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记忆
文/李桦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去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情形。
那天中午，张志林通知我：“萌萌来了，我们下午开完会去看，你也去。”这是我的生活导师导了我12年之久之后给我的第一个电话。快到医院时，他又来电话：“我们在22楼。”从来没有等过那么久的电梯。就算有六部电梯，每一部都会塞满人，第一次觉得肿瘤医院居然有那么多病人。十几分钟后才上到了22楼。一出电梯口，我几乎停止了呼吸，黑压压的一排人，坐满了弧形的探视休息区，阳光从他们背后的大玻璃窗照进来。广州的阳光是那种城市楼房之间的死灰般的亮色，背衬着每一张凝重的脸，而那一群人里面，全部都是黑乎乎的外衣，我只认出了不是着黑色的吴重庆。
张志林说：“来，我带你去认识萌萌。”在22楼一间两个人的病房里，站着一个医生和一个很像领导的男子——她的先生萧帆和一个动作麻利且轻的女子——蒋莉娟。志林称床上的女子“萌萌姐姐”，她并不理会我，只用眼角瞟了我一眼，说：“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我心想，她在赞美的是她自己以及美本身吧，这句话与我并没有多大的关联。萌萌坐在床上。用一块印花蓝布当丝巾斜披在腰间，装饰那惨白的病床。浓密的头发好像烫过一样，卷卷的松松的半长的辫子，斜斜地从那个昂着的颈部垂过来，她很职业地微笑着，很有分寸地轻启红唇，优雅地要求莉娟拿着一个酒精棉球给她手背消毒，也许是握了太多手的缘故，我越发局促地站在门边，感到这位女性在用自己的嗅觉读着门边的我。搭了一路的车，我很怕自己有一身的油烟味。她的眼睛活泼地在很多人身上流转，轻快地说：“别担心，我能好起来的，没事的；那本书已经……那篇文章已经……”可是，当她的眼神挪向一个角落时，我居然看到了视网膜上泛起的泪光，这个拥有着少女情怀的女子想倚着那个角落流泪了，我想。可是，要反过来慰藉这许多人，还要被迫地见像我这样的陌生人，让她很心累，很心痛了吧。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想很快退出这个房间，还给她轻松的呼吸。这是我第一次见萌萌。美丽，矜持，要把医院当成有琴韵的思想空间。
后来，见了很多次萌萌，在同一个肿瘤医院的22楼。每一次她都用眼睛跟我打一个招呼，我便退出了房间。我们从不交谈。倒是那天同萧帆去见她的主治医生徐老，强烈申请一个单人间的时候，萧帆所陈述的理由深深地震撼了我。他跟徐老说：“这是一个人的尊严，鲁教授没有办法容忍在同一个房间有其他陌生人在的时候去上洗手间。”这个女性在重病的情况下，就算宽大的病号服也不能够掩抑她对于生活的要求和唯美的心。当化疗准备开始的时候，萌萌拒不接受，她看见邻床的女孩子掉光了头发，陈少明有一天专门去病房跟她讨论美与生命本身的问题。
那时候，肿瘤医院的医生总问我：“鲁萌是什么人啊？怎么我们这里突然变成了闹市，每天有那么多人来看她？”而我，其实解释不清，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只能告诉医生：“她很重要，我们得全力救治。”
再一次见萌萌是在广州陆军医院，我和张志林同去，已经是5月25号子时。宽大的病房里，萧帆把全部家人都安在了一起。萌萌已经掉光了头发，像一个婴儿一样静静地躺在床上沉睡，刚刚抽完胸水，仿佛全部的水分都流失了，在一张染了血水的单薄的白色床单下面，是那样的弱小，那样的无助，生命好像退回到一个我无法碰触的世界。
再一次见到萌萌的时候，已经是在复大肿瘤医院了。铅华褪尽的她亭亭地、静谧地、畅然地笑着，端坐在床上，两只眼睛放射着对于生活的向往，仿佛疾病已经与她的内心妥协了不再去抗争，不再有挣扎过的痕迹，一切是那样的平静，像一个柔美的惊叹号。她偏着头仿佛从来不用眼睛就嗅出了我站在门边，戛然而止地停下她正在进行的思考，把目光从窗外收回，侧身过来欢快地对我说：“8月份我带你回海南。”笑靥和快语让我觉得到了8月份，她的精神就能够自由地畅漾在海浪声中。
再后一次见萌萌笑，则是在广州呼吸研究所的重症监护室了。当救护车把她转进呼研所的时候，已经是那一天的下午了。萌萌插管不能说话，睁着圆圆的眼睛，诧异而新奇地审视着周围的环境，好像一个受惊的小女孩，又像一个经历了生死隧道的人，急于用可能的表情和方式向我们传达她曾有过的经历和体验。好像她是欢愉的，在这个连空气都过滤过了的icu病房，她顺从地依在床上，任护理人员照顾她，乖乖地听着妹妹鲁苓安抚她、哄她，像哄一个怕惊吓的婴孩。萌萌在纸上写道：“过了一个小难关，开了一个大玩笑。”
再后来，又回到了复大医院的icu。萌萌急急地指着自己的喉管，让我看。好像一个小妹妹，焦急地对我说：你看，你看我有多坚强，你看我有多勇敢，我热爱生命！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她的眼睛讲话。之后，我见过她熟睡的时候嘴角的笑意，也看见过在呼吸机支持下的她眼角的泪滴。
萌萌走了，在她走后我才一点一点地了解到，一个鲜活的生命依旧鲜活地留在了我的生命和记忆中。
文/李桦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去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情形。
那天中午，张志林通知我：“萌萌来了，我们下午开完会去看，你也去。”这是我的生活导师导了我12年之久之后给我的第一个电话。快到医院时，他又来电话：“我们在22楼。”从来没有等过那么久的电梯。就算有六部电梯，每一部都会塞满人，第一次觉得肿瘤医院居然有那么多病人。十几分钟后才上到了22楼。一出电梯口，我几乎停止了呼吸，黑压压的一排人，坐满了弧形的探视休息区，阳光从他们背后的大玻璃窗照进来。广州的阳光是那种城市楼房之间的死灰般的亮色，背衬着每一张凝重的脸，而那一群人里面，全部都是黑乎乎的外衣，我只认出了不是着黑色的吴重庆。
张志林说：“来，我带你去认识萌萌。”在22楼一间两个人的病房里，站着一个医生和一个很像领导的男子——她的先生萧帆和一个动作麻利且轻的女子——蒋莉娟。志林称床上的女子“萌萌姐姐”，她并不理会我，只用眼角瞟了我一眼，说：“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我心想，她在赞美的是她自己以及美本身吧，这句话与我并没有多大的关联。萌萌坐在床上。用一块印花蓝布当丝巾斜披在腰间，装饰那惨白的病床。浓密的头发好像烫过一样，卷卷的松松的半长的辫子，斜斜地从那个昂着的颈部垂过来，她很职业地微笑着，很有分寸地轻启红唇，优雅地要求莉娟拿着一个酒精棉球给她手背消毒，也许是握了太多手的缘故，我越发局促地站在门边，感到这位女性在用自己的嗅觉读着门边的我。搭了一路的车，我很怕自己有一身的油烟味。她的眼睛活泼地在很多人身上流转，轻快地说：“别担心，我能好起来的，没事的；那本书已经……那篇文章已经……”可是，当她的眼神挪向一个角落时，我居然看到了视网膜上泛起的泪光，这个拥有着少女情怀的女子想倚着那个角落流泪了，我想。可是，要反过来慰藉这许多人，还要被迫地见像我这样的陌生人，让她很心累，很心痛了吧。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想很快退出这个房间，还给她轻松的呼吸。这是我第一次见萌萌。美丽，矜持，要把医院当成有琴韵的思想空间。
后来，见了很多次萌萌，在同一个肿瘤医院的22楼。每一次她都用眼睛跟我打一个招呼，我便退出了房间。我们从不交谈。倒是那天同萧帆去见她的主治医生徐老，强烈申请一个单人间的时候，萧帆所陈述的理由深深地震撼了我。他跟徐老说：“这是一个人的尊严，鲁教授没有办法容忍在同一个房间有其他陌生人在的时候去上洗手间。”这个女性在重病的情况下，就算宽大的病号服也不能够掩抑她对于生活的要求和唯美的心。当化疗准备开始的时候，萌萌拒不接受，她看见邻床的女孩子掉光了头发，陈少明有一天专门去病房跟她讨论美与生命本身的问题。
那时候，肿瘤医院的医生总问我：“鲁萌是什么人啊？怎么我们这里突然变成了闹市，每天有那么多人来看她？”而我，其实解释不清，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只能告诉医生：“她很重要，我们得全力救治。”
再一次见萌萌是在广州陆军医院，我和张志林同去，已经是5月25号子时。宽大的病房里，萧帆把全部家人都安在了一起。萌萌已经掉光了头发，像一个婴儿一样静静地躺在床上沉睡，刚刚抽完胸水，仿佛全部的水分都流失了，在一张染了血水的单薄的白色床单下面，是那样的弱小，那样的无助，生命好像退回到一个我无法碰触的世界。
再一次见到萌萌的时候，已经是在复大肿瘤医院了。铅华褪尽的她亭亭地、静谧地、畅然地笑着，端坐在床上，两只眼睛放射着对于生活的向往，仿佛疾病已经与她的内心妥协了不再去抗争，不再有挣扎过的痕迹，一切是那样的平静，像一个柔美的惊叹号。她偏着头仿佛从来不用眼睛就嗅出了我站在门边，戛然而止地停下她正在进行的思考，把目光从窗外收回，侧身过来欢快地对我说：“8月份我带你回海南。”笑靥和快语让我觉得到了8月份，她的精神就能够自由地畅漾在海浪声中。
再后一次见萌萌笑，则是在广州呼吸研究所的重症监护室了。当救护车把她转进呼研所的时候，已经是那一天的下午了。萌萌插管不能说话，睁着圆圆的眼睛，诧异而新奇地审视着周围的环境，好像一个受惊的小女孩，又像一个经历了生死隧道的人，急于用可能的表情和方式向我们传达她曾有过的经历和体验。好像她是欢愉的，在这个连空气都过滤过了的icu病房，她顺从地依在床上，任护理人员照顾她，乖乖地听着妹妹鲁苓安抚她、哄她，像哄一个怕惊吓的婴孩。萌萌在纸上写道：“过了一个小难关，开了一个大玩笑。”
再后来，又回到了复大医院的icu。萌萌急急地指着自己的喉管，让我看。好像一个小妹妹，焦急地对我说：你看，你看我有多坚强，你看我有多勇敢，我热爱生命！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她的眼睛讲话。之后，我见过她熟睡的时候嘴角的笑意，也看见过在呼吸机支持下的她眼角的泪滴。
萌萌走了，在她走后我才一点一点地了解到，一个鲜活的生命依旧鲜活地留在了我的生命和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