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悖论
无聊的悖论
近年来文学界和美术界忽然沉落于无聊的中国式幽默。
面对一批“无聊”的作品，自然想问无聊的意义。而一旦问“无聊的意义”，便陷入“无聊的悖论”：
无聊的意义是无意义。
无聊已是存在对意义的怀疑、否定，但无聊分明又隐含着对自身无意义存在的意义评价——“无聊”。无聊陷入了价值脱落又价值粘连的存在迷惘。它一方面随意勾销人为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拒绝上帝的绝对价值而守护着人的毫无意义的游戏天性。在这个两可两不可的门限上，不妨说，无聊即是退回到生存的零度。
也许应该先界定一下无聊的位置，无非想在逐时髦的大潮下，避一避舶来品的嫌疑。
依我们血流的体验，似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无聊多半是一种入世不得又出世不了的尴尬。如果入世有得，他“弄权”“玩世”，富贵去了；如果出世有方，他“麻木”“归隐”，清静去了。有为无为，两者都不会“无聊”的。
于是有所谓“儒道互补”图：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的“国民性”或国民的“劣根性”，可以表述为，以“无聊”为摆动中心的玩世与麻木。至于入世的“弄权”和出世的“归隐”，那已是“君”“贤”之辈了，当不在“民”之列。
可见，“无聊”，实属正宗国粹，像阿q至死没画圆，孙子也未必画得圆，恐怕永远也画不圆的“圆”。
这当然是有一番考究的。
我们在《无聊——五人谈》之一的“重复——十字架与圆：无聊的语境”中做过一个题目：
“西西弗斯的荒谬胜利法与阿q的无聊胜利法之比较”
兹撮要如下：
“两战”后，加缪已把西西弗斯的神话改说成荒谬的套语，风靡一时。似乎上帝来到人间是出于“对无效的痛苦的偏好”，以致找到最不堪忍受的惩罚——无效的重复，从而使这惩罚本身构成一种观赏的乐趣。但荒谬的人说，“是，无效的痛苦是我的幸福”。西西弗斯回身看着滚落下山的巨石，为什么不说“是”，你不是想看到我说“不”的痛苦吗？——神啊，宽恕我吧，徒劳无效的痛苦是最不堪忍受的痛苦——但不是，“不存在未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这座山坡，这块巨石，包括它们上面的每一颗砂粒，都是我的世界，我的过程。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过程就是一切，而只有我，才是这个世界、这个过程的主宰。所以，西西弗斯对诸神的惩罚说：“是，我的痛苦就是我的幸福。”
加缪把西西弗斯叫作“荒谬的英雄”，把他的胜利叫作“荒谬的胜利”。
但是，加缪太浪漫化的悲剧意识使他少了一点幽默感，要不然他不会忘记补充一句：歇斯底里、抑郁症、吸毒、同性恋、艾滋病、嬉皮摇滚、竞赛疯狂……少得了巨石滚落时掉下的这些“幸福的颗粒”吗？
加缪还是太傻，他不意识，连这种荒谬，即对抗神的荒谬，仍然是神的胜利，那么荒谬意识的存在以及它隐含的自我超越价值的悲剧性，那是神可以观赏的巨石之巨的意义之所在。英雄，你太煞有介事了！
“无效”“无望”的惩罚，其实是一种价值的惩罚，你对它说“不”或“是”，都可能还是价值的，都可能同“效”“望”的价值系统及其转换处在某种价值关系中，它恰恰在山坡的高低差上隐喻出来。巨石不过是意义的符号，你把它从阴冷的河谷向光辉的顶点推去，巨石推得愈高，其意义就愈重，直重到人不堪忍受而滚落下来，回到重复。
不管你给“重复”再取一个怎样美丽的名字——“规律”，并且随着它的价值转向名字会变得更美丽——“真理”，然而神玩赏的正是这一点：你赋予的意义如何在哪一点超过你自身，眼看着你在接近神的那一刹那的获得失去全部，包括你死活不顾而坚挺起的荒谬的悲剧姿态——你看，我在说“不”！
这没用，人。对神来说，人终究是人，而且是终有一死的人，西西弗斯不死，他因而没有痛苦，然而它的永劫不复的无效徒劳已是个体生命的死的象征了。那你抗争什么呢？你是人，本来如此；你是神，永不可能；你是半人半神的英雄，也不过是你借以自欺的悲剧性或崇高感而已。它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西西弗斯的荒谬，是不成其为神而想成其为神的荒谬，它的惩罚是从它的狂妄的抗逆中引申出来由人担当的自我惩罚，这倒是意志自由的清醒——我是人，仅是人，终有一死的人。
阿q恐怕还没有这样的幸运。
阿q没有区别于人的神的超验警戒，他只有区别于非人的“天地君亲师”。君、亲是人，那么，阿q顺者可作为人臣、人子，而逆者，则痞子不如。所以，他的自欺或“精神胜利法”，终究是想成人而终不得其名的痞子无行。
可怜，阿q是做梦都想成人的。盘辫子，求吴妈，君亲之愿可谓急矣。鲁迅“怒其不争”是冤枉了，“哀其不幸”也未免以成败论英雄。你看他临死都在画“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圆”。
成人就这么重要？以“天地君亲”为师道的成人就这么重要吗？
以阿q从未有过的口吻回答“不”的，是当今的无聊者。
他们不想成神，也不想成人，在什么都不想成的这一零点上，他们是公然无聊的一代，他们失去了一切有意义的语言，不知道是因为学会了说“不”才失去，还是因为失去了才学会说“不”。所以，他们对一切堪称师道的华表漫不经心地哼着“不”的小调走过。走过永恒和不朽。
“痞子”，不同于“无聊者”，痞子是君子的漫画化。他们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使用的手段也都是自己认可的，不过认可的标准常在君子的手里，因而痞子的手段被君子视为不正当。
无聊者，至少是对他们的目的的厌倦，当然也包括对他们攫取此目的的手段的厌倦，因而无聊者没有目的、没有手段，他们生存在一无所有之中。
如果说痞子是承接着旧价值的评价，那么无聊则很可能是存在与价值的剥离了。因为无聊就其直接现象看是否定，就其间接的或深层的断裂或悖论看，是期待。但这不是与目的相关的即为了目的而存在的期待，而是无目的的期待自身。
同样，我们在《无聊——五人谈》之一的“无语——穿透无聊的期待”中做过另一个相关的题目：
“被设定的期待的脱落”
亦撮要如下：
无聊总隐含着无聊的期待，亦即无聊总同期待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就其直接现象看。无聊仍在价值层面上，它以对意义的否定而成为意义转换的一个环节。否定仍是肯定，这期待因而是设定的，它和目的相关，即期待有期待者。这期待者便成为期待的动力，成为支撑期待的意义所在。
正是目的，无论是先验的目的，还是先验目的变换着的各种脸谱、各种语言形态，像光一样照亮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为各种目的而活着，这各种目的即我们的无须论证的人生意义。但如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这各种具体目的背后的先验目的只不过是一个假设，是上帝投掷的一次骰子，根本不可能结结实实地支撑起我们的整个生活，意义的连环完全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因一点变动而连锁坍塌，那么即使我们仍随波逐流于期待者的流变，却不再能排遣那不时掠过心头的惶惑、疑虑，那堵塞着、麻木着各种感官的无聊感。甚或，我们不再期待任何期待者，我们只是无聊，哪怕由此成为黑格尔所说的“全身瘫痪的人”。它当然还不是期待，而只是被先验目的设定的期待的脱落。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落入这被设定的期待的脱落中。
人来到这个世界，他的被安排、被抛入的状态表现在从小到青年的习得过程中，这习得过程，与其说是学习知识，还不如说是学会希望，学会目的、意义。
可能人一生都不会脱落这先验的安排，一生都走在这被设定的期待铺平的道路上，这是“幸运”通常的含义。而任何偏离和脱轨，都是人的“不幸”。这不幸往往切近着无聊。
无聊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一种情绪现象。
当神圣的东西坍塌后，当建立传统的肯定因素——完美、崇高等暴露出它的虚假后，人们不再崇尚任何理想；也不再相信任何纯社会意义的价值，而是恢复到直接的生存状态。这生存状态不附着于任何观念性的东西，人们只需要这样的生活，因而他们也就构成这样的生活本身。
这是世俗的生活即生活的世俗性。对此，是不能进行道德评价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关注的只是磨肩擦踵的平凡而沉沦的生活，并不去追寻生存的意义。这个平凡而沉沦的生活就是人类的无意识，就是人的生成的意义不得不吞吐的莫名的大地。
在这种公然的无意义的生活中，人不再是没有个人特征的、政治化或道德化的观念和这观念的抽象。在各种实际关系的制约下，人的最实际的生存需要开始公然地伸张自己的天然权利。人成为人自己的欲望的抽象，因而在这自己的抽象中肯定自身，并给予别人同等的权利。
我们从一种平均值变为另一种平均值，但我们还有未泯灭的期待。或许，只有脱落了正常的衔接与连续，体会到无期待，真正的期待才可能开始。说可能是因为更多的情况是习惯性地、屈从地再退回到常态、淹没于常态，即淹没于正常的衔接与连续。而任何对常态的无意识，都会仅仅在价值取向的意义上看待无聊，从而简单地陷入无聊和意义的因果循环。这种因果循环只是一个注定了的重复罢了，因为无聊后的期待和无聊前的被设定的期待一样，也是被设定的。
我们只能将作为价值尺度混乱的无聊连同这无聊的直接否定即间接肯定——被先验目的设定的意义、期待，一起抛弃，才可能在无期待中回到期待自身。
这无期待的期待即生存的零度，它可能是无聊——不再附着于任何观念的生存状态；也可能是无语——蜕去语言的任何观念性，为了重新进入语言的稍纵即逝的困境，它只成立在进入生成语言的意义上。
换一个角度，当期待只是向着未来，或向着某一个外部的目的时，期待便把期待者投放在地平线上，这与其说是你期待的心愿的实现，不如说是期待者被给予、被规定的实现，因为那设定未来和目的的世界早已是时间化、尺度化了的世界。因而实际上，你期待以及期待目的的自由，其实是被必然规定的自由。在这种期待中，生命只做了一场傀儡戏。
只有那使期待从时间的连续中脱落而回复自身虚无的断裂，才是期待的一次真正的洗礼。这时，个人濒临自身的历史文化的界限从而有可能跨出属于个人真实性的第一步。
无聊究其底即否定性，但不是在直接现象的意义上——在直接现象的意义上，否定一旦直接和否定“什么”相联系，同时也就无异于直接同肯定“什么”相联系。无聊作为一种超出价值取向或道德评价的生存状态就是否定性本身。它总包含着或引发着断裂、悖论——穿透无聊的期待。
穿透无聊的期待当然已不再是或不再简单是自我呈现的无聊，毋宁说它是无聊即生存零度的挣扎，是无聊的承担。它才最踏实地担保着使无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统位置——玩世与麻木的摆动中心或入世不得又出世不了的尴尬处境——还原到平凡的生存，而一切可能性都只可能从这平凡的生存中挣扎出来。
作为生存的零度，无聊就是无聊，并不进入表达。进入表达的无聊已是无聊的挣扎，它透露着隐秘的期待——这隐秘纯然属于个体；同时又分明带出了一个现实的或具有现实感的语境——这现实一如偶然的碎片的随意拼凑，却有一个共同的现实的前提：存在和价值的剥离。如果无聊仍是价值脱落又价值粘连的存在迷惘，那么无聊的表达已是在断裂或悖论中直面存在。
它不再许诺什么。
“圆”的重复语境不再能在重复中将历史作为现实的根据。历史断裂了。从西方借鉴来的“荒谬”不再能在借鉴中连同荒谬对抗的理性——在荒谬的世界面前的自我超越精神——一起含混着强加给我们。理性，至少是源于希腊精神的西方理性，并非必然地是必须补上的逻辑环节，从此，它不得不面对中国人的审视。
唯其不再许诺什么，个体的生命连同个体生命注定了的边缘性存在才不再会落入一表达就立即上升为普遍原则的虚幻。存在或生存不再因普遍性而变为价值，最高价值亦不再可能成为最高尺度裁决一切存在者。
没有作为终极根据的本源、本体的许诺，甚至，即使回到个体生命的边缘性存在，也常常什么都还没有——没有在瞬间划破光明的意义的想象，但毕竟现实的语境已经获得。
也许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能在彻底的否定性中建立一种在审视的同时自我审视的眼界。
在历史的西方走向上——这当然只是一个纯粹直观的表述，形而上学的存在曾不可避免地向价值谋取一统世俗的绝对意义，直到尼采为存在和价值的区分而发疯。这个区分是要命的。
生性追求存在之恒定的价值，难免不在某一天陷入同存在分裂的危机。结果，人在“价值”的颠覆中杀死上帝，紧接着又在“存在”的毁灭中杀死人自身。
前一次“谋杀”是悄悄进行的，为了个人从无所不包的理性价值中争得存在的权利。尽管叔本华、克尔凯廓尔、尼采喊得疯狂，但人们看见的只是张大的嘴，像蒙克的《呐喊》。至于声音，早被理性的喧嚣吞没了。
后一次“自杀”却伴着飞机、坦克的轰鸣，人想取上帝而代之的永恒的存在之梦像身体一样被炸得血肉横飞。死亡成为世界性不可逃避的事实，即使幸存者也在奥斯维辛死亡营面前彻底交付了生存的意义，哈姆雷特还问一声“活着，还是不活”，阿多诺却肯定地说，“奥斯维辛后，人失去了活的意义”。
人死了，有限的终有一死的个人才在“人”的死而复活中瞥见“十字架”上的真理：谁也不能以“人类”的身份获救，“个人”只能是个人，他在其有限性中可以同非存在的上帝达成自我否定的转换：“十字架”的“横向”是个人的有限性存在，它被十字架的“纵向”切断所指引。这个转向是根本的，只有它才是人的存在的隐喻。领悟到这样存在的个人，上帝才把有限的“道德罪”（横向）拦在个人面前，而把个人承担不了又为转向所必需的“宗教罪”（纵向）引到自己的身上，由此分解“原罪”而达成个人与上帝的非连续性的和解。
与此互为背景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被人类推崇备至以致推崇到人类主宰即主宰人类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自身已愈来愈显示出被纵向性切断以透射虚无的横向性。所以，科学技术的任何一步发展，都伴随着人的道德价值的有限性证明，以致证明到这样的地步，科学技术本身的否定性、虚无性直接成为人的存在的有限性本身。
我们也不再画“圆”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既是“谋杀”也是“自杀”。这种被设定的期待的偏离、脱轨，也许是在某一个明媚的早晨或温馨的夜晚一次发生的，但只是在经历过漫长的咀嚼后，断裂或悖论才在个体生命的直观中刻骨铭心地成为记忆。从此儒道互补、天地君亲师的“圆”才真正有了缺口。这缺口既是缺欠，又是敞开。承认有缺欠，敞开才是可能的。
当然有缺欠的总是个体，或者换一个角度说，直到个体性的真实成为真实后，个体的缺欠、不完美、有限才成为我们切实的立足之点。在这立足点之上，挣扎、表达，无论是学术、艺术还是行为问题，也无论在什么维度上，都有一个超出一般价值评价的意义，即给既定正常的、成为大文化圈的统治思想及其形态的普遍尺度，敞开一个它的界限外的空间，那里是破坏“热寂”的“黑洞”，可怕也不可怕的。
对无聊和无聊的表达——无论是以文学的形式还是艺术的形式——是否可作如是观？如果可以，几个可能的诘难和反驳便可照录如下：
（一）道德资源枯竭的表现，或使本来濒于枯竭的更加枯竭，谁也不来承担现实的责任。
（二）社会进程要求规则，无聊破坏任何规则的建立，在否定对象的同时连自己也一起否定了。
（三）中国历来有一种痞子文化，现代的无聊更促成了痞子文化的泛滥。
（四）把消解乃至破坏本身变成目的，结果使无聊者自己成为“全身瘫痪的人”。
当然还可以为满足正当的义愤而列举再三。
我们原本就不是为了回答而直陈无聊的悖论的。这仅仅是提供一种自我理解的参照。我们对理解的理解，向来抱着退场的承诺，可惜，生活自有不能退场的时候，担待，尤其是隐喻缺席的转换的担待，不正是个人成其为个人的生存权利的逻辑补充吗？——
我不是，
我才是。
1991年秋天
（此文系与墨哲兰先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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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学界和美术界忽然沉落于无聊的中国式幽默。
面对一批“无聊”的作品，自然想问无聊的意义。而一旦问“无聊的意义”，便陷入“无聊的悖论”：
无聊的意义是无意义。
无聊已是存在对意义的怀疑、否定，但无聊分明又隐含着对自身无意义存在的意义评价——“无聊”。无聊陷入了价值脱落又价值粘连的存在迷惘。它一方面随意勾销人为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拒绝上帝的绝对价值而守护着人的毫无意义的游戏天性。在这个两可两不可的门限上，不妨说，无聊即是退回到生存的零度。
也许应该先界定一下无聊的位置，无非想在逐时髦的大潮下，避一避舶来品的嫌疑。
依我们血流的体验，似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无聊多半是一种入世不得又出世不了的尴尬。如果入世有得，他“弄权”“玩世”，富贵去了；如果出世有方，他“麻木”“归隐”，清静去了。有为无为，两者都不会“无聊”的。
于是有所谓“儒道互补”图：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的“国民性”或国民的“劣根性”，可以表述为，以“无聊”为摆动中心的玩世与麻木。至于入世的“弄权”和出世的“归隐”，那已是“君”“贤”之辈了，当不在“民”之列。
可见，“无聊”，实属正宗国粹，像阿q至死没画圆，孙子也未必画得圆，恐怕永远也画不圆的“圆”。
这当然是有一番考究的。
我们在《无聊——五人谈》之一的“重复——十字架与圆：无聊的语境”中做过一个题目：
“西西弗斯的荒谬胜利法与阿q的无聊胜利法之比较”
兹撮要如下：
“两战”后，加缪已把西西弗斯的神话改说成荒谬的套语，风靡一时。似乎上帝来到人间是出于“对无效的痛苦的偏好”，以致找到最不堪忍受的惩罚——无效的重复，从而使这惩罚本身构成一种观赏的乐趣。但荒谬的人说，“是，无效的痛苦是我的幸福”。西西弗斯回身看着滚落下山的巨石，为什么不说“是”，你不是想看到我说“不”的痛苦吗？——神啊，宽恕我吧，徒劳无效的痛苦是最不堪忍受的痛苦——但不是，“不存在未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这座山坡，这块巨石，包括它们上面的每一颗砂粒，都是我的世界，我的过程。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过程就是一切，而只有我，才是这个世界、这个过程的主宰。所以，西西弗斯对诸神的惩罚说：“是，我的痛苦就是我的幸福。”
加缪把西西弗斯叫作“荒谬的英雄”，把他的胜利叫作“荒谬的胜利”。
但是，加缪太浪漫化的悲剧意识使他少了一点幽默感，要不然他不会忘记补充一句：歇斯底里、抑郁症、吸毒、同性恋、艾滋病、嬉皮摇滚、竞赛疯狂……少得了巨石滚落时掉下的这些“幸福的颗粒”吗？
加缪还是太傻，他不意识，连这种荒谬，即对抗神的荒谬，仍然是神的胜利，那么荒谬意识的存在以及它隐含的自我超越价值的悲剧性，那是神可以观赏的巨石之巨的意义之所在。英雄，你太煞有介事了！
“无效”“无望”的惩罚，其实是一种价值的惩罚，你对它说“不”或“是”，都可能还是价值的，都可能同“效”“望”的价值系统及其转换处在某种价值关系中，它恰恰在山坡的高低差上隐喻出来。巨石不过是意义的符号，你把它从阴冷的河谷向光辉的顶点推去，巨石推得愈高，其意义就愈重，直重到人不堪忍受而滚落下来，回到重复。
不管你给“重复”再取一个怎样美丽的名字——“规律”，并且随着它的价值转向名字会变得更美丽——“真理”，然而神玩赏的正是这一点：你赋予的意义如何在哪一点超过你自身，眼看着你在接近神的那一刹那的获得失去全部，包括你死活不顾而坚挺起的荒谬的悲剧姿态——你看，我在说“不”！
这没用，人。对神来说，人终究是人，而且是终有一死的人，西西弗斯不死，他因而没有痛苦，然而它的永劫不复的无效徒劳已是个体生命的死的象征了。那你抗争什么呢？你是人，本来如此；你是神，永不可能；你是半人半神的英雄，也不过是你借以自欺的悲剧性或崇高感而已。它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西西弗斯的荒谬，是不成其为神而想成其为神的荒谬，它的惩罚是从它的狂妄的抗逆中引申出来由人担当的自我惩罚，这倒是意志自由的清醒——我是人，仅是人，终有一死的人。
阿q恐怕还没有这样的幸运。
阿q没有区别于人的神的超验警戒，他只有区别于非人的“天地君亲师”。君、亲是人，那么，阿q顺者可作为人臣、人子，而逆者，则痞子不如。所以，他的自欺或“精神胜利法”，终究是想成人而终不得其名的痞子无行。
可怜，阿q是做梦都想成人的。盘辫子，求吴妈，君亲之愿可谓急矣。鲁迅“怒其不争”是冤枉了，“哀其不幸”也未免以成败论英雄。你看他临死都在画“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圆”。
成人就这么重要？以“天地君亲”为师道的成人就这么重要吗？
以阿q从未有过的口吻回答“不”的，是当今的无聊者。
他们不想成神，也不想成人，在什么都不想成的这一零点上，他们是公然无聊的一代，他们失去了一切有意义的语言，不知道是因为学会了说“不”才失去，还是因为失去了才学会说“不”。所以，他们对一切堪称师道的华表漫不经心地哼着“不”的小调走过。走过永恒和不朽。
“痞子”，不同于“无聊者”，痞子是君子的漫画化。他们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使用的手段也都是自己认可的，不过认可的标准常在君子的手里，因而痞子的手段被君子视为不正当。
无聊者，至少是对他们的目的的厌倦，当然也包括对他们攫取此目的的手段的厌倦，因而无聊者没有目的、没有手段，他们生存在一无所有之中。
如果说痞子是承接着旧价值的评价，那么无聊则很可能是存在与价值的剥离了。因为无聊就其直接现象看是否定，就其间接的或深层的断裂或悖论看，是期待。但这不是与目的相关的即为了目的而存在的期待，而是无目的的期待自身。
同样，我们在《无聊——五人谈》之一的“无语——穿透无聊的期待”中做过另一个相关的题目：
“被设定的期待的脱落”
亦撮要如下：
无聊总隐含着无聊的期待，亦即无聊总同期待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就其直接现象看。无聊仍在价值层面上，它以对意义的否定而成为意义转换的一个环节。否定仍是肯定，这期待因而是设定的，它和目的相关，即期待有期待者。这期待者便成为期待的动力，成为支撑期待的意义所在。
正是目的，无论是先验的目的，还是先验目的变换着的各种脸谱、各种语言形态，像光一样照亮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为各种目的而活着，这各种目的即我们的无须论证的人生意义。但如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这各种具体目的背后的先验目的只不过是一个假设，是上帝投掷的一次骰子，根本不可能结结实实地支撑起我们的整个生活，意义的连环完全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因一点变动而连锁坍塌，那么即使我们仍随波逐流于期待者的流变，却不再能排遣那不时掠过心头的惶惑、疑虑，那堵塞着、麻木着各种感官的无聊感。甚或，我们不再期待任何期待者，我们只是无聊，哪怕由此成为黑格尔所说的“全身瘫痪的人”。它当然还不是期待，而只是被先验目的设定的期待的脱落。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落入这被设定的期待的脱落中。
人来到这个世界，他的被安排、被抛入的状态表现在从小到青年的习得过程中，这习得过程，与其说是学习知识，还不如说是学会希望，学会目的、意义。
可能人一生都不会脱落这先验的安排，一生都走在这被设定的期待铺平的道路上，这是“幸运”通常的含义。而任何偏离和脱轨，都是人的“不幸”。这不幸往往切近着无聊。
无聊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一种情绪现象。
当神圣的东西坍塌后，当建立传统的肯定因素——完美、崇高等暴露出它的虚假后，人们不再崇尚任何理想；也不再相信任何纯社会意义的价值，而是恢复到直接的生存状态。这生存状态不附着于任何观念性的东西，人们只需要这样的生活，因而他们也就构成这样的生活本身。
这是世俗的生活即生活的世俗性。对此，是不能进行道德评价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关注的只是磨肩擦踵的平凡而沉沦的生活，并不去追寻生存的意义。这个平凡而沉沦的生活就是人类的无意识，就是人的生成的意义不得不吞吐的莫名的大地。
在这种公然的无意义的生活中，人不再是没有个人特征的、政治化或道德化的观念和这观念的抽象。在各种实际关系的制约下，人的最实际的生存需要开始公然地伸张自己的天然权利。人成为人自己的欲望的抽象，因而在这自己的抽象中肯定自身，并给予别人同等的权利。
我们从一种平均值变为另一种平均值，但我们还有未泯灭的期待。或许，只有脱落了正常的衔接与连续，体会到无期待，真正的期待才可能开始。说可能是因为更多的情况是习惯性地、屈从地再退回到常态、淹没于常态，即淹没于正常的衔接与连续。而任何对常态的无意识，都会仅仅在价值取向的意义上看待无聊，从而简单地陷入无聊和意义的因果循环。这种因果循环只是一个注定了的重复罢了，因为无聊后的期待和无聊前的被设定的期待一样，也是被设定的。
我们只能将作为价值尺度混乱的无聊连同这无聊的直接否定即间接肯定——被先验目的设定的意义、期待，一起抛弃，才可能在无期待中回到期待自身。
这无期待的期待即生存的零度，它可能是无聊——不再附着于任何观念的生存状态；也可能是无语——蜕去语言的任何观念性，为了重新进入语言的稍纵即逝的困境，它只成立在进入生成语言的意义上。
换一个角度，当期待只是向着未来，或向着某一个外部的目的时，期待便把期待者投放在地平线上，这与其说是你期待的心愿的实现，不如说是期待者被给予、被规定的实现，因为那设定未来和目的的世界早已是时间化、尺度化了的世界。因而实际上，你期待以及期待目的的自由，其实是被必然规定的自由。在这种期待中，生命只做了一场傀儡戏。
只有那使期待从时间的连续中脱落而回复自身虚无的断裂，才是期待的一次真正的洗礼。这时，个人濒临自身的历史文化的界限从而有可能跨出属于个人真实性的第一步。
无聊究其底即否定性，但不是在直接现象的意义上——在直接现象的意义上，否定一旦直接和否定“什么”相联系，同时也就无异于直接同肯定“什么”相联系。无聊作为一种超出价值取向或道德评价的生存状态就是否定性本身。它总包含着或引发着断裂、悖论——穿透无聊的期待。
穿透无聊的期待当然已不再是或不再简单是自我呈现的无聊，毋宁说它是无聊即生存零度的挣扎，是无聊的承担。它才最踏实地担保着使无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统位置——玩世与麻木的摆动中心或入世不得又出世不了的尴尬处境——还原到平凡的生存，而一切可能性都只可能从这平凡的生存中挣扎出来。
作为生存的零度，无聊就是无聊，并不进入表达。进入表达的无聊已是无聊的挣扎，它透露着隐秘的期待——这隐秘纯然属于个体；同时又分明带出了一个现实的或具有现实感的语境——这现实一如偶然的碎片的随意拼凑，却有一个共同的现实的前提：存在和价值的剥离。如果无聊仍是价值脱落又价值粘连的存在迷惘，那么无聊的表达已是在断裂或悖论中直面存在。
它不再许诺什么。
“圆”的重复语境不再能在重复中将历史作为现实的根据。历史断裂了。从西方借鉴来的“荒谬”不再能在借鉴中连同荒谬对抗的理性——在荒谬的世界面前的自我超越精神——一起含混着强加给我们。理性，至少是源于希腊精神的西方理性，并非必然地是必须补上的逻辑环节，从此，它不得不面对中国人的审视。
唯其不再许诺什么，个体的生命连同个体生命注定了的边缘性存在才不再会落入一表达就立即上升为普遍原则的虚幻。存在或生存不再因普遍性而变为价值，最高价值亦不再可能成为最高尺度裁决一切存在者。
没有作为终极根据的本源、本体的许诺，甚至，即使回到个体生命的边缘性存在，也常常什么都还没有——没有在瞬间划破光明的意义的想象，但毕竟现实的语境已经获得。
也许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能在彻底的否定性中建立一种在审视的同时自我审视的眼界。
在历史的西方走向上——这当然只是一个纯粹直观的表述，形而上学的存在曾不可避免地向价值谋取一统世俗的绝对意义，直到尼采为存在和价值的区分而发疯。这个区分是要命的。
生性追求存在之恒定的价值，难免不在某一天陷入同存在分裂的危机。结果，人在“价值”的颠覆中杀死上帝，紧接着又在“存在”的毁灭中杀死人自身。
前一次“谋杀”是悄悄进行的，为了个人从无所不包的理性价值中争得存在的权利。尽管叔本华、克尔凯廓尔、尼采喊得疯狂，但人们看见的只是张大的嘴，像蒙克的《呐喊》。至于声音，早被理性的喧嚣吞没了。
后一次“自杀”却伴着飞机、坦克的轰鸣，人想取上帝而代之的永恒的存在之梦像身体一样被炸得血肉横飞。死亡成为世界性不可逃避的事实，即使幸存者也在奥斯维辛死亡营面前彻底交付了生存的意义，哈姆雷特还问一声“活着，还是不活”，阿多诺却肯定地说，“奥斯维辛后，人失去了活的意义”。
人死了，有限的终有一死的个人才在“人”的死而复活中瞥见“十字架”上的真理：谁也不能以“人类”的身份获救，“个人”只能是个人，他在其有限性中可以同非存在的上帝达成自我否定的转换：“十字架”的“横向”是个人的有限性存在，它被十字架的“纵向”切断所指引。这个转向是根本的，只有它才是人的存在的隐喻。领悟到这样存在的个人，上帝才把有限的“道德罪”（横向）拦在个人面前，而把个人承担不了又为转向所必需的“宗教罪”（纵向）引到自己的身上，由此分解“原罪”而达成个人与上帝的非连续性的和解。
与此互为背景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被人类推崇备至以致推崇到人类主宰即主宰人类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自身已愈来愈显示出被纵向性切断以透射虚无的横向性。所以，科学技术的任何一步发展，都伴随着人的道德价值的有限性证明，以致证明到这样的地步，科学技术本身的否定性、虚无性直接成为人的存在的有限性本身。
我们也不再画“圆”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既是“谋杀”也是“自杀”。这种被设定的期待的偏离、脱轨，也许是在某一个明媚的早晨或温馨的夜晚一次发生的，但只是在经历过漫长的咀嚼后，断裂或悖论才在个体生命的直观中刻骨铭心地成为记忆。从此儒道互补、天地君亲师的“圆”才真正有了缺口。这缺口既是缺欠，又是敞开。承认有缺欠，敞开才是可能的。
当然有缺欠的总是个体，或者换一个角度说，直到个体性的真实成为真实后，个体的缺欠、不完美、有限才成为我们切实的立足之点。在这立足点之上，挣扎、表达，无论是学术、艺术还是行为问题，也无论在什么维度上，都有一个超出一般价值评价的意义，即给既定正常的、成为大文化圈的统治思想及其形态的普遍尺度，敞开一个它的界限外的空间，那里是破坏“热寂”的“黑洞”，可怕也不可怕的。
对无聊和无聊的表达——无论是以文学的形式还是艺术的形式——是否可作如是观？如果可以，几个可能的诘难和反驳便可照录如下：
（一）道德资源枯竭的表现，或使本来濒于枯竭的更加枯竭，谁也不来承担现实的责任。
（二）社会进程要求规则，无聊破坏任何规则的建立，在否定对象的同时连自己也一起否定了。
（三）中国历来有一种痞子文化，现代的无聊更促成了痞子文化的泛滥。
（四）把消解乃至破坏本身变成目的，结果使无聊者自己成为“全身瘫痪的人”。
当然还可以为满足正当的义愤而列举再三。
我们原本就不是为了回答而直陈无聊的悖论的。这仅仅是提供一种自我理解的参照。我们对理解的理解，向来抱着退场的承诺，可惜，生活自有不能退场的时候，担待，尤其是隐喻缺席的转换的担待，不正是个人成其为个人的生存权利的逻辑补充吗？——
我不是，
我才是。
1991年秋天
（此文系与墨哲兰先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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