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寻根——读《马桥词典》
语言的寻根——读《马桥词典》
少功作为中国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以《马桥词典》为标志，完成了一次“语言转向”，即从文化意义的寻根，转向语言。
文化意义上的寻根，是通过把乡土的特殊的感觉表达出来，以此指向这感觉背后的、更深层面的文化观念，后来发觉这种特殊的感觉是通过词语聚焦或折射的，它本身就具有一种自我显示和生长的能力，文化的韵味反倒是不可分离地蕴含在其中的。由此寻根寻到词语上。这似乎是立足一种不确定性，其实是一种当下的感觉的既确定又不确定性的把握。由此，整部作品滋养着一种走在语言途中的语词的原初性、素朴性，及表达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张力的包容性。
这里可能有学问性和知识性的背景，如20世纪语言问题的突出，如世界范围内其他作品的某种参照或触媒作用，但就作者吸取、驾驭乃至倾听词语的能力以及对乡土韵味、感觉沉入的穿透力，走这一步又是自然的。这种暗合世界潮流的发乎自然的功力，而不是刻意造作，使作品真正具有一种视野的放大与面目的更新。
在这里，人、事，均是语言事件的发生和沉积，或者反过来说，在这里，语词连带的语境，均是马桥生活事件的沉积和生发。它们的错综复杂的、原初的相关性，构成马桥最生动的历史，坚硬如实体，空灵如氛围。
整部小说的构架因而也不再是传统结构的，即不再是部分结构为整体的——任何结构的整体或整体的结构总不能完全摆脱中心的概念——而是一种以词语为契机的语言氛围的游移、转换的组合，不仅其间的连接是偶然的、随机的，甚至其开始和终结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这种氛围性既从每一个人物或事件中吸取出来，又能蔓延开来影响每一个人物或事件。像狄奥尼斯酒神节，一个人一旦脱离这个氛围，就会颓然倒下。如后来进城的魁元。
这种氛围性同时使得读者不再可能像阅读以往的一些小说那样最终能获得全知全能的视角，即使熟知了马桥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棵树木、每一片山川河流、每一段过往的历史，都无法穷尽对马桥的了解，总有一种神秘飘浮在这氛围性之中，使任何一点偶然连带的感觉和词语都可能以语言事件为中介延伸出意想不到的人物和生活事件。
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对语词的选择、把握。而无论选择还是把握，其着眼点又都在语词的感觉的原初性上。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显示了筛选经验的敏锐和分寸感。这种敏锐和分寸感使得整部作品的描述几乎天然地具有一种现象学意义的还原，即便是微小的细节也不至于失之肤浅。因而这种敏锐和分寸感归根结底是一种对感觉和词语的原初的相关性的敏锐和分寸感。
这种原初的相关性在现象中表现为一种粘连，不可能进入传统的分析。
一旦试图用传统分析的方式议论，便会使描述和议论出现差距甚至矛盾。这差距和矛盾是因为作者一方面对乡土语言的原初性有着极为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又接受了一种语言观念：语言只能作为工具，即作为指称事实的符号；成为事实就带来灾难。这几乎是作者习得到后没做清理的一种观念。于是具体的失误表现为作者对某一词语在“词语——感觉”的生存论意义上进行细腻描述后，却有时置身于外，用多少有点陈旧的语言学“指称论”“工具论”的观念去概括、提炼，使人读起来不能不陷入感觉的紧张。
这里因时间和篇幅的关系就不一一举例了。
最后有一点不能不提到的是，作者在“汉奸”这个词条下写的盐早，以及由盐早引出的“渠”这个词条及“他”和“渠”的感觉的区分，在整部作品中有一种特别的隐喻的作用。
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
我不能不逃离渠，又没有办法忘记他。
在这里，“我——他”和“我——渠”将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两种不同的语言空间作了一种聚焦的重叠、交错。也正是在“渠”这个特殊的词里，我咀嚼到作者一种最深的反省心态，不仅是一个现代人的切近的观照，更是一个故乡人被抛离后所获得的既间隔又不可间隔的眼界。
它引出的一个更深的问题是：
面对在“我”的感觉——词语的记忆中游移于“他”和“渠”之间的“盐早”们，“我”的反省的根据在哪里？
少功作为中国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以《马桥词典》为标志，完成了一次“语言转向”，即从文化意义的寻根，转向语言。
文化意义上的寻根，是通过把乡土的特殊的感觉表达出来，以此指向这感觉背后的、更深层面的文化观念，后来发觉这种特殊的感觉是通过词语聚焦或折射的，它本身就具有一种自我显示和生长的能力，文化的韵味反倒是不可分离地蕴含在其中的。由此寻根寻到词语上。这似乎是立足一种不确定性，其实是一种当下的感觉的既确定又不确定性的把握。由此，整部作品滋养着一种走在语言途中的语词的原初性、素朴性，及表达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张力的包容性。
这里可能有学问性和知识性的背景，如20世纪语言问题的突出，如世界范围内其他作品的某种参照或触媒作用，但就作者吸取、驾驭乃至倾听词语的能力以及对乡土韵味、感觉沉入的穿透力，走这一步又是自然的。这种暗合世界潮流的发乎自然的功力，而不是刻意造作，使作品真正具有一种视野的放大与面目的更新。
在这里，人、事，均是语言事件的发生和沉积，或者反过来说，在这里，语词连带的语境，均是马桥生活事件的沉积和生发。它们的错综复杂的、原初的相关性，构成马桥最生动的历史，坚硬如实体，空灵如氛围。
整部小说的构架因而也不再是传统结构的，即不再是部分结构为整体的——任何结构的整体或整体的结构总不能完全摆脱中心的概念——而是一种以词语为契机的语言氛围的游移、转换的组合，不仅其间的连接是偶然的、随机的，甚至其开始和终结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这种氛围性既从每一个人物或事件中吸取出来，又能蔓延开来影响每一个人物或事件。像狄奥尼斯酒神节，一个人一旦脱离这个氛围，就会颓然倒下。如后来进城的魁元。
这种氛围性同时使得读者不再可能像阅读以往的一些小说那样最终能获得全知全能的视角，即使熟知了马桥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棵树木、每一片山川河流、每一段过往的历史，都无法穷尽对马桥的了解，总有一种神秘飘浮在这氛围性之中，使任何一点偶然连带的感觉和词语都可能以语言事件为中介延伸出意想不到的人物和生活事件。
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对语词的选择、把握。而无论选择还是把握，其着眼点又都在语词的感觉的原初性上。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显示了筛选经验的敏锐和分寸感。这种敏锐和分寸感使得整部作品的描述几乎天然地具有一种现象学意义的还原，即便是微小的细节也不至于失之肤浅。因而这种敏锐和分寸感归根结底是一种对感觉和词语的原初的相关性的敏锐和分寸感。
这种原初的相关性在现象中表现为一种粘连，不可能进入传统的分析。
一旦试图用传统分析的方式议论，便会使描述和议论出现差距甚至矛盾。这差距和矛盾是因为作者一方面对乡土语言的原初性有着极为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又接受了一种语言观念：语言只能作为工具，即作为指称事实的符号；成为事实就带来灾难。这几乎是作者习得到后没做清理的一种观念。于是具体的失误表现为作者对某一词语在“词语——感觉”的生存论意义上进行细腻描述后，却有时置身于外，用多少有点陈旧的语言学“指称论”“工具论”的观念去概括、提炼，使人读起来不能不陷入感觉的紧张。
这里因时间和篇幅的关系就不一一举例了。
最后有一点不能不提到的是，作者在“汉奸”这个词条下写的盐早，以及由盐早引出的“渠”这个词条及“他”和“渠”的感觉的区分，在整部作品中有一种特别的隐喻的作用。
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
我不能不逃离渠，又没有办法忘记他。
在这里，“我——他”和“我——渠”将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两种不同的语言空间作了一种聚焦的重叠、交错。也正是在“渠”这个特殊的词里，我咀嚼到作者一种最深的反省心态，不仅是一个现代人的切近的观照，更是一个故乡人被抛离后所获得的既间隔又不可间隔的眼界。
它引出的一个更深的问题是：
面对在“我”的感觉——词语的记忆中游移于“他”和“渠”之间的“盐早”们，“我”的反省的根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