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棺查验事体重大，反坐革职官民皆知
第二节 开棺查验事体重大，反坐革职官民皆知
《狄公案》第四回开始讲狄仁杰为了破孔家客店双尸案微服私访，却意外访察到皇华镇毕顺家的一件离奇案子。毕顺忽然暴死，死时双目暴突，情状可疑。留下了毕顺老母唐氏、媳妇毕周氏和八岁女儿。蹊跷的是，媳妇毕周氏终日足不出户，行为冷僻，刁钻泼辣，口齿伶俐。而女儿五六岁时口齿非常爽利，父亲死后未及两月却忽然成了哑巴。狄仁杰暗自揣摩，有了自己的心证。于是进一步私访，打探到入殓的土工反映下葬时棺木里有异常响动，下葬后夜夜闹鬼等内情。于是围绕提审毕周氏并开棺验尸展开了精彩的攻防。
特别是第八回到第十回前后，生动而经典地展现了控辩双方对律例的了然，以及都头、捕快、公差等下层衙役对刑律及违法后果的基本认知。
比如，狄仁杰虽然心证毕周氏因奸害夫并药哑自己的女儿，但没有口供、人证与物证，只得以毕顺告了阴状来说是毕周氏所害，以期让毕周氏自己招供。无奈周氏巧言善辩，挨了四十鞭背之刑，还是不肯招认，呼冤不止。还哭骂狄仁杰，“诬良为盗，尚有那反坐的罪名，何况我是青年的孀妇，我拼了一命，你这乌纱也莫想戴稳了” 。可见，毕周氏对滥用刑罚及冤案诬告的惩处后果，也是有一定了解的。
狄仁杰见她如此蛮横，就又叫人抬夹棍伺候。这时两旁的差役见毕周氏坚称冤枉，都不敢上刑动手。其中有一个捕快头，还私下找都头洪亮商量道：“设若将她夹死，太爷的功名，我们的性命……怎么说告阴状起来，这不是无中生有？平时甚是清正，今日何以这样糊涂？即是她谋害亲夫，也要情正事确，开棺验后，方能拷问。都头此时可上去，先回一声，还是先行退堂，访明再问？还是就此任意用刑？你看这妇人一张利口，也不是恐吓的道理，若照太爷这样，怕功名有碍。” 这一段话，说得在情在理，也表明捕快头非常知晓律例，知道任意用刑的后果，也知道应当有证据，比如开棺验尸之后再拷问，说明这捕快头业务水平不低。
狄仁杰非常生气，但也无奈以对：“既然汝等不敢用刑，本县明日必开棺揭验，那时如无有伤痕，我也情甘反坐，这案终不能因此不办。”由此可见，如果差人不执行用刑之命，县太爷也没有办法。同时，也表明大家都知道随意开棺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果然，毕顺母亲唐氏和媳妇毕周氏坚决反对开棺。唐氏更是为毕周氏辩护，痛责狄仁杰，说自己儿子没有冤屈，为何要拷打毕周氏：“这事无凭无证，你既是个父母官，就该访问明白，这样害人，是何道理！”说完还在大堂上哭闹不止。
毕周氏更是强言抗争，句句在“理”：“我丈夫死有一年，忽然开棺翻乱，这又是何意见？如有伤痕，妇人自当认罪，设若未曾伤害，太爷虽是个印官，律例上有何处分，也要自己承认的，不能拿着国法为儿戏，一味的诬害平人。” 足见毕周氏对律例之熟稔。
狄仁杰也知道开棺验尸如果发现不了证据就有反坐的风险，于是退堂到书房，“备设详文，申详上司”。等到次日天明，带着唐氏婆媳两人，前往开验。
第九回、第十回说的是，在狄仁杰的坚持下，现场仵作开棺验尸，但浑身上下包括用银签入口，均未发现伤痕。这让狄仁杰非常被动，只得对毕周氏说“此时既无伤痕，只得依例申详，自行请罪”。毕周氏更是大闹不止。到了第二十五回，案情即将揭晓时才有所交代，狄仁杰因为开棺验尸却没能发现线索，而被上司处分。故事行文交代，差官何垲说道，“官今自己请到上宪的处分，现已摘去顶戴，我们为这事，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 此言提到了“顶戴”，显然是清朝作者编撰此书时用了清朝官服之制，由此也可以推断书中部分法律套用的是《大清律例》，而非唐律。
在第二十九回中，又再次具体叙述了山东巡抚阎立本接到狄仁杰上申请求处分的公文，细心详审，“正拟用批申斥，饬令革职离任，复又想道：纵或他是因贪起见，若无把握，虽有人唆使，他亦何敢开棺相验，岂不知道开验无伤，罪干反坐？照此看来，倒是令人可疑，或者是个好官，实心为民理事雪冤。你看，他来文上面，说私访知情，因而开棺相验。究或闻风有什么事件，要实事求是办理的，以致反缠扰在自己身上。这一件公事，这人一生好丑，便可在这上分辨。我且批：‘革职留任，务究根底，以便水落石出。俟凶手缉获，讯出案件，仍复具情禀复。’这批批毕，回文到了昌平，狄公遂日夜私访，得了实情，现已例供实情详复” 。这一段描述，较为详尽地交代了阎立本对狄仁杰开棺未验出伤痕实情，理当反坐的思量与处置，最终批复“革职留任”。
品析：
《唐律疏议》卷第五“名例”中就有“公事失错自觉举”条，规定：“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疏议解说：“‘公事失错’，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事未发露而自觉举者，所错之罪得免。”此条强调的是，事情未发自言。至于已经发生的错罪则不适用此律。疏议又阐述：“断罪失错已行决者，谓死及笞、杖已行决讫，流罪至配所役了，徒罪役讫，此等并为‘已行’。官司虽自觉举，不在免例，各依失入法科之，故云‘不用此律’。”
狄仁杰开棺验尸未察到伤痕，就已经触犯了刑律，算已经“事发”，所以不能免罪。题参“革职”当然在所难免。
《狄公案》第二十回和第二十一回讲述了一宗离奇的中毒命案。华国祥之子华文俊娶了李王氏之女黎姑。洞房之夜，生员胡作宾大闹新房，被华国祥斥责，便戏言三日内叫华国祥知道他的厉害。没曾想次日晚，华文俊与黎姑准备就寝时，黎姑喝了茶壶内的茶，半夜便肚子剧痛而中毒暴死。华家与李王氏便告到狄仁杰那里，控告胡作宾下毒害死了黎姑。狄仁杰亲自到现场勘验，见死者口内慢慢流血，浑身上下青肿非常，知是毒气无疑。所以不需要再验尸体。但律条对验尸又有规定，所以，狄公将原告华国祥及李王氏找来说：“此人身死，是中毒无疑，但汝等男女两家，皆是书香门第，今日遭了这事，已是不幸之至，既具控请本县究办，断无不来相验之理。但是死者因毒身亡。已非意料所及，若再翻尸相验，就更苦不堪言了。此乃本县怜惜之意，特地命汝两造前来说明缘故，若不忍死者吃苦，便具免验结来，以免日后反悔。”
最终华、李两亲家商议“具了免验的甘结”（“甘结”即古代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表示愿意承担某种义务或责任，如果不能履行诺言，甘愿接受处罚）。
此案提供了一个因人道考虑而免验尸体，只须出具“甘结”的示例。最终此案得破，乃是发现厨房所在的老屋房梁上藏有一毒蛇，烧茶时热气上冲，蛇涎滴入茶中之故。
品析：
对出于人伦之道等因素的考虑，而予以免验的，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但《唐律疏议》中尚未有具体条款，倒是从宋代的《洗冤集录》中可窥见一二：“诸因病死谓非在囚禁及部送者。应验尸，而同居缌麻以上亲，或异居大功以上亲，至死所而愿免者，听。若僧道有法眷，童行有本师，未死前在死所，而寺观主首保明各无他故者亦免。其僧道虽无法眷，但有主首或徒众保明者，准此。”
“诸命官因病亡，谓非在禁及部送者。若经责口词，或因卒病，而所居处有寺观主首，或店户及邻居，并地分合干人保明无他故者，官司审察，听免检验。”
上述规定，主要是指病死、自缢等明确死因，而有寺观主持或亲戚或邻居众人作证，没有其他不正常情况的，允许免验尸体。而对于此案故事情节，查出了中毒真相，大家都予以见证，没有异议。本来就属不幸之事，出于人道考虑，免验尸体，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即使免验，也需要亲属出具“甘结”，由此可见，在检验病死伤诸案中，官府还是认真负责的。
《狄公案》第四回开始讲狄仁杰为了破孔家客店双尸案微服私访，却意外访察到皇华镇毕顺家的一件离奇案子。毕顺忽然暴死，死时双目暴突，情状可疑。留下了毕顺老母唐氏、媳妇毕周氏和八岁女儿。蹊跷的是，媳妇毕周氏终日足不出户，行为冷僻，刁钻泼辣，口齿伶俐。而女儿五六岁时口齿非常爽利，父亲死后未及两月却忽然成了哑巴。狄仁杰暗自揣摩，有了自己的心证。于是进一步私访，打探到入殓的土工反映下葬时棺木里有异常响动，下葬后夜夜闹鬼等内情。于是围绕提审毕周氏并开棺验尸展开了精彩的攻防。
特别是第八回到第十回前后，生动而经典地展现了控辩双方对律例的了然，以及都头、捕快、公差等下层衙役对刑律及违法后果的基本认知。
比如，狄仁杰虽然心证毕周氏因奸害夫并药哑自己的女儿，但没有口供、人证与物证，只得以毕顺告了阴状来说是毕周氏所害，以期让毕周氏自己招供。无奈周氏巧言善辩，挨了四十鞭背之刑，还是不肯招认，呼冤不止。还哭骂狄仁杰，“诬良为盗，尚有那反坐的罪名，何况我是青年的孀妇，我拼了一命，你这乌纱也莫想戴稳了” 。可见，毕周氏对滥用刑罚及冤案诬告的惩处后果，也是有一定了解的。
狄仁杰见她如此蛮横，就又叫人抬夹棍伺候。这时两旁的差役见毕周氏坚称冤枉，都不敢上刑动手。其中有一个捕快头，还私下找都头洪亮商量道：“设若将她夹死，太爷的功名，我们的性命……怎么说告阴状起来，这不是无中生有？平时甚是清正，今日何以这样糊涂？即是她谋害亲夫，也要情正事确，开棺验后，方能拷问。都头此时可上去，先回一声，还是先行退堂，访明再问？还是就此任意用刑？你看这妇人一张利口，也不是恐吓的道理，若照太爷这样，怕功名有碍。” 这一段话，说得在情在理，也表明捕快头非常知晓律例，知道任意用刑的后果，也知道应当有证据，比如开棺验尸之后再拷问，说明这捕快头业务水平不低。
狄仁杰非常生气，但也无奈以对：“既然汝等不敢用刑，本县明日必开棺揭验，那时如无有伤痕，我也情甘反坐，这案终不能因此不办。”由此可见，如果差人不执行用刑之命，县太爷也没有办法。同时，也表明大家都知道随意开棺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果然，毕顺母亲唐氏和媳妇毕周氏坚决反对开棺。唐氏更是为毕周氏辩护，痛责狄仁杰，说自己儿子没有冤屈，为何要拷打毕周氏：“这事无凭无证，你既是个父母官，就该访问明白，这样害人，是何道理！”说完还在大堂上哭闹不止。
毕周氏更是强言抗争，句句在“理”：“我丈夫死有一年，忽然开棺翻乱，这又是何意见？如有伤痕，妇人自当认罪，设若未曾伤害，太爷虽是个印官，律例上有何处分，也要自己承认的，不能拿着国法为儿戏，一味的诬害平人。” 足见毕周氏对律例之熟稔。
狄仁杰也知道开棺验尸如果发现不了证据就有反坐的风险，于是退堂到书房，“备设详文，申详上司”。等到次日天明，带着唐氏婆媳两人，前往开验。
第九回、第十回说的是，在狄仁杰的坚持下，现场仵作开棺验尸，但浑身上下包括用银签入口，均未发现伤痕。这让狄仁杰非常被动，只得对毕周氏说“此时既无伤痕，只得依例申详，自行请罪”。毕周氏更是大闹不止。到了第二十五回，案情即将揭晓时才有所交代，狄仁杰因为开棺验尸却没能发现线索，而被上司处分。故事行文交代，差官何垲说道，“官今自己请到上宪的处分，现已摘去顶戴，我们为这事，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 此言提到了“顶戴”，显然是清朝作者编撰此书时用了清朝官服之制，由此也可以推断书中部分法律套用的是《大清律例》，而非唐律。
在第二十九回中，又再次具体叙述了山东巡抚阎立本接到狄仁杰上申请求处分的公文，细心详审，“正拟用批申斥，饬令革职离任，复又想道：纵或他是因贪起见，若无把握，虽有人唆使，他亦何敢开棺相验，岂不知道开验无伤，罪干反坐？照此看来，倒是令人可疑，或者是个好官，实心为民理事雪冤。你看，他来文上面，说私访知情，因而开棺相验。究或闻风有什么事件，要实事求是办理的，以致反缠扰在自己身上。这一件公事，这人一生好丑，便可在这上分辨。我且批：‘革职留任，务究根底，以便水落石出。俟凶手缉获，讯出案件，仍复具情禀复。’这批批毕，回文到了昌平，狄公遂日夜私访，得了实情，现已例供实情详复” 。这一段描述，较为详尽地交代了阎立本对狄仁杰开棺未验出伤痕实情，理当反坐的思量与处置，最终批复“革职留任”。
品析：
《唐律疏议》卷第五“名例”中就有“公事失错自觉举”条，规定：“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疏议解说：“‘公事失错’，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事未发露而自觉举者，所错之罪得免。”此条强调的是，事情未发自言。至于已经发生的错罪则不适用此律。疏议又阐述：“断罪失错已行决者，谓死及笞、杖已行决讫，流罪至配所役了，徒罪役讫，此等并为‘已行’。官司虽自觉举，不在免例，各依失入法科之，故云‘不用此律’。”
狄仁杰开棺验尸未察到伤痕，就已经触犯了刑律，算已经“事发”，所以不能免罪。题参“革职”当然在所难免。
《狄公案》第二十回和第二十一回讲述了一宗离奇的中毒命案。华国祥之子华文俊娶了李王氏之女黎姑。洞房之夜，生员胡作宾大闹新房，被华国祥斥责，便戏言三日内叫华国祥知道他的厉害。没曾想次日晚，华文俊与黎姑准备就寝时，黎姑喝了茶壶内的茶，半夜便肚子剧痛而中毒暴死。华家与李王氏便告到狄仁杰那里，控告胡作宾下毒害死了黎姑。狄仁杰亲自到现场勘验，见死者口内慢慢流血，浑身上下青肿非常，知是毒气无疑。所以不需要再验尸体。但律条对验尸又有规定，所以，狄公将原告华国祥及李王氏找来说：“此人身死，是中毒无疑，但汝等男女两家，皆是书香门第，今日遭了这事，已是不幸之至，既具控请本县究办，断无不来相验之理。但是死者因毒身亡。已非意料所及，若再翻尸相验，就更苦不堪言了。此乃本县怜惜之意，特地命汝两造前来说明缘故，若不忍死者吃苦，便具免验结来，以免日后反悔。”
最终华、李两亲家商议“具了免验的甘结”（“甘结”即古代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表示愿意承担某种义务或责任，如果不能履行诺言，甘愿接受处罚）。
此案提供了一个因人道考虑而免验尸体，只须出具“甘结”的示例。最终此案得破，乃是发现厨房所在的老屋房梁上藏有一毒蛇，烧茶时热气上冲，蛇涎滴入茶中之故。
品析：
对出于人伦之道等因素的考虑，而予以免验的，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但《唐律疏议》中尚未有具体条款，倒是从宋代的《洗冤集录》中可窥见一二：“诸因病死谓非在囚禁及部送者。应验尸，而同居缌麻以上亲，或异居大功以上亲，至死所而愿免者，听。若僧道有法眷，童行有本师，未死前在死所，而寺观主首保明各无他故者亦免。其僧道虽无法眷，但有主首或徒众保明者，准此。”
“诸命官因病亡，谓非在禁及部送者。若经责口词，或因卒病，而所居处有寺观主首，或店户及邻居，并地分合干人保明无他故者，官司审察，听免检验。”
上述规定，主要是指病死、自缢等明确死因，而有寺观主持或亲戚或邻居众人作证，没有其他不正常情况的，允许免验尸体。而对于此案故事情节，查出了中毒真相，大家都予以见证，没有异议。本来就属不幸之事，出于人道考虑，免验尸体，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即使免验，也需要亲属出具“甘结”，由此可见，在检验病死伤诸案中，官府还是认真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