮猾吏劣绅，以及失察、失职的地方官府。于是自己又乔装商人，带着史林恩、王安福等人，出了衙门，雇坐民船，赴常熟等县私行查访。
在常熟县的茶肆中，林公探听到常熟县的田产、漕赋，除一部分显宦巨绅仍旧自行完纳外，基本被蔡文举、浦武举两人包办经手了。两人在漕赋上做手脚，在各小粮户上截长补短、添出种种名目，使得那些小户一亩粮赋，要缴纳一亩半的漕银，由此导致民怨沸腾。但奇怪的是，地方县官却不敢管且无能为力。
林公讯问茶肆中的老茶客，方知事情原委着实令人唏嘘。
话说蔡文举人弟兄三人原都是秀才，住在北乡西洋地方，欠粮不完。县官派差役催漕，结果他们非但不买账，还自恃学过点武艺，三人出手，反而把两个差役一顿殴打，还把差船拖到岸上架上干柴，举火烧毁。差役无奈，回报县令。县官听报大发雷霆，请城守营的许守备带兵前往捉拿蔡氏三兄弟到县衙。县官问过一堂，因他们都是秀才，不便擅自重办，只好暂时看管起来，同时行文学使，要求详革蔡氏功名。哪知蔡氏兄弟先托人告到学使那，说是常熟县催粮差役如何横行不法，侮辱斯文，不留余地。学使信以为真，等接到县里呈报的详革公文，便言辞批驳，反说县里不能驾驭差役，有辱斯文。县官接到回文，气得两眼发直，又不敢跟学使顶撞，只好释放了蔡氏三兄弟。恰巧那年赶上乡试，蔡家老大竟然得中第十六名举人，从此更是吃漕规、包漕银，为所欲为，县官更不敢难为他。而漕书更是常常被他们骚扰，只好聘了几个会拳脚的在家保护。后来蔡举人更是与浦武举两人合伙包漕，几乎把常熟、昭文两县的漕银业务都把持了。
林公了解到常熟的漕赋情况是被第三者从中垄断，既非漕书舞弊，又非粮户抗欠，而县官虽想查办，又怕重蹈覆辙，不敢将他们逮捕法办。如果要整顿清理，非得将蔡、浦两人拿办详革，否则难以见效。
之后，林公又到太仓州查访。发现其地田亩虽不及常熟一半，也没有土豪劣绅把持包漕银、吃漕规的种种恶习，但每年实际征收的漕额，短绌异常，个中必有流弊内幕。果然，经过了解，发现是太仓州衙门里的漕书苏梅生一手把持，掩尽全州人的耳目，其祖父开始就做漕书，三代承袭，无人敢与他争夺，所以胆子也越来越大。将几个好一点的地区，都私下收买了。用自己的人，一面将熟田粮额移做荒田，一面私自编造田单，向粮户征收，每年都要侵吞千万以饱私囊，连州官都被蒙在鼓里。
林公又往各州县详查，不外乎漕书舞弊、劣绅包漕、刁民抗欠三种情况。查了两个半月，回到苏州巡抚衙门，马上重新选委干员，先将常熟、昭文两县及太仓州知县知州调省另候任用。让新任知县知州将常熟的蔡、浦两举人，逮捕解省，由林公自己亲自“奏革功名，按律重办”；太仓漕书苏梅生也被新任知州拿问解省，“微加鞫讯，得供后定以流罪”。那些被私下收买的地区，重新委任管理者。其他各州县也各派委员前往督察查办。
品析：
关于漕粮及时征缴纳税之规，《大清律例》也有明确且详细的规定。如卷十一“户律”之“仓库上”条“收粮为限”款，就明确要按夏、秋既定时节收粮入库。其中“条例”又规定：“应纳钱粮以十分为率，欠至四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贡监生员并黜革，杖六十……欠至十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杖一百；贡监生员俱黜革，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又有“多收税粮斛面”款，“条例”中规定：如果有“欺凌官攒、或挟诈运纳军民财物者，杖罪以下于本处仓场门首枷号一个月发落，徒罪以上与再犯杖罪以下免其枷号，发附近充军，干系内外官员，题参交部议处。”又有“揽纳税粮”款规定：“凡揽纳他人税粮者，杖六十。著落本犯赴仓照所揽数纳足，再于犯人名下，照所纳数追罚一半人官。”
针对此案，蔡、浦两举人包揽漕赋，欠粮不完纳，还有漕书苏梅生舞弊私吞，受到革去功名、流放充军的惩处，是符合律法的。
江苏漕赋经林公一番整治，大有起色。林公深得道光皇帝器重，御笔亲书，升林公为湖广总督，迅赴新任处理要务。原来道光皇帝接到奏报，湖北监利粮书抗土闹局：监利县长江堤坝工程一向由官征民修，每年修土方六十余万，派征制钱六万余串，由该县签点董事，发给印单，收取土费。粮书、工书等人却经常用墨券私收，以致董事受到牵累，无法完工。更有库总六人，狼狈为奸，被控未结案。之前朝廷曾派干员到监利，设立总局收土，并公举诚实、正派的董事八人和领修人数十人，分段赶修，一切事宜，不假手吏胥，居民也踊跃赴工。那些贪婪书吏看无利可图，千方百计把持刁难，不许民工赴总局完工，以致一年所收土费不及三万串，而剩余的钱则被蠹虫书吏中饱私囊。更恶劣的是，库总龚绍绪勾结粮书萧之桐，纠众抗土闹局，殴辱董事秦祖恩，该县县令却不加究办。七月十五日，县令公出，有人又连夜聚众千余人，拆毁总局，劫夺册券，局中银钱衣服被抢劫一空，还殴伤了董事周超伯等多人。该县县令邓兰薰，仅拿办粮书张良佐一人，略加薄惩。而且荆州江水虽未大涨，但因蠹书张良佐等人潜往刨毁堤工，导致溃决二十余丈，淹没了毛老等一百四十三圩，下游的沔阳、汉阳等地皆受其害。道光皇帝令林公到任后，迅速查明复奏。
林公不敢怠慢，委派知府但明伦、会同前总督委任的通判刘万庆分别严查。查明的结果与上报给道光帝的不完全相符。其真实情形是：
朱三工江堤地处监利县城七十里，上年七月十五午刻，江水爆发，堤坝渗漏过水，以致冲溃，并非人为私下刨毁。
监利县令邓兰薰勤勉认真，每次出巡堤防，马夫及饭食都是自给，没有摊派之累。且总局制度也是出自他的主张。因地方辽阔，总局难以催收，所以在各乡分设散局五处，龚绍绪作为粮书签点库总，一身不能兼顾，遂令族弟龚绍琨冒顶粮书，私收土钱六十串未缴，粮书邓培元亦收土钱四千八百文未缴。
毛家口散局董事秦祖恩因粮书萧之桐承催十四年旧欠费钱不缴，命雇工朱正榜、曾祥等人将萧之桐锁拿到局，逼缴欠费。萧之桐的兄长萧之棣，及邻居黄海儿等人不服，赶到局里争闹，并将朱正榜殴伤。秦祖恩赴县控诉，饬提萧之桐到县，逼催所欠土费，缴清后释放。缉拿到黄海儿，他却不认殴伤，县里也就未曾严办。这是所谓毁局伤人的真实情况。
而朱三工江堤渗漏，该县县令邓兰薰闻讯赶往，抢护不及，以致溃决，确实无人私自刨毁堤防。
另有粮书张良佐、民人李先怀、朱德顺等五六人，声称田墓被淹，赴总局吵闹，殴伤董事周超伯和伙夫屈斯文等人。周超伯以毁局抢夺罪告到县衙，拿获张良佐，因人证未齐，羁押待质。这是溃堤毁局的实在情形。
林公据以上事实将相关人等饬提到省，亲自严讯，获得了更详尽的真实情况，并据实将拟罪意见呈奏朝廷：
龚绍绪充当书吏，竟敢诡列卯名（注：即指私列公职人员），侵吞土方钱至六千串，实属玩法已极，应比照蠹役诈赃十两以上例拟罪，发往极边充军；粮书邓培元、吴德润私收土费四千、三千串不等，在官人役，未便因其先侵后吐，宽免置议，应照蠹役诈赃一两至五两例，各杖一百，枷号一月；张良佐、李光怀、朱德顺、萧之棣、黄海儿等。到局滋闹，均应照律杖八十；龚经伸、龚经辉等，随同喧嚷，应照律笞四十，均已分别发落。革员秦祖恩充当散局董事，因粮书萧之桐催费不力，令雇工朱正榜擅用铁链锁拿之桐，殊属妄为，应请照违制律杖一百，革去从九品职衔；朱正榜与曾祥不应听从锁拿，应于秦祖恩罪上减一等，各杖九十；周超伯等因溃堤赴险无及，已据禀退，毋庸置议；监利县邓兰薰虽无得规徇纵情事，唯粮书侵收土费，失于觉察；朱三工溃口，虽已培修，而抢险截流等用项，仍于续征土费内开销，殊属非是，应请将监利县邓兰薰即行撤任，以示惩儆。
隔了十几天，皇上朱批就到了，如议办理。
品析：
从上面林公拟罪看，的确是铁面无私的。特别是监利县县令邓兰薰可谓敬业，没有贪赃枉法之事，但对于粮书侵吞土费有失察之责，又对于抢险应急的款项措置不当，所以被革职。应当说，处罚是较为严厉的。
颇耐人品味的是，秦祖恩为催拖欠土费，将粮书萧之桐私下用铁链锁拿，本属为了公事，但用了私刑，算是擅自拘捕，越权滥刑。按违制律杖一百，还被革职。而雇工朱正榜、曾祥是受秦祖恩指使，用铁锁拿人，虽然他还被黄海儿等殴伤，但也被惩处，参照秦祖恩的罪减一等，杖九十。说明林公能辨明是非，功过分明，按律办案。
贪赃的粮书龚绍绪、邓培元、吴德润等人，按诈赃数量分级拟罪，或充军或受杖刑和枷号一月，倒是清楚明白。对照《大清律例》卷三十一“刑律”之“受赃”条“官吏受财”款中，有“条例”规定：“凡衙门蠹役，恐吓索诈十两以上者，发边卫充军。” 像粮书龚绍绪即被判“比照蠹役诈赃十两以上例拟罪，发往极边充军”，说明林公对大清律令之谙熟，适用精准，法度严谨。
《大清律例》卷三十九“工律”之“河防”条中有“盗决河防”款“条例”规定：“有干漕河禁例，军、民俱发边卫充军。其闸官人等，用草阁闸板，盗泄水利，串同取财，犯该徒罪以上，亦照前问遣。”又有“失时不修堤防”款中“条例”规定：“河工承修各员采办料物，如有奸民串保领银，侵分入己，以致亏帑误工，该总河将承办官参究；仍将亏帑奸民发该州、县严查追比，倘有徇纵等情，亦即查参，交部议处。” 对照此案，在对长江监利段的堤防及时整修和防止蠹役贪腐上，林公拟就的处罚是符合大清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