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面对各色诬告，“反坐”最为有效
第六节 面对各色诬告，“反坐”最为有效
诬告几乎是公案小说中最常见的情节。在《包公案》中，因诬告而成狱的事例不在少数。如第三十四则《妓饰无异》，讲的是扬州离城五里吉安乡谢景夫妇生有一子谢幼安，娶城里苏明之女为妻。一日，强盗李强乘谢幼安外出不在时，夜里潜入苏氏房中盗取首饰，被苏氏发觉，便将苏氏杀害逃走。苏氏有一侄子苏宜曾受谢家怠慢，怀恨在心，遂到官府刘大尹处告发说，谢景想奸淫儿媳，儿媳不从故而杀之。刘大尹审问邻里，都说此事未必是盗杀。刘大尹再问谢景，哪有强盗杀人而妇人不叫喊的道理。“此必是你谋死。”谢景不能辩白，只能叫屈。“刘大尹用长枷监于狱中根究，谢景受刑不过，只得诬服，虽则案卷已成而终未决。”包公巡行到扬州，谢幼安替父鸣冤。后来是因李强又到另一家偷盗，被户主发觉后扭送到包公衙门，这才真相大白。包公最后判决，将李强“问成死罪；复杖苏宜诬告之罪”。 这里，对诬告者苏宜是以杖罪处罚。
而第四十一则《窗外黑猿》对诬告者判决的是充军发配，显然处罚要重得多。
此案讲的是，西京城附近永安镇张瑞家娶妻杨氏，生女兆娘。瑞家有两个仆人，一个叫雍，敦厚；一个叫袁，刁诈。后张瑞不幸病逝，家事委托给雍仆打理。一日杨氏外出，袁仆入室偷盗，将正收拾银箧要入城的雍仆杀死而逃。杨氏母女悲哭不已。邻里却怀疑雍仆死因不明。
恰有庄上佃户汪某是张瑞仇人，故告发到洪知县，指称杨氏母女与人通奸，雍仆捉奸，被奸夫所杀。洪知县“信之，勘令其招，杨氏不肯诬服，连年不决，累死者数人”。之后杨氏母女被拷打，不堪其苦，兆娘自尽。恰包公巡察西京，接了此案，将袁仆抓获。“包公遂叠成文案，问袁斩罪；汪某诬陷良人，发配辽东远方充军。”
此案中，汪某是蓄意诬告，情节恶劣。且因此案杨氏不肯诬服，几年下来，“累死者数人”，影响巨大，故将汪某发配远方充军。
品析：
查对《宋刑统》，关于刁民诬告良善平民的处罚规定不如《大明律》明确。如《大明律》中“刑律五”之“诉讼”中，有专门的“诬告条例”罗列了各种诬告情形的处罚规定。如“诬告人因而致死，被诬之人委系平人，及因拷禁身死者，比依诬告人，因而致死随行有服亲属一人，绞罪，奏请定夺。”又规定：“凡无籍棍徒，私自串结、将不干己事情，捏写本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者，不分首从，俱发边卫充军。” 此案中，汪某就是将不干己之事有意诬告，结果导致兆娘自尽，其他数人死亡，按大明律令，已经可以判汪某死刑。但包公判词是流放边地。由此也可佐证，《包公案》作者作为明代人，并没有按《大明律》的法规来下判词，说明作者编撰此书时对宋律有相当的了解，也体现了民间口口相传的包公故事中，隐含着朴素和基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凡事“告官”，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有着最基本的遵循。
此外，在《宋刑统》中，还有专门针对诬告谋反罪等重罪的“告反逆”条规定：“诸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从者，绞。若事容不审，原情非诬者，上请。若告谋大逆、谋叛不审者，亦如之。”又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纠弹之官，挟私弹事不实者，亦如之。” 可见，对于像诬告谋反、大逆、叛逆等重罪的人，要么直接处斩、绞刑，要么反坐。而官吏不审，也要受相应处罚。
诬告几乎是公案小说中最常见的情节。在《包公案》中，因诬告而成狱的事例不在少数。如第三十四则《妓饰无异》，讲的是扬州离城五里吉安乡谢景夫妇生有一子谢幼安，娶城里苏明之女为妻。一日，强盗李强乘谢幼安外出不在时，夜里潜入苏氏房中盗取首饰，被苏氏发觉，便将苏氏杀害逃走。苏氏有一侄子苏宜曾受谢家怠慢，怀恨在心，遂到官府刘大尹处告发说，谢景想奸淫儿媳，儿媳不从故而杀之。刘大尹审问邻里，都说此事未必是盗杀。刘大尹再问谢景，哪有强盗杀人而妇人不叫喊的道理。“此必是你谋死。”谢景不能辩白，只能叫屈。“刘大尹用长枷监于狱中根究，谢景受刑不过，只得诬服，虽则案卷已成而终未决。”包公巡行到扬州，谢幼安替父鸣冤。后来是因李强又到另一家偷盗，被户主发觉后扭送到包公衙门，这才真相大白。包公最后判决，将李强“问成死罪；复杖苏宜诬告之罪”。 这里，对诬告者苏宜是以杖罪处罚。
而第四十一则《窗外黑猿》对诬告者判决的是充军发配，显然处罚要重得多。
此案讲的是，西京城附近永安镇张瑞家娶妻杨氏，生女兆娘。瑞家有两个仆人，一个叫雍，敦厚；一个叫袁，刁诈。后张瑞不幸病逝，家事委托给雍仆打理。一日杨氏外出，袁仆入室偷盗，将正收拾银箧要入城的雍仆杀死而逃。杨氏母女悲哭不已。邻里却怀疑雍仆死因不明。
恰有庄上佃户汪某是张瑞仇人，故告发到洪知县，指称杨氏母女与人通奸，雍仆捉奸，被奸夫所杀。洪知县“信之，勘令其招，杨氏不肯诬服，连年不决，累死者数人”。之后杨氏母女被拷打，不堪其苦，兆娘自尽。恰包公巡察西京，接了此案，将袁仆抓获。“包公遂叠成文案，问袁斩罪；汪某诬陷良人，发配辽东远方充军。”
此案中，汪某是蓄意诬告，情节恶劣。且因此案杨氏不肯诬服，几年下来，“累死者数人”，影响巨大，故将汪某发配远方充军。
品析：
查对《宋刑统》，关于刁民诬告良善平民的处罚规定不如《大明律》明确。如《大明律》中“刑律五”之“诉讼”中，有专门的“诬告条例”罗列了各种诬告情形的处罚规定。如“诬告人因而致死，被诬之人委系平人，及因拷禁身死者，比依诬告人，因而致死随行有服亲属一人，绞罪，奏请定夺。”又规定：“凡无籍棍徒，私自串结、将不干己事情，捏写本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者，不分首从，俱发边卫充军。” 此案中，汪某就是将不干己之事有意诬告，结果导致兆娘自尽，其他数人死亡，按大明律令，已经可以判汪某死刑。但包公判词是流放边地。由此也可佐证，《包公案》作者作为明代人，并没有按《大明律》的法规来下判词，说明作者编撰此书时对宋律有相当的了解，也体现了民间口口相传的包公故事中，隐含着朴素和基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凡事“告官”，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有着最基本的遵循。
此外，在《宋刑统》中，还有专门针对诬告谋反罪等重罪的“告反逆”条规定：“诸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从者，绞。若事容不审，原情非诬者，上请。若告谋大逆、谋叛不审者，亦如之。”又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纠弹之官，挟私弹事不实者，亦如之。” 可见，对于像诬告谋反、大逆、叛逆等重罪的人，要么直接处斩、绞刑，要么反坐。而官吏不审，也要受相应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