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治人生的残缺
1
史铁生早已从轮椅上站起来了；不是因为他的成名，而是因为他的文字。有些文字在成名之外已然自在地立着，用不着名声的聒噪。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可以平等地对“他”说话。
“他”，就是那个已“言成肉身”的“史铁生”。
2
我不记得我是利用哪一个开会的间隙读的《我与地坛》，有一纸片上随手记下的印象作证：
（1）读到母亲的话“出去活动活动……我说这挺好”，我已忍不住……这个情节是残忍的，躲着让母亲去满园子地找，以为这是男孩子的倔强与羞涩。我看不，这是怨怼和惩罚，惩罚母亲，把自己的残缺作为根椐。（2）差别和苦难。上帝在哪里，差别是一事实，为什么要向价值的失落、苦难转化？（3）地坛，空旷，在空旷下接受谁也不知来自何处的审视，以便自己可以用来逃避自己，或在逃避中找到自己。（4）地坛中的常客：弱智和哥哥。长跑者。捕鸟者。还有那穿行的中年女人。（5）在空旷中反省的限度。没有诅咒，没有追问，没有忏悔。委曲的陈述中仍然是一个中国文人。（6）“人质”，死，活，写作。直接的承受者：截瘫。间接的承担者：母亲。谁更接近拯救？谁来救治人生的残缺？
3
我喜欢史铁生的文字，《我与地坛》更是一篇代表作：沉而不滞，伤而不滥，有入思的足迹，不乏隽永的力度。特别是，爬出躯壳的灵魂还舔着心的切口，那无力扯断的撕扣牵连着沉重的肉身……“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
我记得读时都在发抖，为什么写下的没有“赞词”？
4
韩少功说，1991年沉寂的文坛，有一篇《我与地坛》就够了。这话不假，一个时期、一个年份的标高之作，只有那么一两篇的。能有一篇，不也足够了吗？
没有，才叫荒芜与寥落。
我们的心都长毛了，
谁在意过？
5
“两战”后，托马斯·曼发现，没有人是健全的，这个世界从肉体到心灵都残缺了。
阿多诺甚至问：奥茨维辛之后，人还有存活的意义吗？
历来重诗教的中国人，即使经历了再多的苦难、再重的伤残，大概也不会有人像托马斯·曼、阿多诺那样反省吧。
……
然而，《我与地坛》发问了：
从一个人的残缺问到人生的残缺。
6
“截瘫，轮椅”，已成世界性的事实。
“弱智”，也是。
为什么是？
因为一下世界有了可读的文本。
……
“我”出场了。偏离常轨的单子，到常规外去看看。
“地坛”，无可逃避的最后空间，像是生活坐标系的零点。人家有“魔山”，我有“荒园”，可以静静地舔伤，可以听命运的最后审判，在“心与坟墓”之间——“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
“母亲”……（我已经不能再读这段文字，甚至不敢走近它，我只有回头远去，虽然我知道她仍然站在原地，眼光却总在我的身后。）
生老病死只能是个人的行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唯其如此，“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除了感同身受，还要不能诉说、不能责怪、不能推诿、不能宣泄、不能发疯地承担，因为母亲在儿子面前的死只有一次，儿子从不把母亲的死当作自己的死。相反，儿子若在母亲面前死，母亲就不得不死两次，谁叫母亲拥有子宫而成为儿子生命的孕育者呢？上帝不就是这样惩罚女人做母亲的吗？
所以，母亲从来都是给予，世界上没有剥夺生命的母亲，还有谁敢窃母亲之名。
如果生命不幸，母亲自然成了（坦露出）原罪或原罪的承担者。它本义包含着母亲的自责和儿子的指责这双重根据。只有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即自我承担，才能分担母亲的原罪。换句话说，自我意识或自我承担是一种平等的罪责感。它是既不欠负也不偿还的。有这样的儿子，有这样的母亲吗？
母亲可以死了，这是母亲的名与义。
“哥哥”。对弱智的守护，恐怕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吧。当一人不能摆脱不成熟状态而依赖另一人的监护时，监护的双重性就成了性命攸关的历史：专制与民主，男权主义与男女平等的自然神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戏谑者，包括冷漠、嘲弄、欺骗、凌辱。他们是多数，地坛中那一群戏谑者，那一些深藏在心底的腐败的优越感与幸灾乐祸，正是他们促成既压抑着依赖又强固着监护的双重理由。可惜，中国传统多的就是这些围观的戏谑者，他们伸得长长的颈脖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咽喉还自以为侥幸。
地坛中的常客，还有长跑者，他奋力长跑为之奔赴的目的，只是向不公正的裁判人要求一份公正的平反书，结果他总是在“例外”的等级上落空了，以致连“唯一”都抵挡不了，到头来，是机遇的错过，还是目的本身的虚假，都没有分清的必要，消失了的人生还是一笔糊涂账。人们为什么总是要往笼子里钻？难道笼子里就安全吗？
还有，捕鸟者的专一，他张开网，“单等一种过去很多而现在非常罕见的鸟”。是什么鸟？为什么离现在而远去？孔子吗？墨子？未必是庄子？这些都多得很，在这块土地几乎俯拾即是，何必张网？“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我真想他等到，不是为了他的专注，而是为了究竟：等到后，他是拿回家去，拿到市场去，还是看一眼放掉……
还有，一个女人，中年女人，“中年女工程师”，想必是这样的，“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她的穿行总是带来格外的幽静。连清淡的目光中也似有悠远的琴声。是太悠远了，触媒与音乐，音乐与想象，都似是而非地隔着各自的目的性，生活就这样在广场上穿行，擦肩而过，亲近而陌生。
……
所有这些都像走马灯似的变换着地坛的空间，展示着人生的偶然与冷漠，然而说不定正是它，松动着太过迫促的宿命。
或许，轮椅上的视野有着别样的心境吧。
7
我可以进入地坛找你辩论吗？
不，这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样感觉，即使你把筷子拿出来证明筷子是直的，可我看见这筷子在水中就是弯的。有些事，变形了，你能解释是因为什么吗？如水的折射率不同？有些事你可解释不了，不仅你解释不了，谁也解释不了，像无底的谜语。我这时凭什么说，你的感觉一定就错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还有另外一种感觉，还有别的可能，你不妨换一种方式去想。
我被你在地坛中的一种姿态深深打动着。你从不去追究原因：我的腿是怎么截瘫的，谁造成这种恶果，“要不是……我就不会……”你把这种可以推诿的原因整个搁置起来了。你只从一个事实开始。你可以因这个事实而发疯，但你决不怨天尤人，仅此一点，你就是一个站立着的人。
所以，你坦然面对自己的事实，决定着“是死，还是活”。就问题而言，你干脆得很，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只是，这个轮椅上的问题，需要一个思索、回答的空间。
至于这个空间是在家里，在河边，在路上，或是在地坛，那纯属偶然。不过，在机遇上，在情感上，地坛对你最合适，以致你常常觉得，“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年”。
它就这样静悄悄地等着你出生，等着你来“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你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出生，入死，“是上帝交给你的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
尽管庄子在《养生主》中早已想过这个问题：生死“帝之悬解”。即生——悬，死——解。古人认为问题出在“悬”上，活着，不是问题，今人叫“生存权利”；怎么活，才是问题。
但是，两千年后，史铁生照样得自己从头想一遍。原因大概是，生与死，虽逾古今而不变，毕竟是一个全然个人的问题。每个人得自己想通，别人是不能越俎代庖的。
“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
8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一篮枞果》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音乐家格里格举行新作首场演出，这首交响乐的献辞是：“献给守林人哈格勒普·彼得逊的女儿达格妮·彼得逊，当她年满十八岁的时候。”没想到达格妮正坐在听众席上。她惊呆了，她一下子想起十年前在森林中拾枞果的时候，遇见一个正在散步的陌生人，他答应十年后送她一个礼物，那时她还只有八岁，还是一个金发的小姑娘……她和音乐家一样熟悉清晨森林中的每一个迷人的音符，当音乐在生命的祝福中结束，她跑到海边，在六月的白夜，大声笑了。巴乌斯托夫斯基说：有过这样笑声的人是不会丢失生命的。
我也想，不管生活多么不公平，写过《我与地坛》、找到过古园中那些“谁也不能改变”的刹那永恒的人，同样是不可能没有生命的。
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热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阵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布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
9
由这些音形而意蕴的文字所敏悟的心灵，是怎样在“差别”与“苦难”之间彷徨无度。上帝，你从不放过一次在人的灵魂深处历险。它原是你默许的生命，却不过薄如蝉翼的坚冰，偏要看它如何支撑比海沙还重的苦难。
骤然之间的伤残，世界会为之改观吗？
譬如我眼瞎了，世界便像一石击开的水波迅速向外散去，或许只有最心疼的人在紧挨着我的一圈守着我，其他便依次退避、远离，瞬息陌生、消逝……
微小如针尖的差别，就这样判定为光明和黑暗。
对于这些无常毁灭的生命，你还要求刹那间的永恒？
读第五节，我的思想老是开小差，开始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才想到，大概是你的提问与回答相差太远的缘故吧。
10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我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于是我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界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听起来，它像是你在空旷中对上帝诅咒式的祈祷。
但是问题提得如此惊心动魄，回答却像是教科书一样的老生常谈：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袓。”
我想回到问题上去。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我只好接受苦难。”
“差别”，为什么就一定成了“苦难”？
比如，一个人，他有一个哥哥在海外，别人没有，这是一个正常的无所谓的“差别”。但在“文革”中，这叫“海外关系”，这个人会因此而打入牛棚，甚至关进监牢。“差别”就只好成了苦难。但“文革”后的今天，“海外关系”卷土重来，如日中天，可以出国留洋，可以引进外资，顿时身价百倍，“差别”又只好成了“幸福”。再过一段时间，这种差别可能又回到无所谓的正常状况。
“差别”还是那个“差别”，之所以一时“苦难”，一时“幸福”，全然是这个社会不成熟的势利与浅薄。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时间，但不能因此说，“差别”必然导致“苦难”。
“两战”与“文革”之后，世界应该变得清醒一点了，许多差别就只是差别，不能等同于价值，更不能等同于苦难。即使仍然有某种偏见作祟，它决不是可以在差别——价值——苦难之间任意推论的必然根据。
人类自身有许多苦难就是直接建立在差别上的，从生理差别到阶级差别，一旦被社会的集团政治和集团道德所夸大、固置，差别就可直接变成苦难。因此，社会的开明，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或标志，那就是，将差别同价值剥离开来，减少或消除差别向苦难转化的价值根据。
在这个意义上，作家要特别敏锐地去发现那种在差别上建立价值的政治、道德习俗，乃至心理上随意性的价值判断，揭穿它的虚假——或无根据，或不过是某种实际功利的需要而已。
而不应该像黑格尔说的，“在假象本质的批判中承认假象本质”。例如，把差别定为价值造成苦难，或许是不对的，但历来如此，现实中常常如此，甚至人心的倾向也基本如此，等等。有什么办法，一种习惯力量不也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
历来如此就对吗？鲁迅曾经这样问过，事实上许多顽固的“历来如此”都在剥落，尼采、福柯，都是促成这种剥落而开化的高手。根本没有“历来如此”就是普遍如此、必然如此这回事。
11
要防止差别向价值、向苦难转化，除了外部社会的开化外，还必须伴随差别自身的特性显示，以致显示到正常局限外的超常互补性。的确，从世俗的眼光看，上帝是不公平的，首先生理上的残缺作为一种差别已经在正常的界限以下了，如果正常人有选择的无限可能性，那么残缺人只有有限的选择性，而且是极有限的缺乏形式感的有限性，它天然地就被圈定在生活的负面上起步，而且在形式上永远走不到正常的地平线去。
但作为差别的精神气质可能是另一种模样，上帝要在这儿看到人建立平等的能力。既然人都有限，那就应该让一种有限性去映照另一种有限性的限度而心怀敬畏。
前些日子我在《焦点》第二期上读到一则报道，写的是“弱智的天才画家”罗铮的故事。许多专家看了他的画，留下这样的感慨：
“心音心色。”（吴冠中）
“看了罗铮的画反思自己，我感到自己多余的东西太多了。”（崔健）
“在罗铮画前，我们才是弱智。”（刘德海）
“不可重复不能临摹，不看会遗憾终生。”（中央美院一应届毕业生）
罗铮的画大多和音乐相关。他生长在一个音乐世家，他的日常生活几乎只有两件东西相伴：爱与音乐。
他只知道爱，也不会恨人，也不会骂人。
他分不清十以内的数，却能分辨德彪西的《大海》《牧神午后》，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春之祭》，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以及父亲罗忠容的《暗香》。
此外，你看一看他的即兴画，有些多么古怪的名称：《圆明园的石头》《巴塞罗那》《意大利城堡》《康定斯基》……
在他的心中，音乐和色彩是可以当下翻译的语言，几乎像直接的对话思维一样。
那天早上起床，他看见他的卧房空荡荡的——挂在墙上的画都搬出去办画展了——他流泪了，说：“好妈妈，我好心酸。”
……
或许，我们解释不了这种现象。但有一点明摆着，弱智，就综合智力而言，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智力或大脑皮层的某一个区域，却因其他部分的关闭而变得格外单纯、突显，没有污染，没有杂质，它那样耀眼地明亮，这是所谓正常人往往在正常中平均化而淹没了的。
这种弱智的独特表现，是不是可以让正常人开一开眼界呢？
12
人当然愿意在正常的起跑线上开始追求自己的特异性。
但这往往是一个悖论。在正常中追求超常，一般人绝对做不到。正常人大都在沉沦中成为灰斑，残缺者大都陷在残缺中不能自拔，他们构成正常铜板的两面。
我们只能靠另外两种人才有可能在例外者身上看到超常的眼界：
一类是自觉的敏锐而勇敢的冒险者，他敢在正常外的超常事物上铤而走险，如福柯。
一类是突然被命运抛出常轨而身处超常境遇中的后发应战者，如史铁生。或许这两种人都不多，但即便有一个，也能像白乌鸦一样打破习以为常的把差别定为苦难的价值规范。
趋向热寂的世界应该感谢这两类人，为他们立碑。
要不，常规就会变成死律。
要不，差别就是苦难。
这个世界就真的不可救药了。
13
但谁来救治人生的残缺？
不管是正常的残缺还是不正常的残缺，一切不幸差别的救赎之路在哪里？
等待世界多一点爱与理解，当属必须，但有时它太遥远。
理解是一种能力，要别人的理解不致等而下之地隐藏在恩赐的大度中，就要求被理解者能把自己显示在可理解性的超常力度中，成为牵引，使理解成为兴趣而趋之若迷。
爱也是一种能力，爱必须把自己显示为被爱者，爱才与被爱处在平等的关系中。尽管母亲在等式之外——一来社会并不都是母亲；二来母亲的爱保护性太强，有使被爱者长不大的情结。
剩下的路只能是自己走。
但为什么走得像“人质”？
14
一个人没有能力不行。有能力还要这能力不断地自我增殖下去。于是，能力的承担者就变成“人质”，一旦兑现不了能力的增长，承担者就失去了存活的意义。
结果，死活问题又来叩门——
如果剩下的问题是怎么活，那么我选择“写作”。
没想到写作又把自己变成“人质”，写不出来就只有死？或者说，我把写作固置成活的形式，写作即活，不写作即死。
“我干吗要写作”？
生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
死也是一个不必性急的事实。
怎么活成了写作。
写作把我变为人质。
写作总会出现危机，今天大危机。
死又迫近了。
不急于死不等于拖延死。
我一个人跑到这个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该回去了。
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其实我一步步都已走在回家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迎面跑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太阳落山了，明天又升起。
生命的欲望就这样将一个稍纵即逝的歌舞炼为永恒。
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
地坛的空间就是如此吧。
我循环。
人人循环。
天天循环。
历史就是这样循环着。
还有什么磨不开的。
……
15
这是一种思路，我跟着，好像也从头经历了一番。
在一个人那儿，这思路只能如此，别无选择。它非常合理、合逻辑，对我。
在另一个人那儿，却未必。
是真的有逻辑自身，我必须跟着走，还是我只能这样走，建立了这样的逻辑案例？
活着，总得弄清楚。
要死，则大可忽略不计的。
还是一个死活问题。
我想通了。
你要死，你选择了死，你去死吧，牵牛花已经开过了。
你不想死，还没到死的时候，逻辑完全可以是另一副模样。
所以用不着拿逻辑的必然性来做死的根据。死是唯一不要根据的，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可以进行。举手之劳。
如果一个人真的想按照逻辑根据选择死的时间——
这逻辑或许坚固得不可摧毁、不可逾越。
也可能一戳即破，一点即穿。
但人怎么就是欲望了？
欲望可有限度？可有界定？
没有限度，没有界定，活着就是欲望，那就只有活着。没有欲望，或有随便什么名称都可以——“意志”“情感”“精神”“无意识”等等，这叫作说了等于没说。
活着也不就是写作，写作也不就是写作自身或为着成名，写作是并不一定非把写作当作人质扣押的。
太阳明天照样升起，但不等于说太阳明天一定升起，有一天就不会升起了。所以时空的循环也不是永恒的，也不能成为我死你活同行不殆的安魂曲。还是你最初想的，——还是回到你最初想的——生、死没有根据，也不要、用不着任何根据。剩下的只有怎么活的问题。怎么活的问题是怎么也不能成为死的理由的。
怎么活？
只有这一个问题需要自己去解决。
“我与地坛”不就是一个问题的解答吗？
1995年6月20日
1
史铁生早已从轮椅上站起来了；不是因为他的成名，而是因为他的文字。有些文字在成名之外已然自在地立着，用不着名声的聒噪。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可以平等地对“他”说话。
“他”，就是那个已“言成肉身”的“史铁生”。
2
我不记得我是利用哪一个开会的间隙读的《我与地坛》，有一纸片上随手记下的印象作证：
（1）读到母亲的话“出去活动活动……我说这挺好”，我已忍不住……这个情节是残忍的，躲着让母亲去满园子地找，以为这是男孩子的倔强与羞涩。我看不，这是怨怼和惩罚，惩罚母亲，把自己的残缺作为根椐。（2）差别和苦难。上帝在哪里，差别是一事实，为什么要向价值的失落、苦难转化？（3）地坛，空旷，在空旷下接受谁也不知来自何处的审视，以便自己可以用来逃避自己，或在逃避中找到自己。（4）地坛中的常客：弱智和哥哥。长跑者。捕鸟者。还有那穿行的中年女人。（5）在空旷中反省的限度。没有诅咒，没有追问，没有忏悔。委曲的陈述中仍然是一个中国文人。（6）“人质”，死，活，写作。直接的承受者：截瘫。间接的承担者：母亲。谁更接近拯救？谁来救治人生的残缺？
3
我喜欢史铁生的文字，《我与地坛》更是一篇代表作：沉而不滞，伤而不滥，有入思的足迹，不乏隽永的力度。特别是，爬出躯壳的灵魂还舔着心的切口，那无力扯断的撕扣牵连着沉重的肉身……“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
我记得读时都在发抖，为什么写下的没有“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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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说，1991年沉寂的文坛，有一篇《我与地坛》就够了。这话不假，一个时期、一个年份的标高之作，只有那么一两篇的。能有一篇，不也足够了吗？
没有，才叫荒芜与寥落。
我们的心都长毛了，
谁在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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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战”后，托马斯·曼发现，没有人是健全的，这个世界从肉体到心灵都残缺了。
阿多诺甚至问：奥茨维辛之后，人还有存活的意义吗？
历来重诗教的中国人，即使经历了再多的苦难、再重的伤残，大概也不会有人像托马斯·曼、阿多诺那样反省吧。
……
然而，《我与地坛》发问了：
从一个人的残缺问到人生的残缺。
6
“截瘫，轮椅”，已成世界性的事实。
“弱智”，也是。
为什么是？
因为一下世界有了可读的文本。
……
“我”出场了。偏离常轨的单子，到常规外去看看。
“地坛”，无可逃避的最后空间，像是生活坐标系的零点。人家有“魔山”，我有“荒园”，可以静静地舔伤，可以听命运的最后审判，在“心与坟墓”之间——“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
“母亲”……（我已经不能再读这段文字，甚至不敢走近它，我只有回头远去，虽然我知道她仍然站在原地，眼光却总在我的身后。）
生老病死只能是个人的行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唯其如此，“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除了感同身受，还要不能诉说、不能责怪、不能推诿、不能宣泄、不能发疯地承担，因为母亲在儿子面前的死只有一次，儿子从不把母亲的死当作自己的死。相反，儿子若在母亲面前死，母亲就不得不死两次，谁叫母亲拥有子宫而成为儿子生命的孕育者呢？上帝不就是这样惩罚女人做母亲的吗？
所以，母亲从来都是给予，世界上没有剥夺生命的母亲，还有谁敢窃母亲之名。
如果生命不幸，母亲自然成了（坦露出）原罪或原罪的承担者。它本义包含着母亲的自责和儿子的指责这双重根据。只有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即自我承担，才能分担母亲的原罪。换句话说，自我意识或自我承担是一种平等的罪责感。它是既不欠负也不偿还的。有这样的儿子，有这样的母亲吗？
母亲可以死了，这是母亲的名与义。
“哥哥”。对弱智的守护，恐怕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吧。当一人不能摆脱不成熟状态而依赖另一人的监护时，监护的双重性就成了性命攸关的历史：专制与民主，男权主义与男女平等的自然神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戏谑者，包括冷漠、嘲弄、欺骗、凌辱。他们是多数，地坛中那一群戏谑者，那一些深藏在心底的腐败的优越感与幸灾乐祸，正是他们促成既压抑着依赖又强固着监护的双重理由。可惜，中国传统多的就是这些围观的戏谑者，他们伸得长长的颈脖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咽喉还自以为侥幸。
地坛中的常客，还有长跑者，他奋力长跑为之奔赴的目的，只是向不公正的裁判人要求一份公正的平反书，结果他总是在“例外”的等级上落空了，以致连“唯一”都抵挡不了，到头来，是机遇的错过，还是目的本身的虚假，都没有分清的必要，消失了的人生还是一笔糊涂账。人们为什么总是要往笼子里钻？难道笼子里就安全吗？
还有，捕鸟者的专一，他张开网，“单等一种过去很多而现在非常罕见的鸟”。是什么鸟？为什么离现在而远去？孔子吗？墨子？未必是庄子？这些都多得很，在这块土地几乎俯拾即是，何必张网？“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我真想他等到，不是为了他的专注，而是为了究竟：等到后，他是拿回家去，拿到市场去，还是看一眼放掉……
还有，一个女人，中年女人，“中年女工程师”，想必是这样的，“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她的穿行总是带来格外的幽静。连清淡的目光中也似有悠远的琴声。是太悠远了，触媒与音乐，音乐与想象，都似是而非地隔着各自的目的性，生活就这样在广场上穿行，擦肩而过，亲近而陌生。
……
所有这些都像走马灯似的变换着地坛的空间，展示着人生的偶然与冷漠，然而说不定正是它，松动着太过迫促的宿命。
或许，轮椅上的视野有着别样的心境吧。
7
我可以进入地坛找你辩论吗？
不，这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样感觉，即使你把筷子拿出来证明筷子是直的，可我看见这筷子在水中就是弯的。有些事，变形了，你能解释是因为什么吗？如水的折射率不同？有些事你可解释不了，不仅你解释不了，谁也解释不了，像无底的谜语。我这时凭什么说，你的感觉一定就错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还有另外一种感觉，还有别的可能，你不妨换一种方式去想。
我被你在地坛中的一种姿态深深打动着。你从不去追究原因：我的腿是怎么截瘫的，谁造成这种恶果，“要不是……我就不会……”你把这种可以推诿的原因整个搁置起来了。你只从一个事实开始。你可以因这个事实而发疯，但你决不怨天尤人，仅此一点，你就是一个站立着的人。
所以，你坦然面对自己的事实，决定着“是死，还是活”。就问题而言，你干脆得很，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只是，这个轮椅上的问题，需要一个思索、回答的空间。
至于这个空间是在家里，在河边，在路上，或是在地坛，那纯属偶然。不过，在机遇上，在情感上，地坛对你最合适，以致你常常觉得，“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年”。
它就这样静悄悄地等着你出生，等着你来“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你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出生，入死，“是上帝交给你的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
尽管庄子在《养生主》中早已想过这个问题：生死“帝之悬解”。即生——悬，死——解。古人认为问题出在“悬”上，活着，不是问题，今人叫“生存权利”；怎么活，才是问题。
但是，两千年后，史铁生照样得自己从头想一遍。原因大概是，生与死，虽逾古今而不变，毕竟是一个全然个人的问题。每个人得自己想通，别人是不能越俎代庖的。
“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
8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一篮枞果》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音乐家格里格举行新作首场演出，这首交响乐的献辞是：“献给守林人哈格勒普·彼得逊的女儿达格妮·彼得逊，当她年满十八岁的时候。”没想到达格妮正坐在听众席上。她惊呆了，她一下子想起十年前在森林中拾枞果的时候，遇见一个正在散步的陌生人，他答应十年后送她一个礼物，那时她还只有八岁，还是一个金发的小姑娘……她和音乐家一样熟悉清晨森林中的每一个迷人的音符，当音乐在生命的祝福中结束，她跑到海边，在六月的白夜，大声笑了。巴乌斯托夫斯基说：有过这样笑声的人是不会丢失生命的。
我也想，不管生活多么不公平，写过《我与地坛》、找到过古园中那些“谁也不能改变”的刹那永恒的人，同样是不可能没有生命的。
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热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阵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布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
9
由这些音形而意蕴的文字所敏悟的心灵，是怎样在“差别”与“苦难”之间彷徨无度。上帝，你从不放过一次在人的灵魂深处历险。它原是你默许的生命，却不过薄如蝉翼的坚冰，偏要看它如何支撑比海沙还重的苦难。
骤然之间的伤残，世界会为之改观吗？
譬如我眼瞎了，世界便像一石击开的水波迅速向外散去，或许只有最心疼的人在紧挨着我的一圈守着我，其他便依次退避、远离，瞬息陌生、消逝……
微小如针尖的差别，就这样判定为光明和黑暗。
对于这些无常毁灭的生命，你还要求刹那间的永恒？
读第五节，我的思想老是开小差，开始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才想到，大概是你的提问与回答相差太远的缘故吧。
10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我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于是我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界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听起来，它像是你在空旷中对上帝诅咒式的祈祷。
但是问题提得如此惊心动魄，回答却像是教科书一样的老生常谈：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袓。”
我想回到问题上去。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我只好接受苦难。”
“差别”，为什么就一定成了“苦难”？
比如，一个人，他有一个哥哥在海外，别人没有，这是一个正常的无所谓的“差别”。但在“文革”中，这叫“海外关系”，这个人会因此而打入牛棚，甚至关进监牢。“差别”就只好成了苦难。但“文革”后的今天，“海外关系”卷土重来，如日中天，可以出国留洋，可以引进外资，顿时身价百倍，“差别”又只好成了“幸福”。再过一段时间，这种差别可能又回到无所谓的正常状况。
“差别”还是那个“差别”，之所以一时“苦难”，一时“幸福”，全然是这个社会不成熟的势利与浅薄。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时间，但不能因此说，“差别”必然导致“苦难”。
“两战”与“文革”之后，世界应该变得清醒一点了，许多差别就只是差别，不能等同于价值，更不能等同于苦难。即使仍然有某种偏见作祟，它决不是可以在差别——价值——苦难之间任意推论的必然根据。
人类自身有许多苦难就是直接建立在差别上的，从生理差别到阶级差别，一旦被社会的集团政治和集团道德所夸大、固置，差别就可直接变成苦难。因此，社会的开明，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或标志，那就是，将差别同价值剥离开来，减少或消除差别向苦难转化的价值根据。
在这个意义上，作家要特别敏锐地去发现那种在差别上建立价值的政治、道德习俗，乃至心理上随意性的价值判断，揭穿它的虚假——或无根据，或不过是某种实际功利的需要而已。
而不应该像黑格尔说的，“在假象本质的批判中承认假象本质”。例如，把差别定为价值造成苦难，或许是不对的，但历来如此，现实中常常如此，甚至人心的倾向也基本如此，等等。有什么办法，一种习惯力量不也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
历来如此就对吗？鲁迅曾经这样问过，事实上许多顽固的“历来如此”都在剥落，尼采、福柯，都是促成这种剥落而开化的高手。根本没有“历来如此”就是普遍如此、必然如此这回事。
11
要防止差别向价值、向苦难转化，除了外部社会的开化外，还必须伴随差别自身的特性显示，以致显示到正常局限外的超常互补性。的确，从世俗的眼光看，上帝是不公平的，首先生理上的残缺作为一种差别已经在正常的界限以下了，如果正常人有选择的无限可能性，那么残缺人只有有限的选择性，而且是极有限的缺乏形式感的有限性，它天然地就被圈定在生活的负面上起步，而且在形式上永远走不到正常的地平线去。
但作为差别的精神气质可能是另一种模样，上帝要在这儿看到人建立平等的能力。既然人都有限，那就应该让一种有限性去映照另一种有限性的限度而心怀敬畏。
前些日子我在《焦点》第二期上读到一则报道，写的是“弱智的天才画家”罗铮的故事。许多专家看了他的画，留下这样的感慨：
“心音心色。”（吴冠中）
“看了罗铮的画反思自己，我感到自己多余的东西太多了。”（崔健）
“在罗铮画前，我们才是弱智。”（刘德海）
“不可重复不能临摹，不看会遗憾终生。”（中央美院一应届毕业生）
罗铮的画大多和音乐相关。他生长在一个音乐世家，他的日常生活几乎只有两件东西相伴：爱与音乐。
他只知道爱，也不会恨人，也不会骂人。
他分不清十以内的数，却能分辨德彪西的《大海》《牧神午后》，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春之祭》，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以及父亲罗忠容的《暗香》。
此外，你看一看他的即兴画，有些多么古怪的名称：《圆明园的石头》《巴塞罗那》《意大利城堡》《康定斯基》……
在他的心中，音乐和色彩是可以当下翻译的语言，几乎像直接的对话思维一样。
那天早上起床，他看见他的卧房空荡荡的——挂在墙上的画都搬出去办画展了——他流泪了，说：“好妈妈，我好心酸。”
……
或许，我们解释不了这种现象。但有一点明摆着，弱智，就综合智力而言，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智力或大脑皮层的某一个区域，却因其他部分的关闭而变得格外单纯、突显，没有污染，没有杂质，它那样耀眼地明亮，这是所谓正常人往往在正常中平均化而淹没了的。
这种弱智的独特表现，是不是可以让正常人开一开眼界呢？
12
人当然愿意在正常的起跑线上开始追求自己的特异性。
但这往往是一个悖论。在正常中追求超常，一般人绝对做不到。正常人大都在沉沦中成为灰斑，残缺者大都陷在残缺中不能自拔，他们构成正常铜板的两面。
我们只能靠另外两种人才有可能在例外者身上看到超常的眼界：
一类是自觉的敏锐而勇敢的冒险者，他敢在正常外的超常事物上铤而走险，如福柯。
一类是突然被命运抛出常轨而身处超常境遇中的后发应战者，如史铁生。或许这两种人都不多，但即便有一个，也能像白乌鸦一样打破习以为常的把差别定为苦难的价值规范。
趋向热寂的世界应该感谢这两类人，为他们立碑。
要不，常规就会变成死律。
要不，差别就是苦难。
这个世界就真的不可救药了。
13
但谁来救治人生的残缺？
不管是正常的残缺还是不正常的残缺，一切不幸差别的救赎之路在哪里？
等待世界多一点爱与理解，当属必须，但有时它太遥远。
理解是一种能力，要别人的理解不致等而下之地隐藏在恩赐的大度中，就要求被理解者能把自己显示在可理解性的超常力度中，成为牵引，使理解成为兴趣而趋之若迷。
爱也是一种能力，爱必须把自己显示为被爱者，爱才与被爱处在平等的关系中。尽管母亲在等式之外——一来社会并不都是母亲；二来母亲的爱保护性太强，有使被爱者长不大的情结。
剩下的路只能是自己走。
但为什么走得像“人质”？
14
一个人没有能力不行。有能力还要这能力不断地自我增殖下去。于是，能力的承担者就变成“人质”，一旦兑现不了能力的增长，承担者就失去了存活的意义。
结果，死活问题又来叩门——
如果剩下的问题是怎么活，那么我选择“写作”。
没想到写作又把自己变成“人质”，写不出来就只有死？或者说，我把写作固置成活的形式，写作即活，不写作即死。
“我干吗要写作”？
生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
死也是一个不必性急的事实。
怎么活成了写作。
写作把我变为人质。
写作总会出现危机，今天大危机。
死又迫近了。
不急于死不等于拖延死。
我一个人跑到这个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该回去了。
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其实我一步步都已走在回家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迎面跑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太阳落山了，明天又升起。
生命的欲望就这样将一个稍纵即逝的歌舞炼为永恒。
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
地坛的空间就是如此吧。
我循环。
人人循环。
天天循环。
历史就是这样循环着。
还有什么磨不开的。
……
15
这是一种思路，我跟着，好像也从头经历了一番。
在一个人那儿，这思路只能如此，别无选择。它非常合理、合逻辑，对我。
在另一个人那儿，却未必。
是真的有逻辑自身，我必须跟着走，还是我只能这样走，建立了这样的逻辑案例？
活着，总得弄清楚。
要死，则大可忽略不计的。
还是一个死活问题。
我想通了。
你要死，你选择了死，你去死吧，牵牛花已经开过了。
你不想死，还没到死的时候，逻辑完全可以是另一副模样。
所以用不着拿逻辑的必然性来做死的根据。死是唯一不要根据的，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可以进行。举手之劳。
如果一个人真的想按照逻辑根据选择死的时间——
这逻辑或许坚固得不可摧毁、不可逾越。
也可能一戳即破，一点即穿。
但人怎么就是欲望了？
欲望可有限度？可有界定？
没有限度，没有界定，活着就是欲望，那就只有活着。没有欲望，或有随便什么名称都可以——“意志”“情感”“精神”“无意识”等等，这叫作说了等于没说。
活着也不就是写作，写作也不就是写作自身或为着成名，写作是并不一定非把写作当作人质扣押的。
太阳明天照样升起，但不等于说太阳明天一定升起，有一天就不会升起了。所以时空的循环也不是永恒的，也不能成为我死你活同行不殆的安魂曲。还是你最初想的，——还是回到你最初想的——生、死没有根据，也不要、用不着任何根据。剩下的只有怎么活的问题。怎么活的问题是怎么也不能成为死的理由的。
怎么活？
只有这一个问题需要自己去解决。
“我与地坛”不就是一个问题的解答吗？
1995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