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读易卜生的《罗斯莫庄》在易卜生的剧本中，有一个剧本，曾引起过我一种特别的关注，这个剧本就是易卜生写于1886的《罗斯莫庄》。
我关注它，并不是因为它是易卜生剧作中最令人惊愕、最难以理解的作品；也不是因为从勃兰兑斯到弗洛伊德都曾对它做过专门的解读，从而在文学批评史上留下过不朽的篇章。
我关注它，纯然是因了一个偶然的念头，这念头一经出现就不再能挥去，以致在第一次读过它后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再走近它。我不清楚是为什么，似乎只是担心真的走进去，是走向一个不祥的预兆，走向一个自设的心理陷阱。但它分明因此而格外地诱惑着我。我知道，这与其说是关注，不如说是一种纠缠，一种身不由己的遭遇。
我记不清曾犹豫了多长时间，只知道我终于还是再度翻开了它，并且长时间地逗留于它的每一个沉重的间隔，仿佛我也因此而被间隔起来。
1985年的初夏，是第几遍重读时，我第一次试图记下自己的感觉：
……
第二幕。罗斯莫宁静的心情一下子被破坏了（因克罗尔抖出的碧爱特“痛心的控诉”）。
“从前我觉得问心无愧——今天可不同了。”
“自从我听了那些话以后，她（碧爱特）好像又阴森森地活起来了。”
接下去，是吕贝克和罗斯莫惊心动魄的对白，几乎每一句都不能遗漏，直至第二幕结束。
我想哭。为罗斯莫。还是为吕贝克。悲剧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其实结局还是次要的，在那些复杂的心理冲突和迂回中，已隐含着多少人的难言的悲怆。
“吕贝克（从椅子后面小心地走近他）：
‘……假使你有法儿能使碧爱特起死回生——能使她回到你面前——回到罗斯莫庄来——你愿不愿意那么办？’
罗斯莫：‘咳，我怎么知道什么事愿意什么事不愿意！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件事已经无法挽救了。’
……
罗斯莫：‘吕贝克，快乐才能提高人的精神。’
吕贝克：‘难道你不可以说悲哀也能提高人的精神吗？一个巨大的悲哀？’
罗斯莫：‘可以那么说，只要一个人能熬得住、摆得脱、撇得开那种悲哀。’
吕贝克：‘你就必须那么办。’
罗斯莫（凄然摇头）：‘我永远不能完全摆脱这悲哀。我心里老是揣着一个疑团——存着一个问题。那种能使生活非常甜美的精神乐趣我再也尝不到嘴了。’
吕贝克（把身子伏在椅背上，声音放低些）：‘罗斯莫，你指什么说？’
罗斯莫（仰脸瞧她）：‘我说的是快活宁静、清白纯洁的心情。’
吕贝克（倒退一步）：‘对了，清白纯洁的心情。’”
——同样一句话，但多么不同的理解和心境！作为一个女人，吕贝克，我和你一起颓然倒下。
以后很长时间我都在想：
在经历了第二幕的颓然倒下后，吕贝克是否还能再回到她的清白纯洁的心情中？
她为什么拒绝罗斯莫的求婚，第二幕的第一次拒绝（在上述惊心动魄的“对白”前）和第四幕的第二次拒绝（在“对白”后）是因为相同的还是不相同的原因？
而今，几年过去了，许多问题仍然是谜。
在戏剧史和戏剧理论中，易卜生是以回溯法著称的。他的戏总是在戏剧冲突白热化的前夕开始，然后在戏剧的进展中借助戏剧人物之口一点点地回顾和交待人物和人物关系的历史……因而“回忆”，在易卜生的剧中往往是戏剧冲突展开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因素。
问题在于，这“回忆”因出自不同的人物而抹上了不同的色彩。纯粹的客观性在这里消失了，众说纷纭使剧情总是置于扑朔迷离之中。
在《罗斯莫庄》里，将女主人碧爱特因精神病最后导致自杀的决定原因和所谓的她死前的控诉，是导致剧情急转直下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克罗尔、摩腾斯果、海尔赛特太太，当然更重要的是罗斯莫和吕贝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回忆”。这各个不同的“回忆”不仅不能衔接成一条因果的链锁，反倒把众多的可能性推到前台。
或许易卜生在这里原本就不想让他的读者和观众把一切的来龙去脉置于因果的链锁上弄得一清二楚。恰恰相反，倒是扑朔迷离本身在事实的断裂后面注入着浓重的心理乃至情绪的体验。这心理和情绪的体验本身是比任何事实更尖锐的事实——这一特点，使易卜生已这样地切近现代文学艺术。
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
在惊心动魄的往事的回忆中，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那许许多多的事情是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的。因果联系或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或许存在过而早已退隐了，像无数生长的枝蔓，只有孤零零的事实突兀在那里。以致无论多少岁月已逝去，每一次记忆都仍然如同是尖锐的呼啸从脑际掠过，留下一阵阵心的悸动。
易卜生将吕贝克置于社会改革和变更传统的旋涡中。古老的罗斯莫庄既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又是一个隐喻的象征——
“罗斯莫庄的人都是盯着死人不放手。”
“罗斯莫庄的孩子不会哭”，“长大了也从来不会笑。”
“罗斯莫庄的人永远躲不开那群白马。”
吕贝克正是在这既是生活场景又是隐喻的象征的罗斯莫庄里经历着最实在和饱满的人生。
吕贝克来了，带着北国的寒冷的热情，带着她那像料峭的风寒一样的生命意志，梦想着用自由、解放的思想冲破罗斯莫庄这传统秩序的中心，仿佛她整个就是生命意志的化身。
但这是一个多么残缺并因残缺而脆弱不堪的意志。
或许她是维斯特大夫与她母亲的私生女，或许如弗洛伊德所猜测乃至所断言的，她曾与维斯特大夫有过乱伦关系，那么她是真的背着一段沉重的历史、背着人类走出伊甸园后被上帝诅咒的罪孽走进这一片因清白宁静而僵死得失去生殖、失去生命力、失去哭泣和欢笑，甚至失去花香和花的天然色彩的庄园的。她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承受生命的丑恶、不洁和破碎。
吕贝克诱杀了罗斯莫庄的女主人碧爱特——这是为维护传统而不择手段的克罗尔以碧爱特哥哥的身份借死去的碧爱特的口对吕贝克的控诉；这是意志整个坍塌后的吕贝克以传统为尺度的绝望的忏悔。它分明带着一种用结果追究原因、追究动机的变形的夸张。
其实任何人都经不起这样的追究。
因为一方面，当一件意外的事故发生时，作为背景的，不仅有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当事者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已牵涉许多的偶然因素；另一方面，已发生的事实总是大于动机，事实作为事实所获得的独立意义其中包含着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把它变为现实的唯一的可能性，这同样牵涉许多的偶然因素。如在这两面偶然性因素之间硬要架起一条因果联系的必然性链锁，有谁能承受得起它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量？
克罗尔就是这样追究吕贝克的。一旦他得知罗斯莫抛弃了传统、抛弃了祖宗的信仰而转向自由解放的思想后，他一反他的“友好”态度，而把全部仇恨集中在吕贝克身上。从第一幕到第二幕，他是那样迅速地露出了他的卫道士的狰狞面孔。他分明是全社会保守势力的代表。
当然还不只他，还有摩腾斯果这位激进思想的领袖人物，为了自由主义运动不吃亏也来了，也煞有介事地拿碧爱特生前的信做不失时机的警告。
这些都没什么，只要罗斯莫和他的信心挺得住。
问题在于，罗斯莫在克罗尔抖出的碧爱特的控诉前整个地动摇了。他一下子有了那么多的疑问，他的疑问不仅摧毁了自己，而且摧毁了吕贝克的自信。
真正的危机从来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人自己的内心。
我们曾经历过，我们因而懂得什么叫绝望，什么叫超出绝望的无望……
而在第二幕，我们却束手无策地目睹着吕贝克颓然倒下。是的，碧爱特又阴森森地活了。她就在那里，在罗斯莫的心里。
吕贝克从来不是一个符号，不是一个能用任何可能方式在罗斯莫心中唤起生命意志的符号。或许她曾经是，在她仿佛整个就是生命意志的化身的意义上。但是她现在不是了，她只是一个脆弱的女人而已。她的心中因净化而生长起来的爱，使她无力正视生命的丑恶、不洁和破碎。除非罗斯莫用自信给予她自信，把她的被剥夺了的意志再归还给她。罗斯莫的每一点疑问都撕咬着她的心，因为那每一点疑问都像楔子一样分裂着她和罗斯莫曾有过的精神默契和亲密无间，也分裂着只有在对方的补足中才有完整的爱与意志。
碧爱特死后，她曾每日每日地守在窗口目送罗斯莫走出或走进庄园，她期待着他能无畏而坦然地走过那水车沟、那便桥，碧爱特是在那里跳进水车沟的。但每一次，罗斯莫的绕道而行都使她失望了。她从来没说出过这件事，因为这是不能说的，因为爱人之间是不能要求的。不是我的我不要。她懂得女人在主动中不能抹去的被动前提和在被动中固守的主动，懂得女人用沉默深藏着的隐秘的自尊。她要的是一闪念中的默契和给予他人自信的自信。
人与人多么容易在错过中失去，不仅有失之交臂，还有失之瞬间理解的差异，后者较之前者更容易在迅速更迭和自我增长的心理冲突中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遗憾。这遗憾是注定了无可挽回的。它在心理时间的急遽推动下造成的时空错位已无法用任何外在的事件填充和弥补。
人生有缺欠是真实，错位同样是真实。人承认有缺欠是不难的，因为承认有缺欠同时也就认定依然有美好的东西。承认错位却是难的，因为承认错位就是承认无可挽回的全盘过失。
这是一种超出绝望的无望。
在绝望中，人面临着想象的失落，结果原本是附着于这想象的。于是人还可能编织新的想象，将希望的结果附着于这新的想象之上。
在超出绝望的无望中，一切都破碎了，时间、记忆、想象，最后是重建完整的誓言和期望。不再会有结果。或者结果从来就在那里。它从一开头就是自行证明的虚无。
但生命却仍然被什么支撑着。
（但想象，却仍然在想象着，在想象的先验里。）
生命仿佛在坍塌的那一刻里还原到了原初的混沌中。那里没有原因，没有结果；那里不再有方向，不再有沿着某种方向延伸的希望。
生命就是生命。
即使最终是这样一种真实摆在人的面前，人也终归能支撑起真实的生命。但人不能放弃梦想，吕贝克不能。
生存的两难是表层的，假如能得到罗斯莫的理解和默契，吕贝克有足够的力量重建生命的完整。
就表层来看——
吕贝克在走进罗斯莫庄不久，就几乎是被性的风暴所裹挟。它混沌，无明确的目的，充满着原初性的神秘的魅力。换句话说，那一度被行动的目的所鼓动的意志，此时不仅被原始的生命力所召唤，而且已被原始的生命力引入一条超出善恶目的的道路。意志不再是手段，虽然它可能行善或作恶，但实际上已不再能够理性地接受或拒绝目的。或许它仍然期待着一种更高的目的即无目的成为自身目的的注入。那应该是爱。否则，单纯的意志是残缺而无生命力的。
而罗斯莫却走着一条全然不同的路。当吕贝克带着她的充溢的生命力出现在罗斯莫庄时，他的闭塞得晦暗无光的生活不仅有了光亮而且有了清新的气息。在这光亮和气息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柔情蜜意从他心里滋生出来，弥漫在整个罗斯莫庄。那是他自觉意识着的他和吕贝克之间纯洁的友谊。与此同时，一种纯然是精神性的爱恋在这纯洁的友谊下悄然生长。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这爱恋是渴望破土而出的。因为爱不是封闭，不是内心涌动的激情，归根结底，爱要走向他人，走向世界。然而就是罗斯莫的这自我强制的不意识，使这爱即使有一天真的破土而出却难免不在第一阵风寒中凋零、枯萎。因为它没有正视自己、支撑自己的勇气和力量。爱没有意志，没有自我意识到的自觉意向和自我确证的能力。
在第一幕和第二幕，在克罗尔抖出的“碧爱特的控诉”前，我们看见了——当吕贝克一方面感受着、一方面却拼命掩饰着心底深处涌流的爱，并强撑着自己时，“碧爱特的控诉”却使罗斯莫自我欺瞒的感情顷刻间袒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他突然觉得充实他的快活宁静、清白纯洁的心情被悲哀和疑团整个地毁坏了。那在闪电般的联想中已俨然在眼前的奋斗、动荡、纷争、扰攘的生活使他惊恐不已。在那番惊心动魄的对话后，他在这样一种心境中第一次向吕贝克求婚。
罗斯莫：“……难道你看不出我用什么方法最容易摆脱那些烦恼的回忆——伤心的旧事？”
罗斯莫：“来，咱们试试。咱们俩合成一个人。死者的位子不能让它再空着。”
吕贝克：“叫我填补碧爱特的空位子！（低声，发抖）罗斯莫，你相信事情真会如此吗？”
吕贝克断然拒绝了这求婚，她不愿意回答为什么。
吕贝克：“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你别追问为什么。”
“如果你再追问那句话——那就一切都罢休。”
“到时候我会走碧爱特走过的路。”
吕贝克拒绝了一伸手就可以摘取的“幸福”。因为这“幸福”像失去了根、茎、枝叶和花朵的果实，将在真空中枯萎，如同碧爱特经历过的那样。吕贝克要的是生命般充满生机、纯属于自己的爱，它不是一个婚姻的形式就可赋予而永存的。为什么一定要恢复清白宁静，而不能在巨大的悲哀中显示爱的真诚和力量？！
尔后，所有理解的差异都源出于这里。
“碧爱特的控诉”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吕贝克和罗斯莫的惊心动魄的对话，罗斯莫的求婚和吕贝克的拒绝，绝然不同的心境成了以后迅速进展的一切的潜在的背景。从这以后，无论是吕贝克还是罗斯莫，他们的理解都超出了事情的表面意义。错位，即从这里开始。
换一个角度说，正是吕贝克和罗斯莫的全然不同的进入角度带来了他们理解的全然不同的心理前提，这心理前提在第二幕被白热化、表面化。它整个地错位了。
这错位了的心理前提，亦即植根于深层的心理空间的不同的前提，以它的意向性制约着每一个心理闪念、每一个抉择的倾向，把生存的两难推向无法生存的冲突之中。
易卜生以他诗人哲学家的敏锐感受着人的生存的两难处境，并在《罗斯莫庄》中做了尖锐的、亦生亦死的表达。
罗斯莫、吕贝克、传统和传统中可能拯救出的革新因素，这每一点都不能丢掉，因为每一点都是真实的。但也正因为这每一点都不能丢掉，才可能导致悖论。
“罗斯莫庄的人生观可以提高人的品质，然而——然而它可以毁灭人的幸福。”（吕贝克）
这是一个多么颓丧乃至悲哀的总结。
快活宁静、清白纯洁，这是一个无罪孽感的人才能保持的心情。但个人的每一点幸福不原本就是亵渎上帝的罪孽吗？
人究竟要什么？
在无法言说的悲哀中，我们曾多少次这样问自己。
是的，人究竟要什么？
罗斯莫要冲破传统的桎梏，要寻找一条拯救人类的善良品质，从而让每个人的智力、每个人的意志都顺着天赋的途径各自努力前进的道路，却不能坦然地承认罪孽，在对罪孽的承认中伸张自己和自己精神伴侣的新生的清白和无辜。
而吕贝克却在罗斯莫的悲哀、绝望和克罗尔对她的一段曾不为人知的历史的揭露这双重的打击下，决心独自承担起全部罪孽，用生命作代价为罗斯莫追回他须臾不能缺少的快活宁静、清白纯洁的心情。这是一种赎罪，也是一种爱的奉献。
在第三幕，在同克罗尔做过一次单独的交谈其实是交锋后，吕贝克最后一次问罗斯莫：“罗斯莫，你真是那么缺少不得快乐吗？”“像你这么个从来不会笑的人也缺少不得快乐吗？”罗斯莫肯定的回答促使她做一次彻底的、公开的忏悔，一次对事实真相的说明。不仅是对罗斯莫，而且是对克罗尔、对这位全社会保守势力的代表。她因此硬要克罗尔留下来：“我求你别走。别走！否则你不久就会后悔的。这是我末一次求你的事。”“咱们三个人都坐下。让我仔细告诉你们。”
罗斯莫忍不住问：“吕贝克，你究竟是怎么回事？脸上一股不自然的镇静——究竟是什么意思？”
吕贝克：“这是有了决心以后的镇静。”
罗斯莫：“你说决心？什么决心？”
吕贝克：“我准备把你过日子需要的东西交还你。亲爱的朋友，我要把你快乐清白的良心交还你！”
接下来，我们发现过去的扑朔迷离的、透射着各种可能性的往事突然全部清晰了。面对把碧爱特的精神病激成疯狂症的决定原因这“谁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她突然做出了决断的回答。于是，目的、手段、步骤像铁的构架不仅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心理活动和事实本身这两面偶然性因素之间架起了一条因果联系的必然性锁链，而且使吕贝克如同被剔除了血肉、剔除了爱和梦想的幽灵一样成为阴谋的化身。
克罗尔当然相信这些，因为这原本就是他们对“自由思想”的揣测和恶意中伤。
但罗斯莫能够相信么？他将同克罗尔一起离去，彻底放弃自由思想，回到传统的怀抱，还是……？
至少这一刻，他走了，同克罗尔一起。
吕贝克仍然忍不住追逐他的身影——“（低声自语）今天他也不走便桥。他绕着道儿走。决不经过水车沟。决不。”
吕贝克已决心永久地离开罗斯莫庄，但她的心中仍不自觉地怀着期待。经过传统的净化，她有一种提高了的自信，更重要的是，她有她自己心目中的完整和对这完整的执着，有作为一个女人对爱及其方式的独特敏感的要求。
罗斯莫没有走出这期待。或者换一个角度说，罗斯莫回来了，为自己心中的期待所驱使。这期待是，他要看到自己的高尚意志能否真的使一个人、一个哪怕有历史重负的人挺身站立起来而无愧于高尚的人，他为此非要证据不可。这证据对于他性命攸关。
几乎整个第四幕，他的刻不容缓的心境使得索取以追问的否定方式出现，而且这追问分明是被唯恐失望的恐惧夸大成了无可挽回的疑惑——“我永远撇不掉这种疑心。我总不能绝对相信你对我的爱是纯洁完整的。”“那么，吕贝克，把我的信心交还我！我对于你的信心！我对于你的爱的信心！拿证据来！我非要证据不可！”这索取的追问几乎成为不可动摇的意志。
在这里，罗斯莫归根结底要的是吕贝克品质提高了的证明。吕贝克必须证明自己在爱的净化中成为一个高洁的人而远远超过碧爱特。因为罗斯莫缺乏的恰恰是承担破坏而给予新生的力量。他要求证明，是把自信的恢复的主动让位给了吕贝克，他要看到吕贝克在纯洁高尚的人类准则上到底前进（或恢复）了多远，从而振作自身。吕贝克事实上已以她的赎罪的奉献做到了这一点——主要在爱的自觉上做到超出传统的清白宁静的自信，罗斯莫却没有做到。
或许也只有吕贝克的更高的自信才能支持罗斯莫的自信。这一点是双方互为前提的，因此才形成悖论。
更具体地说，正是双方都以对方的自信为自己自信的前提所形成的悖论，在罗斯莫、吕贝克、传统和传统里可能拯救出的革新因素的循环中打开了一个纵深的心理层面，它逼视着生存的两难，逼视着生存层面上在每一个闪念、每一个抉择倾向里以爱与意志冲突的具体形式丰富地展现着的错位的事实。
错位的事实是在世界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展开的。错位在这里可以概括地表述为：瞬间的不相容。
两个人的价值标准不一样，观念不一样，知识准备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都可能造成错位。于是两个人使用同一个母语，理解同一个概念，追寻同一个问题，却形成两个人各说各的。表面上是在对话，实际却不是。语言的同一性由此成为造成错位事实的最直接、最可怕的情况。它的意识形式是“一致”，追求一致，很可能一致，或者说可能性就表现在一致上，因为没有这个可能的一致，两个人就不相关，发生不了关系。
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目的性——确切地说是表现根本存在为一存在状态的目的性。目的看起来一致，其实是生存的存在根基上的不一致，结果互相丢失，造成无可挽回的错位事实。
也就是说，只有进入关系、进入交往，有目的性，把可能性带入目的，才可能有错位事实的发生。
但这还不是错位最本质的层面。
错位最本质的层面是两个人的时间背景不一样，亦即两个人在空间所引发的时间、所转化的空间的东西不一样。因而错位，就其是“情绪——感觉”的范畴来看，是一种引发着多种可能性的内心状态，一种存在的前理解、前语言的原初状态。它超出时间。
换一个角度说，错位不仅是在时间意义上的，即不仅是一个自然时间先后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由此，当一个应该在此时得到的东西却不得不在彼时得到时，人会说“一切都失去了它本然的意义”），它同时又是空间的，但实际上没有移位的可能，只是用一种尖锐的不相容性显示着自身的存在。
它是在瞬息的生命体验中自我显示、自我把握的“情绪——感觉”本身。
我用“错位”这两个字描述我读《罗斯莫庄》的“情绪——感觉”，我用我对《罗斯莫庄》的人物关系，主要是吕贝克和罗斯莫的关系的剖析使这“情绪——感觉”成为可进入的。
吕贝克其实已站在这入口处——在经历了第二幕的颓然倒下后，至少对于吕贝克来说，对“错位”的体验，在其惊心动魄的意义上，已成为超过任何外在事件的内心事件。
第四幕，吕贝克准备离去，回到她的故土北方去。这离和死于她已没什么区别。因为生命如需赋予意义，那这意义已留在了罗斯莫庄；生命如就是生命，那这生命的活力、光采已被罗斯莫的“害人的疑心病”所吞噬。但是离或是死，对于罗斯莫却有着生死之别。她离去，罗斯莫从此就只是一具剥夺了自信的被动的躯体；她死，罗斯莫却能在以死亡托负起的爱的证明中重建生命的信念。
面对双方都以对方的自信为自己自信的前提这一悖论，死亡，似乎成为解决悖论从而解决错位事实的唯一的途径。用不着再追问谁跟谁走，吕贝克跟随罗斯莫或罗斯莫跟随吕贝克！爱与意志的冲突如不能让位给同死亡一样冰封的冷漠，那就在死亡中冰释吧。事实是，吕贝克和罗斯莫向对方要求的是这样一种自信的要求，那就是双方都必须自信到这种程度，即敢于面对自己过去的死而新生。他们最终都做到了。
罗斯莫：“咱们互相跟着走——我跟着你，你也跟着我。”
吕贝克：“对。咱们是一个人。走！咱们高高兴兴地走。”
当他们一起消失于水车沟的泡沫时，亦即当错位的事实终于被死亡一笔勾销时，错位，才成为震人心魄的情绪现象同《罗斯莫庄》一起永存在了人的思索与感觉中。
自1979年春天第一次认真地走进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第一次以《人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为题试图记下自己读易卜生的感觉（与墨哲兰先生合作），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来，我读悲剧，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再回到易卜生的日常生活的悲剧——从《培尔·金特》，到《罗斯莫庄》，到《海上夫人》，到《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我曾不能自已地告诉我的亲人、朋友：在中国，我不读易卜生，谁读？
这里无所谓对自己的褒贬，严格说，这只是表达着一种情绪罢了，一种从痛苦的经历中生长出来弥漫着我的整个生存的情绪。
如我在《形式和意义》一文中所说：读易卜生，几乎用不着寻找迷人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瞬间都在心灵现实的收缩和释放中成为敞开的遮蔽。原始的冲动和超越的激情使铺陈着的日常生活笼罩着神秘的氛围，充溢着生命的张力。于是两种节奏一起搏动，一面是流逝着的悲剧性的日常生活，它散漫而无目的；一面是凝聚着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它的无目的的目的性造成了一种自为的紧张感。
一个内心为纯洁完整、为时间性所纠缠的人，怎么能不这样地感应着扑面而来的、充满空间感的节奏，如同应和着一个共着生命的呼吸？！
易卜生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在于他是用灵魂的呼唤将女人从熟睡或沉沦中唤起的。于是无论他的戏剧铺陈出怎样丰富的外部世界，触及到何等敏感的社会问题，都有一个女人应和着他，用整个心灵的颤动透露出人的原始的痛苦和期待。这痛苦和期待是无对象的，即不是一个对象的存在。它就在那里。存在因它而真实，而变成可触摸的。
换一个角度说，易卜生把人与社会、传统等外在的历史关系，全部转变成了人与自我的心理困境与纠缠的本体关系，转变成了男人和女人纠缠着的命运。
在日常生活的思索和感觉乃至每一个心理的闪念和滞留中，易卜生的表达几乎成为我的表达的前语言。于是“易卜生”，成为一个可以让理解拼命渗透的领域，一个唯恐在“错位”中失去的领域。
1989年12月21日
我关注它，并不是因为它是易卜生剧作中最令人惊愕、最难以理解的作品；也不是因为从勃兰兑斯到弗洛伊德都曾对它做过专门的解读，从而在文学批评史上留下过不朽的篇章。
我关注它，纯然是因了一个偶然的念头，这念头一经出现就不再能挥去，以致在第一次读过它后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再走近它。我不清楚是为什么，似乎只是担心真的走进去，是走向一个不祥的预兆，走向一个自设的心理陷阱。但它分明因此而格外地诱惑着我。我知道，这与其说是关注，不如说是一种纠缠，一种身不由己的遭遇。
我记不清曾犹豫了多长时间，只知道我终于还是再度翻开了它，并且长时间地逗留于它的每一个沉重的间隔，仿佛我也因此而被间隔起来。
1985年的初夏，是第几遍重读时，我第一次试图记下自己的感觉：
……
第二幕。罗斯莫宁静的心情一下子被破坏了（因克罗尔抖出的碧爱特“痛心的控诉”）。
“从前我觉得问心无愧——今天可不同了。”
“自从我听了那些话以后，她（碧爱特）好像又阴森森地活起来了。”
接下去，是吕贝克和罗斯莫惊心动魄的对白，几乎每一句都不能遗漏，直至第二幕结束。
我想哭。为罗斯莫。还是为吕贝克。悲剧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其实结局还是次要的，在那些复杂的心理冲突和迂回中，已隐含着多少人的难言的悲怆。
“吕贝克（从椅子后面小心地走近他）：
‘……假使你有法儿能使碧爱特起死回生——能使她回到你面前——回到罗斯莫庄来——你愿不愿意那么办？’
罗斯莫：‘咳，我怎么知道什么事愿意什么事不愿意！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件事已经无法挽救了。’
……
罗斯莫：‘吕贝克，快乐才能提高人的精神。’
吕贝克：‘难道你不可以说悲哀也能提高人的精神吗？一个巨大的悲哀？’
罗斯莫：‘可以那么说，只要一个人能熬得住、摆得脱、撇得开那种悲哀。’
吕贝克：‘你就必须那么办。’
罗斯莫（凄然摇头）：‘我永远不能完全摆脱这悲哀。我心里老是揣着一个疑团——存着一个问题。那种能使生活非常甜美的精神乐趣我再也尝不到嘴了。’
吕贝克（把身子伏在椅背上，声音放低些）：‘罗斯莫，你指什么说？’
罗斯莫（仰脸瞧她）：‘我说的是快活宁静、清白纯洁的心情。’
吕贝克（倒退一步）：‘对了，清白纯洁的心情。’”
——同样一句话，但多么不同的理解和心境！作为一个女人，吕贝克，我和你一起颓然倒下。
以后很长时间我都在想：
在经历了第二幕的颓然倒下后，吕贝克是否还能再回到她的清白纯洁的心情中？
她为什么拒绝罗斯莫的求婚，第二幕的第一次拒绝（在上述惊心动魄的“对白”前）和第四幕的第二次拒绝（在“对白”后）是因为相同的还是不相同的原因？
而今，几年过去了，许多问题仍然是谜。
在戏剧史和戏剧理论中，易卜生是以回溯法著称的。他的戏总是在戏剧冲突白热化的前夕开始，然后在戏剧的进展中借助戏剧人物之口一点点地回顾和交待人物和人物关系的历史……因而“回忆”，在易卜生的剧中往往是戏剧冲突展开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因素。
问题在于，这“回忆”因出自不同的人物而抹上了不同的色彩。纯粹的客观性在这里消失了，众说纷纭使剧情总是置于扑朔迷离之中。
在《罗斯莫庄》里，将女主人碧爱特因精神病最后导致自杀的决定原因和所谓的她死前的控诉，是导致剧情急转直下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克罗尔、摩腾斯果、海尔赛特太太，当然更重要的是罗斯莫和吕贝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回忆”。这各个不同的“回忆”不仅不能衔接成一条因果的链锁，反倒把众多的可能性推到前台。
或许易卜生在这里原本就不想让他的读者和观众把一切的来龙去脉置于因果的链锁上弄得一清二楚。恰恰相反，倒是扑朔迷离本身在事实的断裂后面注入着浓重的心理乃至情绪的体验。这心理和情绪的体验本身是比任何事实更尖锐的事实——这一特点，使易卜生已这样地切近现代文学艺术。
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
在惊心动魄的往事的回忆中，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那许许多多的事情是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的。因果联系或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或许存在过而早已退隐了，像无数生长的枝蔓，只有孤零零的事实突兀在那里。以致无论多少岁月已逝去，每一次记忆都仍然如同是尖锐的呼啸从脑际掠过，留下一阵阵心的悸动。
易卜生将吕贝克置于社会改革和变更传统的旋涡中。古老的罗斯莫庄既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又是一个隐喻的象征——
“罗斯莫庄的人都是盯着死人不放手。”
“罗斯莫庄的孩子不会哭”，“长大了也从来不会笑。”
“罗斯莫庄的人永远躲不开那群白马。”
吕贝克正是在这既是生活场景又是隐喻的象征的罗斯莫庄里经历着最实在和饱满的人生。
吕贝克来了，带着北国的寒冷的热情，带着她那像料峭的风寒一样的生命意志，梦想着用自由、解放的思想冲破罗斯莫庄这传统秩序的中心，仿佛她整个就是生命意志的化身。
但这是一个多么残缺并因残缺而脆弱不堪的意志。
或许她是维斯特大夫与她母亲的私生女，或许如弗洛伊德所猜测乃至所断言的，她曾与维斯特大夫有过乱伦关系，那么她是真的背着一段沉重的历史、背着人类走出伊甸园后被上帝诅咒的罪孽走进这一片因清白宁静而僵死得失去生殖、失去生命力、失去哭泣和欢笑，甚至失去花香和花的天然色彩的庄园的。她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承受生命的丑恶、不洁和破碎。
吕贝克诱杀了罗斯莫庄的女主人碧爱特——这是为维护传统而不择手段的克罗尔以碧爱特哥哥的身份借死去的碧爱特的口对吕贝克的控诉；这是意志整个坍塌后的吕贝克以传统为尺度的绝望的忏悔。它分明带着一种用结果追究原因、追究动机的变形的夸张。
其实任何人都经不起这样的追究。
因为一方面，当一件意外的事故发生时，作为背景的，不仅有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当事者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已牵涉许多的偶然因素；另一方面，已发生的事实总是大于动机，事实作为事实所获得的独立意义其中包含着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把它变为现实的唯一的可能性，这同样牵涉许多的偶然因素。如在这两面偶然性因素之间硬要架起一条因果联系的必然性链锁，有谁能承受得起它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量？
克罗尔就是这样追究吕贝克的。一旦他得知罗斯莫抛弃了传统、抛弃了祖宗的信仰而转向自由解放的思想后，他一反他的“友好”态度，而把全部仇恨集中在吕贝克身上。从第一幕到第二幕，他是那样迅速地露出了他的卫道士的狰狞面孔。他分明是全社会保守势力的代表。
当然还不只他，还有摩腾斯果这位激进思想的领袖人物，为了自由主义运动不吃亏也来了，也煞有介事地拿碧爱特生前的信做不失时机的警告。
这些都没什么，只要罗斯莫和他的信心挺得住。
问题在于，罗斯莫在克罗尔抖出的碧爱特的控诉前整个地动摇了。他一下子有了那么多的疑问，他的疑问不仅摧毁了自己，而且摧毁了吕贝克的自信。
真正的危机从来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人自己的内心。
我们曾经历过，我们因而懂得什么叫绝望，什么叫超出绝望的无望……
而在第二幕，我们却束手无策地目睹着吕贝克颓然倒下。是的，碧爱特又阴森森地活了。她就在那里，在罗斯莫的心里。
吕贝克从来不是一个符号，不是一个能用任何可能方式在罗斯莫心中唤起生命意志的符号。或许她曾经是，在她仿佛整个就是生命意志的化身的意义上。但是她现在不是了，她只是一个脆弱的女人而已。她的心中因净化而生长起来的爱，使她无力正视生命的丑恶、不洁和破碎。除非罗斯莫用自信给予她自信，把她的被剥夺了的意志再归还给她。罗斯莫的每一点疑问都撕咬着她的心，因为那每一点疑问都像楔子一样分裂着她和罗斯莫曾有过的精神默契和亲密无间，也分裂着只有在对方的补足中才有完整的爱与意志。
碧爱特死后，她曾每日每日地守在窗口目送罗斯莫走出或走进庄园，她期待着他能无畏而坦然地走过那水车沟、那便桥，碧爱特是在那里跳进水车沟的。但每一次，罗斯莫的绕道而行都使她失望了。她从来没说出过这件事，因为这是不能说的，因为爱人之间是不能要求的。不是我的我不要。她懂得女人在主动中不能抹去的被动前提和在被动中固守的主动，懂得女人用沉默深藏着的隐秘的自尊。她要的是一闪念中的默契和给予他人自信的自信。
人与人多么容易在错过中失去，不仅有失之交臂，还有失之瞬间理解的差异，后者较之前者更容易在迅速更迭和自我增长的心理冲突中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遗憾。这遗憾是注定了无可挽回的。它在心理时间的急遽推动下造成的时空错位已无法用任何外在的事件填充和弥补。
人生有缺欠是真实，错位同样是真实。人承认有缺欠是不难的，因为承认有缺欠同时也就认定依然有美好的东西。承认错位却是难的，因为承认错位就是承认无可挽回的全盘过失。
这是一种超出绝望的无望。
在绝望中，人面临着想象的失落，结果原本是附着于这想象的。于是人还可能编织新的想象，将希望的结果附着于这新的想象之上。
在超出绝望的无望中，一切都破碎了，时间、记忆、想象，最后是重建完整的誓言和期望。不再会有结果。或者结果从来就在那里。它从一开头就是自行证明的虚无。
但生命却仍然被什么支撑着。
（但想象，却仍然在想象着，在想象的先验里。）
生命仿佛在坍塌的那一刻里还原到了原初的混沌中。那里没有原因，没有结果；那里不再有方向，不再有沿着某种方向延伸的希望。
生命就是生命。
即使最终是这样一种真实摆在人的面前，人也终归能支撑起真实的生命。但人不能放弃梦想，吕贝克不能。
生存的两难是表层的，假如能得到罗斯莫的理解和默契，吕贝克有足够的力量重建生命的完整。
就表层来看——
吕贝克在走进罗斯莫庄不久，就几乎是被性的风暴所裹挟。它混沌，无明确的目的，充满着原初性的神秘的魅力。换句话说，那一度被行动的目的所鼓动的意志，此时不仅被原始的生命力所召唤，而且已被原始的生命力引入一条超出善恶目的的道路。意志不再是手段，虽然它可能行善或作恶，但实际上已不再能够理性地接受或拒绝目的。或许它仍然期待着一种更高的目的即无目的成为自身目的的注入。那应该是爱。否则，单纯的意志是残缺而无生命力的。
而罗斯莫却走着一条全然不同的路。当吕贝克带着她的充溢的生命力出现在罗斯莫庄时，他的闭塞得晦暗无光的生活不仅有了光亮而且有了清新的气息。在这光亮和气息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柔情蜜意从他心里滋生出来，弥漫在整个罗斯莫庄。那是他自觉意识着的他和吕贝克之间纯洁的友谊。与此同时，一种纯然是精神性的爱恋在这纯洁的友谊下悄然生长。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这爱恋是渴望破土而出的。因为爱不是封闭，不是内心涌动的激情，归根结底，爱要走向他人，走向世界。然而就是罗斯莫的这自我强制的不意识，使这爱即使有一天真的破土而出却难免不在第一阵风寒中凋零、枯萎。因为它没有正视自己、支撑自己的勇气和力量。爱没有意志，没有自我意识到的自觉意向和自我确证的能力。
在第一幕和第二幕，在克罗尔抖出的“碧爱特的控诉”前，我们看见了——当吕贝克一方面感受着、一方面却拼命掩饰着心底深处涌流的爱，并强撑着自己时，“碧爱特的控诉”却使罗斯莫自我欺瞒的感情顷刻间袒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他突然觉得充实他的快活宁静、清白纯洁的心情被悲哀和疑团整个地毁坏了。那在闪电般的联想中已俨然在眼前的奋斗、动荡、纷争、扰攘的生活使他惊恐不已。在那番惊心动魄的对话后，他在这样一种心境中第一次向吕贝克求婚。
罗斯莫：“……难道你看不出我用什么方法最容易摆脱那些烦恼的回忆——伤心的旧事？”
罗斯莫：“来，咱们试试。咱们俩合成一个人。死者的位子不能让它再空着。”
吕贝克：“叫我填补碧爱特的空位子！（低声，发抖）罗斯莫，你相信事情真会如此吗？”
吕贝克断然拒绝了这求婚，她不愿意回答为什么。
吕贝克：“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你别追问为什么。”
“如果你再追问那句话——那就一切都罢休。”
“到时候我会走碧爱特走过的路。”
吕贝克拒绝了一伸手就可以摘取的“幸福”。因为这“幸福”像失去了根、茎、枝叶和花朵的果实，将在真空中枯萎，如同碧爱特经历过的那样。吕贝克要的是生命般充满生机、纯属于自己的爱，它不是一个婚姻的形式就可赋予而永存的。为什么一定要恢复清白宁静，而不能在巨大的悲哀中显示爱的真诚和力量？！
尔后，所有理解的差异都源出于这里。
“碧爱特的控诉”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吕贝克和罗斯莫的惊心动魄的对话，罗斯莫的求婚和吕贝克的拒绝，绝然不同的心境成了以后迅速进展的一切的潜在的背景。从这以后，无论是吕贝克还是罗斯莫，他们的理解都超出了事情的表面意义。错位，即从这里开始。
换一个角度说，正是吕贝克和罗斯莫的全然不同的进入角度带来了他们理解的全然不同的心理前提，这心理前提在第二幕被白热化、表面化。它整个地错位了。
这错位了的心理前提，亦即植根于深层的心理空间的不同的前提，以它的意向性制约着每一个心理闪念、每一个抉择的倾向，把生存的两难推向无法生存的冲突之中。
易卜生以他诗人哲学家的敏锐感受着人的生存的两难处境，并在《罗斯莫庄》中做了尖锐的、亦生亦死的表达。
罗斯莫、吕贝克、传统和传统中可能拯救出的革新因素，这每一点都不能丢掉，因为每一点都是真实的。但也正因为这每一点都不能丢掉，才可能导致悖论。
“罗斯莫庄的人生观可以提高人的品质，然而——然而它可以毁灭人的幸福。”（吕贝克）
这是一个多么颓丧乃至悲哀的总结。
快活宁静、清白纯洁，这是一个无罪孽感的人才能保持的心情。但个人的每一点幸福不原本就是亵渎上帝的罪孽吗？
人究竟要什么？
在无法言说的悲哀中，我们曾多少次这样问自己。
是的，人究竟要什么？
罗斯莫要冲破传统的桎梏，要寻找一条拯救人类的善良品质，从而让每个人的智力、每个人的意志都顺着天赋的途径各自努力前进的道路，却不能坦然地承认罪孽，在对罪孽的承认中伸张自己和自己精神伴侣的新生的清白和无辜。
而吕贝克却在罗斯莫的悲哀、绝望和克罗尔对她的一段曾不为人知的历史的揭露这双重的打击下，决心独自承担起全部罪孽，用生命作代价为罗斯莫追回他须臾不能缺少的快活宁静、清白纯洁的心情。这是一种赎罪，也是一种爱的奉献。
在第三幕，在同克罗尔做过一次单独的交谈其实是交锋后，吕贝克最后一次问罗斯莫：“罗斯莫，你真是那么缺少不得快乐吗？”“像你这么个从来不会笑的人也缺少不得快乐吗？”罗斯莫肯定的回答促使她做一次彻底的、公开的忏悔，一次对事实真相的说明。不仅是对罗斯莫，而且是对克罗尔、对这位全社会保守势力的代表。她因此硬要克罗尔留下来：“我求你别走。别走！否则你不久就会后悔的。这是我末一次求你的事。”“咱们三个人都坐下。让我仔细告诉你们。”
罗斯莫忍不住问：“吕贝克，你究竟是怎么回事？脸上一股不自然的镇静——究竟是什么意思？”
吕贝克：“这是有了决心以后的镇静。”
罗斯莫：“你说决心？什么决心？”
吕贝克：“我准备把你过日子需要的东西交还你。亲爱的朋友，我要把你快乐清白的良心交还你！”
接下来，我们发现过去的扑朔迷离的、透射着各种可能性的往事突然全部清晰了。面对把碧爱特的精神病激成疯狂症的决定原因这“谁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她突然做出了决断的回答。于是，目的、手段、步骤像铁的构架不仅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心理活动和事实本身这两面偶然性因素之间架起了一条因果联系的必然性锁链，而且使吕贝克如同被剔除了血肉、剔除了爱和梦想的幽灵一样成为阴谋的化身。
克罗尔当然相信这些，因为这原本就是他们对“自由思想”的揣测和恶意中伤。
但罗斯莫能够相信么？他将同克罗尔一起离去，彻底放弃自由思想，回到传统的怀抱，还是……？
至少这一刻，他走了，同克罗尔一起。
吕贝克仍然忍不住追逐他的身影——“（低声自语）今天他也不走便桥。他绕着道儿走。决不经过水车沟。决不。”
吕贝克已决心永久地离开罗斯莫庄，但她的心中仍不自觉地怀着期待。经过传统的净化，她有一种提高了的自信，更重要的是，她有她自己心目中的完整和对这完整的执着，有作为一个女人对爱及其方式的独特敏感的要求。
罗斯莫没有走出这期待。或者换一个角度说，罗斯莫回来了，为自己心中的期待所驱使。这期待是，他要看到自己的高尚意志能否真的使一个人、一个哪怕有历史重负的人挺身站立起来而无愧于高尚的人，他为此非要证据不可。这证据对于他性命攸关。
几乎整个第四幕，他的刻不容缓的心境使得索取以追问的否定方式出现，而且这追问分明是被唯恐失望的恐惧夸大成了无可挽回的疑惑——“我永远撇不掉这种疑心。我总不能绝对相信你对我的爱是纯洁完整的。”“那么，吕贝克，把我的信心交还我！我对于你的信心！我对于你的爱的信心！拿证据来！我非要证据不可！”这索取的追问几乎成为不可动摇的意志。
在这里，罗斯莫归根结底要的是吕贝克品质提高了的证明。吕贝克必须证明自己在爱的净化中成为一个高洁的人而远远超过碧爱特。因为罗斯莫缺乏的恰恰是承担破坏而给予新生的力量。他要求证明，是把自信的恢复的主动让位给了吕贝克，他要看到吕贝克在纯洁高尚的人类准则上到底前进（或恢复）了多远，从而振作自身。吕贝克事实上已以她的赎罪的奉献做到了这一点——主要在爱的自觉上做到超出传统的清白宁静的自信，罗斯莫却没有做到。
或许也只有吕贝克的更高的自信才能支持罗斯莫的自信。这一点是双方互为前提的，因此才形成悖论。
更具体地说，正是双方都以对方的自信为自己自信的前提所形成的悖论，在罗斯莫、吕贝克、传统和传统里可能拯救出的革新因素的循环中打开了一个纵深的心理层面，它逼视着生存的两难，逼视着生存层面上在每一个闪念、每一个抉择倾向里以爱与意志冲突的具体形式丰富地展现着的错位的事实。
错位的事实是在世界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展开的。错位在这里可以概括地表述为：瞬间的不相容。
两个人的价值标准不一样，观念不一样，知识准备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都可能造成错位。于是两个人使用同一个母语，理解同一个概念，追寻同一个问题，却形成两个人各说各的。表面上是在对话，实际却不是。语言的同一性由此成为造成错位事实的最直接、最可怕的情况。它的意识形式是“一致”，追求一致，很可能一致，或者说可能性就表现在一致上，因为没有这个可能的一致，两个人就不相关，发生不了关系。
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目的性——确切地说是表现根本存在为一存在状态的目的性。目的看起来一致，其实是生存的存在根基上的不一致，结果互相丢失，造成无可挽回的错位事实。
也就是说，只有进入关系、进入交往，有目的性，把可能性带入目的，才可能有错位事实的发生。
但这还不是错位最本质的层面。
错位最本质的层面是两个人的时间背景不一样，亦即两个人在空间所引发的时间、所转化的空间的东西不一样。因而错位，就其是“情绪——感觉”的范畴来看，是一种引发着多种可能性的内心状态，一种存在的前理解、前语言的原初状态。它超出时间。
换一个角度说，错位不仅是在时间意义上的，即不仅是一个自然时间先后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由此，当一个应该在此时得到的东西却不得不在彼时得到时，人会说“一切都失去了它本然的意义”），它同时又是空间的，但实际上没有移位的可能，只是用一种尖锐的不相容性显示着自身的存在。
它是在瞬息的生命体验中自我显示、自我把握的“情绪——感觉”本身。
我用“错位”这两个字描述我读《罗斯莫庄》的“情绪——感觉”，我用我对《罗斯莫庄》的人物关系，主要是吕贝克和罗斯莫的关系的剖析使这“情绪——感觉”成为可进入的。
吕贝克其实已站在这入口处——在经历了第二幕的颓然倒下后，至少对于吕贝克来说，对“错位”的体验，在其惊心动魄的意义上，已成为超过任何外在事件的内心事件。
第四幕，吕贝克准备离去，回到她的故土北方去。这离和死于她已没什么区别。因为生命如需赋予意义，那这意义已留在了罗斯莫庄；生命如就是生命，那这生命的活力、光采已被罗斯莫的“害人的疑心病”所吞噬。但是离或是死，对于罗斯莫却有着生死之别。她离去，罗斯莫从此就只是一具剥夺了自信的被动的躯体；她死，罗斯莫却能在以死亡托负起的爱的证明中重建生命的信念。
面对双方都以对方的自信为自己自信的前提这一悖论，死亡，似乎成为解决悖论从而解决错位事实的唯一的途径。用不着再追问谁跟谁走，吕贝克跟随罗斯莫或罗斯莫跟随吕贝克！爱与意志的冲突如不能让位给同死亡一样冰封的冷漠，那就在死亡中冰释吧。事实是，吕贝克和罗斯莫向对方要求的是这样一种自信的要求，那就是双方都必须自信到这种程度，即敢于面对自己过去的死而新生。他们最终都做到了。
罗斯莫：“咱们互相跟着走——我跟着你，你也跟着我。”
吕贝克：“对。咱们是一个人。走！咱们高高兴兴地走。”
当他们一起消失于水车沟的泡沫时，亦即当错位的事实终于被死亡一笔勾销时，错位，才成为震人心魄的情绪现象同《罗斯莫庄》一起永存在了人的思索与感觉中。
自1979年春天第一次认真地走进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第一次以《人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为题试图记下自己读易卜生的感觉（与墨哲兰先生合作），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来，我读悲剧，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再回到易卜生的日常生活的悲剧——从《培尔·金特》，到《罗斯莫庄》，到《海上夫人》，到《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我曾不能自已地告诉我的亲人、朋友：在中国，我不读易卜生，谁读？
这里无所谓对自己的褒贬，严格说，这只是表达着一种情绪罢了，一种从痛苦的经历中生长出来弥漫着我的整个生存的情绪。
如我在《形式和意义》一文中所说：读易卜生，几乎用不着寻找迷人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瞬间都在心灵现实的收缩和释放中成为敞开的遮蔽。原始的冲动和超越的激情使铺陈着的日常生活笼罩着神秘的氛围，充溢着生命的张力。于是两种节奏一起搏动，一面是流逝着的悲剧性的日常生活，它散漫而无目的；一面是凝聚着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它的无目的的目的性造成了一种自为的紧张感。
一个内心为纯洁完整、为时间性所纠缠的人，怎么能不这样地感应着扑面而来的、充满空间感的节奏，如同应和着一个共着生命的呼吸？！
易卜生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在于他是用灵魂的呼唤将女人从熟睡或沉沦中唤起的。于是无论他的戏剧铺陈出怎样丰富的外部世界，触及到何等敏感的社会问题，都有一个女人应和着他，用整个心灵的颤动透露出人的原始的痛苦和期待。这痛苦和期待是无对象的，即不是一个对象的存在。它就在那里。存在因它而真实，而变成可触摸的。
换一个角度说，易卜生把人与社会、传统等外在的历史关系，全部转变成了人与自我的心理困境与纠缠的本体关系，转变成了男人和女人纠缠着的命运。
在日常生活的思索和感觉乃至每一个心理的闪念和滞留中，易卜生的表达几乎成为我的表达的前语言。于是“易卜生”，成为一个可以让理解拼命渗透的领域，一个唯恐在“错位”中失去的领域。
1989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