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
我又来到了这里，在一条寂静无人的山谷里独坐，看一只鸟落在水牛背上举目四顾，看溪水在幽暗的斜树下潜涌而出，在一截残坝那里喧哗，又在一片广阔的卵石滩上四分五裂，抖落出闪闪光斑。
山里的色彩丰富而细腻，光是树绿，就有老树的黑绿和碧绿，有新枝的翠绿和粉绿，相间相叠，远非一个绿字了得。再细看的话，绿中其实有黄，有蓝，有灰，有红，有黑，有透明，比如樟树的嫩芽一开始是暗红色，或说是铁锈色，半透明的赭色，慢慢才透出绿意，融入一片绿的吵吵嚷嚷碰碰撞撞之中。
溪边有一条小道，证明这里仍在人间。沿着溪流的哗哗声往上走，走进潮湿的腐叶气味，从水中一块石头上跳到对岸，又缘一根独木桥回到此岸，反复与溪水纠缠一阵，好一阵才能潜出竹林。你可能觉得前面一亮：天地洞开，蓝天白云，有两户人家竟在那高坡上抛出炊烟。
你会听到狗的叫声，微弱而遥远。
你知道这里远不是人间的尽头。只要你有气力，扶着竹杖继续溯水而上，你还会发现小路，通向新的密林和新的山谷，也通向新的惊讶——在你觉得山岩和杂树将把小路完全吞没之时，已经准备完全放弃之时。随着一只野鸡在草丛中扑啦啦惊飞，一块更大的光亮扑面而来，出现在刚才贴身擦过的一块巨石那边。那里有竹林后的一角屋檐，地坪前有晾晒的衣服，有开犁的农田以及盛开的花丛。
你觉得这里任何一扇门都应该是你的家。朋友们也觉得这里令人惊羡——真美呵，只是交通太不方便，有人曾一边擦汗一边这样说。但“方便”这话该怎么说？细想之下，如果说这里太不方便，那么城市里的方便体现何处？市民们买零食很方便，但呼吸新鲜空气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常常需要驱车数公里或数十公里去郊外的公园；市民们进茶楼酒馆很方便，但饮用洁净水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即便有钱买得起桶装矿泉水，也经常埋怨送水不及时或者埋怨水质不可靠；市民们看电影和逛商店很方便，但与动物和植物交道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养条狗还得躲躲藏藏还得挂牌交税还得防止邻居的厌恶；市民们去北京、上海、美国、欧洲很方便，但观飞瀑听松涛邀百鸟赏明月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常常要忍受窗外的废气、烟尘甚至沙尘暴，有时只能把自己锁在蜗居斗室里，拿电视里的观光节目来过过干瘾；市民们串门聚会有空间的方便，但人心和人情的交流远不如在这里有时间的方便，常常不知闲暇为何物，不知邻居是何方人士，与亲友同城而居却不易相聚，家有藏书累累却难有机会开卷，最后还可能闹出个日本式的“过劳死（karoshi）”……这样一比，不知为什么没有人一边擦汗一边叹息城市的不方便。
在工业和市场化出现以前，这里靠近田土，靠近山林，靠近水源，其实是家居最方便的地方。燃料就在屋后的山坡上，饮水可以用竹筒直接引入房中，建筑材料就来自门前的泥土和窗外的柴窑，家具材料就是路边砍倒了多年的大树，脂肪和蛋白质就在伸手可及的层层梯田里生长着，在鸡埘里、猪栏里、羊圈里、套夹里、陷阱里、蜂箱里、闸网里以及四周山坡上储藏着，还能想象出比这里活得更方便的地方吗？直到人们的生活需要电器，需要煤气，需要玻璃、水泥、钢铁等新型材料，总之需要一切从工厂和市场里得到的东西，这里才突然变得不方便起来，才突然成了所谓偏僻之地，才产生了远离公路的叹息。一个崇尚公路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以公路以及其它交通干线为纽带，从而彻底改变地图和地理意识的时代。公路是文明的末梢、触须以及救生缆绳，只有抓住它才能得到现代化的救赎，才能通向工业技术、信息技术的创造和享受。
这当然是事实。但公路的那一端的城市是自然日渐稀缺从而日渐珍贵的地方，是人们抛离了自然从而百倍渴念自然的地方，这也是事实。如果考虑到生命体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是空气、阳光和水，同时也考虑到自己对技术进步的向往，比较而言，我该选择哪里停下来？
文明，刚好需要对文明的反省。我到过意大利的庞贝，在那一座古罗马文明的石头城里，惊叹文明的宏伟和深远，刹那间就成了一片废墟。早在几千年前，庞贝就有了宽阔广场和通衢大道，有了供水和排水的合理管网，有了精美的楼台、花园、浴场、凯旋门，不会比现在的很多都市更差。庞贝还有似乎过多的环形剧场和运动场，记录着文化体育活动的丰富，比现在的很多都市肯定更好。庞贝还有高耸的法院大楼和公民自由辩论的场地，表现出古欧洲文化的特有传统，不能不让人想象那时候这里人声鼎沸的盛况：温暖的阳光之下，人们裸露着骄人的肌肉，愿躺就躺，愿立就立，愿吃就吃，愿睡就睡，投入体育竞技之余从事工艺制作，享受情爱之余传唱歌谣，交易货品之余辩论哲学与政治……贺拉斯和维吉尔都不过是那些半裸者中普通的面孔，与身旁的铁匠或骑手共同探讨着真理。那里的人可以同时是商人、演员、学者以及政治家，一身数职，一生数业，也许是比当代很多人更完整的人。那里当然不会有汽车和飞机，不会有因特网、宇航卫星、激光唱盘、磁悬浮列车、无线电话以及机器人，但拨开这些机巧的器具，谁能说那种赤脚长袍的多方位个人生活不更符合人性？甚至不比当代人更——文明？
庞贝是一块沉埋在历史中的化石，证明人类的文明一直在演进，有获取也有失去，有蜕变也有反祖。也许，我们在视觉上比庞贝人更文明了，比方说已经取消了恐怖的角斗，销毁了残忍的刑具，甚至已经在很多国家取消了死刑；即便还有死刑，用药物注射代替砍头和枪毙，让死亡貌似睡眠，也在成为重要的刑法改进，成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文明风范。问题是：注射只是免除了见血的恐怖，与砍头和枪毙没有实质意义的不同。取消死刑也只是免除了公开的杀人，至于用贫困、疾病、生产事故、环境破坏一类手段造成的无形杀人，甚至大规模的杀人，在当今世界并不曾得到过遏止。较之于平均每天有两万多儿童死于发展中国家，当年几个角斗场又算得了什么？
还可以说，我们在听觉上比庞贝人更文明了，绅士们不会咀嚼出声，淑女们不会当众放屁，革命好同志不会拍桌子，城市噪音也在一步步减少。除了这些象符的文明化，层出不穷的修辞方法，也正在把语符系统更革得温和可亲：“黑人”变成了“有色人种”，“土人”变成了“原住民”，“失业者”变成了“待业者”和“富余人员”，“酒鬼”变成了“有酒精问题者”，“傻瓜”变成了“慢速学习者”，“瘸子”变成了“有身体障碍者”，“贫民窟”变成了“城市腹地（inner city）”，“监狱”变成了“纠正机构（correctional facility）”……但一切刺耳的声波即便都能消除，卑贱者可曾因为言说的委婉而获得了高贵？人际之间粗暴压迫是否因为声响的悦耳而比庞贝有所减少？世界大战就不用说了，一场由政治狂热或经济投机造成的百业凋敝，足以在一夜之间使千万人失业或失学，无衣或无食，比较而言，古罗马的奴隶制度还能再坏到哪里去？
作为一次全球性的化妆，文明有效地摘除了视、听、嗅、味、触等方面的恶象，进而消除文字中的恶语，诚然减轻了人类的一些痛感，却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任何一道道德难题和政治难题。相反，文明使这些难题变得更为隐形化和无象化，逃离我们的日常感觉，从这一角度来说，倒是有可能使问题变得更难解决，甚至更难了解。
我知道这样一个发生在身边的例子：老木以港商身份并购了两家国营企业，玩的是空手道，一纸许诺注资的合同就取得了产权，然后在评估资产、抵押贷款、扩股融资、投资失误、申请破产等环节做了手脚，最终狠狠地刮走了一瓢。这是他最为得意的大手笔。两家企业都垮了，被他抽血了。失业工人愤怒地到处找他，在他的寓所里贴满大字报，盗走了他的德国奔驰汽车，最后还把他的保镖和他本人全打得头破血流。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呢？文明社会的文明人，只能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老木的并购、经营、破产手续全都是合法的，经过了境内外多家审计所、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政府有关机构的认可，法院挑不出任何毛病。而暴怒的失业工人确有违法之举：贴大字报不对（警察同情工人，称大字报既贴在屋内就不算贴在公共场所，未与追究）；盗汽车不对（警察同情工人，称汽车既为熟人所开走并且公开化，就属内部纠纷而不算刑事犯罪，未与立案）；打人致伤当然更不对（警察虽然同情工人，现在也无法可说了）。事情的结果，是老木这个吸血者坐飞机去了香港，而带头打人的三个工人受到刑事处分。
我知道老木是文明的受益者，把两千多工人文明地掠夺以后，用文明的泡沫洗净了手上的血迹。
倒是受害者手上留有刺目的血迹。
这就是文明的无血迹与不文明的血迹。
我当年是多么向往文明呵，是多么向往伟大的都市呵。在知青点的时候，扳着手指头数着日益临近的假日，找不到汽车就顶着风雪步行上路，从天明走到天黑，才赶到了县城的火车站。火车也过站了，我不耐等待，在站台上转悠了一阵，看上了一列运煤车。我在起动的煤车上被不断旋来的煤粉呛着，全身很快变黑，颈子里也结出一层煤垢，硬如铠甲使脑袋难以转动。咣的一声，我一个喷嚏把自己打入了黑暗。光明在我身后迅速微缩，再微缩，飘飘忽忽的一个白点，直到最后完全消失。我感觉列车不是在平行地移动，而是竖起来向地心深处坠落。我想挣扎，但黑暗中看不到自己挣扎的手脚，更谈不上挣扎的方向。出口在哪里？在左边在右边在上边在下边？咣当咣当的车轮声突然膨胀和爆炸，不是来自哪一个方向，而是来自各个方向的钢铁的恫吓，一团团猛击我的脑袋。我咣当咣当的脑袋不管用了，不知道煤车为什么没有倾翻过来把我埋掉，不知道列车为什么没有倾翻过来把我压成肉酱而我居然还好端端地坐着。我好一阵才明白过来：眼下已进入了一个长长的隧道……
我就是那样一身黑煤急切地投入了文明，投入了都市，更大的都市，更更大的都市，更更更大的都市，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重新独坐在山谷里，听青山深处一声声布谷鸟的叫唤。我并不后悔，而且感谢这些年匆忙的生活，使我最终明白了文明是什么：既不在古代也不在当代，既不在都市也不在乡村，只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佛僧们说：“立地成佛”。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停下来，跺一脚，说这里就是地球的中心。你可以在眼前任何一片叶尖的露珠上，看到你灿烂的幸福。
我又来到了这里，在一条寂静无人的山谷里独坐，看一只鸟落在水牛背上举目四顾，看溪水在幽暗的斜树下潜涌而出，在一截残坝那里喧哗，又在一片广阔的卵石滩上四分五裂，抖落出闪闪光斑。
山里的色彩丰富而细腻，光是树绿，就有老树的黑绿和碧绿，有新枝的翠绿和粉绿，相间相叠，远非一个绿字了得。再细看的话，绿中其实有黄，有蓝，有灰，有红，有黑，有透明，比如樟树的嫩芽一开始是暗红色，或说是铁锈色，半透明的赭色，慢慢才透出绿意，融入一片绿的吵吵嚷嚷碰碰撞撞之中。
溪边有一条小道，证明这里仍在人间。沿着溪流的哗哗声往上走，走进潮湿的腐叶气味，从水中一块石头上跳到对岸，又缘一根独木桥回到此岸，反复与溪水纠缠一阵，好一阵才能潜出竹林。你可能觉得前面一亮：天地洞开，蓝天白云，有两户人家竟在那高坡上抛出炊烟。
你会听到狗的叫声，微弱而遥远。
你知道这里远不是人间的尽头。只要你有气力，扶着竹杖继续溯水而上，你还会发现小路，通向新的密林和新的山谷，也通向新的惊讶——在你觉得山岩和杂树将把小路完全吞没之时，已经准备完全放弃之时。随着一只野鸡在草丛中扑啦啦惊飞，一块更大的光亮扑面而来，出现在刚才贴身擦过的一块巨石那边。那里有竹林后的一角屋檐，地坪前有晾晒的衣服，有开犁的农田以及盛开的花丛。
你觉得这里任何一扇门都应该是你的家。朋友们也觉得这里令人惊羡——真美呵，只是交通太不方便，有人曾一边擦汗一边这样说。但“方便”这话该怎么说？细想之下，如果说这里太不方便，那么城市里的方便体现何处？市民们买零食很方便，但呼吸新鲜空气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常常需要驱车数公里或数十公里去郊外的公园；市民们进茶楼酒馆很方便，但饮用洁净水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即便有钱买得起桶装矿泉水，也经常埋怨送水不及时或者埋怨水质不可靠；市民们看电影和逛商店很方便，但与动物和植物交道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养条狗还得躲躲藏藏还得挂牌交税还得防止邻居的厌恶；市民们去北京、上海、美国、欧洲很方便，但观飞瀑听松涛邀百鸟赏明月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常常要忍受窗外的废气、烟尘甚至沙尘暴，有时只能把自己锁在蜗居斗室里，拿电视里的观光节目来过过干瘾；市民们串门聚会有空间的方便，但人心和人情的交流远不如在这里有时间的方便，常常不知闲暇为何物，不知邻居是何方人士，与亲友同城而居却不易相聚，家有藏书累累却难有机会开卷，最后还可能闹出个日本式的“过劳死（karoshi）”……这样一比，不知为什么没有人一边擦汗一边叹息城市的不方便。
在工业和市场化出现以前，这里靠近田土，靠近山林，靠近水源，其实是家居最方便的地方。燃料就在屋后的山坡上，饮水可以用竹筒直接引入房中，建筑材料就来自门前的泥土和窗外的柴窑，家具材料就是路边砍倒了多年的大树，脂肪和蛋白质就在伸手可及的层层梯田里生长着，在鸡埘里、猪栏里、羊圈里、套夹里、陷阱里、蜂箱里、闸网里以及四周山坡上储藏着，还能想象出比这里活得更方便的地方吗？直到人们的生活需要电器，需要煤气，需要玻璃、水泥、钢铁等新型材料，总之需要一切从工厂和市场里得到的东西，这里才突然变得不方便起来，才突然成了所谓偏僻之地，才产生了远离公路的叹息。一个崇尚公路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以公路以及其它交通干线为纽带，从而彻底改变地图和地理意识的时代。公路是文明的末梢、触须以及救生缆绳，只有抓住它才能得到现代化的救赎，才能通向工业技术、信息技术的创造和享受。
这当然是事实。但公路的那一端的城市是自然日渐稀缺从而日渐珍贵的地方，是人们抛离了自然从而百倍渴念自然的地方，这也是事实。如果考虑到生命体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是空气、阳光和水，同时也考虑到自己对技术进步的向往，比较而言，我该选择哪里停下来？
文明，刚好需要对文明的反省。我到过意大利的庞贝，在那一座古罗马文明的石头城里，惊叹文明的宏伟和深远，刹那间就成了一片废墟。早在几千年前，庞贝就有了宽阔广场和通衢大道，有了供水和排水的合理管网，有了精美的楼台、花园、浴场、凯旋门，不会比现在的很多都市更差。庞贝还有似乎过多的环形剧场和运动场，记录着文化体育活动的丰富，比现在的很多都市肯定更好。庞贝还有高耸的法院大楼和公民自由辩论的场地，表现出古欧洲文化的特有传统，不能不让人想象那时候这里人声鼎沸的盛况：温暖的阳光之下，人们裸露着骄人的肌肉，愿躺就躺，愿立就立，愿吃就吃，愿睡就睡，投入体育竞技之余从事工艺制作，享受情爱之余传唱歌谣，交易货品之余辩论哲学与政治……贺拉斯和维吉尔都不过是那些半裸者中普通的面孔，与身旁的铁匠或骑手共同探讨着真理。那里的人可以同时是商人、演员、学者以及政治家，一身数职，一生数业，也许是比当代很多人更完整的人。那里当然不会有汽车和飞机，不会有因特网、宇航卫星、激光唱盘、磁悬浮列车、无线电话以及机器人，但拨开这些机巧的器具，谁能说那种赤脚长袍的多方位个人生活不更符合人性？甚至不比当代人更——文明？
庞贝是一块沉埋在历史中的化石，证明人类的文明一直在演进，有获取也有失去，有蜕变也有反祖。也许，我们在视觉上比庞贝人更文明了，比方说已经取消了恐怖的角斗，销毁了残忍的刑具，甚至已经在很多国家取消了死刑；即便还有死刑，用药物注射代替砍头和枪毙，让死亡貌似睡眠，也在成为重要的刑法改进，成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文明风范。问题是：注射只是免除了见血的恐怖，与砍头和枪毙没有实质意义的不同。取消死刑也只是免除了公开的杀人，至于用贫困、疾病、生产事故、环境破坏一类手段造成的无形杀人，甚至大规模的杀人，在当今世界并不曾得到过遏止。较之于平均每天有两万多儿童死于发展中国家，当年几个角斗场又算得了什么？
还可以说，我们在听觉上比庞贝人更文明了，绅士们不会咀嚼出声，淑女们不会当众放屁，革命好同志不会拍桌子，城市噪音也在一步步减少。除了这些象符的文明化，层出不穷的修辞方法，也正在把语符系统更革得温和可亲：“黑人”变成了“有色人种”，“土人”变成了“原住民”，“失业者”变成了“待业者”和“富余人员”，“酒鬼”变成了“有酒精问题者”，“傻瓜”变成了“慢速学习者”，“瘸子”变成了“有身体障碍者”，“贫民窟”变成了“城市腹地（inner city）”，“监狱”变成了“纠正机构（correctional facility）”……但一切刺耳的声波即便都能消除，卑贱者可曾因为言说的委婉而获得了高贵？人际之间粗暴压迫是否因为声响的悦耳而比庞贝有所减少？世界大战就不用说了，一场由政治狂热或经济投机造成的百业凋敝，足以在一夜之间使千万人失业或失学，无衣或无食，比较而言，古罗马的奴隶制度还能再坏到哪里去？
作为一次全球性的化妆，文明有效地摘除了视、听、嗅、味、触等方面的恶象，进而消除文字中的恶语，诚然减轻了人类的一些痛感，却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任何一道道德难题和政治难题。相反，文明使这些难题变得更为隐形化和无象化，逃离我们的日常感觉，从这一角度来说，倒是有可能使问题变得更难解决，甚至更难了解。
我知道这样一个发生在身边的例子：老木以港商身份并购了两家国营企业，玩的是空手道，一纸许诺注资的合同就取得了产权，然后在评估资产、抵押贷款、扩股融资、投资失误、申请破产等环节做了手脚，最终狠狠地刮走了一瓢。这是他最为得意的大手笔。两家企业都垮了，被他抽血了。失业工人愤怒地到处找他，在他的寓所里贴满大字报，盗走了他的德国奔驰汽车，最后还把他的保镖和他本人全打得头破血流。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呢？文明社会的文明人，只能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老木的并购、经营、破产手续全都是合法的，经过了境内外多家审计所、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政府有关机构的认可，法院挑不出任何毛病。而暴怒的失业工人确有违法之举：贴大字报不对（警察同情工人，称大字报既贴在屋内就不算贴在公共场所，未与追究）；盗汽车不对（警察同情工人，称汽车既为熟人所开走并且公开化，就属内部纠纷而不算刑事犯罪，未与立案）；打人致伤当然更不对（警察虽然同情工人，现在也无法可说了）。事情的结果，是老木这个吸血者坐飞机去了香港，而带头打人的三个工人受到刑事处分。
我知道老木是文明的受益者，把两千多工人文明地掠夺以后，用文明的泡沫洗净了手上的血迹。
倒是受害者手上留有刺目的血迹。
这就是文明的无血迹与不文明的血迹。
我当年是多么向往文明呵，是多么向往伟大的都市呵。在知青点的时候，扳着手指头数着日益临近的假日，找不到汽车就顶着风雪步行上路，从天明走到天黑，才赶到了县城的火车站。火车也过站了，我不耐等待，在站台上转悠了一阵，看上了一列运煤车。我在起动的煤车上被不断旋来的煤粉呛着，全身很快变黑，颈子里也结出一层煤垢，硬如铠甲使脑袋难以转动。咣的一声，我一个喷嚏把自己打入了黑暗。光明在我身后迅速微缩，再微缩，飘飘忽忽的一个白点，直到最后完全消失。我感觉列车不是在平行地移动，而是竖起来向地心深处坠落。我想挣扎，但黑暗中看不到自己挣扎的手脚，更谈不上挣扎的方向。出口在哪里？在左边在右边在上边在下边？咣当咣当的车轮声突然膨胀和爆炸，不是来自哪一个方向，而是来自各个方向的钢铁的恫吓，一团团猛击我的脑袋。我咣当咣当的脑袋不管用了，不知道煤车为什么没有倾翻过来把我埋掉，不知道列车为什么没有倾翻过来把我压成肉酱而我居然还好端端地坐着。我好一阵才明白过来：眼下已进入了一个长长的隧道……
我就是那样一身黑煤急切地投入了文明，投入了都市，更大的都市，更更大的都市，更更更大的都市，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重新独坐在山谷里，听青山深处一声声布谷鸟的叫唤。我并不后悔，而且感谢这些年匆忙的生活，使我最终明白了文明是什么：既不在古代也不在当代，既不在都市也不在乡村，只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佛僧们说：“立地成佛”。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停下来，跺一脚，说这里就是地球的中心。你可以在眼前任何一片叶尖的露珠上，看到你灿烂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