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梦·真实
    在女小说家中,对时间有尖锐感受的是残雪,她用厌恶的方式体现时间的空的重复,或空的时间的无聊的重复,这荒诞感有一种太冷血的抽象形式,甚至可以说,冷漠不关心的强度更在冷面的阿波罗精神之上,使人呼吸到女性主义第二梯级的寒潮。如果第一梯级只在经济政治上争女人的平等权利,那么第二梯级就是要在“子宫”的原初性上争性别的优先性。
    斯妤对时间也有她的尖锐的感受,只不过是用的一种温暖得多的形式。
    只要读一读《斯妤散文精选》中的《某年某月》《并非梦幻》《正午》,你便感觉到感觉的温热。
    有人喜欢《并非梦幻》,如楼肇明先生在这部散文集的“后记”中将这篇散文看作斯妤创作成熟的标志,而我更喜欢《某年某月》。或许,前者的表达有太直太俏的情绪的象征性,后者的“象征”却已然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老妇人丑陋而庞大的身躯,男人似的面孔,千年树皮般的皮肤,沉重的脚步,粗闷的呻吟。死了,抬出去了。还有一个同样丑陋而苍老的继父,凶狠的咳嗽,拎着老妇人的遗物,走了,朝“家乡”走去。剩下的只是敞开着的门放起大音量的摇滚乐来。
    然而换代就是更新吗?“小藏孩”生机盎然蓬勃璀璨,有新鲜美丽的生命,它抵挡得住摇传经筒的藏族老人那淡淡的满是沧桑、满是悲悯、满是沉重、睿智、犀利而静静投射的目光吗?——它“穿透历史穿透现在,也沉郁久远地刺向未来”。
    作者留下的是地老天荒的注视,“激情竟然在对虚无的穿透中诞生,为此我感到深深的迷惘”。
    那么年轻的一代,能在藏族老人沧桑悲悯的眼界外用睿智、犀利、沉静的目光生长,而不重复那一对老人沉重而丑陋的命运吗?换句话说,我们承受历史老人的悲悯注视太久了,他看着我们翻跟头,在沉重、丑陋到发臭的重复中,在衰老、死亡、换代都不可能终止的重复中,我们有可能获得反省的眼光吗?即既注意到历史老人的悲悯,又注意到重复者自身的重复,而将“区分”“转折”“置换”作为历史重新接纳的新词典?
    我一向不大相信美学、丑学或美学向丑学转化的说法。当然这不是说没有美和丑,也不是说,不可以用美学或丑学的眼光去看世界。何况,有学者说,中国文化中向来有忧、乐两面,乐感文化的审美精神在中国的诗意传统中,的确是源远流长。
    但历来如此就对吗?
    存在与价值的剥离,这个问题,在现代哲学史上,自尼采以来,哲人是花了大力气像蚂蚁样干细活得来的。这个问题当然太大,这里先不去多说它。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一种既非理性亦非非理性的直觉尝试,在斯妤的一些率真的散文篇章中,或许是她特别率真的心力所致。我喜欢斯妤的散文,恰恰就在于那些超出美丑的事实描述,例如《某年某月》中的时间意象,它才是不窒息于传统的活泼泼的新生命的呼唤。
    很偶然地认识了斯妤,见过两面,一次是在我们都尊敬的一位诗人家里,一次是在去年武汉热闹非凡的全国书市上。切近地看她,尤其是在一群女作家、女朋友、女人中间,她的单纯和清丽,很像她早期充满青春气息的作品,浪漫而不失典雅,和前面说的她的一些作品反差很大。联系到她的作品比一般人更多地写到梦,当时就想到一个可以引申的题目:一个女人的两种梦境。
    梦总是和时间关联着的。
    一种梦,可以换一别名,即梦幻。斯妤的很多作品,明亮得耀眼,仿佛青春的投射,连文字和文字布局的节奏都有一种轻快、流畅。正如它的时间性一样,在轻快、流畅中是延续着的。然而它的得到就是它的失去,因为这延续是无限延续的,它永不抵达真实。
    一种梦毋宁说就是真实本身,它被遮盖着,非要用梦的形式才能将遮盖物去掉,那遮盖物原本就是被日常语言前置的、导致人们丧失当下感觉的一种物化形态。只有去掉这遮盖物,在日常语言断裂的边缘,尖锐着的、自我感觉着的感觉方式才可能真的显示出来。它同时也是无限延续的时间的因果链的断裂。在这种断裂中,梦生成着,成为比事实更持久的真实。
    199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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