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
    我理解你的意思,所有真实都是我们理解中的真实,是某种文化语境规定的真实。问题在于:这种规定是怎样完成和演变并且合法化的?前不久美国《自然》杂志发表一项新技术:通过测定面部的血流和温度,可以较准确地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那么什么是说谎?什么是谎言所违背的“真实”?是谁规定了并且怎样规定了这个“真实”?为什么一旦违背了这个“真实”就会严重到引发生理紧张?会造成言说时的心悸以及面部血流和温度的突变?
    “我去过太平墟”,这句话是真实的。“我怀念太平墟”,这句话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传统的知识认为,前一句是事实判断,可依客观标准测定;后一句则含价值判断,因人而异,因处境而异,其客观标准将随主观选择而游移多变。这样说其实还是过于乐观。因为前一种事实判断同样需要理解和描述,同样离不开主观的先入之见,离不开一系列文化符号的运作。什么是“我”?低智能生物会不会有“我”的概念?人是在怎样的文化觉醒后才把“我”与他者分离?还有,什么是“去”?“去”的位移在怎样的文化坐标里才能被辨别和比量?比方说在超光速运动的世界里或者分形几何的4.5维或2.7维空间模型里是否会面目全非?最后,什么是“太平墟”?为什么不能换一种说法,将其说成是那一片山地(地理学意义)?说成是那一群楚民后裔(人种学意义)?说成是那一系列事件(历史学意义)?即便我们奉行政意义为至高至尊,那么“太平墟(公社)”为什么不可以是曾经被命名的黄龙寨(清末时期)、或者第十八乡(日伪时期)、或者黄龙乡(土改时期)、或者红星高级社(合作社时期)?……这就是说,当说出“我去过太平墟”这一所谓事实时,我已经暗中预置和暗中筛取了大量的知识规约,不假思索地肯定了它们。
    如果没有这些知识规约,我无法这样说,至少是不会说成这样——我无法保证自己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面对测谎仪面不改色心不乱。
    显然,“我去过太平墟”一语里的全部文化沉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不会天经地义永恒不变。这正像1≠0这样简单的事实,一旦离开常规的参照系,在特定的数学条件下也能成为谎言。
    这就是你说过的,事实与价值并不是那样截然两分,总是处于互为表里的状态,纯粹的事实判断和纯粹的价值判断并不存在。每一项“真实”,都源于历史上某些非常复杂也非常激烈的文化斗争。经过一系列成功的符号运作,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毫不犹豫地判定什么是真实,说起来用不着面红耳赤;而且进一步相信凡真实才有价值,才是好。但文化斗争是天上飘下来的幻影而没有真实性的起点么?历史就是这样在数种或数十种文化符号的旋涡之中消散么?历史深处就不再有更为坚实的什么东西——比方我的一切所作所为就不再置身于真实与虚假的冲突?我对这种说法也有深深的不安。诚然,我相信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真实”,不过是符号配置的后果,比如别墅、轿车、时装、珠宝所带来的痛苦感或幸福感,不过是来自权力、组织及其各种相关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服从一整套有关尊严体面的流行文化体制,与其说痛苦或幸福得很真实,毋宁说是消费分子们的自欺欺人——就其生理而言,一个人哪里需要三套空空的别墅呢?但别墅成为符号,轿车、时装、珠宝等等成为符号,不意味着非洲饥民的粮食也是符号。我们不能说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没有真实的痛苦,不能说他们只是因为缺少符号就晕过去了,就死掉了。
    世间诸多物事有些已经高度符号化,有些只是低度符号化,甚至与符号性能无关,需要我们依据不同的情境小心辨察。
    人在这里出现,身体在这里出现。在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面前,任何庞大的符号系统才显得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因为人的出现,层层叠叠的符号累积才能确立人的终极,依靠对人体感官的信任,像落入磁场一样获得了真实性的重力——尽管真实在文化符号覆盖之下总是晦黯不明,在当前文化符号巨量高产之下更加晦黯不明。我们当然应该注重人的心理需求,关于“尊严”的需求可以让有些人亡命轻生,哪怕以生理为兑换代价。但我们不能说一切尊严感都是同质的符号,意义生成的符号长链,或是源于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或是源于个人的畸态虚荣,两种尊严感终究大异其趣。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恩格尔系数(engel'scoefficient)。这是一个衡量贫困化的指标,指人维持基本生存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比如一个人的收入九成要用于基本生存之用,那么系数为0.9,故“现代社会”一般是指恩格尔系数极低的社会,至少低于0.5以下。在这样的社会里,物质困顿在缓解,体力劳累在减轻,触觉不再占据全部感觉活动中最重要的位置,饥饿、寒冷、疾病、创伤等刚性和极限的感受渐渐退出人们的知识范围,生理的需求更多让位于心理的需求,财物的竞比更多代理着文化的竞比,代理着什么样的生存才更体面、更文明、更个性、更有趣的计较。于是痛苦很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强,痛苦不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弱,文化符号的多重介入使很多“真实”变得混乱不堪,甚至渺不可寻。与此相比较的是,在一个极为贫困化的社会里,财物要“实”用得多,感受要“实”在得多,一口救命的粮食,可以成为验收一切真理的依据,物质的依据,客观的依据,独断论的依据,就社会一般和总体的情形而言,任何不能救命的文化符号都只能黯然失色和土崩瓦解。
    我不知道把我的意思说明白了没有。我是说文化分析对“真实”的消解,完全是一个小康社会的现象,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端纯属自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大量涌现的现代“真实”有及时的知识反应,同时必须对判断标准的悄悄转换有足够的历史理解,必须理解在恩格尔系数0.5这个界标前后,真理不是一回事。在此之前,有粮食就是好的,有粮食的幸福是真的,这有生理需求的足够支撑,几乎可作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独断论;但是在此之后,有别墅或更多别墅则不一定是好的,有别墅或更多别墅的幸福不一定是真的,因其没有生理需求的足够支撑,不可作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独断论。这当然只是一个非常简化和粗糙的描述,只是选择了较为极端的例证。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其它。我想你完全了解当前的情况,仅就财富分配这一点而言,电视台正播放着非洲秃鹰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一个行将饿毙的孩子,也正在播放着美国人为如何科学有效地减肥而发愁。二十一世纪同样有复杂的局面,有些地区和阶层已经、或者可能再一次滑入贫困,甚至逼近生理需求的极限。因此,不仅过去的“真实”与今天的“真实”不同,这里的“真实”与那里的“真实”也不同,一个人在此事上的“真实”和在彼事上的“真实”也不同——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均质的历史和世界里产生着、发展着、交流着以及冲撞着。这使我们的符号研究不能一刀切,不能滑入文化决定论——正像我们以前不能滑入经济决定论。
    如果我们需要对“真实”抱有同情的理解,甚至需要对某些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想遗产抱有同情的理解,正是为了小心的自我设限,防止自己借一件文化勘测的外衣,变成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在我看来,这是当前诸多后现代主义符号学家那里一个越来越大的误区:符号学成了虚无化的符号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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