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与理性”萌萌主编出版三辑前言、后记
第一辑“编后记”
我们很早就想办一个辑刊，不分中西，不分古今，不分派系，仅以问题为主，只要是当代无可逃避的成为命运的问题，都应该在学理上尽可能展开并予以范畴化，成为深入思考或讨论的踏脚点。
它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不求救世，但求成学。
2.着眼于问题，不在进入问题前王顾左右而言他——权、利、名、势等。
要做到这两点，当然少不了以学为本位的真诚。
坦白地讲，说这些话在今天不是很踏实的。这倒不是我们缺乏为学的真诚，而是它在网络文化、市场文化面前是否显得不合时宜。或许是吧。
但我们仍得走着瞧。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学识财资两面都很拮据。在这个意义上，此举颇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慷慨。
好在，我们不乏朋友。这个辑刊用得着孔夫子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此辑的起兴纯属偶然。若不是突然发现问题的相对集中，正好切合我们久已酝酿的意图，我们恐怕还不会如此仓促上阵。所以说，真正的推动者是偶然际会后面的问题累积之张力与默契；此处触发者不过是开场的契机。
不管现代“科技”以它成功得忘乎所以的物质财富如何嘲笑哲学，也不管种种“主义”以它更换得如过眼云烟地丧失记忆怎样败坏了哲学的名声，即使哲学因此被判以死刑，哲学仍然静观着像阳光，并不因为大气污染而陨落消失。
“这哲学”是什么？
首先不是当红的历史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
也不是在现代性危机中推波助澜的种种新潮哲学。
甚至不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新古典哲学。
我们姑且在上述递归排除法中让人带回第一轴心时代哲学，如古希腊哲学。
——“回到苏格拉底”。
读者马上就会看到，在这次偶然结伴“走向起点的旅行”中，各人的行囊是不一样的，动机、目的或归宿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恐怕相同，那就是，对现存而弥漫的虚无主义不满。
恰好有人传递着施特劳斯的信息。
恰好施特劳斯的眼光兼顾着政治哲学、哲学、神学多维而专一的传释兴趣。
恰好施特劳斯的提问方式把现代性危机逼到了“要么苦海无边，要么回头是岸”这样似乎只能二择一的别无选择的地步。
既然“这哲学”变成了纸上的“罗陀斯”，何不就此一跳，放弃说大话的权利。
“这哲学”当然不只在施特劳斯的意义上，但哲学伸展的维度相切于现实的根基，相关于超验的神域，仍是可尝试的。
特别是“这哲学”应有“临界”的经验，除了生成性的悖论式偶在，还有同超验域的神圣相关，目前至少要有走出本体主义与虚无主义两极震荡的努力。
论证在这里无能为力。它需要的是原初的解释，即在“超验”与“经验”之间、在“启示”与“理性”之间传递信息（注意，少不了隐藏与虚构），所以我们打算用符号化的“hermes”作中介，连接“启示”与“理性”之间的原始信息，此辑故名为“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把“启示与理性”放在他所阐释的犹太正教神学与希腊雅典哲学的名下，用以区别基督教耶稣神学与启蒙理性主义哲学，特别是后者的技术理性形态。施特劳斯把这看作回到“启示与理性的绝对开端”。相反，有人则把它叫作回到“地中海区域的地方主义核心”。我们宁愿将“启示与理性”当成是超验与人类的整体相关，其中自然既不缺乏也不取代东方的“天道”启示与“圣人”理性，自然更不能拒绝或放弃历史与现实的灾难、危机中所“给予的”现代“启示与理性”——它们不是可以丢掉的“盲肠”。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来自“神圣”还是来自“自然”，“启示”所开启的超验之维，对我们终究是不能缺少的，只是我们要忍耐，要在“诸神不和”之后聆听中和之神的“启示”。
“理性”，的确有一个救治“技术理性”的僭越而回复“理性”自身的难题。其难在于，何谓“理性”自身，如何“回复”？是否“古典理性”才是“理性”自身，向“古典理性”回复才是“回复”？古典理性的张力与现代理性的悖论难道没有一点家族相似？没有人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施特劳斯不过“特例”而已。谁说路已走完？例如，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佛在哪里说？在横向的历史中说过去未来，还是在当下垂直的心里头上说沉沦净化？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如是说；立在虚无之上用强力支撑自我以抗拒虚无的超人尼采如是说。反对历史主义的施特劳斯何必非回到历史的开端而丧失或放弃对“现实戏剧性细节”解释的能力？“道在屎溺”不也是对虚无的一种“启示与理性”？20世纪的人类灾难（去魅）与科技繁荣（物化）难道没有当下垂直的“启示与理性”可言，非回到“地中海区域的地方主义核心”不可？“立地成佛”的“地”，所启示的是非如此不可的“私地”（如耶路撒冷或雅典），还是非历史非地域的“公地”？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敞开着的。
此辑问题虽然相对集中，但立义取向仍各行其是。除了这种探讨的风格是我们想遵循的，其他皆可放在尝试的可能性中。
我们知道，开头难，继续更难。
唯愿：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001年1月4日
第二辑“编者前言”
“启示与理性”出版后不久，我们即得知，慕尼黑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讲座教授heinrich meier愿意将他的“warum politische philosophie？”授权我们在中国发表。为此不得不提前组织第二辑的内容。但首先得确立我们自己的意图，它是在朋友们的讨论中集中呈现出来并最后确定为约稿主题的：
神学、哲学、政治哲学，
时间上的“古今之争”与空间上的“诸神之争”，
以及争论的实质或出路问题。
从目前截稿的情况看，应邀者虽各有各的关注点，但编辑的解释方向仍是开放的，并没有为一家之言所垄断。
作为编稿人，有些感受的固置已超过了一般的阅读，不能不给予特别的提示，至少有两点：
（一）什么是“哲学”？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哲学”今天怎么了？或是“反省”，或是“注意力转移”，或是“回归源头”，是否意味着放弃或它不曾有过？所谓“古今之争”难道一定是“非此即彼”？除了“河东河西”，真的没有别的出路？本辑中的“偶在论”至少是一种突围的尝试。
（二）哲学为什么要向“神学”和“政治哲学”上下两个维度延伸或转换？以前围绕哲学的是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文化哲学特别是人类学、语言哲学特别是欧陆解释学与解构主义，今天哲学几乎被社会理论所取代，但很快又被政治哲学与神学带回到西方哲学的源头寻求本质的合法性。这种寻求我们忽略很久了。后者在本辑中几乎占了大部分篇幅，包括两篇译文和一篇访谈，从古希腊、中世纪、霍布斯、休谟、黑格尔直到现当代黑格尔左派——右派的合题。
也正是这两点的原因，我们将“启示与理性”的第二辑定名“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然而，哲学的“回归”也好，“转向”也好，哲学并没有随之裹挟而去；哲学成其为哲学的，不是它有一个本位需要固守，而是它的固守在“出离”中，由此而敢问。
例如，在“古今之争”上，我们既不“厚古”也不“薄今”，或相反，我们想找到现代可以承纳古代的智慧空间。在“诸神之争”中，我们既不独尊“儒教”也不顶礼“一神”，或相反，只想拆除助长“仇恨”的“意识形态”栅栏，其中，“神学”“哲学”“政治哲学”历来最是意识形态的摇篮。“唯一的敌人是仇恨”，难道从古至今的神学、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还有不明白的吗？谁都明白，谁都做不到。所以，神学政治永远做不到伦理学的分上。中国有伦理学，但能否做到超越诸神的“天道中和”的分上呢？哲学因此而有问。
我们之所以想不避任何困难地坚守这块阵地，盖因这哲学还有此一问，它不会被任何身份的神学或政治哲学或其他的什么“学”、什么“主义”席卷而去。
最后，对给予我们支持的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致以谢忱。
2001年9月20日
第三辑“编者前言”
解释学中有这样一个类似“谷物”“秃头”的问题式寓言：“一支溃逃的军队是怎么停下来的？”你不能说哪一个人停下来这支军队就停下来了，也不能说哪几个人、哪些人、哪部分人……但事实上，这支溃逃的军队终归停下来了。一百多年来，被西学笼罩的中国学术，颇有点类似这支“溃逃的军队”，不过方向有点变化，“溃逃”变成了“尾随”（“精神在押”？“精神被俘”？）——我们是一支如此“尾随的军队”。于是问题式寓言换成：“一支尾随的军队是怎么停下来的？”“尾随”比“溃逃”更难摆脱“胜利者”强力的震慑。因而长期以来，不知是该问“这支尾随的军队有停下来的能力有停下来的意志吗？”如果连停下来的“意志”都没有，更何谈起停下来的“能力”？
今天是否到了这样说的时候：“这支尾随的军队开始有停下来的迹象。”或至少像马克思时代的德国：“意志已备，能力尚缺。”这种“迹象”是不是指相当一部分学者已经成了对西方有所言说的名家？当然也是。但我们察觉的是另一种消极得多的“迹象”，那就是能在“跟随”中把“不断变换的跟随”变成问题本身重审。
本辑推出的墨哲兰“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便是一例。
在“四次跟随”的“四次重述”中，作者发现，每次陈述西方思想的“开端”或“本原”，都不相同，而且其中大都是难免的“假设”——其实历来不同的更迭已然造成了现代没有开端、没有本原的虚无主义；然而虚无主义仍不过是召唤“本原——神灵”的一种准备或过渡——因而归根结底，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不管西方说什么或怎么说，有也是有，无也是有，非西方人都得信，就像他们说“他们的神”是人类的“一神”，全世界非得当“一神”来膜拜一样。换句话说，真正的开端“在哪里”并不重要，西方人“说哪里就是哪里”才是重要的。
跟到这个地步，才懂得尼采以他特有的坦诚公开的箴言：“存在就是权力意志的解释。”所谓“真理”“一神”无非是“权力意志”而已。
迷人的“真理偶像”和“一神偶像”破灭了，继起的“权力意志偶像”露出了“致命”的冷酷——没有“权力意志者”出路何在，只有尾随“灵魂领导者”。
或许冷酷也是一种形式的清醒，特别对于那些总以为“真理”和“一神”属于西方以致跟随都跟成了习惯的人来说，“权力意志”的“致命”的“冷酷”说不定还是揭穿自由温情假象的“复活”，如果它能“复活”的话！
当然不是期待古老帝国的复兴这样剪不断的旧梦，但也不是堕入虚无主义的历史长夜，听信那闪现的星光不过是“权力意志”无限轮回的解说，像漫天漂流的星斗。
这个问题，西方人有西方人的解答，东方人有东方人的解答，其间也有惊人的相似。例如，你至少得把西方的“普遍性”还原为“特殊性”，把西方的“一神”还原为“诸神”，把西方的“技术”还原为“剥夺剥夺者”之人类共同面临的“渊薮”，大家都能还原到“知其是守其在”或“知其白守其黑”的意志与能力上来，真正对话的时代或许就来到了。
这就是我从本辑中深切感受到的。
2005年4月3日
第三辑“编后记”
在海南，我们自然选择了一种日益边缘化的生活方式。
边缘，应该是界限上的行走。而界限必须相关着尽可能大的思想的视野。问题是我们有足够的视野吗？我们真的曾经找到了并持守了界限吗？因此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或许能使我们更专注于思想的事情，但却并不能担保我们一定能在临界的倾听中成为思想的命运的被传召者和承担者，道说“存在之真理的‘口授’”。这里，“听——说——写”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显隐相关的，都可能因为单向的解释和取舍滑落在了自居中而走向独断，狭隘的自居可能独断，丰富的自居同样也可能独断，从而同样落入相对主义归根结底是虚无主义的命运。整个人类的思想资料中浸泡着各种尝试和灾难，一路走过来给予我们的就是单向的解释和取舍的警示。
但也许退一步天地开阔的缘故，多年来我们不断吸取着朋友们提供的各种思想资料，极大地拓展了思想的视野。
当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尖锐地挑战形而上学哲学的走火入魔时，海德格尔“将形而上学带到边缘”的悖论提示同样具有尖锐的挑战性。哲学和政治哲学可以不直接回答苦难的问题，但它们的界限都一定相关着苦难的土壤。当然有封闭边界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走火入魔，但在今天仍然将苦难视为自然正当的单向度的政治和政治哲学或许也同样是一种偏颇。问题迅速在“启示与理性”立起的界限上结集，于是有2001年3月《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的问世，紧接着是同年12月《启示与理性：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的问世。
这里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实际是从施特劳斯回溯尼采回溯苏格拉底，但不仅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而是站立在存在的界限上的苏格拉底，即回溯的真正指向是想复活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陈述逻辑化倾向抽象掉的生活，并在多层解释中还原苏格拉底领受启示但又不得不显隐相授的临界理性，由此让我们再次领受这些回溯开端的解释有怎样虔敬而献身的精神。于是哲学的回归本身就是转向，它面对的从来是生活的当下，是对现代性危机的为着政治的审理。
而后三年的沉寂固然有人力财力捉襟见肘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还是思想的原因。思想在西方思潮问题背景的多方拓展中穷于应付，才是真正的捉襟见肘。哲学与政治的共契，哲学与历史的整全视野，聚焦于古今之争，而古今之争背后是诸神之争。它的思想的实感直逼西学中取的各种思潮的边界，有助于我们回复自身的警醒，于是《启示与理性：“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成为呈现在这里的新的结集。
感谢吴伯凡先生、田立年先生、成官泯先生、王昊先生在“启示与理性”前两辑的编辑、出版中所做的努力。
感谢倪为国先生为这一辑“启示与理性”的出版给予的鼎力相助。
最后，仍然要感谢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一如既往地给我们提供了自由的时间和空间。
2005年7月10日
第一辑“编后记”
我们很早就想办一个辑刊，不分中西，不分古今，不分派系，仅以问题为主，只要是当代无可逃避的成为命运的问题，都应该在学理上尽可能展开并予以范畴化，成为深入思考或讨论的踏脚点。
它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不求救世，但求成学。
2.着眼于问题，不在进入问题前王顾左右而言他——权、利、名、势等。
要做到这两点，当然少不了以学为本位的真诚。
坦白地讲，说这些话在今天不是很踏实的。这倒不是我们缺乏为学的真诚，而是它在网络文化、市场文化面前是否显得不合时宜。或许是吧。
但我们仍得走着瞧。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学识财资两面都很拮据。在这个意义上，此举颇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慷慨。
好在，我们不乏朋友。这个辑刊用得着孔夫子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此辑的起兴纯属偶然。若不是突然发现问题的相对集中，正好切合我们久已酝酿的意图，我们恐怕还不会如此仓促上阵。所以说，真正的推动者是偶然际会后面的问题累积之张力与默契；此处触发者不过是开场的契机。
不管现代“科技”以它成功得忘乎所以的物质财富如何嘲笑哲学，也不管种种“主义”以它更换得如过眼云烟地丧失记忆怎样败坏了哲学的名声，即使哲学因此被判以死刑，哲学仍然静观着像阳光，并不因为大气污染而陨落消失。
“这哲学”是什么？
首先不是当红的历史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
也不是在现代性危机中推波助澜的种种新潮哲学。
甚至不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新古典哲学。
我们姑且在上述递归排除法中让人带回第一轴心时代哲学，如古希腊哲学。
——“回到苏格拉底”。
读者马上就会看到，在这次偶然结伴“走向起点的旅行”中，各人的行囊是不一样的，动机、目的或归宿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恐怕相同，那就是，对现存而弥漫的虚无主义不满。
恰好有人传递着施特劳斯的信息。
恰好施特劳斯的眼光兼顾着政治哲学、哲学、神学多维而专一的传释兴趣。
恰好施特劳斯的提问方式把现代性危机逼到了“要么苦海无边，要么回头是岸”这样似乎只能二择一的别无选择的地步。
既然“这哲学”变成了纸上的“罗陀斯”，何不就此一跳，放弃说大话的权利。
“这哲学”当然不只在施特劳斯的意义上，但哲学伸展的维度相切于现实的根基，相关于超验的神域，仍是可尝试的。
特别是“这哲学”应有“临界”的经验，除了生成性的悖论式偶在，还有同超验域的神圣相关，目前至少要有走出本体主义与虚无主义两极震荡的努力。
论证在这里无能为力。它需要的是原初的解释，即在“超验”与“经验”之间、在“启示”与“理性”之间传递信息（注意，少不了隐藏与虚构），所以我们打算用符号化的“hermes”作中介，连接“启示”与“理性”之间的原始信息，此辑故名为“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把“启示与理性”放在他所阐释的犹太正教神学与希腊雅典哲学的名下，用以区别基督教耶稣神学与启蒙理性主义哲学，特别是后者的技术理性形态。施特劳斯把这看作回到“启示与理性的绝对开端”。相反，有人则把它叫作回到“地中海区域的地方主义核心”。我们宁愿将“启示与理性”当成是超验与人类的整体相关，其中自然既不缺乏也不取代东方的“天道”启示与“圣人”理性，自然更不能拒绝或放弃历史与现实的灾难、危机中所“给予的”现代“启示与理性”——它们不是可以丢掉的“盲肠”。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来自“神圣”还是来自“自然”，“启示”所开启的超验之维，对我们终究是不能缺少的，只是我们要忍耐，要在“诸神不和”之后聆听中和之神的“启示”。
“理性”，的确有一个救治“技术理性”的僭越而回复“理性”自身的难题。其难在于，何谓“理性”自身，如何“回复”？是否“古典理性”才是“理性”自身，向“古典理性”回复才是“回复”？古典理性的张力与现代理性的悖论难道没有一点家族相似？没有人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施特劳斯不过“特例”而已。谁说路已走完？例如，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佛在哪里说？在横向的历史中说过去未来，还是在当下垂直的心里头上说沉沦净化？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如是说；立在虚无之上用强力支撑自我以抗拒虚无的超人尼采如是说。反对历史主义的施特劳斯何必非回到历史的开端而丧失或放弃对“现实戏剧性细节”解释的能力？“道在屎溺”不也是对虚无的一种“启示与理性”？20世纪的人类灾难（去魅）与科技繁荣（物化）难道没有当下垂直的“启示与理性”可言，非回到“地中海区域的地方主义核心”不可？“立地成佛”的“地”，所启示的是非如此不可的“私地”（如耶路撒冷或雅典），还是非历史非地域的“公地”？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敞开着的。
此辑问题虽然相对集中，但立义取向仍各行其是。除了这种探讨的风格是我们想遵循的，其他皆可放在尝试的可能性中。
我们知道，开头难，继续更难。
唯愿：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001年1月4日
第二辑“编者前言”
“启示与理性”出版后不久，我们即得知，慕尼黑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讲座教授heinrich meier愿意将他的“warum politische philosophie？”授权我们在中国发表。为此不得不提前组织第二辑的内容。但首先得确立我们自己的意图，它是在朋友们的讨论中集中呈现出来并最后确定为约稿主题的：
神学、哲学、政治哲学，
时间上的“古今之争”与空间上的“诸神之争”，
以及争论的实质或出路问题。
从目前截稿的情况看，应邀者虽各有各的关注点，但编辑的解释方向仍是开放的，并没有为一家之言所垄断。
作为编稿人，有些感受的固置已超过了一般的阅读，不能不给予特别的提示，至少有两点：
（一）什么是“哲学”？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哲学”今天怎么了？或是“反省”，或是“注意力转移”，或是“回归源头”，是否意味着放弃或它不曾有过？所谓“古今之争”难道一定是“非此即彼”？除了“河东河西”，真的没有别的出路？本辑中的“偶在论”至少是一种突围的尝试。
（二）哲学为什么要向“神学”和“政治哲学”上下两个维度延伸或转换？以前围绕哲学的是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文化哲学特别是人类学、语言哲学特别是欧陆解释学与解构主义，今天哲学几乎被社会理论所取代，但很快又被政治哲学与神学带回到西方哲学的源头寻求本质的合法性。这种寻求我们忽略很久了。后者在本辑中几乎占了大部分篇幅，包括两篇译文和一篇访谈，从古希腊、中世纪、霍布斯、休谟、黑格尔直到现当代黑格尔左派——右派的合题。
也正是这两点的原因，我们将“启示与理性”的第二辑定名“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然而，哲学的“回归”也好，“转向”也好，哲学并没有随之裹挟而去；哲学成其为哲学的，不是它有一个本位需要固守，而是它的固守在“出离”中，由此而敢问。
例如，在“古今之争”上，我们既不“厚古”也不“薄今”，或相反，我们想找到现代可以承纳古代的智慧空间。在“诸神之争”中，我们既不独尊“儒教”也不顶礼“一神”，或相反，只想拆除助长“仇恨”的“意识形态”栅栏，其中，“神学”“哲学”“政治哲学”历来最是意识形态的摇篮。“唯一的敌人是仇恨”，难道从古至今的神学、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还有不明白的吗？谁都明白，谁都做不到。所以，神学政治永远做不到伦理学的分上。中国有伦理学，但能否做到超越诸神的“天道中和”的分上呢？哲学因此而有问。
我们之所以想不避任何困难地坚守这块阵地，盖因这哲学还有此一问，它不会被任何身份的神学或政治哲学或其他的什么“学”、什么“主义”席卷而去。
最后，对给予我们支持的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致以谢忱。
2001年9月20日
第三辑“编者前言”
解释学中有这样一个类似“谷物”“秃头”的问题式寓言：“一支溃逃的军队是怎么停下来的？”你不能说哪一个人停下来这支军队就停下来了，也不能说哪几个人、哪些人、哪部分人……但事实上，这支溃逃的军队终归停下来了。一百多年来，被西学笼罩的中国学术，颇有点类似这支“溃逃的军队”，不过方向有点变化，“溃逃”变成了“尾随”（“精神在押”？“精神被俘”？）——我们是一支如此“尾随的军队”。于是问题式寓言换成：“一支尾随的军队是怎么停下来的？”“尾随”比“溃逃”更难摆脱“胜利者”强力的震慑。因而长期以来，不知是该问“这支尾随的军队有停下来的能力有停下来的意志吗？”如果连停下来的“意志”都没有，更何谈起停下来的“能力”？
今天是否到了这样说的时候：“这支尾随的军队开始有停下来的迹象。”或至少像马克思时代的德国：“意志已备，能力尚缺。”这种“迹象”是不是指相当一部分学者已经成了对西方有所言说的名家？当然也是。但我们察觉的是另一种消极得多的“迹象”，那就是能在“跟随”中把“不断变换的跟随”变成问题本身重审。
本辑推出的墨哲兰“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便是一例。
在“四次跟随”的“四次重述”中，作者发现，每次陈述西方思想的“开端”或“本原”，都不相同，而且其中大都是难免的“假设”——其实历来不同的更迭已然造成了现代没有开端、没有本原的虚无主义；然而虚无主义仍不过是召唤“本原——神灵”的一种准备或过渡——因而归根结底，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不管西方说什么或怎么说，有也是有，无也是有，非西方人都得信，就像他们说“他们的神”是人类的“一神”，全世界非得当“一神”来膜拜一样。换句话说，真正的开端“在哪里”并不重要，西方人“说哪里就是哪里”才是重要的。
跟到这个地步，才懂得尼采以他特有的坦诚公开的箴言：“存在就是权力意志的解释。”所谓“真理”“一神”无非是“权力意志”而已。
迷人的“真理偶像”和“一神偶像”破灭了，继起的“权力意志偶像”露出了“致命”的冷酷——没有“权力意志者”出路何在，只有尾随“灵魂领导者”。
或许冷酷也是一种形式的清醒，特别对于那些总以为“真理”和“一神”属于西方以致跟随都跟成了习惯的人来说，“权力意志”的“致命”的“冷酷”说不定还是揭穿自由温情假象的“复活”，如果它能“复活”的话！
当然不是期待古老帝国的复兴这样剪不断的旧梦，但也不是堕入虚无主义的历史长夜，听信那闪现的星光不过是“权力意志”无限轮回的解说，像漫天漂流的星斗。
这个问题，西方人有西方人的解答，东方人有东方人的解答，其间也有惊人的相似。例如，你至少得把西方的“普遍性”还原为“特殊性”，把西方的“一神”还原为“诸神”，把西方的“技术”还原为“剥夺剥夺者”之人类共同面临的“渊薮”，大家都能还原到“知其是守其在”或“知其白守其黑”的意志与能力上来，真正对话的时代或许就来到了。
这就是我从本辑中深切感受到的。
2005年4月3日
第三辑“编后记”
在海南，我们自然选择了一种日益边缘化的生活方式。
边缘，应该是界限上的行走。而界限必须相关着尽可能大的思想的视野。问题是我们有足够的视野吗？我们真的曾经找到了并持守了界限吗？因此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或许能使我们更专注于思想的事情，但却并不能担保我们一定能在临界的倾听中成为思想的命运的被传召者和承担者，道说“存在之真理的‘口授’”。这里，“听——说——写”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显隐相关的，都可能因为单向的解释和取舍滑落在了自居中而走向独断，狭隘的自居可能独断，丰富的自居同样也可能独断，从而同样落入相对主义归根结底是虚无主义的命运。整个人类的思想资料中浸泡着各种尝试和灾难，一路走过来给予我们的就是单向的解释和取舍的警示。
但也许退一步天地开阔的缘故，多年来我们不断吸取着朋友们提供的各种思想资料，极大地拓展了思想的视野。
当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尖锐地挑战形而上学哲学的走火入魔时，海德格尔“将形而上学带到边缘”的悖论提示同样具有尖锐的挑战性。哲学和政治哲学可以不直接回答苦难的问题，但它们的界限都一定相关着苦难的土壤。当然有封闭边界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走火入魔，但在今天仍然将苦难视为自然正当的单向度的政治和政治哲学或许也同样是一种偏颇。问题迅速在“启示与理性”立起的界限上结集，于是有2001年3月《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的问世，紧接着是同年12月《启示与理性：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的问世。
这里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实际是从施特劳斯回溯尼采回溯苏格拉底，但不仅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而是站立在存在的界限上的苏格拉底，即回溯的真正指向是想复活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陈述逻辑化倾向抽象掉的生活，并在多层解释中还原苏格拉底领受启示但又不得不显隐相授的临界理性，由此让我们再次领受这些回溯开端的解释有怎样虔敬而献身的精神。于是哲学的回归本身就是转向，它面对的从来是生活的当下，是对现代性危机的为着政治的审理。
而后三年的沉寂固然有人力财力捉襟见肘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还是思想的原因。思想在西方思潮问题背景的多方拓展中穷于应付，才是真正的捉襟见肘。哲学与政治的共契，哲学与历史的整全视野，聚焦于古今之争，而古今之争背后是诸神之争。它的思想的实感直逼西学中取的各种思潮的边界，有助于我们回复自身的警醒，于是《启示与理性：“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成为呈现在这里的新的结集。
感谢吴伯凡先生、田立年先生、成官泯先生、王昊先生在“启示与理性”前两辑的编辑、出版中所做的努力。
感谢倪为国先生为这一辑“启示与理性”的出版给予的鼎力相助。
最后，仍然要感谢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一如既往地给我们提供了自由的时间和空间。
2005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