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记：被问题审视的记忆除了读别人的文本—那些死去了的思想残骸，我本该面对自己已经在死去或者正在悄悄死去的躯体。说来惊吓，一切过去的经历，哪怕是刚刚发生的，转身已丢失，仿佛被一个巨大的、异己的黑洞吸去，它不再属于你，除非你能用语言将它拽到某种记忆复活的意向中，使感知、想象也同时在记忆复活的意向中获得一种瞬息性，使某种经历以语言事件的方式呈现、还原。但语言也不属于你。它同样是巨大的、异己的、黑洞般的存在，除非你能借用某种语言载体激活它，即在指涉中获得再生的自我性，使它在这一刻成为贴己的即切近身体性的语言的物性，它因此成为对这一个人敞开的、可倾听的表达。只有在这样的交互性中，你才不仅给予了，还同时使这给予获得公共性的生存权利，即在公共语言的生活空间，你的表达成为陌生者的照面。
在离群索居忙于事务神情恍惚的日子里，我不仅在丢失我自己，也在丢失你、丢失他。因为不被倾听的我、你、他在“我”这里都是不存在的。这里的倾听当然是在交往沟通的意义上，包括语言、语言行为主义的交往沟通的意义上，被使用乃至规定的。最广泛的、跨越时空的交往沟通方式就是阅读。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我不得不遗憾自己丢失了太多阅读的契机。
而阅读不仅是“读”，而且是进入，是在不预设目的的阅读中随处把握的进入和进入中的提取。没有这进入的阅读和提取，经历也往往被丢失了，不仅是当下经历的丢失，也是用思索带出过往经历的机遇的丢失，因为即使是纯逻辑概念、范畴的推演式的思索，也无法彻底摆脱经历的经验的粘连。甚至可以调转一个方向说，即使是纯逻辑概念、范畴的推演式的思索，也可能离不了经验偶在中的转换的契机。经验、语言的给予被给予的相关性，在思索的动态呈现中，其直观性几乎是可以洞察的。因此强调进入的阅读和阅读中的提取本身就包含“我”（我的问题、我对事件的取舍视角，乃至我的身体同历史的摩擦和交接留下的各种独特印记所构成的内在语境），同他（他的问题、他对事件的取舍视角，同样乃至他的身体同历史摩擦和交接留下的各种独特印记所构成的内在语境）的相参照的区分。
因而阅读不仅是读他、读你，首先是读我、读自己。而作为载体的语言，即激活着记忆的语言，除了书本即文本形式的语言，也包括日常语言的现象描述。甚或只有从文本形式的语言有意识地扩充到日常语言的现象描述，才可能更多地具有经验转换的包容视角和直接契机。问题只在于这描述如何走出诗人与思者之间的悬浮状态，达到既避“日常化”又避“诗化”的学理要求。
这里，语言复活记忆，实际是反身阅读自己，这个“反身”本身就是我和我的时间缺口—即连续性的时间在“反身”中呈现为断裂，我也只有在这断裂中才真的可能直观自身，否则“我”永远是在连续性中消失着的。而只有反身阅读自己，记忆才可能走出日常记忆或浪漫化记忆的记忆的假象，在再感觉或再思索中语言化。因而真正的记忆总是被问题审视而牵引的。
……转眼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了。1990年的早春，在六部口拐角进去，在那个信步在长安街上纯属偶然找到的小旅馆的客房里。一切交谈的细节都已淡化、退隐。只有一句“对话”持久地停留在—那个时间。
那是我同我的一位那时已相识近十年的朋友的对话。当他第一次知道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那是一个寒冷的、被早春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的日子。
我还记得，更早，1985年的晚秋，我和我的朋友应邀到四川成都参加一个美学研讨会，回武汉时绕道西安，在陕西师大逗留时，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的女作家固执地同我争执的一个问题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否过于看重自己所承受的苦难和痛苦，因而对下一代人取苛求的态度。我已不记得我是怎样为自己和自己的同代人辩解的了，只记得其间的沉默，和简陋的教师宿舍中昏黄的灯光暧昧地摇弋的光影。
多少年，除了偶尔打开记忆的门扉，除了在心底保留着一代人独特经历的记忆，我毋宁说更像一个封闭了窗口的单子，突兀地飘离了背景，只以一种或许带有这经历印记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游离地同外界保持随机的联系。但经历中的许多事情其实是不可能丢失的；但背景其实是不可能丢失的，如同一个人生长的土地，即使它吞吐着莫名。阴历1968年底，我和我的同学一起插队到鄂西北山区。一去就碰上了那年冬天的一场特大的雪。在郧县南化，那个当时连真正意义上的公路都不通、只有一条路况简陋的泥土路通达的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这场一下就止不住的大雪，意味着同外界完全中断联系的、冰封雪冻的孤单的落寞的世界。除了用早已准备的湿树疙瘩围着堂屋用石头围的“炉膛”烤火，人们似乎无事可做。只有我们“知识青年”兴奋不已。长那么大第一次看见漫山遍野银白色的覆盖，白得耀眼，白得厚实，白得宁静，只有若隐若现的炊烟在低矮的农舍上淡淡地袅绕，像银白色山野起伏的呼吸。我的刚刚远离喧嚣、一时还耐不住寂寞的心，几乎是被一种巨大的凛冽的单纯所震慑。
这个记忆是刚刚补记1990年早春那个飘雪的日子一下唤起的。说是“一下”，但并不直接—中间还有一个跳跃的记忆，即1990年前最后一次离开北京的情景。那是1984年的春天。北京，劲松，一个半地下室的宿舍里，一群朋友中间。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突然想念长江边的家，我知道我是因为深深的感动才这样想缩回内心，但我无法解释。我在一个清晨醒来突然决定提前回汉，并立即买了当晚返汉的火车票……拿着临时买的回汉的车票，伴随泪水喃喃而出的是像雪中的足迹一样单纯的诗行：“下雪了/纷扬的雪花/带给我一片想象的洁白……”那天深夜，朋友们一起骑自行车送我去北京火车站，离开劲松不远，自行车的小队伍刚一拉开，我坐在一个朋友的自行车后架上若有所思地摇晃，夜色中清晰地传来另一个朋友乘着夜色对我的评价或批评：对于男人是财富的东西，对女人却是不堪忍受的负担。那一刻，我被震动了。当零点，北京至昆明的火车缓缓启动时，倚在车窗口，目送五位朋友的身影同月台一起远去、一起融在愈远愈温暖的灯火里，我想：为了你们，我也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在你疲惫不堪时，你的几乎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意志，能够兑现这句从未表白的承诺吗？没有表白是因为无须表白，如同有一种感激也是不需要表白的。因为它首先只对一个人自己有意义。在纯然对自己有意义的意义上，人与人的交往，包括感激、许愿、承诺，首先是在自律的原则上建立的一种自我要求。你只能说，这是一个持久的承诺。它也只能在持久中获得意义，最终成为一个可能兑现的承诺。
说到女人不堪忍受的负担，这正是你要存活的意义。你注定了不是，也不能是性别的被动承受者。如果是，那你就退回到平庸的补偿，像革了一阵子命后当了阔太太一样。这种性别恢复与认同是你需要的吗？它只是软弱时的一种后悔着的安慰的援手。你只能在这个性别中立的经历中往前走，才能走出一片开阔地，为常人所不能企及。
事实上，这种性别中立的特殊性特殊感受，是你的一大财富，它一直延伸到今天你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你承担的远远超出一个性别女人所应所能承担着的责任与命运。如果这是女人，这也是一个在自然人的意义上的大写的女人，而不是时下流行的小女人。你要在这个方面自觉自信起来，并寻找着它的文字。
前面这些扑朔着的文字或许是真实的，但只是一面的真实，它显露的是一个隐含着哀怨（伤感）的女性文字。这里有另一个角度，不是要一个取代一个，像今天自己把自己坚挺起来的女权主义者。今天的上帝它的性别是中立的，它的严威中有着自我承担的苦弱。柔弱和坚强共同塑造了你，但最后选择的一定是要灵魂出窍者。若不这样，你就辜负了你的经历。
然后除了一次中转火车的几小时逗留，六年我没有去过北京，直到1990年的早春。
“雪”，在这里成为记忆转换的契机，它凝结着越久远越单纯的想象，像一种气息、一种氛围，毋宁说像想象着自身的纯洁和宁静。
我只在郧县南化待了一年，从1968年阴历年前的那场大雪，到1969年11月23日的第一场大雪后不久我“戏剧般地”离开。1969年11月23日—不知道这么一个具体的日期、一个并不具有特别意义的日期，跨越近三十年的岁月，是怎么辗转曲折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的—
那天，下雪了。
1969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据说比往年下得早。在被称为湖北西伯利亚的鄂西北，在那样一个三省交界的小山庄的日复一日的农作生活中，那个日期被偶尔地记住只是因为同“雪”连在一起。
在那之前、之后发生了那么多戏剧性的事情，有那么多该记住的“日期”都没有记住。我用的是“戏剧性的”这个字眼。它隐含着赫尔岑用“家庭的戏剧”直陈各种形式的惊心动魄的死亡事件的影响。那一段日子同样伴随着死亡的阴影—肉体的、精神的，伴随着亲人的骤然地永久地消失，伴随着疑问、背叛、分裂，伴随着不能成眠的夜晚和噩梦不断的白天，伴随着没完没了的“怎样才更接近正确”的自我拷问……即使在远离都市武汉一千多里的、与外界隔绝的大山里，我们也终于没能逃避革命对1968年人的一种具有多重含义的考验—1969年秋天，追查“5·16”运动连带的大清査同时发生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土地。
我几乎想—说“想”还不准确，而是几乎无意识地，我的文字没有停顿地跳过了这一段生活—把它留给遗忘。但我无法遗忘。近三十年，沉睡中跌入的噩梦像一块意志无法覆盖的飞地，执拗地惊醒着我的失语的记忆—我知道，我必须面对它。我唯一能做的是有一天用文字聚拢它的魂灵，将我的悼词像鲜花一样地撒上。
在那场大雪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南化，离开了我们的知青小组，离开了我们知青小组已当作了“家”的“兴阳寺”—那个在半山坡上，因哪年哪月的一场大火烧得只剩下一个“正厅”、半个“偏舍”，虽已破败，但还闻名乡里的寺庙。1970年的5月，我再度回到了郧县，几乎是独自在那里生活了近十年，但我再也没有回过南化。“兴阳寺”的“家”和我们的知青小组，终于成为了一个被无限搁置了的年轻的梦想。在南化街的临时汽车站，在那个残雪还没有完全融化的寒冷的早晨，目送我的知青伙伴和我的“兴阳寺”在那辆破货车掀起的尘土中一点点远去，我怎么也想不到，挥手之间，那个梦想已永远留在了身后。
不知为什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了一个古怪的感觉：我从来没有真的年轻过，我从来没有我们从小说、电影中看到的和听到的五彩缤纷的“青年时代”。当我背负着我的问题和“不论我到哪里，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都会和我同在”的祝福，一步便走进了漫长的隔绝和孤独时，我也便一步就走进了“他人眼光”的囚笼。在那里，年龄、性别早已褪色，一切丰富的感觉或感觉的丰富性都被简化为观念，“他人的眼光”就是观念。无论我无视他人的眼光还是迎着他人的眼光走去，我都只是在这囚笼里跳舞。我成为“他人的眼光”的囚笼里不能停止的舞蹈者，“因为停止就是死亡”。
“因为停止就是死亡”—这句话在这里纯然是一个事实陈述。“不能停止”的事实下隐含着或“主动”，或“被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愿形态。当我说“‘不能停止’和‘不能迟到’一样成为永恒的内心要求”时，我是从被动的事实一下深入到我的内心，在那里赋予“不能停止”同“不能迟到”一样的主动意愿；还不仅如此，这主动或许已被赋予一种直面死亡的彻底，因为不彻底到直面死亡是谈不上真的主动的。换一个角度，“不能停止”在被动的意愿形态中是对于一个不能更改的事实的一种被迫反应—以死亡作为参照；“不能迟到”是对于自己的、提前的、主动性的要求。这里重要的是将存在状态、心理状态、表达状态结合起来，当然这里所说的心理状态已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结构性的，既是存在的内化，也是一个与超验相关的概念。存在则可以当作被抛的处身性。它已开始有反思。
1988年8月，我的第一本书稿《升腾与坠落》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久我收到责任编辑的信。十余年了，我还能背下这封信的许多句子：“……我读稿常常是一目十行，读你的稿却不得不一行十目，读得筋骨紧缩、手心出汗，并不是你的太哲学化的表达使我觉得困难，而是你的情绪……许多人，其中不乏你亲密的友人，他们都找到了一种归宿、一种宁静，而你却不能，仿佛穿上了红舞鞋，只有不停地跳下去，因为停止就是死亡……”这是我记忆中珍藏的句子。我的感激同我的承诺一样是无需表白的。
也许只有一种苦难和痛苦是与生俱来、永不可挣脱的，那就是自我苛求和自我责难。这种自我苛求和自我责难的真正境界是在内省中立起超出自我的维度。这超出自我的维度不是观念的或具体的他人的眼光，而就是在纯哲学的意义上的“他者”，是我的有限性的限度。这一点是我在很多年后才慢慢悟到的。那时，我还不意识这个问题的重要和严峻。而现在，即使我有所领悟，“他在”和“我在”的关系对于我，仍然是问题。这里暂时搁下。
我感激朋友的理解。理解有不同的方式。我突然想再回到八九年前的那场“对话”。
对话有许多种，有的对话留下的空隙是当时不能想象的。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那我受的苦呢？”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例如这三句问答之间似乎没有联系，因为它们自身都在转换中。第一句是对“父辈受苦……”这样一个直陈事实的直接追问，第二句突出的是下辈的受苦，而第三句则把苦难变成了财富。那么父辈的苦难就成了可以继承的“遗产”，谁知道子女会更富有呢。这里最基本的事实是：苦难和痛苦就是苦难和痛苦，它是已经承担的或还将承担的。
而我的苦难和痛苦是我的财富，却必须有另一个前提，那就是—我必须有转换苦难和痛苦的能力，否则苦难和痛苦就只是消逝着的、磨损着的苦难和痛苦。只有自己承受了苦难和痛苦，并且还有将苦难和痛苦转换成财富的能力和自信的人，才会不假思索地惊叹你的苦难和痛苦，像惊叹你的财富—前提的前提是“相似性”成为理解的前置。想起中学时代人们常用来开玩笑的“同类项”这个词隐含的默契，想起能受苦而不诉苦的牛虻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那位睡在铁钉上为着检验自己意志的拉赫美托夫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特殊影响。我努力想记起，在那个寒冷的早春交谈的沉重氛围中，我是否曾有一刻想轻松地笑一笑，像碰见一个中学时代的年轻伙伴，来不及多说，也自然会用一个会心的笑打一个招呼。
但这仍然是一个还需要检验的事实，仅仅理解都远远不够。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将苦难和痛苦转换成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至今只是一个愿望而已，尤其是就思想财富而言。
有时候不理解也是一种理解的方式。如果这不理解是为了一种区分的理解，或者这不理解是为了找到一种理解的可能。那么我怎么能轻率地忘记十几年前的那个晚上那个纯然邂逅的交谈，忘记那个直面我的女孩子。一天我偶尔地想起那晚的一个旁听者，同时也是我那晚新结识的朋友，十几年后我们竟先后来到天涯海角，在一段时间成为近邻。正好他挂电话问我一件事，我问他，他一时对那晚的谈话一点都记不起来了。我告诉他我记忆中的谈话内容，他才回忆起来并惊异我的记忆。其实天知道我丢失了多少记忆，而那个邂逅的交谈，却因为直抵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因为为了理解的质询甚至责难，而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成为一个亲切的、警醒的回忆。
很多年来，我一直反省我们经历的苦难和痛苦，不论是直接经历还是间接经历，直到试图对苦难和痛苦作出相关性的区分。而现在，我必须直接回到我的经历中，回到使我有可能深入对苦难和痛苦作相关性区分的撕裂的伤口中。撕裂的事实之成为持久的事实意味着伤口的不可愈合。我已不可能再回避甚至一直回避下去。
我不能不面对1969年郧阳第一场大雪前后的日子，从那里进入一种追溯的可能……
我不知道我将在这个“回溯”的字眼下留下什么样的文字，同样，也许除了日常语言的现象描述我其实并无别的选择。重要的倒是如何真的做到既避免日常化又避免诗化，在“经验—思入—表达”的描述性中，走出诗人与思者之间的悬浮状态，即在二者的张力中走出自己的思路—走在中间。
我首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他人的眼光”—那是我的经历留给我的最深的烙印之一。
“他人的眼光”或许可以作多种理解。
对于没有“自我”的我来说，他人的眼光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人的眼光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我的世界，例如他人的思想与表达就已是我的思想与表达。
“他人的眼光”对我成为一个问题，那多半是“他人的眼光”
与“自我”处在某种对立中，这可以从个人的经历中逐层剥离使它的意义浮现出来。
作为经验，他人的眼光几乎是一面魔镜。
有赞同的，有赞同中的欣赏，有欣赏中的目的与交换，有赞同中的乞求或背弃……因而这赞同常常成为陷阱，它是意志软弱者无可解脱的迷阵。它比单纯的反对可怕得多。
有怀疑的，尤其是冷静者的怀疑简直是虚无化的力量。
有审问的包括审问的各种变种形式，如果“怀疑”只是显示着正确的限度，那么“审问”，总是要你交代动机的不纯。它不仅造成志同道合者的分裂与背叛，连自我也常常在审问下动摇严守真诚与功利的两难。即便你能抗拒审问公然的污蔑，但你不能抗拒审问形式下人的尊严的脆弱与动机的暧昧。在这种审问形式中，你不难发觉作为审问前提的种种观念的虚伪与功利。然而真正的腐朽却在于，同样的这些观念正是被审问者的信条。就这样，在观念的内部自己诋毁着自己，结果常常是同归于尽。除非一方有足够的自欺本能。换句话说，他能把共同的理论甲胄武装到更高一筹的牙齿上。
还有世俗化或不如说平庸化的，那眼光仿佛永远在说：“不就是那么回事吗！”你坚持时这眼光的平庸或无聊或许成为反证，但你动摇或疲惫时，它却像蛀虫在悄悄地腐蚀，特别是你为之奋斗、战斗的对手与目的，包括真理、理想，在苦难的事实中像纸牌楼坍塌后。
……
所有这些“他人的眼光”，尽管形形色色不同，但有一点奇怪的相似，那就是它们都有捉摸不定的内核。如果它们是坚硬如一的，我可能很容易抗拒和反弹，但它们不，它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策略，它的坚硬是针对着你的坚硬下难免的阿基里斯踵—那就是自我难免的限度和软弱。因此，你要么坚挺不住而倒下，要么你只能正视自己的限度与软弱而准备着死而复活。坚不可摧的防线是没有的。
这种“他人眼光”的核心，其实是自我反省的对应。在这个意义上，“他人的眼光”是人无可逃避的魔镜，或像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一样。
然而，使我迷惑不解的是，即使我有此认识与反省，“他人的眼光”仍然常常成为我的“囚笼”。作为前提，它又是同某种“驱逐”“入另册”的异端化相联系的，类似于“驱逐出教会”。或许更甚，“他人的眼光”本身就像卡夫卡描述的审判一样，而且是一个无限拖延着的但已定性了的终极判决，使你永远处在它的无形剥夺中。
事实上我知道终极判决并未以制度形式执行，而是定格在他人眼光的评判中，这无非是一种事实上或精神上的边缘化生活。换句话说，被社会正统意识、主流文化视为异端，而且自己也在他人的这种眼光中自确定为异端，并开始过边缘化的生活。
这是一个事实，不同的是为什么你特别严重地感受着它深深的压抑有如“囚笼”。
“囚笼”如果只是隐喻着精神压抑或意识形态限制，这本然就是正常的意料中事，问题是，即便有压抑感，但为什么这种压抑感转化为强迫症而造成过度失调。这里显然有太个人化的原因，例如对“中心—边缘”的形式对立的敏感，如果一个人有很强的自我中心的形式意识（即无意识），这种敏感才沉积为被迫心理症。
这纯粹是可从字面分析而引申出的理解。再引申，自我中心的形式要求是“安全感”即私人空间的不可侵犯。如果是这样，就有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社会化的他律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是如何转化为要求私人空间的自由主义者的？这私人空间的自由主义，其积极方面是，它要求最低限度的不受他人支配或干扰的自由与自保，也就是说，他律的社会人变成自律的个体人。
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消极的对立。积极的是我能否将此对立转换为某种既消解“他人的眼光”的前提，又在自我反省中建立共生的偶在机制。
如果我有此能力，我才真的可能—将经历中的苦难与痛苦转换成财富。
1998年5月初稿
1999年6月完稿
在离群索居忙于事务神情恍惚的日子里，我不仅在丢失我自己，也在丢失你、丢失他。因为不被倾听的我、你、他在“我”这里都是不存在的。这里的倾听当然是在交往沟通的意义上，包括语言、语言行为主义的交往沟通的意义上，被使用乃至规定的。最广泛的、跨越时空的交往沟通方式就是阅读。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我不得不遗憾自己丢失了太多阅读的契机。
而阅读不仅是“读”，而且是进入，是在不预设目的的阅读中随处把握的进入和进入中的提取。没有这进入的阅读和提取，经历也往往被丢失了，不仅是当下经历的丢失，也是用思索带出过往经历的机遇的丢失，因为即使是纯逻辑概念、范畴的推演式的思索，也无法彻底摆脱经历的经验的粘连。甚至可以调转一个方向说，即使是纯逻辑概念、范畴的推演式的思索，也可能离不了经验偶在中的转换的契机。经验、语言的给予被给予的相关性，在思索的动态呈现中，其直观性几乎是可以洞察的。因此强调进入的阅读和阅读中的提取本身就包含“我”（我的问题、我对事件的取舍视角，乃至我的身体同历史的摩擦和交接留下的各种独特印记所构成的内在语境），同他（他的问题、他对事件的取舍视角，同样乃至他的身体同历史摩擦和交接留下的各种独特印记所构成的内在语境）的相参照的区分。
因而阅读不仅是读他、读你，首先是读我、读自己。而作为载体的语言，即激活着记忆的语言，除了书本即文本形式的语言，也包括日常语言的现象描述。甚或只有从文本形式的语言有意识地扩充到日常语言的现象描述，才可能更多地具有经验转换的包容视角和直接契机。问题只在于这描述如何走出诗人与思者之间的悬浮状态，达到既避“日常化”又避“诗化”的学理要求。
这里，语言复活记忆，实际是反身阅读自己，这个“反身”本身就是我和我的时间缺口—即连续性的时间在“反身”中呈现为断裂，我也只有在这断裂中才真的可能直观自身，否则“我”永远是在连续性中消失着的。而只有反身阅读自己，记忆才可能走出日常记忆或浪漫化记忆的记忆的假象，在再感觉或再思索中语言化。因而真正的记忆总是被问题审视而牵引的。
……转眼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了。1990年的早春，在六部口拐角进去，在那个信步在长安街上纯属偶然找到的小旅馆的客房里。一切交谈的细节都已淡化、退隐。只有一句“对话”持久地停留在—那个时间。
那是我同我的一位那时已相识近十年的朋友的对话。当他第一次知道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那是一个寒冷的、被早春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的日子。
我还记得，更早，1985年的晚秋，我和我的朋友应邀到四川成都参加一个美学研讨会，回武汉时绕道西安，在陕西师大逗留时，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的女作家固执地同我争执的一个问题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否过于看重自己所承受的苦难和痛苦，因而对下一代人取苛求的态度。我已不记得我是怎样为自己和自己的同代人辩解的了，只记得其间的沉默，和简陋的教师宿舍中昏黄的灯光暧昧地摇弋的光影。
多少年，除了偶尔打开记忆的门扉，除了在心底保留着一代人独特经历的记忆，我毋宁说更像一个封闭了窗口的单子，突兀地飘离了背景，只以一种或许带有这经历印记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游离地同外界保持随机的联系。但经历中的许多事情其实是不可能丢失的；但背景其实是不可能丢失的，如同一个人生长的土地，即使它吞吐着莫名。阴历1968年底，我和我的同学一起插队到鄂西北山区。一去就碰上了那年冬天的一场特大的雪。在郧县南化，那个当时连真正意义上的公路都不通、只有一条路况简陋的泥土路通达的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这场一下就止不住的大雪，意味着同外界完全中断联系的、冰封雪冻的孤单的落寞的世界。除了用早已准备的湿树疙瘩围着堂屋用石头围的“炉膛”烤火，人们似乎无事可做。只有我们“知识青年”兴奋不已。长那么大第一次看见漫山遍野银白色的覆盖，白得耀眼，白得厚实，白得宁静，只有若隐若现的炊烟在低矮的农舍上淡淡地袅绕，像银白色山野起伏的呼吸。我的刚刚远离喧嚣、一时还耐不住寂寞的心，几乎是被一种巨大的凛冽的单纯所震慑。
这个记忆是刚刚补记1990年早春那个飘雪的日子一下唤起的。说是“一下”，但并不直接—中间还有一个跳跃的记忆，即1990年前最后一次离开北京的情景。那是1984年的春天。北京，劲松，一个半地下室的宿舍里，一群朋友中间。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突然想念长江边的家，我知道我是因为深深的感动才这样想缩回内心，但我无法解释。我在一个清晨醒来突然决定提前回汉，并立即买了当晚返汉的火车票……拿着临时买的回汉的车票，伴随泪水喃喃而出的是像雪中的足迹一样单纯的诗行：“下雪了/纷扬的雪花/带给我一片想象的洁白……”那天深夜，朋友们一起骑自行车送我去北京火车站，离开劲松不远，自行车的小队伍刚一拉开，我坐在一个朋友的自行车后架上若有所思地摇晃，夜色中清晰地传来另一个朋友乘着夜色对我的评价或批评：对于男人是财富的东西，对女人却是不堪忍受的负担。那一刻，我被震动了。当零点，北京至昆明的火车缓缓启动时，倚在车窗口，目送五位朋友的身影同月台一起远去、一起融在愈远愈温暖的灯火里，我想：为了你们，我也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在你疲惫不堪时，你的几乎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意志，能够兑现这句从未表白的承诺吗？没有表白是因为无须表白，如同有一种感激也是不需要表白的。因为它首先只对一个人自己有意义。在纯然对自己有意义的意义上，人与人的交往，包括感激、许愿、承诺，首先是在自律的原则上建立的一种自我要求。你只能说，这是一个持久的承诺。它也只能在持久中获得意义，最终成为一个可能兑现的承诺。
说到女人不堪忍受的负担，这正是你要存活的意义。你注定了不是，也不能是性别的被动承受者。如果是，那你就退回到平庸的补偿，像革了一阵子命后当了阔太太一样。这种性别恢复与认同是你需要的吗？它只是软弱时的一种后悔着的安慰的援手。你只能在这个性别中立的经历中往前走，才能走出一片开阔地，为常人所不能企及。
事实上，这种性别中立的特殊性特殊感受，是你的一大财富，它一直延伸到今天你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你承担的远远超出一个性别女人所应所能承担着的责任与命运。如果这是女人，这也是一个在自然人的意义上的大写的女人，而不是时下流行的小女人。你要在这个方面自觉自信起来，并寻找着它的文字。
前面这些扑朔着的文字或许是真实的，但只是一面的真实，它显露的是一个隐含着哀怨（伤感）的女性文字。这里有另一个角度，不是要一个取代一个，像今天自己把自己坚挺起来的女权主义者。今天的上帝它的性别是中立的，它的严威中有着自我承担的苦弱。柔弱和坚强共同塑造了你，但最后选择的一定是要灵魂出窍者。若不这样，你就辜负了你的经历。
然后除了一次中转火车的几小时逗留，六年我没有去过北京，直到1990年的早春。
“雪”，在这里成为记忆转换的契机，它凝结着越久远越单纯的想象，像一种气息、一种氛围，毋宁说像想象着自身的纯洁和宁静。
我只在郧县南化待了一年，从1968年阴历年前的那场大雪，到1969年11月23日的第一场大雪后不久我“戏剧般地”离开。1969年11月23日—不知道这么一个具体的日期、一个并不具有特别意义的日期，跨越近三十年的岁月，是怎么辗转曲折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的—
那天，下雪了。
1969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据说比往年下得早。在被称为湖北西伯利亚的鄂西北，在那样一个三省交界的小山庄的日复一日的农作生活中，那个日期被偶尔地记住只是因为同“雪”连在一起。
在那之前、之后发生了那么多戏剧性的事情，有那么多该记住的“日期”都没有记住。我用的是“戏剧性的”这个字眼。它隐含着赫尔岑用“家庭的戏剧”直陈各种形式的惊心动魄的死亡事件的影响。那一段日子同样伴随着死亡的阴影—肉体的、精神的，伴随着亲人的骤然地永久地消失，伴随着疑问、背叛、分裂，伴随着不能成眠的夜晚和噩梦不断的白天，伴随着没完没了的“怎样才更接近正确”的自我拷问……即使在远离都市武汉一千多里的、与外界隔绝的大山里，我们也终于没能逃避革命对1968年人的一种具有多重含义的考验—1969年秋天，追查“5·16”运动连带的大清査同时发生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土地。
我几乎想—说“想”还不准确，而是几乎无意识地，我的文字没有停顿地跳过了这一段生活—把它留给遗忘。但我无法遗忘。近三十年，沉睡中跌入的噩梦像一块意志无法覆盖的飞地，执拗地惊醒着我的失语的记忆—我知道，我必须面对它。我唯一能做的是有一天用文字聚拢它的魂灵，将我的悼词像鲜花一样地撒上。
在那场大雪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南化，离开了我们的知青小组，离开了我们知青小组已当作了“家”的“兴阳寺”—那个在半山坡上，因哪年哪月的一场大火烧得只剩下一个“正厅”、半个“偏舍”，虽已破败，但还闻名乡里的寺庙。1970年的5月，我再度回到了郧县，几乎是独自在那里生活了近十年，但我再也没有回过南化。“兴阳寺”的“家”和我们的知青小组，终于成为了一个被无限搁置了的年轻的梦想。在南化街的临时汽车站，在那个残雪还没有完全融化的寒冷的早晨，目送我的知青伙伴和我的“兴阳寺”在那辆破货车掀起的尘土中一点点远去，我怎么也想不到，挥手之间，那个梦想已永远留在了身后。
不知为什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了一个古怪的感觉：我从来没有真的年轻过，我从来没有我们从小说、电影中看到的和听到的五彩缤纷的“青年时代”。当我背负着我的问题和“不论我到哪里，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都会和我同在”的祝福，一步便走进了漫长的隔绝和孤独时，我也便一步就走进了“他人眼光”的囚笼。在那里，年龄、性别早已褪色，一切丰富的感觉或感觉的丰富性都被简化为观念，“他人的眼光”就是观念。无论我无视他人的眼光还是迎着他人的眼光走去，我都只是在这囚笼里跳舞。我成为“他人的眼光”的囚笼里不能停止的舞蹈者，“因为停止就是死亡”。
“因为停止就是死亡”—这句话在这里纯然是一个事实陈述。“不能停止”的事实下隐含着或“主动”，或“被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愿形态。当我说“‘不能停止’和‘不能迟到’一样成为永恒的内心要求”时，我是从被动的事实一下深入到我的内心，在那里赋予“不能停止”同“不能迟到”一样的主动意愿；还不仅如此，这主动或许已被赋予一种直面死亡的彻底，因为不彻底到直面死亡是谈不上真的主动的。换一个角度，“不能停止”在被动的意愿形态中是对于一个不能更改的事实的一种被迫反应—以死亡作为参照；“不能迟到”是对于自己的、提前的、主动性的要求。这里重要的是将存在状态、心理状态、表达状态结合起来，当然这里所说的心理状态已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结构性的，既是存在的内化，也是一个与超验相关的概念。存在则可以当作被抛的处身性。它已开始有反思。
1988年8月，我的第一本书稿《升腾与坠落》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久我收到责任编辑的信。十余年了，我还能背下这封信的许多句子：“……我读稿常常是一目十行，读你的稿却不得不一行十目，读得筋骨紧缩、手心出汗，并不是你的太哲学化的表达使我觉得困难，而是你的情绪……许多人，其中不乏你亲密的友人，他们都找到了一种归宿、一种宁静，而你却不能，仿佛穿上了红舞鞋，只有不停地跳下去，因为停止就是死亡……”这是我记忆中珍藏的句子。我的感激同我的承诺一样是无需表白的。
也许只有一种苦难和痛苦是与生俱来、永不可挣脱的，那就是自我苛求和自我责难。这种自我苛求和自我责难的真正境界是在内省中立起超出自我的维度。这超出自我的维度不是观念的或具体的他人的眼光，而就是在纯哲学的意义上的“他者”，是我的有限性的限度。这一点是我在很多年后才慢慢悟到的。那时，我还不意识这个问题的重要和严峻。而现在，即使我有所领悟，“他在”和“我在”的关系对于我，仍然是问题。这里暂时搁下。
我感激朋友的理解。理解有不同的方式。我突然想再回到八九年前的那场“对话”。
对话有许多种，有的对话留下的空隙是当时不能想象的。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那我受的苦呢？”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例如这三句问答之间似乎没有联系，因为它们自身都在转换中。第一句是对“父辈受苦……”这样一个直陈事实的直接追问，第二句突出的是下辈的受苦，而第三句则把苦难变成了财富。那么父辈的苦难就成了可以继承的“遗产”，谁知道子女会更富有呢。这里最基本的事实是：苦难和痛苦就是苦难和痛苦，它是已经承担的或还将承担的。
而我的苦难和痛苦是我的财富，却必须有另一个前提，那就是—我必须有转换苦难和痛苦的能力，否则苦难和痛苦就只是消逝着的、磨损着的苦难和痛苦。只有自己承受了苦难和痛苦，并且还有将苦难和痛苦转换成财富的能力和自信的人，才会不假思索地惊叹你的苦难和痛苦，像惊叹你的财富—前提的前提是“相似性”成为理解的前置。想起中学时代人们常用来开玩笑的“同类项”这个词隐含的默契，想起能受苦而不诉苦的牛虻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那位睡在铁钉上为着检验自己意志的拉赫美托夫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特殊影响。我努力想记起，在那个寒冷的早春交谈的沉重氛围中，我是否曾有一刻想轻松地笑一笑，像碰见一个中学时代的年轻伙伴，来不及多说，也自然会用一个会心的笑打一个招呼。
但这仍然是一个还需要检验的事实，仅仅理解都远远不够。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将苦难和痛苦转换成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至今只是一个愿望而已，尤其是就思想财富而言。
有时候不理解也是一种理解的方式。如果这不理解是为了一种区分的理解，或者这不理解是为了找到一种理解的可能。那么我怎么能轻率地忘记十几年前的那个晚上那个纯然邂逅的交谈，忘记那个直面我的女孩子。一天我偶尔地想起那晚的一个旁听者，同时也是我那晚新结识的朋友，十几年后我们竟先后来到天涯海角，在一段时间成为近邻。正好他挂电话问我一件事，我问他，他一时对那晚的谈话一点都记不起来了。我告诉他我记忆中的谈话内容，他才回忆起来并惊异我的记忆。其实天知道我丢失了多少记忆，而那个邂逅的交谈，却因为直抵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因为为了理解的质询甚至责难，而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成为一个亲切的、警醒的回忆。
很多年来，我一直反省我们经历的苦难和痛苦，不论是直接经历还是间接经历，直到试图对苦难和痛苦作出相关性的区分。而现在，我必须直接回到我的经历中，回到使我有可能深入对苦难和痛苦作相关性区分的撕裂的伤口中。撕裂的事实之成为持久的事实意味着伤口的不可愈合。我已不可能再回避甚至一直回避下去。
我不能不面对1969年郧阳第一场大雪前后的日子，从那里进入一种追溯的可能……
我不知道我将在这个“回溯”的字眼下留下什么样的文字，同样，也许除了日常语言的现象描述我其实并无别的选择。重要的倒是如何真的做到既避免日常化又避免诗化，在“经验—思入—表达”的描述性中，走出诗人与思者之间的悬浮状态，即在二者的张力中走出自己的思路—走在中间。
我首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他人的眼光”—那是我的经历留给我的最深的烙印之一。
“他人的眼光”或许可以作多种理解。
对于没有“自我”的我来说，他人的眼光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人的眼光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我的世界，例如他人的思想与表达就已是我的思想与表达。
“他人的眼光”对我成为一个问题，那多半是“他人的眼光”
与“自我”处在某种对立中，这可以从个人的经历中逐层剥离使它的意义浮现出来。
作为经验，他人的眼光几乎是一面魔镜。
有赞同的，有赞同中的欣赏，有欣赏中的目的与交换，有赞同中的乞求或背弃……因而这赞同常常成为陷阱，它是意志软弱者无可解脱的迷阵。它比单纯的反对可怕得多。
有怀疑的，尤其是冷静者的怀疑简直是虚无化的力量。
有审问的包括审问的各种变种形式，如果“怀疑”只是显示着正确的限度，那么“审问”，总是要你交代动机的不纯。它不仅造成志同道合者的分裂与背叛，连自我也常常在审问下动摇严守真诚与功利的两难。即便你能抗拒审问公然的污蔑，但你不能抗拒审问形式下人的尊严的脆弱与动机的暧昧。在这种审问形式中，你不难发觉作为审问前提的种种观念的虚伪与功利。然而真正的腐朽却在于，同样的这些观念正是被审问者的信条。就这样，在观念的内部自己诋毁着自己，结果常常是同归于尽。除非一方有足够的自欺本能。换句话说，他能把共同的理论甲胄武装到更高一筹的牙齿上。
还有世俗化或不如说平庸化的，那眼光仿佛永远在说：“不就是那么回事吗！”你坚持时这眼光的平庸或无聊或许成为反证，但你动摇或疲惫时，它却像蛀虫在悄悄地腐蚀，特别是你为之奋斗、战斗的对手与目的，包括真理、理想，在苦难的事实中像纸牌楼坍塌后。
……
所有这些“他人的眼光”，尽管形形色色不同，但有一点奇怪的相似，那就是它们都有捉摸不定的内核。如果它们是坚硬如一的，我可能很容易抗拒和反弹，但它们不，它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策略，它的坚硬是针对着你的坚硬下难免的阿基里斯踵—那就是自我难免的限度和软弱。因此，你要么坚挺不住而倒下，要么你只能正视自己的限度与软弱而准备着死而复活。坚不可摧的防线是没有的。
这种“他人眼光”的核心，其实是自我反省的对应。在这个意义上，“他人的眼光”是人无可逃避的魔镜，或像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一样。
然而，使我迷惑不解的是，即使我有此认识与反省，“他人的眼光”仍然常常成为我的“囚笼”。作为前提，它又是同某种“驱逐”“入另册”的异端化相联系的，类似于“驱逐出教会”。或许更甚，“他人的眼光”本身就像卡夫卡描述的审判一样，而且是一个无限拖延着的但已定性了的终极判决，使你永远处在它的无形剥夺中。
事实上我知道终极判决并未以制度形式执行，而是定格在他人眼光的评判中，这无非是一种事实上或精神上的边缘化生活。换句话说，被社会正统意识、主流文化视为异端，而且自己也在他人的这种眼光中自确定为异端，并开始过边缘化的生活。
这是一个事实，不同的是为什么你特别严重地感受着它深深的压抑有如“囚笼”。
“囚笼”如果只是隐喻着精神压抑或意识形态限制，这本然就是正常的意料中事，问题是，即便有压抑感，但为什么这种压抑感转化为强迫症而造成过度失调。这里显然有太个人化的原因，例如对“中心—边缘”的形式对立的敏感，如果一个人有很强的自我中心的形式意识（即无意识），这种敏感才沉积为被迫心理症。
这纯粹是可从字面分析而引申出的理解。再引申，自我中心的形式要求是“安全感”即私人空间的不可侵犯。如果是这样，就有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社会化的他律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是如何转化为要求私人空间的自由主义者的？这私人空间的自由主义，其积极方面是，它要求最低限度的不受他人支配或干扰的自由与自保，也就是说，他律的社会人变成自律的个体人。
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消极的对立。积极的是我能否将此对立转换为某种既消解“他人的眼光”的前提，又在自我反省中建立共生的偶在机制。
如果我有此能力，我才真的可能—将经历中的苦难与痛苦转换成财富。
1998年5月初稿
1999年6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