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无意指的指号”——读海德格尔《什么召唤思？》1
《什么召唤思》（was heisst denken?））是海德格尔1952年5月在巴伐利亚广播电台做的演讲，1954年收入《演讲与短论集》在纳斯克出版社出版。
其中“heisst”虽然有“叫作”“称呼”“召唤”的意思，但显然，任何一个有阅读经验的人都听得出来，“什么叫作思”不同于“什么召唤思”，二者的距离用得上中国的一句成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问题是：海德格尔在本文中主要取的是哪一种意义，究竟是“什么叫作思想”，还是“什么召唤思”？
如果跟随一般的阅读习惯，即跟随语词的习常意义，heisst首先自然浮现的显白意义就是“称呼”“叫作”，即“命名”“定义”。所谓“命名”“定义”，乃是一个对象性的行为，“对象”作为前提已然呈现在（绽露于）时间视阈中了，亦即先在地已经“是什么”了，面对“对象”的我，只需判断以“命名”“定义”，即说出“是什么”的“什么”便可。这是受科学理性启蒙的日常理性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或表述方式。我一开始就是抱着这样的期待阅读“什么叫作思想”的。
但在试图跟随的阅读中，读者显然没有也不能得到任何现成的“什么叫作思想”的“定义”答案，而是被带入heisst呈现的召唤，一步步被召唤入追寻不断扭身而去的“思”。
事实也是，读《什么召唤思？》，有一种被牵引的焦虑，每读进一步，它总是在告诉你，什么能召唤思？你跟进后，发觉它并没有告诉你，而是不断变换着角度地说，什么在召唤思。你不得不继续跟进，然而始终没让你发现究竟什么在召唤思，读完也没有明确的答案等在那里。所以，重要的是那展示召唤的过程。
或者换一个角度，“什么召唤思”——靠“召唤”的由“习常意义”引回“原始意义”而把“思”的意向带出来，因为，“召唤”是“思”在召唤，是“思”在“召唤”我们进入“思”——即“支撑着‘什么召唤思’这一问题的那个动词（heisst）”中。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文本结构，几乎可以说就是，“思”借“召唤”演奏的一首展示思（召唤）的——“习常意义——原始意义——习常意义——原始意义”不断还原的——“思（召唤）之回旋曲”。
总而言之，“什么召唤思？”实际是：什么召唤我们去思？（was heisst uns denken？）我们不是heisst的间接宾语，而是heisst的直接宾语。我们就在这一“问题结构”中：
“思——召唤/我们——思”
对“什么召唤思”这一问题，海德格尔陈述了四种追问：
首先要问，“思”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以思这个名称来命名的是什么？
其次要问，关于思的传统学说是如何领会和界说思这一被命名的东西的？为什么传统的关于思的学说总是具有逻辑学这一奇特的称号？
第三是问，为了能从本质上去思，需要什么先决条件？
最后是问，什么在召唤我们、吩咐我们去思？是什么在呼唤我们进入思？
然而，“什么召唤思”这一问题的困难不在于多义性，而在于四种方式都指向着单一的含义中。由此必须考虑，四种追问是什么关系。海德格尔设想了如下的可能：
一种是本质的，其他是偶然的；
四种都是必然的，因而四种浑然一体；
作为第五种的浑然一体是否又要加在四种之上，像屋顶被置于四面墙垣之上一样；
四种是否具有一种等级秩序，展示了一个结构，由一种成为中心决定其他三种。
海德格尔认为，四种之一成为联结使其他统一起来互为归属。这之一就是“什么召唤我们去进入思”，即第四种。
2
必须设想，我们是“思”的主体（主词），但这又只有在我们必须首先作为“思”的客体（宾词），即听从“思的召唤”才有可能。
换句话说，“思”，根本地不是一个“对象”，不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研究的一个“对象”。宁可相反地说，“思”，恰恰是追问那处处把我们指引到思中去的东西，因而，我们是在追问那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东西，它之所以与我们休戚相关，是因为它要把我们呼唤到我们自己的本质中去，使我们自己意识到自己正是那直接倾听吐露真情的人。于是，我们自己就出现在这本文之中，也就是出现在这一问题的结构——“思——召唤/我们——思”——之中。所以，这一问题就不再是像一个科学问题那样，仅仅是与一个对象纠缠在一起。
但事实是我们已习惯地与各种对象纠缠在一起，陷入不思。在这个文本的开头不久，海氏即详细地陈述了种种不会思的迹象，为着说明：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最激发思的东西所显明的是我们根本不会思：
——有人说，今天缺少的是行动，而绝不是思。例如各种议会、会议上空话连篇。
实际上，多少世纪以来直到今天，人们也许一直是行动得过多而思之甚少。
——今天似乎着迷于对哲学的兴趣。因为据说，哲学家等于会思索的人。
说到“兴趣”，就字义来看，“兴趣”（inter-esse）就是“处于事物之下，在事物之中，或处于一事物的中心，陪伴在它身旁”。所以，兴趣总是对引起兴趣的事物的兴趣。事物一个比一个好，由此带来的便是合理的“见异思迁”。
这见异思迁追逐一个被一个取代的物而愈益地远离思。
——对哲学有兴趣丝毫没有证明人们准备去思，即便是长年累月地钻研大哲学家的论文也不能保证我们在思，甚至还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准备去思。它无非是这样一种假象：“弄哲学”就是在思。
所有这些迹象不过表明我们还没有去思，甚至还没有准备去思，因而无思状态到处存在，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转向于那应思或待思的东西。我们尚在滞缓和拖延中。但这滞缓和拖延并不单是人类方面的原因，因为仅仅以“人的方式”并不能得到补救：“我们尚未思却绝不是由于人们没有足够地转向那出自于自身而渴求被思的东西。毋宁说，我们尚未思是由于那应被思的东西从人那里扭身而去，并徜徉远遁甚久矣。”
这里重要的是“思”与“科学”或“科学之思”的区分。
如果撇开枝蔓，本文有一个根本的区分，即区分两种思：一种是作为对象的思，一种是把思者置于思中，即置于思者的本质中去倾听本质的真情吐露。前者是科学技术之思，后者是哲思——诗思。
“科学并不思。”科学不思是因为它的活动方式及其手段规定了它不能思，以及不能以思想家的方式去思。这不是科学的缺点，而是它的长处。因为这一长处才能确保科学以研究的方式进入对象的领域并在其中安居乐业。说科学不思，并不是说科学与思没关系，只是这个关系“只有在思与科学之间的鸿沟变得清晰可见而又不可跨越之后，才显得真实可靠”。
这里，海氏描述了两个意象：
——科学与思之间没有桥梁，只有经过跳跃；
——跳跃并不是跳到对岸（即在同一平面或空间中可对接），而是跳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地。因为跳到对岸的方式亦即论证的方式（可以推论，可以逻辑地证明），跳到另一境地，则是绝对无法证明的，也不允许去证明。
海氏说的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对象：
——在可计量可计算的空间内，所用的尺度不是来自更高的、更严格的原则，而是权宜的、不合法度的，即设定的；
——有一种东西只靠自身显现来彰明自身，同时这彰明即隐匿，或者说，它是只在自身的隐匿中显现，或在显现中隐匿。我们只能走本质之思的道路与它沟通，即我们只能去描述、去指示、去暗示那个在其自身的去蔽中让自己显现出来从而露面的东西，我们的意识也因它的显露而显明自身。这是一种非常单纯的方式，它就是思的特征，就是通向那从一开始就给予人去思的东西的道路。而科学的方式，即从前提推导的证明，早已排除了这一切。不过，这种通过指向来开启通达全然不同境地的方式，仍然只容许少数人做到，而且这少数人也鲜能做到。
这里比较了：两种领域（科学与哲学）；两种对象（物与意义）；两种思路（尺度计算和让自行去蔽中自行显露的描述指示）；两种方法（逻辑推论和入思）。
在这种比较的眼光中，再回头看“什么叫作思”和“什么召唤思”，二者的根本区分正是思的习常意义和原始意义的区分。
“什么召唤思”的被召唤的“思”（denkens），是思（denken）的动名词，确切地说，是名词性“思想”在动词性“思”中的形成或成形，它隐含着“如何”，即隐含着名词性“思想”——如何——在动词性“思”中的形成或成形。
而“什么叫作思”的“叫作”中，它反身的“思”，已成为“思想”，对象化了，即名词化了；因而“思想者”作为主体，只承担静态的定义行为。但在“召唤”中，“思想”连同“思想者”都要被带入即被召唤入“思”中去思考“思”的行为本身，即“思”是怎么“思”起来的，是因什么而“思”起来的，仿佛“思”是被什么召唤出来的一样。即从“什么”，返回到对什么的“召唤”，隐含着作为“是”的背景呈现的“在”的敞开、生成。
换一个角度，正因为科学和思之间没有桥梁，学会思的路才很漫长。要经过“漫游”和“跳越”才能到达或引入思的境地。“跳越”不同于亦步亦趋的常规，跳越是要把我们猝然引向万物皆异，引向使我们感到陌生的地方。“猝然”意即从天而降，或拔地而起。在地形的感觉上，它标识着“深渊的边缘”，如果我们所幸没有“坠落”，那一定是在跳越中达到了令我们大为“震惊”的地步。
思的事务只是为了带来震惊，习惯了偏见的人尤其如此。震惊属于越过传统偏见的藩篱而倾听的人。而科学的思靠逻辑将所对象化的事物预先蓝图化而一目了然，没有惊奇，没有陌生。
3
海德格尔用“科学”来比较“思”。而在说科学之前，专门描述了“思”的这样一种姿态：“扭身而去的召唤”。
在德文中，海德格尔用了一对对应词：ab-wendung（转身背离）/zu-wendung（转身面向）。词根wende（名）、wenden（动），意义是“转折”“转向”。前置词ab-表转离、转去，即背离而去；前置词zu-表转向、面向，即转向面对而靠近。两个前置词的向度相反。
海德格尔描述“扭身而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如何或以什么方式发生的。
“应思的东西”并不是在某一个历史时间从人那里扭身而去，而是打一开始就一直在使自己从人那里扭身而去。
这段话单独读不好理解。“某一个历史时间”，是一个历史概念。“打一开始”与此相对，使人容易理解成“开始指的应是整个历史的开始”，那么，“应思的东西”岂不就是历史开端之“本源”即“存在”本身。如果是这样，话就说绝了：“历史就是遗忘存在的历史。”可是这里好像意不在此。那么，应思的东西“打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打哪里开始？注意紧接着的话：
只不过它扭身而去仅仅发生在已经发生转向的地方。
这使上面的话限定在这样的理解上：扭身而去并不是发生在历史时间中，即不是从某一个历史时刻发生扭身而去，扭身而去就发生在扭身而去的转向中。因为，转向，看起来是转身背离而去，其实就是这个“转身背离”（abwendung）已经发生了“转身面向”（zuwendung），所以，转身而去才成为“扭身而去的召唤”。
此种精微至妙乃在于它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托付给这种思”，即以扭身而去的退避三舍的方式召唤思。它恰好是现象学相关性的精髓，即它从来就不在时间的序列中，它之成为人的本质即它是超出时间、超出逻辑、超出论证的。后者恰好是科学的本质。
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转向于那应思或待思的东西。我们尚在滞缓和拖延中——是因为我们尚疏离于人的本质。我们因而需要——“听——召唤”，而“回忆”，而“出发”，而“上路”……
几乎紧接着思与科学的比较，海德格尔对“扭身而去的召唤”这一意象做了集中的、详尽的现象学解释（甚至是语义学解释）。（1）“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最激发思的东西是我们尚不会思。”
这个语式使我们联想起黑格尔的一段名言：“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的和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不能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之所以腐败，无不有其好理由。”
（2）我们尚未思，是因为应被思的东西从人那里扭身而去（abwendet），而不是因为人没有转向（zuwendet）应被思的东西。
（3）它避人远去，留滞于自身，并没有消失。
（4）我们如何才能得到它的一点消息呢？如何命名它？
（5）事实上，抽身而去的东西（das sichentziehen从动词entziehen反身而来，意即自己抽身、避开、摆脱）比任何那些仅仅与人朝夕摩擦之物更能从根本上关照人，更能拥有人。
（6）实际的喜好造成了实际的现实性，这现实性的东西反而会使人茫然失措，其中包含对扭身而去的东西的阻隔。
（7）相反，那应被思的东西抽身而去，在今天成了一个事件，它比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更具有当前性，即临近性。
（8）因而抽身而去的滞留、在场乃是另一种招引的方式，这招引已经是在场的到达了——这也就是“被传召向……”（auf dem zuge zu……）.
（9）三层关系：“我们是被吸引者”——“被传召向”——“那吸引我们的东西即应思虑的东西”。其中“被传召向”是“应思的东西”在扭身而去中的滞留所显现的另一种牵引。
（10）这是一种恒常性的关系，不是像候鸟那样的间断随意。所以，“被传召向……”即那抽身而去的应思的东西的现象学表征。它表明我们人已是此一表征的“指明者”：我们存在于传召中，即我们的存在成为指明者。指明者乃是人的根本存在。人并非首先是人，才被传召，相反，只有人在传召中，人才始是人。由是，人之成为人之根本已经表明人是指号（zeichen）。
（11）指号所指，与其说是指向抽身而去的东西，不如说是指向抽身而去这回事。海德格尔下面引荷尔德林的诗：
我们正是这无意指的指号
我们并不感到痛楚，在这异乡
我们几乎已失去了语言
4
“我们是无意指的指号。”（ein zeichen sind wir, deutungslos.）
这句诗的直译：“我们是一个标志，无所表明。”但如果联系海德格尔前后文的阐释，“无意指的指号”似更有意味，因前面已经说出“人的本质就在于成为这种指示者”，或“显示者”（zeigender），所以，我们用“指号”或“记号”或“标志”（zeichen）来称呼人。这里用“指号”更能表明“指示”或“显示”关系。但是，这种指示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如果是直接的，指号就成为指称了。它可能更中性一点，把“指示性”弱化为“记号性”，因为把人“传召向”的是一个“扭身而去的行为”或“抽身而去的东西”（das sichentziehen），有的译文是“自行隐匿者”。（das sichentziehen从动词entziehen反身而来，意即“自己抽身、避开、摆脱”，说“自行隐匿”也可。）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怪行，人应该是“指明者”，但他所指的偏偏又扭身而去了，或自行隐匿了，“指明”成为“指暗”，即无从表示，无从阐明，因而是“无表明的标志”；虽然那应思者“扭身而去，或自行隐匿”，但其又成为牵引、召唤，使“无表明的标志”毕竟显示出“指号”的本质，终归是“无意指的指号”。所以，作为被召唤的“指号”人，仅仅是一个标志，而且是一个无法表明、无法释义的标志。即指号无所指，即无意指的指号。“无意指的指号”似更能显示其自身的张力。
这样才好理解下面的诗句：“我们毫无痛苦，在异乡/几乎已经失去了语言”。毫无痛苦，也可能是痛苦得麻木了，也可能是没有语言能够表达。意思是一样的。
这样解释一番，较能体察其中的微妙，也更能与原文的上下文勾连。
在“思——语言”的意义上，人生存于这一“扭身而去的召唤”的结构之中，成为“无意指的指号”。这里是具有现象学相关性的两个悖论：
“扭身而去的召唤”——“无意指的指号”
它们也是同时发生或说共生的。但它们都还只是一种被人生在世的生活常态掩盖着的可能性。
重要的是，读者必须跟随作者一起，瓦解在长期的形而上学传统中作为“主体”的习惯性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一个“自行隐匿者”，在“存在——语言”的转换处倾听思的召唤。在这里，倾听思，也就是倾听存在，倾听语言。只有在这一倾听中，在思扭身的召唤中，人才同样退去习常意义，回归原始意义，生成为被思召唤的无意指的指号。
于是在“什么召唤思”这一问题结构中，人，即我们，作为heisst即“支撑着‘什么召唤思’这一问题的那个动词”的直接宾语，同样以“习常意义——原始意义”不断还原到海氏的“问题——文本”结构中。
heissen（heissen）——海德格尔不断回到“召唤”上来，而且解释渐渐浮现出来：
（1）“称呼”“取名”。
（2）近似的：“要求”“召唤”“指点”“引导”。它隐含着要求延伸到我们通过heissen来使自己去抵达的那个地方。例如，当有人挡路，我们会要求（heissen）他挪一挪——“劳驾”。
（3）广义的：“出发”“上路”“吩咐”。希腊词是路，所以它不是命令，也不是指使，在这个词的最古老的意义上还带有“救助”“允诺”“恳请”的意味，梵文中是“邀请”。
（4）“使到达”“上路”“提供一条路”。我们习惯了的意义是称呼、取名，以致习惯到这样的地步，沉溺于其中，从不对它有所住心。于是我们反而对“提供一条到达的路”这样的意义看不顺眼。然而，不习惯的恰恰应居留其中。
（5）“托付”“信托”“提出告诫”“救护”“让人被指引地上路”。“承诺”（verheissen）应诺传召的呼唤，从而使在此所说成为勉励，成为诺言。
（6）应诺传召使自己进入到场和在场中去。
“什么召唤思”：那向我们吐露要我们去思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思托付给我们的本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那使我们的本质进达思中去，以便在思中得到救护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此提问是多么地不习惯，好像在故意玩弄文字游戏。如果硬要这么说，那也是语言的本质在玩弄我们。这种玩弄还将继续下去。“语言玩弄我们的言谈，以至于它快使我们的言谈漂移到词语的更为表面肤浅的意义上去。看来，人必须花极大的努力才能与语言真正居住在一起。”只可惜今天的语言住居已经陷于“习常”肤浅的危险中去了。“习常”一段说得浅显明白又极为中肯。两层意思：
（一）习常意义成为唯一的标准尺度，它把人置于自然知解力的保护之下。习常作为唯一标准尺度就是在习常中根本无法判定即习惯得无须判定的尺度，使任何习常之外的本来是早先住居的真正语言的言谈反被看作忤逆、看作故弄玄虚并被嗤为“文字游戏”。
（二）这种昏沉于习常之中、人云亦云地跟随于流俗的语言，（正是）在我们的本质之中所设置的那种高级得忘乎所以的危险游戏。
海德格尔曾经在一次同日本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存在”这个词虽然属于形而上学的遗产，但他仍然想把这个词置于某种努力的标题之中，此种努力就是想“揭露形而上学的本质，并因此才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思想”以及“思作为召唤的思”。
已经在启蒙的技术理性中习以为常的“我们的思想”，要从习以为常的作为“形而上学对立同一本质的思想”中走出来，走到它的“边缘状态”，即走到能够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常常是一种“不思状态”，而意识到“不思状态”乃是真正“思”的“扭身而去的召唤”，从而有可能开始让“思”进入“语言道说”的路上，这是一个多么不习惯的现象学“悬置”。我已经从这种谨慎的解读中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边缘状态”临界的“危险”。如果不是我有“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的经历，恐怕我也疏漏于这“思的召唤”了。但我知道那最初吸引我的是什么——“扭身而去的召唤”——“无意指的指号”。
“人是无意指的指号”，我是人，“我”是“无意指的指号”吗？
如果“我”是“代词”，我就是我想是的“政治家”“专家”“名家”。“政治……”“专……”“名……”都已“实指”无疑，即便“名——实”不符，“我”怎样是“无意指的指号”？
有人证明，“我”不是“代词”，而是“索引词”，那么，“我”就能索引到“无意指的指号”。或者更实在地说，“我”是“代词”，同时是“索引词”，后者可以而且能够“索引”到作为“代词”的“我”之外的作为“无意指的指号”的“我”。这已是一种很高的“思”的“应思”的境界了。
海德格尔在追思“存在”时，他或许体悟到了“无意指的指号”，因为不管“指”与“被指”都在“无名”的“无以名之”的“存在论差异”的临界中。可是，一旦他要行动，比如当弗赖堡大学的校长，他就不再是“无意指的指号”了。
但他又终究能走出“我想所是的指”，或者，即便他在“我想所是的指”中也能听从“思的召唤”，而思人“无意指的指号”而成为“无意指的指号”。这是“思”——“在”的相关力量的结果。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
至少能有会有人做得到。
《什么召唤思》（was heisst denken?））是海德格尔1952年5月在巴伐利亚广播电台做的演讲，1954年收入《演讲与短论集》在纳斯克出版社出版。
其中“heisst”虽然有“叫作”“称呼”“召唤”的意思，但显然，任何一个有阅读经验的人都听得出来，“什么叫作思”不同于“什么召唤思”，二者的距离用得上中国的一句成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问题是：海德格尔在本文中主要取的是哪一种意义，究竟是“什么叫作思想”，还是“什么召唤思”？
如果跟随一般的阅读习惯，即跟随语词的习常意义，heisst首先自然浮现的显白意义就是“称呼”“叫作”，即“命名”“定义”。所谓“命名”“定义”，乃是一个对象性的行为，“对象”作为前提已然呈现在（绽露于）时间视阈中了，亦即先在地已经“是什么”了，面对“对象”的我，只需判断以“命名”“定义”，即说出“是什么”的“什么”便可。这是受科学理性启蒙的日常理性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或表述方式。我一开始就是抱着这样的期待阅读“什么叫作思想”的。
但在试图跟随的阅读中，读者显然没有也不能得到任何现成的“什么叫作思想”的“定义”答案，而是被带入heisst呈现的召唤，一步步被召唤入追寻不断扭身而去的“思”。
事实也是，读《什么召唤思？》，有一种被牵引的焦虑，每读进一步，它总是在告诉你，什么能召唤思？你跟进后，发觉它并没有告诉你，而是不断变换着角度地说，什么在召唤思。你不得不继续跟进，然而始终没让你发现究竟什么在召唤思，读完也没有明确的答案等在那里。所以，重要的是那展示召唤的过程。
或者换一个角度，“什么召唤思”——靠“召唤”的由“习常意义”引回“原始意义”而把“思”的意向带出来，因为，“召唤”是“思”在召唤，是“思”在“召唤”我们进入“思”——即“支撑着‘什么召唤思’这一问题的那个动词（heisst）”中。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文本结构，几乎可以说就是，“思”借“召唤”演奏的一首展示思（召唤）的——“习常意义——原始意义——习常意义——原始意义”不断还原的——“思（召唤）之回旋曲”。
总而言之，“什么召唤思？”实际是：什么召唤我们去思？（was heisst uns denken？）我们不是heisst的间接宾语，而是heisst的直接宾语。我们就在这一“问题结构”中：
“思——召唤/我们——思”
对“什么召唤思”这一问题，海德格尔陈述了四种追问：
首先要问，“思”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以思这个名称来命名的是什么？
其次要问，关于思的传统学说是如何领会和界说思这一被命名的东西的？为什么传统的关于思的学说总是具有逻辑学这一奇特的称号？
第三是问，为了能从本质上去思，需要什么先决条件？
最后是问，什么在召唤我们、吩咐我们去思？是什么在呼唤我们进入思？
然而，“什么召唤思”这一问题的困难不在于多义性，而在于四种方式都指向着单一的含义中。由此必须考虑，四种追问是什么关系。海德格尔设想了如下的可能：
一种是本质的，其他是偶然的；
四种都是必然的，因而四种浑然一体；
作为第五种的浑然一体是否又要加在四种之上，像屋顶被置于四面墙垣之上一样；
四种是否具有一种等级秩序，展示了一个结构，由一种成为中心决定其他三种。
海德格尔认为，四种之一成为联结使其他统一起来互为归属。这之一就是“什么召唤我们去进入思”，即第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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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设想，我们是“思”的主体（主词），但这又只有在我们必须首先作为“思”的客体（宾词），即听从“思的召唤”才有可能。
换句话说，“思”，根本地不是一个“对象”，不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研究的一个“对象”。宁可相反地说，“思”，恰恰是追问那处处把我们指引到思中去的东西，因而，我们是在追问那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东西，它之所以与我们休戚相关，是因为它要把我们呼唤到我们自己的本质中去，使我们自己意识到自己正是那直接倾听吐露真情的人。于是，我们自己就出现在这本文之中，也就是出现在这一问题的结构——“思——召唤/我们——思”——之中。所以，这一问题就不再是像一个科学问题那样，仅仅是与一个对象纠缠在一起。
但事实是我们已习惯地与各种对象纠缠在一起，陷入不思。在这个文本的开头不久，海氏即详细地陈述了种种不会思的迹象，为着说明：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最激发思的东西所显明的是我们根本不会思：
——有人说，今天缺少的是行动，而绝不是思。例如各种议会、会议上空话连篇。
实际上，多少世纪以来直到今天，人们也许一直是行动得过多而思之甚少。
——今天似乎着迷于对哲学的兴趣。因为据说，哲学家等于会思索的人。
说到“兴趣”，就字义来看，“兴趣”（inter-esse）就是“处于事物之下，在事物之中，或处于一事物的中心，陪伴在它身旁”。所以，兴趣总是对引起兴趣的事物的兴趣。事物一个比一个好，由此带来的便是合理的“见异思迁”。
这见异思迁追逐一个被一个取代的物而愈益地远离思。
——对哲学有兴趣丝毫没有证明人们准备去思，即便是长年累月地钻研大哲学家的论文也不能保证我们在思，甚至还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准备去思。它无非是这样一种假象：“弄哲学”就是在思。
所有这些迹象不过表明我们还没有去思，甚至还没有准备去思，因而无思状态到处存在，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转向于那应思或待思的东西。我们尚在滞缓和拖延中。但这滞缓和拖延并不单是人类方面的原因，因为仅仅以“人的方式”并不能得到补救：“我们尚未思却绝不是由于人们没有足够地转向那出自于自身而渴求被思的东西。毋宁说，我们尚未思是由于那应被思的东西从人那里扭身而去，并徜徉远遁甚久矣。”
这里重要的是“思”与“科学”或“科学之思”的区分。
如果撇开枝蔓，本文有一个根本的区分，即区分两种思：一种是作为对象的思，一种是把思者置于思中，即置于思者的本质中去倾听本质的真情吐露。前者是科学技术之思，后者是哲思——诗思。
“科学并不思。”科学不思是因为它的活动方式及其手段规定了它不能思，以及不能以思想家的方式去思。这不是科学的缺点，而是它的长处。因为这一长处才能确保科学以研究的方式进入对象的领域并在其中安居乐业。说科学不思，并不是说科学与思没关系，只是这个关系“只有在思与科学之间的鸿沟变得清晰可见而又不可跨越之后，才显得真实可靠”。
这里，海氏描述了两个意象：
——科学与思之间没有桥梁，只有经过跳跃；
——跳跃并不是跳到对岸（即在同一平面或空间中可对接），而是跳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地。因为跳到对岸的方式亦即论证的方式（可以推论，可以逻辑地证明），跳到另一境地，则是绝对无法证明的，也不允许去证明。
海氏说的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对象：
——在可计量可计算的空间内，所用的尺度不是来自更高的、更严格的原则，而是权宜的、不合法度的，即设定的；
——有一种东西只靠自身显现来彰明自身，同时这彰明即隐匿，或者说，它是只在自身的隐匿中显现，或在显现中隐匿。我们只能走本质之思的道路与它沟通，即我们只能去描述、去指示、去暗示那个在其自身的去蔽中让自己显现出来从而露面的东西，我们的意识也因它的显露而显明自身。这是一种非常单纯的方式，它就是思的特征，就是通向那从一开始就给予人去思的东西的道路。而科学的方式，即从前提推导的证明，早已排除了这一切。不过，这种通过指向来开启通达全然不同境地的方式，仍然只容许少数人做到，而且这少数人也鲜能做到。
这里比较了：两种领域（科学与哲学）；两种对象（物与意义）；两种思路（尺度计算和让自行去蔽中自行显露的描述指示）；两种方法（逻辑推论和入思）。
在这种比较的眼光中，再回头看“什么叫作思”和“什么召唤思”，二者的根本区分正是思的习常意义和原始意义的区分。
“什么召唤思”的被召唤的“思”（denkens），是思（denken）的动名词，确切地说，是名词性“思想”在动词性“思”中的形成或成形，它隐含着“如何”，即隐含着名词性“思想”——如何——在动词性“思”中的形成或成形。
而“什么叫作思”的“叫作”中，它反身的“思”，已成为“思想”，对象化了，即名词化了；因而“思想者”作为主体，只承担静态的定义行为。但在“召唤”中，“思想”连同“思想者”都要被带入即被召唤入“思”中去思考“思”的行为本身，即“思”是怎么“思”起来的，是因什么而“思”起来的，仿佛“思”是被什么召唤出来的一样。即从“什么”，返回到对什么的“召唤”，隐含着作为“是”的背景呈现的“在”的敞开、生成。
换一个角度，正因为科学和思之间没有桥梁，学会思的路才很漫长。要经过“漫游”和“跳越”才能到达或引入思的境地。“跳越”不同于亦步亦趋的常规，跳越是要把我们猝然引向万物皆异，引向使我们感到陌生的地方。“猝然”意即从天而降，或拔地而起。在地形的感觉上，它标识着“深渊的边缘”，如果我们所幸没有“坠落”，那一定是在跳越中达到了令我们大为“震惊”的地步。
思的事务只是为了带来震惊，习惯了偏见的人尤其如此。震惊属于越过传统偏见的藩篱而倾听的人。而科学的思靠逻辑将所对象化的事物预先蓝图化而一目了然，没有惊奇，没有陌生。
3
海德格尔用“科学”来比较“思”。而在说科学之前，专门描述了“思”的这样一种姿态：“扭身而去的召唤”。
在德文中，海德格尔用了一对对应词：ab-wendung（转身背离）/zu-wendung（转身面向）。词根wende（名）、wenden（动），意义是“转折”“转向”。前置词ab-表转离、转去，即背离而去；前置词zu-表转向、面向，即转向面对而靠近。两个前置词的向度相反。
海德格尔描述“扭身而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如何或以什么方式发生的。
“应思的东西”并不是在某一个历史时间从人那里扭身而去，而是打一开始就一直在使自己从人那里扭身而去。
这段话单独读不好理解。“某一个历史时间”，是一个历史概念。“打一开始”与此相对，使人容易理解成“开始指的应是整个历史的开始”，那么，“应思的东西”岂不就是历史开端之“本源”即“存在”本身。如果是这样，话就说绝了：“历史就是遗忘存在的历史。”可是这里好像意不在此。那么，应思的东西“打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打哪里开始？注意紧接着的话：
只不过它扭身而去仅仅发生在已经发生转向的地方。
这使上面的话限定在这样的理解上：扭身而去并不是发生在历史时间中，即不是从某一个历史时刻发生扭身而去，扭身而去就发生在扭身而去的转向中。因为，转向，看起来是转身背离而去，其实就是这个“转身背离”（abwendung）已经发生了“转身面向”（zuwendung），所以，转身而去才成为“扭身而去的召唤”。
此种精微至妙乃在于它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托付给这种思”，即以扭身而去的退避三舍的方式召唤思。它恰好是现象学相关性的精髓，即它从来就不在时间的序列中，它之成为人的本质即它是超出时间、超出逻辑、超出论证的。后者恰好是科学的本质。
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转向于那应思或待思的东西。我们尚在滞缓和拖延中——是因为我们尚疏离于人的本质。我们因而需要——“听——召唤”，而“回忆”，而“出发”，而“上路”……
几乎紧接着思与科学的比较，海德格尔对“扭身而去的召唤”这一意象做了集中的、详尽的现象学解释（甚至是语义学解释）。（1）“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最激发思的东西是我们尚不会思。”
这个语式使我们联想起黑格尔的一段名言：“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的和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不能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之所以腐败，无不有其好理由。”
（2）我们尚未思，是因为应被思的东西从人那里扭身而去（abwendet），而不是因为人没有转向（zuwendet）应被思的东西。
（3）它避人远去，留滞于自身，并没有消失。
（4）我们如何才能得到它的一点消息呢？如何命名它？
（5）事实上，抽身而去的东西（das sichentziehen从动词entziehen反身而来，意即自己抽身、避开、摆脱）比任何那些仅仅与人朝夕摩擦之物更能从根本上关照人，更能拥有人。
（6）实际的喜好造成了实际的现实性，这现实性的东西反而会使人茫然失措，其中包含对扭身而去的东西的阻隔。
（7）相反，那应被思的东西抽身而去，在今天成了一个事件，它比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更具有当前性，即临近性。
（8）因而抽身而去的滞留、在场乃是另一种招引的方式，这招引已经是在场的到达了——这也就是“被传召向……”（auf dem zuge zu……）.
（9）三层关系：“我们是被吸引者”——“被传召向”——“那吸引我们的东西即应思虑的东西”。其中“被传召向”是“应思的东西”在扭身而去中的滞留所显现的另一种牵引。
（10）这是一种恒常性的关系，不是像候鸟那样的间断随意。所以，“被传召向……”即那抽身而去的应思的东西的现象学表征。它表明我们人已是此一表征的“指明者”：我们存在于传召中，即我们的存在成为指明者。指明者乃是人的根本存在。人并非首先是人，才被传召，相反，只有人在传召中，人才始是人。由是，人之成为人之根本已经表明人是指号（zeichen）。
（11）指号所指，与其说是指向抽身而去的东西，不如说是指向抽身而去这回事。海德格尔下面引荷尔德林的诗：
我们正是这无意指的指号
我们并不感到痛楚，在这异乡
我们几乎已失去了语言
4
“我们是无意指的指号。”（ein zeichen sind wir, deutungslos.）
这句诗的直译：“我们是一个标志，无所表明。”但如果联系海德格尔前后文的阐释，“无意指的指号”似更有意味，因前面已经说出“人的本质就在于成为这种指示者”，或“显示者”（zeigender），所以，我们用“指号”或“记号”或“标志”（zeichen）来称呼人。这里用“指号”更能表明“指示”或“显示”关系。但是，这种指示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如果是直接的，指号就成为指称了。它可能更中性一点，把“指示性”弱化为“记号性”，因为把人“传召向”的是一个“扭身而去的行为”或“抽身而去的东西”（das sichentziehen），有的译文是“自行隐匿者”。（das sichentziehen从动词entziehen反身而来，意即“自己抽身、避开、摆脱”，说“自行隐匿”也可。）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怪行，人应该是“指明者”，但他所指的偏偏又扭身而去了，或自行隐匿了，“指明”成为“指暗”，即无从表示，无从阐明，因而是“无表明的标志”；虽然那应思者“扭身而去，或自行隐匿”，但其又成为牵引、召唤，使“无表明的标志”毕竟显示出“指号”的本质，终归是“无意指的指号”。所以，作为被召唤的“指号”人，仅仅是一个标志，而且是一个无法表明、无法释义的标志。即指号无所指，即无意指的指号。“无意指的指号”似更能显示其自身的张力。
这样才好理解下面的诗句：“我们毫无痛苦，在异乡/几乎已经失去了语言”。毫无痛苦，也可能是痛苦得麻木了，也可能是没有语言能够表达。意思是一样的。
这样解释一番，较能体察其中的微妙，也更能与原文的上下文勾连。
在“思——语言”的意义上，人生存于这一“扭身而去的召唤”的结构之中，成为“无意指的指号”。这里是具有现象学相关性的两个悖论：
“扭身而去的召唤”——“无意指的指号”
它们也是同时发生或说共生的。但它们都还只是一种被人生在世的生活常态掩盖着的可能性。
重要的是，读者必须跟随作者一起，瓦解在长期的形而上学传统中作为“主体”的习惯性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一个“自行隐匿者”，在“存在——语言”的转换处倾听思的召唤。在这里，倾听思，也就是倾听存在，倾听语言。只有在这一倾听中，在思扭身的召唤中，人才同样退去习常意义，回归原始意义，生成为被思召唤的无意指的指号。
于是在“什么召唤思”这一问题结构中，人，即我们，作为heisst即“支撑着‘什么召唤思’这一问题的那个动词”的直接宾语，同样以“习常意义——原始意义”不断还原到海氏的“问题——文本”结构中。
heissen（heissen）——海德格尔不断回到“召唤”上来，而且解释渐渐浮现出来：
（1）“称呼”“取名”。
（2）近似的：“要求”“召唤”“指点”“引导”。它隐含着要求延伸到我们通过heissen来使自己去抵达的那个地方。例如，当有人挡路，我们会要求（heissen）他挪一挪——“劳驾”。
（3）广义的：“出发”“上路”“吩咐”。希腊词是路，所以它不是命令，也不是指使，在这个词的最古老的意义上还带有“救助”“允诺”“恳请”的意味，梵文中是“邀请”。
（4）“使到达”“上路”“提供一条路”。我们习惯了的意义是称呼、取名，以致习惯到这样的地步，沉溺于其中，从不对它有所住心。于是我们反而对“提供一条到达的路”这样的意义看不顺眼。然而，不习惯的恰恰应居留其中。
（5）“托付”“信托”“提出告诫”“救护”“让人被指引地上路”。“承诺”（verheissen）应诺传召的呼唤，从而使在此所说成为勉励，成为诺言。
（6）应诺传召使自己进入到场和在场中去。
“什么召唤思”：那向我们吐露要我们去思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思托付给我们的本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那使我们的本质进达思中去，以便在思中得到救护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此提问是多么地不习惯，好像在故意玩弄文字游戏。如果硬要这么说，那也是语言的本质在玩弄我们。这种玩弄还将继续下去。“语言玩弄我们的言谈，以至于它快使我们的言谈漂移到词语的更为表面肤浅的意义上去。看来，人必须花极大的努力才能与语言真正居住在一起。”只可惜今天的语言住居已经陷于“习常”肤浅的危险中去了。“习常”一段说得浅显明白又极为中肯。两层意思：
（一）习常意义成为唯一的标准尺度，它把人置于自然知解力的保护之下。习常作为唯一标准尺度就是在习常中根本无法判定即习惯得无须判定的尺度，使任何习常之外的本来是早先住居的真正语言的言谈反被看作忤逆、看作故弄玄虚并被嗤为“文字游戏”。
（二）这种昏沉于习常之中、人云亦云地跟随于流俗的语言，（正是）在我们的本质之中所设置的那种高级得忘乎所以的危险游戏。
海德格尔曾经在一次同日本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存在”这个词虽然属于形而上学的遗产，但他仍然想把这个词置于某种努力的标题之中，此种努力就是想“揭露形而上学的本质，并因此才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思想”以及“思作为召唤的思”。
已经在启蒙的技术理性中习以为常的“我们的思想”，要从习以为常的作为“形而上学对立同一本质的思想”中走出来，走到它的“边缘状态”，即走到能够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常常是一种“不思状态”，而意识到“不思状态”乃是真正“思”的“扭身而去的召唤”，从而有可能开始让“思”进入“语言道说”的路上，这是一个多么不习惯的现象学“悬置”。我已经从这种谨慎的解读中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边缘状态”临界的“危险”。如果不是我有“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的经历，恐怕我也疏漏于这“思的召唤”了。但我知道那最初吸引我的是什么——“扭身而去的召唤”——“无意指的指号”。
“人是无意指的指号”，我是人，“我”是“无意指的指号”吗？
如果“我”是“代词”，我就是我想是的“政治家”“专家”“名家”。“政治……”“专……”“名……”都已“实指”无疑，即便“名——实”不符，“我”怎样是“无意指的指号”？
有人证明，“我”不是“代词”，而是“索引词”，那么，“我”就能索引到“无意指的指号”。或者更实在地说，“我”是“代词”，同时是“索引词”，后者可以而且能够“索引”到作为“代词”的“我”之外的作为“无意指的指号”的“我”。这已是一种很高的“思”的“应思”的境界了。
海德格尔在追思“存在”时，他或许体悟到了“无意指的指号”，因为不管“指”与“被指”都在“无名”的“无以名之”的“存在论差异”的临界中。可是，一旦他要行动，比如当弗赖堡大学的校长，他就不再是“无意指的指号”了。
但他又终究能走出“我想所是的指”，或者，即便他在“我想所是的指”中也能听从“思的召唤”，而思人“无意指的指号”而成为“无意指的指号”。这是“思”——“在”的相关力量的结果。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
至少能有会有人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