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现场勘验与移尸问责，看历代律例沿革
第一章
从《狄公案》看唐律的中华根脉
唐朝名相狄仁杰号称“狄青天”，历史上与宋朝包拯“包青天”齐名，都是心系苍生、刚正不阿的断案高手。他办案断案重事实依据，擅于深思推理，不滥用刑罚逼供，平反了一大批冤案错案。《狄公案》共六十四回 注释标题 参见安遇时、蓝鼎元等编撰：《名臣问案牍》，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主要讲述了狄仁杰在昌平任县令时，面对的各种案情和冤狱，以及后来任武则天朝宰相时整肃朝纲的故事，其中涉及各色人命、奸情、欺诈、抢劫等案件。在破案和面对朝廷上下奸佞小人的过程中，狄仁杰正直正派又熟悉朝廷律法，与恶势力斗智斗勇，除恶扶善，断案如神。尽管《狄公案》为清人作品，小说中不少情状以及律令适用，直接受《大清律例》的影响。但中华法系从战国到唐，首次确立了完整的体系，唐之后一直到清，基本沿袭下来，再无根本上的动荡，所以从一定程度上可作为一种流脉参考，也可从中追溯唐律的相关规制，梳理出原生的法律根脉。
第一节 从现场勘验与移尸问责，看历代律例沿革
从第一回到第十九回，主要讲述的是狄仁杰在任昌平县令时，遇到的一个蹊跷之事———地甲胡德状告开客店的孔万德将住在其店中的两个客商杀死在镇口。其实内情是胡德平日与孔万德有仇，又因赌博输钱，忽听说镇口发现两具尸首，二人又曾住孔家客店，便想借故讹诈。孔万德情急之下告到狄仁杰面前。
狄仁杰亲自前往现场勘验，来到客店门前，果然发现有两具尸体倒在那里，委实是被刀所杀。狄仁杰问胡德：“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么？”胡德回禀，是孔万德将人杀死抛尸在镇口，“小人不能牵涉无辜，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门前。求太爷明察”。不想，狄仁杰不等他说完，当时喝道：“汝这狗头，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你既是在公人役，岂能知法犯法，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无论孔万德是否有意害人，既经他将尸骸抛弃在镇口，汝当先行报县，说明缘故，等本县相验之后，方能请示标封。汝为何藐视王法，敢将这两口尸骸移置此处！这有心索诈，已可概见；不然即与他通同谋害，因分赃不平，先行出首。本县先将汝重责一顿，再则严刑拷问。” 说着令差役重打了胡德二百刑杖。
品析：
这里重打“二百刑杖”总数显然过多，与唐朝刑律不符。自《唐律疏议》始，延续到宋、明、清，均对拷讯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即如《唐律疏议》“拷囚不得过三度”专条，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
照此看来，狄仁杰对胡德的用刑确实重了。而用刑过狠、过量在《狄公案》中比较普遍，或可体现狄仁杰一身正气、对违法作恶之事疾恶如仇。另外，的确也折射出中国历史上社会舆情对用刑拷讯普遍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不过体现在历代律令上，法律规定却并非如此，对用刑和刑具的规格、数量等都有相对严格的规定，违法了就要承担责任，接受处罚。但现实多半是难以实现的，像《唐律疏议》规定，拷满二百还不招供，就要取保放人。事实上，就是像狄仁杰、包拯这样的青天，似乎也难以做到，更遑论一般的官员了。
第三回讲的是狄仁杰亲自去验尸的描写。在这一回故事中，情节曲折跌宕。原先两具尸体，胡德和孔万德都未来得及细看，等到仵作查验，让孔万德辨认时，孔万德才发现其中一个人的尸体并不是当初见过的住店客人。狄仁杰当时又重打了胡德一百刑杖，说他报案不清，反来牵涉百姓。狄仁杰吩咐“先行标封，出示招认，俟凶手缉获，再行定案。孔万德交保释回，临案对质，胡德先行收禁”。这里，将已经确认非涉案人的孔万德取保释放回家，可谓唐代证人和涉案人羁押制度的一个缩影。
第三回较为详细地描写了仵作验尸的具体过程与做法。
验第一具尸首，“仵作听报已毕，随即取了六七扇芦席铺列地下，将尸身仰放在上面，先用热水将周身血迹洗去，细细验了一回。只听报道：‘男尸一具，肩背刀伤一处，径二寸八分，宽四分；左肋跌伤一处，深五分，宽五寸；咽喉刀伤一处，径三寸一分，宽六分，深与径等，致命。’报毕，刑房填了尸格，呈在案上”。 验第二具尸首，仵作将血迹洗去，向上报道：“无名男尸一具，左手争夺伤一处，宽径二寸八分；后背跌伤一处，径三寸，宽五寸一分；肋下刀伤一处，宽一寸三分，径五寸六分，深二寸二分，致命。死后，胸前刀伤一处，宽径各二寸八分。”报毕，刑房填了尸格。
上述情节，为我们提供了唐朝刑事案件现场勘验的直观场景。尽管此作品是清人所编撰，但似也可作为《唐律疏议》以来验尸现场操作的直观场景。
品析：
历代刑律均明文要求地方官，包括地甲之类的基层主司，对于强盗及杀人等案件，都要第一时间亲临案发现场，并亲自主持勘验。如《唐律疏议》卷第二十四即有“强盗杀人不告主司”专条，其规定：“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主司不即言上，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一百。官司不即检校、捕逐及有所推避者，一日徒一年。窃盗，各减二等。”
从此条规定看，律法可谓森严。被害家人要与邻里五家一同迅速报告主司（即坊正、村正、里正以上的基层保甲一级的负责人），如果势力单薄，可以联合另外五家一起上告。如果主司不马上报告县令，一日杖八十。如果县令不马上前往检校、追捕或者有意推避，一日就要处罚徒刑一年，可谓判罚甚重。宋代中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中所列条令中，也可以窥见和推断唐以降对亲验现场的重视。其卷之一“条令”有载：“诸尸应验而不验；初复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遇夜不计，下条准此。或不亲临视；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当，谓以非理死为病死，因头伤为胁伤之类。各以违制论。”
至于未及时上报、未及时检验、擅自破坏现场、“移易轻重”等情况，也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五“诈伪律”中有“诈病死伤检验不实”条，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而到了宋代，《宋刑统》沿袭了唐制，也归类在“诈伪律”中，几乎照抄了唐律：“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到了《大明律》，则作出了更专业的调整，将之归入卷第二十八“刑律十一”之“断狱”中，单列了“检验死伤不以实”，对此有了更进一步的规定，突出了属于法医验尸的专业规则，规定：“凡检验尸伤，若牒到托故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不亲临监视，转委吏卒，若初复检官吏相见，符同尸状及不为用心检验，移易轻重、增减尸伤不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六十，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仵作行人检验不实，符同尸状者，罪亦如之。”
到了《大清律例》沿袭了《大明律》的做法，归入了卷第三十七“刑律”之“断狱下”“检验死伤不以实”，并且将《大明律》的问刑条例也一并归入，详列了七个条例，而文字表述上基本照搬了《大明律》。
从小说关于对移尸刑责的处置上推断，说明作者作为清朝人，在叙述狄仁杰审断引律方面，主要是参考《大清律例》。
从《狄公案》看唐律的中华根脉
唐朝名相狄仁杰号称“狄青天”，历史上与宋朝包拯“包青天”齐名，都是心系苍生、刚正不阿的断案高手。他办案断案重事实依据，擅于深思推理，不滥用刑罚逼供，平反了一大批冤案错案。《狄公案》共六十四回 注释标题 参见安遇时、蓝鼎元等编撰：《名臣问案牍》，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主要讲述了狄仁杰在昌平任县令时，面对的各种案情和冤狱，以及后来任武则天朝宰相时整肃朝纲的故事，其中涉及各色人命、奸情、欺诈、抢劫等案件。在破案和面对朝廷上下奸佞小人的过程中，狄仁杰正直正派又熟悉朝廷律法，与恶势力斗智斗勇，除恶扶善，断案如神。尽管《狄公案》为清人作品，小说中不少情状以及律令适用，直接受《大清律例》的影响。但中华法系从战国到唐，首次确立了完整的体系，唐之后一直到清，基本沿袭下来，再无根本上的动荡，所以从一定程度上可作为一种流脉参考，也可从中追溯唐律的相关规制，梳理出原生的法律根脉。
第一节 从现场勘验与移尸问责，看历代律例沿革
从第一回到第十九回，主要讲述的是狄仁杰在任昌平县令时，遇到的一个蹊跷之事———地甲胡德状告开客店的孔万德将住在其店中的两个客商杀死在镇口。其实内情是胡德平日与孔万德有仇，又因赌博输钱，忽听说镇口发现两具尸首，二人又曾住孔家客店，便想借故讹诈。孔万德情急之下告到狄仁杰面前。
狄仁杰亲自前往现场勘验，来到客店门前，果然发现有两具尸体倒在那里，委实是被刀所杀。狄仁杰问胡德：“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么？”胡德回禀，是孔万德将人杀死抛尸在镇口，“小人不能牵涉无辜，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门前。求太爷明察”。不想，狄仁杰不等他说完，当时喝道：“汝这狗头，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你既是在公人役，岂能知法犯法，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无论孔万德是否有意害人，既经他将尸骸抛弃在镇口，汝当先行报县，说明缘故，等本县相验之后，方能请示标封。汝为何藐视王法，敢将这两口尸骸移置此处！这有心索诈，已可概见；不然即与他通同谋害，因分赃不平，先行出首。本县先将汝重责一顿，再则严刑拷问。” 说着令差役重打了胡德二百刑杖。
品析：
这里重打“二百刑杖”总数显然过多，与唐朝刑律不符。自《唐律疏议》始，延续到宋、明、清，均对拷讯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即如《唐律疏议》“拷囚不得过三度”专条，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
照此看来，狄仁杰对胡德的用刑确实重了。而用刑过狠、过量在《狄公案》中比较普遍，或可体现狄仁杰一身正气、对违法作恶之事疾恶如仇。另外，的确也折射出中国历史上社会舆情对用刑拷讯普遍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不过体现在历代律令上，法律规定却并非如此，对用刑和刑具的规格、数量等都有相对严格的规定，违法了就要承担责任，接受处罚。但现实多半是难以实现的，像《唐律疏议》规定，拷满二百还不招供，就要取保放人。事实上，就是像狄仁杰、包拯这样的青天，似乎也难以做到，更遑论一般的官员了。
第三回讲的是狄仁杰亲自去验尸的描写。在这一回故事中，情节曲折跌宕。原先两具尸体，胡德和孔万德都未来得及细看，等到仵作查验，让孔万德辨认时，孔万德才发现其中一个人的尸体并不是当初见过的住店客人。狄仁杰当时又重打了胡德一百刑杖，说他报案不清，反来牵涉百姓。狄仁杰吩咐“先行标封，出示招认，俟凶手缉获，再行定案。孔万德交保释回，临案对质，胡德先行收禁”。这里，将已经确认非涉案人的孔万德取保释放回家，可谓唐代证人和涉案人羁押制度的一个缩影。
第三回较为详细地描写了仵作验尸的具体过程与做法。
验第一具尸首，“仵作听报已毕，随即取了六七扇芦席铺列地下，将尸身仰放在上面，先用热水将周身血迹洗去，细细验了一回。只听报道：‘男尸一具，肩背刀伤一处，径二寸八分，宽四分；左肋跌伤一处，深五分，宽五寸；咽喉刀伤一处，径三寸一分，宽六分，深与径等，致命。’报毕，刑房填了尸格，呈在案上”。 验第二具尸首，仵作将血迹洗去，向上报道：“无名男尸一具，左手争夺伤一处，宽径二寸八分；后背跌伤一处，径三寸，宽五寸一分；肋下刀伤一处，宽一寸三分，径五寸六分，深二寸二分，致命。死后，胸前刀伤一处，宽径各二寸八分。”报毕，刑房填了尸格。
上述情节，为我们提供了唐朝刑事案件现场勘验的直观场景。尽管此作品是清人所编撰，但似也可作为《唐律疏议》以来验尸现场操作的直观场景。
品析：
历代刑律均明文要求地方官，包括地甲之类的基层主司，对于强盗及杀人等案件，都要第一时间亲临案发现场，并亲自主持勘验。如《唐律疏议》卷第二十四即有“强盗杀人不告主司”专条，其规定：“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主司不即言上，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一百。官司不即检校、捕逐及有所推避者，一日徒一年。窃盗，各减二等。”
从此条规定看，律法可谓森严。被害家人要与邻里五家一同迅速报告主司（即坊正、村正、里正以上的基层保甲一级的负责人），如果势力单薄，可以联合另外五家一起上告。如果主司不马上报告县令，一日杖八十。如果县令不马上前往检校、追捕或者有意推避，一日就要处罚徒刑一年，可谓判罚甚重。宋代中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中所列条令中，也可以窥见和推断唐以降对亲验现场的重视。其卷之一“条令”有载：“诸尸应验而不验；初复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遇夜不计，下条准此。或不亲临视；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当，谓以非理死为病死，因头伤为胁伤之类。各以违制论。”
至于未及时上报、未及时检验、擅自破坏现场、“移易轻重”等情况，也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五“诈伪律”中有“诈病死伤检验不实”条，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而到了宋代，《宋刑统》沿袭了唐制，也归类在“诈伪律”中，几乎照抄了唐律：“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到了《大明律》，则作出了更专业的调整，将之归入卷第二十八“刑律十一”之“断狱”中，单列了“检验死伤不以实”，对此有了更进一步的规定，突出了属于法医验尸的专业规则，规定：“凡检验尸伤，若牒到托故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不亲临监视，转委吏卒，若初复检官吏相见，符同尸状及不为用心检验，移易轻重、增减尸伤不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六十，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仵作行人检验不实，符同尸状者，罪亦如之。”
到了《大清律例》沿袭了《大明律》的做法，归入了卷第三十七“刑律”之“断狱下”“检验死伤不以实”，并且将《大明律》的问刑条例也一并归入，详列了七个条例，而文字表述上基本照搬了《大明律》。
从小说关于对移尸刑责的处置上推断，说明作者作为清朝人，在叙述狄仁杰审断引律方面，主要是参考《大清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