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是如何可能的？”
这个问题，可以由多种不同的角度进入或演绎。例如：
“个人如何从过去时的既成语言中置换出将来时的生成语言”；
或者，“个人从社会纷呈的各种形态的‘类共同体’中挣脱出来是如何可能的”；
或者，“个人参与历史意义的生成是如何可能的”。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的，都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现代性问题的各种引发，以及个人真实性的立足之点。
这几乎是一个进入学术界以来逐渐明确然后不断纠缠着自己的问题。
我是带着欧洲戏剧史的背景进入学术界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从史到文本的解读，我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易卜生悲剧、贝克特的“荒诞”剧及现代日常悲剧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情绪”，如何在不断地挣脱历史理性的定式，寻求自己生成着的表达。这里的生成着的表达与其说是莎士比亚、易卜生、贝克特的，不如说是在我与他者的相关给予中交互激发的。正是在这里，当“他在”不再是一个既与的、先在的、确定不变的前提，而在交互性中成为一个问题时，“我在”也同时成为了一个问题。
我常常突然地问自己：“我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追溯自己的基本情绪，我发现这一问题连同我的“情绪—无语”、我的“倾听和声音的阻断”、我的“身体性的自我相关”……都是在我的经历中生长着的。
我几乎从小就有一种抽象地“寻找”的倾向。对声音也一样。我不但逃避嘈杂的声音，也逃避各种被大人们经常重复着的声音形象，如“问”“叹息”“失望”“焦急”“兴奋”“激怒”等等。这些声音形象当然总是和什么东西联系着，明明我知道，但我就是不明白，一些具体的东西怎么会用这些声音形象来表达，她的失望能和我的失望一样吗？那不是她的失望也不是我的失望的“失望”是什么？别人“失望”了，可以哭；但“失望”为什么同我的生活这样生命攸关？而且几乎每一个基本词语对我都像咒符令我丧魂落魄！说错了一句话也值得如此这般的大惊小怪，或惊恐，或懊恼。为什么在黄昏时分，眼看着各家的窗口亮灯了，而我家的大门静悄悄地黑着，我听见的却是亮光的声音、黑暗的声音。以致这种没有任何声音形象的声音今天还留在我的耳朵里。我不属于亮光，也不属于黑暗。我在哪里？或许这是一种特殊的、脱离常轨的经历的馈赠与获得，是一个孩子蒙受父母及亲人从天而降的灾祸，从苦难和不幸的自我咀嚼中无意识剥离的敏感的端倪—它突兀而朦胧地指向感觉的感觉，即感觉感觉的感觉，就像指着“我看镜中我”的那个可以这样言说的“我”。或许，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事实和意义的分离凸现的初始经验及其表达，才可能在日后漫长岁月不断反身的经验中成为直观的问题。否则仅仅抽象地“寻找”的倾向，真很难说不会硬结在某种观念上成为任性的独断，就像最自在的情绪被固执为情结同样可能走向独断一样。
引导我的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哲学，我是走着走着突然意识到我在走，像里尔克的诗：“走向我”，但我并不知道我走在哪里，走向的“我”身处何位。“走”本身成为我和我的分离。只有这时，在阅读中寻找的哲学话语才有可能用来作后叙事的描述或表达。更具体地说，正是“断裂的声音”的捕捉，逼使我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转向现象学与欧陆语言哲学的阅读和学习。
所以，我不是像我的学西方现代哲学的朋友们那样，很早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现代转型的意识。1983年秋或1984年春天，一位北京的朋友在读了我那几年的文字后，一方面肯定我文字中思想的分量，一方面深感我的思维框架中古典哲学背景的坚硬，以致向我喊出“打倒黑格尔，解放萌萌”，我才警醒到思维方式的转换正在我的周边公然地进行。
但我必须走到我有切身需要的时候。如上所述，我本来就注意到欧洲戏剧史中“基本情绪”的演化，现在的问题是，“基本情绪”不但是进入对象性分析的切入口，而且还是从对象中引出、越界而造成置换的生成断裂处。后者的意识尤其具有“切身性”，只有这时，我才能在阅读习得的区分中找到自己问题的界限。
我的“身体性”本身就是对我的自我（主体）持存的限定，是对自我理性化的限定，特别是对自我的“理性僭越”即“本体化”的限定。而限定的层次或途径不是梅洛-庞蒂的“感知现象学”定位的“身体性”；不是福柯在性别的中立性中尖锐出的“肉身性”；不是舍勒的“爱”；不是海德格尔的“畏”；不是拉康的“无意识”（他人的话语）；也不是薇依的第二种“不幸”，即对不幸的精神性反省而“倾空肉体承受的世俗积怨，让灵魂空明以接纳上帝的挚爱”；—都不是。然而也正是这“都不是”的知识视野，使我不仅得到多方面的思想的启示，而且由此懂得界限意识本身所具有的思想质性。
我力求找到我自己的问题的有限的联系和转换。这便是我在《断裂的声音》一书中，通过各种铺陈的努力，最后想集中表达的“范畴关系”：
a.“身位”：“身体性”
“情绪”—“感觉”—“初始经验”
b.“时间”：“期待”
“错位”
c.“语言”：“断裂”—“无语”—“转换”
“神性的自我救治”
a.“身位”，指个人的真实立足之点，它不是由传统社会或他人或既成语言给予的，而是个人成其为个人的差异性的原生可能性。只有它才是个人的“身位”。其切口是情绪。有两种情绪：一种是“情结性”情绪，一种是“偶在性”情绪。前者造成阻隔、抑制、中断；后者是中断时可能发生的偏离与偶发，成为被感觉着的初始经验，即语言偏离、错位、断裂中的表达的端倪。这是断裂的声音，既是被倾听的语言的物性的自我显示，又是语言的物性引导着的人的身体性。因而身体性同语言的物性一样，成为给予被给予的相关性范畴。
b.同a的反传统（古典）的思维方式一样，“期待”与“错位”也是以时间的负面形式切入的，即它正好揭示着时间的连续性下面的断裂性。“期待”，除了有时间的倒置，还有从期待什么的被动性向期待自身显示的主动性返回的还原特征。“错位”，则是传统的时间断裂的另一种表现，即同一名词下的解释的冲突甚至陌生、漠不相关，由此显示多元的可能，显示空间层面的非相关的交错的可能。
c.有了a、b的切入与显现，生成性的转换才是可能的，它表现为断裂的无语状态，即既成语言不能表达而期待生成语言的自我显示。“无语”即是挣脱与寻求。“转换”主要是可能性的确定与获得，而选择与尝试。
最后，“神性的自我救治”既是作为一种自律的限定，又是作为超越的参照。
a、b、c的分解只是为了说明“范畴”的意义，其实，它们是互相渗透着的，“时间”和“语言”就在“身位”的自我生成中呈现出来。
……
我曾在我的《1999独白》中作过一个或许并非多余的说明。即当我刚刚确立问题推进的步骤，还远未来得及阐明上述的“范畴关系”，就是几年被迫的中断。各种事物与责任像泛滥的洪水把我裹挟而去，我在纷繁的嘈杂中几近丧失“听”的能力。这几乎是一种生命被折断的感觉。因为无论纷繁的嘈杂铺陈出的外部世界换一种眼光看多么丰富、多么有诱惑、多么富有挑战性，甚或它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样式本身也是超出价值判断，因而同样具有存在意义上的价值的，我仍希望守住一种观照的沉思，守住我的“无语的倾听”。我仍然知道什么是无限构筑的“绝壁”，什么是有限临界的“望台”。我庆幸这心的持守。
我必须回到情绪和语言问题上来。因为事实上，我是无法逃避长期关注的问题的追逼的。它几乎成为我的宿命。
在力图推进问题时，我从“情绪—无语”—经过“倾听和声音的阻断”、“身体性的自我相关”—转向“情绪—语式”。更具体地说，是力图更进一步地在现象学与欧陆语言哲学的背景上反省我的“身体性”。如果，卢曼曾把上帝叫作“集中的悖论”，那么对我“身体”更应该叫作“集中的悖论”。这就是“身体的偶在性”。在这一基础上，试图揭示作为“身体”物性的“二重情绪”—“情结性情绪”和“偶在性情绪”—同“自在性语式”“自居性语式”“相关性语式”的交互共生性，以通往公共语言何以作个人表达的可能之途。
“语式”（diskurs/discourse），一般译作“讨论”“商讨”，有的也译作“话语”。译作“讨论”是就总体形式而言，即有一种交往方式主要用“话语”交换问题以求共识或求同存异，达到沟通的目的。译作“话语”是就主要方式而言，它显然又不像英美语言哲学中以“句”作为单位的“表达式”那样程序化、定型化。我同意有些朋友取折中的译法，即强调交谈中应特别启发那些能容纳他在以求同存异的表达形式（语式）。而我认为这种“语式”根本地是受着“身体性的情绪”影响的。换句话说，“身体性情绪”中深藏着“共在”与“异在”的悖论，身体作为“集中的悖论”，恰恰昭示着它偶在的特性。因而这里的语式，即所谓“自在性”“自居性”“相关性”，是在同身体性的相关关系中，或更贴近身体性的层次上，区分着。或许，只有对这种更切身的区分的反身观照或反省，才真正可能反省到独断论语式的独断端倪，从而敞开语言在语言的张力中生长的可生成性。
总之，如我在《情绪与语式》一文中所概括的，既然情绪是人的在体方式，或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状态，那么，它既是人的观念形成的偶在动因，又是同观念形成自我指涉的模态演化的内在契机。因此，就我所论述的范围，至少在结构上，（存在—身体—）“情绪”，是基本的在世状态，（行为—观念—）“语式”，是个人和世界的主要沟通方式，而我所关注的正是它们相互转换或自我指涉的中介环节和形态。
这本为参加“海南大学人文丛书”而匆忙编选的文集，更多地只是展示了我进入问题的角度和艰难的过程。这艰难的过程，不仅可以回溯到八十年代中，个别的，甚至可以回溯到二十多年前的文字的累积。它们在这本文集中占了一定的数量，对它们的取舍曾使我犹豫再三。这些过去的文字，在今天回首的眼光中，思维框架的坚硬是更触目的，但实际是直到今天，在自觉意识到应该“走出黑格尔”十几年后，我也不敢说我在思维和表达上已完成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我只能说，十几年来，我一直警醒着；我愈来愈意识到反身的、能有具体环节和范畴贯彻的自我审视和置换多么重要。而一切过去的文字，无论它们有多少缺欠，多么粗糙，其实已是无法抹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推进的足迹。只有将它们看作一个人的历史，一个问题的历史，亦即这个人所关注的问题即便稚拙仍不乏执拗的铺垫，才能给自己找到心态平和的理由。
也许，生活能再一次给我选择的勇气，在已经长时间地被迫艰难地付出和中断后，毫不遗憾地舍弃已触手可得的轻松，回到因荒疏而艰涩的声音和文字。它们在那里。它们拢集而亟待生发的问题，才是生命自我挑战的真正起点。
1999年12月9日
2000年3月27日
“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是如何可能的？”
这个问题，可以由多种不同的角度进入或演绎。例如：
“个人如何从过去时的既成语言中置换出将来时的生成语言”；
或者，“个人从社会纷呈的各种形态的‘类共同体’中挣脱出来是如何可能的”；
或者，“个人参与历史意义的生成是如何可能的”。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的，都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现代性问题的各种引发，以及个人真实性的立足之点。
这几乎是一个进入学术界以来逐渐明确然后不断纠缠着自己的问题。
我是带着欧洲戏剧史的背景进入学术界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从史到文本的解读，我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易卜生悲剧、贝克特的“荒诞”剧及现代日常悲剧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情绪”，如何在不断地挣脱历史理性的定式，寻求自己生成着的表达。这里的生成着的表达与其说是莎士比亚、易卜生、贝克特的，不如说是在我与他者的相关给予中交互激发的。正是在这里，当“他在”不再是一个既与的、先在的、确定不变的前提，而在交互性中成为一个问题时，“我在”也同时成为了一个问题。
我常常突然地问自己：“我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追溯自己的基本情绪，我发现这一问题连同我的“情绪—无语”、我的“倾听和声音的阻断”、我的“身体性的自我相关”……都是在我的经历中生长着的。
我几乎从小就有一种抽象地“寻找”的倾向。对声音也一样。我不但逃避嘈杂的声音，也逃避各种被大人们经常重复着的声音形象，如“问”“叹息”“失望”“焦急”“兴奋”“激怒”等等。这些声音形象当然总是和什么东西联系着，明明我知道，但我就是不明白，一些具体的东西怎么会用这些声音形象来表达，她的失望能和我的失望一样吗？那不是她的失望也不是我的失望的“失望”是什么？别人“失望”了，可以哭；但“失望”为什么同我的生活这样生命攸关？而且几乎每一个基本词语对我都像咒符令我丧魂落魄！说错了一句话也值得如此这般的大惊小怪，或惊恐，或懊恼。为什么在黄昏时分，眼看着各家的窗口亮灯了，而我家的大门静悄悄地黑着，我听见的却是亮光的声音、黑暗的声音。以致这种没有任何声音形象的声音今天还留在我的耳朵里。我不属于亮光，也不属于黑暗。我在哪里？或许这是一种特殊的、脱离常轨的经历的馈赠与获得，是一个孩子蒙受父母及亲人从天而降的灾祸，从苦难和不幸的自我咀嚼中无意识剥离的敏感的端倪—它突兀而朦胧地指向感觉的感觉，即感觉感觉的感觉，就像指着“我看镜中我”的那个可以这样言说的“我”。或许，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事实和意义的分离凸现的初始经验及其表达，才可能在日后漫长岁月不断反身的经验中成为直观的问题。否则仅仅抽象地“寻找”的倾向，真很难说不会硬结在某种观念上成为任性的独断，就像最自在的情绪被固执为情结同样可能走向独断一样。
引导我的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哲学，我是走着走着突然意识到我在走，像里尔克的诗：“走向我”，但我并不知道我走在哪里，走向的“我”身处何位。“走”本身成为我和我的分离。只有这时，在阅读中寻找的哲学话语才有可能用来作后叙事的描述或表达。更具体地说，正是“断裂的声音”的捕捉，逼使我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转向现象学与欧陆语言哲学的阅读和学习。
所以，我不是像我的学西方现代哲学的朋友们那样，很早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现代转型的意识。1983年秋或1984年春天，一位北京的朋友在读了我那几年的文字后，一方面肯定我文字中思想的分量，一方面深感我的思维框架中古典哲学背景的坚硬，以致向我喊出“打倒黑格尔，解放萌萌”，我才警醒到思维方式的转换正在我的周边公然地进行。
但我必须走到我有切身需要的时候。如上所述，我本来就注意到欧洲戏剧史中“基本情绪”的演化，现在的问题是，“基本情绪”不但是进入对象性分析的切入口，而且还是从对象中引出、越界而造成置换的生成断裂处。后者的意识尤其具有“切身性”，只有这时，我才能在阅读习得的区分中找到自己问题的界限。
我的“身体性”本身就是对我的自我（主体）持存的限定，是对自我理性化的限定，特别是对自我的“理性僭越”即“本体化”的限定。而限定的层次或途径不是梅洛-庞蒂的“感知现象学”定位的“身体性”；不是福柯在性别的中立性中尖锐出的“肉身性”；不是舍勒的“爱”；不是海德格尔的“畏”；不是拉康的“无意识”（他人的话语）；也不是薇依的第二种“不幸”，即对不幸的精神性反省而“倾空肉体承受的世俗积怨，让灵魂空明以接纳上帝的挚爱”；—都不是。然而也正是这“都不是”的知识视野，使我不仅得到多方面的思想的启示，而且由此懂得界限意识本身所具有的思想质性。
我力求找到我自己的问题的有限的联系和转换。这便是我在《断裂的声音》一书中，通过各种铺陈的努力，最后想集中表达的“范畴关系”：
a.“身位”：“身体性”
“情绪”—“感觉”—“初始经验”
b.“时间”：“期待”
“错位”
c.“语言”：“断裂”—“无语”—“转换”
“神性的自我救治”
a.“身位”，指个人的真实立足之点，它不是由传统社会或他人或既成语言给予的，而是个人成其为个人的差异性的原生可能性。只有它才是个人的“身位”。其切口是情绪。有两种情绪：一种是“情结性”情绪，一种是“偶在性”情绪。前者造成阻隔、抑制、中断；后者是中断时可能发生的偏离与偶发，成为被感觉着的初始经验，即语言偏离、错位、断裂中的表达的端倪。这是断裂的声音，既是被倾听的语言的物性的自我显示，又是语言的物性引导着的人的身体性。因而身体性同语言的物性一样，成为给予被给予的相关性范畴。
b.同a的反传统（古典）的思维方式一样，“期待”与“错位”也是以时间的负面形式切入的，即它正好揭示着时间的连续性下面的断裂性。“期待”，除了有时间的倒置，还有从期待什么的被动性向期待自身显示的主动性返回的还原特征。“错位”，则是传统的时间断裂的另一种表现，即同一名词下的解释的冲突甚至陌生、漠不相关，由此显示多元的可能，显示空间层面的非相关的交错的可能。
c.有了a、b的切入与显现，生成性的转换才是可能的，它表现为断裂的无语状态，即既成语言不能表达而期待生成语言的自我显示。“无语”即是挣脱与寻求。“转换”主要是可能性的确定与获得，而选择与尝试。
最后，“神性的自我救治”既是作为一种自律的限定，又是作为超越的参照。
a、b、c的分解只是为了说明“范畴”的意义，其实，它们是互相渗透着的，“时间”和“语言”就在“身位”的自我生成中呈现出来。
……
我曾在我的《1999独白》中作过一个或许并非多余的说明。即当我刚刚确立问题推进的步骤，还远未来得及阐明上述的“范畴关系”，就是几年被迫的中断。各种事物与责任像泛滥的洪水把我裹挟而去，我在纷繁的嘈杂中几近丧失“听”的能力。这几乎是一种生命被折断的感觉。因为无论纷繁的嘈杂铺陈出的外部世界换一种眼光看多么丰富、多么有诱惑、多么富有挑战性，甚或它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样式本身也是超出价值判断，因而同样具有存在意义上的价值的，我仍希望守住一种观照的沉思，守住我的“无语的倾听”。我仍然知道什么是无限构筑的“绝壁”，什么是有限临界的“望台”。我庆幸这心的持守。
我必须回到情绪和语言问题上来。因为事实上，我是无法逃避长期关注的问题的追逼的。它几乎成为我的宿命。
在力图推进问题时，我从“情绪—无语”—经过“倾听和声音的阻断”、“身体性的自我相关”—转向“情绪—语式”。更具体地说，是力图更进一步地在现象学与欧陆语言哲学的背景上反省我的“身体性”。如果，卢曼曾把上帝叫作“集中的悖论”，那么对我“身体”更应该叫作“集中的悖论”。这就是“身体的偶在性”。在这一基础上，试图揭示作为“身体”物性的“二重情绪”—“情结性情绪”和“偶在性情绪”—同“自在性语式”“自居性语式”“相关性语式”的交互共生性，以通往公共语言何以作个人表达的可能之途。
“语式”（diskurs/discourse），一般译作“讨论”“商讨”，有的也译作“话语”。译作“讨论”是就总体形式而言，即有一种交往方式主要用“话语”交换问题以求共识或求同存异，达到沟通的目的。译作“话语”是就主要方式而言，它显然又不像英美语言哲学中以“句”作为单位的“表达式”那样程序化、定型化。我同意有些朋友取折中的译法，即强调交谈中应特别启发那些能容纳他在以求同存异的表达形式（语式）。而我认为这种“语式”根本地是受着“身体性的情绪”影响的。换句话说，“身体性情绪”中深藏着“共在”与“异在”的悖论，身体作为“集中的悖论”，恰恰昭示着它偶在的特性。因而这里的语式，即所谓“自在性”“自居性”“相关性”，是在同身体性的相关关系中，或更贴近身体性的层次上，区分着。或许，只有对这种更切身的区分的反身观照或反省，才真正可能反省到独断论语式的独断端倪，从而敞开语言在语言的张力中生长的可生成性。
总之，如我在《情绪与语式》一文中所概括的，既然情绪是人的在体方式，或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状态，那么，它既是人的观念形成的偶在动因，又是同观念形成自我指涉的模态演化的内在契机。因此，就我所论述的范围，至少在结构上，（存在—身体—）“情绪”，是基本的在世状态，（行为—观念—）“语式”，是个人和世界的主要沟通方式，而我所关注的正是它们相互转换或自我指涉的中介环节和形态。
这本为参加“海南大学人文丛书”而匆忙编选的文集，更多地只是展示了我进入问题的角度和艰难的过程。这艰难的过程，不仅可以回溯到八十年代中，个别的，甚至可以回溯到二十多年前的文字的累积。它们在这本文集中占了一定的数量，对它们的取舍曾使我犹豫再三。这些过去的文字，在今天回首的眼光中，思维框架的坚硬是更触目的，但实际是直到今天，在自觉意识到应该“走出黑格尔”十几年后，我也不敢说我在思维和表达上已完成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我只能说，十几年来，我一直警醒着；我愈来愈意识到反身的、能有具体环节和范畴贯彻的自我审视和置换多么重要。而一切过去的文字，无论它们有多少缺欠，多么粗糙，其实已是无法抹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推进的足迹。只有将它们看作一个人的历史，一个问题的历史，亦即这个人所关注的问题即便稚拙仍不乏执拗的铺垫，才能给自己找到心态平和的理由。
也许，生活能再一次给我选择的勇气，在已经长时间地被迫艰难地付出和中断后，毫不遗憾地舍弃已触手可得的轻松，回到因荒疏而艰涩的声音和文字。它们在那里。它们拢集而亟待生发的问题，才是生命自我挑战的真正起点。
1999年12月9日
2000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