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行真实 永葆童心——李致采访录
力行真实 永葆童心——李致采访录
郑涵兮
编者按 采访末了，李致老再三叮嘱：千万不要给我带“巴金的侄儿”这个光环。我是巴金的侄儿，他对我的影响很大，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不愿用它作为我的称谓。著名作家我也不愿意要，一看到著名作家，我就想到电视中不为人知的商品被称为“驰名商标”，因为要宣传，不著名才会写“著名”两个字。现在电视台已经规定不能用“驰名商标”了。我笑说，李老师您真幽默。
采访完李老，风云突变，孟夏时节的暴风雨说来就来。刚下楼，站在屋檐下焦灼踌躇，李老的电话就打进来了。“需要雨伞吗？”“啊…谢谢，我正愁…”掐断连接，转身回头，李老已经握着雨伞站在电梯门口了。“慢走。”八旬老人又闪进了电梯，细致，利落。院子里的栀子花被雨水冲刷，香味遍地。
一、力求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
说起创作生涯的开端，不得不提起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杨邦杰。那年我12岁，有一天我到他寝室去玩，他翻开《新青年》杂志，给我读了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一边读还一边给我解释一些我不懂的含义。他为我读鲁迅的文章，对我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我对新文学有了兴趣。
在众多作家中，除鲁迅、巴金外，我还喜欢曹禺、何其芳、艾青等人的创作。这些书启发了我，影响到我的写作，我浸泡在书的海洋汲取营养。1943年冬，我的第一篇作文选入校刊，铅字印出，时年十三岁。我所在的私立高琦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刊每年出一次。每一期从目录开始往后算，首先是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接着是校长、主任、老师等等大人们的文章，只有最后一篇是学生的作文。那一年选上了我，这对一个少年来讲是很振奋的事情。此后，在1945年到1948年之间，我继续学习写作，共写了百余篇的文章，在成都、自贡、重庆等地的报刊发表，小小说、散文、新诗、评论等文体我都尝试写过。
1948年底，我最后两首散文诗发表在重庆《大公晚报》的《半月文艺》上，艾芜主编。1949年开始，我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者，全部精力转移到了地下工作上。此后，为了迎接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作，我没有顾上写作。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因为我认识一两个“胡风分子”，我受到审查，隔离达半年之久。审查结果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的思想却被搞乱了。按照当时的文艺政策，作家要深入工农兵的生活，要反映他们的火热斗争，而我长期在共青团从事学生工作，对工农兵的工作没有接触，我的写作就反映不了“主旋律”，不可能和时代同步。按照阶级分折，我把自己定位为“小资产阶级”。既然小资产阶级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那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夹起尾巴”做人，于是我再也不动笔。
只是在1959年，我“奉命”与人合写过报告文学《刘文学》。这一年，我正在《红领巾》杂志当总编辑。采访刘文学这个英雄少年后，我们深受感动，赶写出了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孩子——刘文学》。那一期《红领巾》杂志发行量120万份，《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都全文刊登，刘文学的故事又被改编成了话剧、京戏、歌舞等。胡耀邦同志为刘文学题写了“刘文学之墓”……但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通讯是受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产物，时间检验它是不行的。
1963年，我调到了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当总编辑，帮助全国少先队员辅导员开展工作。“文革”时期我先靠边站、被夺权，继被关了11个月“牛棚”，又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文革”中，我发誓再也不写任何作品。
再提笔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得到了解放。巴金老人建议我六十岁以后再写，因为我身任公职，不便畅所欲言。1992年，我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当时，我老伴生病，我以照顾她生活为主，不敢设计什么“宏伟”计划，只能灵活机动：有时间就写，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可长可短，这些文章汇成了后来的“我的人生”。
回想自己人生几十年，我生在民国，时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作青年工作、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文革”被关过“牛棚”，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五年，又逢改革开放，我感受不少。这些感受既是某段时代的折射，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也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打动过我，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的过去。自1993年，我开始写“我的人生”至今，累计约有六十多万字了。
我的人生先后汇编为《往事》《回顾》《昔日》等书，以后又按专题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铭记在心的人》和编印了《终于盼到这一天》等书。书里记录的都是我的经历，不论于人于己于事，务求真实，不对事实做任何加工。这是我恪守的原则，不越雷池一步。
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向巴老学习，力求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将继续在这方面探索。
二、热爱关心下一代
我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从1950年一直到“文革”。我担任过区、市和省团委的少年儿童部长，也做过《红领巾》和《辅导员》杂志社的总编辑，对少年儿童有特殊的感情。
“文革”后期，我从团中央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文革”时期，用扫除“封资修”的名义，几乎所有政治文艺书籍都被封杀了。粉碎“四人帮”，全国面临一个严重的“书荒”。国家出版局在解决“书荒”时，特别关注少年儿童读物。
1978年，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座谈会”，我去参加了。那时候全国只有三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天津还有一个“新蕾”出版社。座谈会呼吁每个大区建立一个少年儿童出版社。身为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我感到必须抓住时机，会后立即行动。我们四川人民出版社有个“少年儿童编辑室”，团省委有个《红领巾》杂志社，两处加起来有二十多个编辑。我提议把两家的编辑合起来，成立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省委主管共青团工作的常委张力行同志表示了及时大力的支持，团省委积极赞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应运而生。
我为什么很重视少年儿童的工作呢？
我知道，对下一代是否重视，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和家庭是兴旺或衰退的标志。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鲁迅十分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他认为，“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他又强调不能“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他对只生不教的父亲作过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是“制造孩子的家伙”，甚至“还带点嫖男的气息”。鲁迅先生这些话，对我很有启迪。
巴金的作品也多次写到教育对儿童的重要性。1942年，我读小学的时候，巴老曾给我写了四句话：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1955年，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会上，胡耀邦同志讲了几个问题，一个是怎么掌握少先队入队的条件。他说：“你们要搞清楚，我们不是把儿童教育好了才组织起来，我们是把儿童组织起来教育。”另外一个，中国的儿童教育观念中，不少家庭和某些社会與论，总是想让孩子老实听话，耀邦同志讲，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弱不禁风的花朵，培养成小老头；要培善小孩子勇敢坚强，为小狮子、小老虎，要见风雨、经世面。
前不久，我出版了《李致与出版》一书，其中记录了我与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往事。
三、永葆青春的热忱
1949年底成都解放，原地下党领导王宇光在分配工作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当话剧演员，他说：“现在正缺干部，到青年团去。”自此，我在共青团系统一共工作了17年。
我很珍惜自己的青年时期。50年代，把14岁到25岁定为青年。记得我满25岁那天，感慨甚多，写下了一首短诗：
很早以前我就想到今天
原以为到了今天就不再是青年
到了今天我才明白
青年并不单以年龄计算
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和锻炼
永远保持青年的热情和勇敢
我们在共青团一起工作的同志，彼此有深厚的感情。在成都，无论是在团成都市委、团四川省委以及团重庆市委现在成都的老同志，每年都分别有聚会。我胸前的团徽，是几年前参加团成都市委聚会时，赠给我们这些老团干部的。
也许有人认为戴上团徽是在装“嫩”，不是的。戴上团徽，它提醒我要永远保持青年的热情和勇敢。
1955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儿童文学，叫《荡秋千》，登在《新少年报》。我的《往事》出来之后，马识途马老人说我不仅有幽默感，还有童心。前几年，我为我的狗写了一篇《多多日记》，我的狗名叫多多，想再试写儿童文学。写完《多多日记》后，我发现我确实有童心，但我的童心已经不是现代儿童的童心了，而是我那个年代的童心。尽管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小伙伴，在我现在住的院子里，也有三个少先队员是我的小伙伴，但毕竟对他们了解很少，所以没有再写儿童文学。
省青少年作协的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还被聘为顾问团成员。如有机会，我愿意和青少年作者交流，把自身写作的一些实践提供他们参考。我想对他们说：说真话，做好人；读一些中外作家的名作，不要满足于“文化快餐”；留心观察生活，注意能打动自己的人和事；用自己的语言来抒发感情，创作是有个性的，不要抄袭和模仿；习作不是试卷，可以不断修改。
四、巴金给我取的英文名叫peter
（李老递给我的名片上，e-mail写着“peterli”，我好奇地问，您的英文名是“peter”？意外得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开始，我很不喜欢这个名字，用中文念出来很难听，叫“彼得”。当年反美反蒋的时候，我对英文名就更反感。很多年后，我重读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克鲁泡特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愿景。克鲁泡特金的名字叫peter，我问巴金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说是。我才知道他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为劳苦大众服务。
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孙女的美国同学见了我往往叫我“hi peter！”，“bye peter！”特别有意思。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金第一个计划要争取活到90岁，第二要翻译赫尔芩将近一百字的《往事与随想》，写两部长篇小说，还要写五本随想录，当时大家很佩服他的雄心壮心。我想，他年纪那么大了，这么大的计划他怎么行嘛？我就劝他不要翻译赫尔芩的作品，因为赫尔芩的作品放在那不论谁翻译都行，他翻译得好是另外一回事。我说你把你的精力摆在创作上。他说不行，这件事我是答应了鲁迅的，我这人说了话就得算数。我说，你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嘛，宪法都可以改，国家的计划都可以调整，你的计划不能调整了？他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很难说服他。他说，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光工作就不学习了吗？我的翻译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我翻译赫尔芩的书，我就学习他怎么把感情化为文字。学到老，把感情化为文字，这对我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郑涵兮
编者按 采访末了，李致老再三叮嘱：千万不要给我带“巴金的侄儿”这个光环。我是巴金的侄儿，他对我的影响很大，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不愿用它作为我的称谓。著名作家我也不愿意要，一看到著名作家，我就想到电视中不为人知的商品被称为“驰名商标”，因为要宣传，不著名才会写“著名”两个字。现在电视台已经规定不能用“驰名商标”了。我笑说，李老师您真幽默。
采访完李老，风云突变，孟夏时节的暴风雨说来就来。刚下楼，站在屋檐下焦灼踌躇，李老的电话就打进来了。“需要雨伞吗？”“啊…谢谢，我正愁…”掐断连接，转身回头，李老已经握着雨伞站在电梯门口了。“慢走。”八旬老人又闪进了电梯，细致，利落。院子里的栀子花被雨水冲刷，香味遍地。
一、力求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
说起创作生涯的开端，不得不提起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杨邦杰。那年我12岁，有一天我到他寝室去玩，他翻开《新青年》杂志，给我读了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一边读还一边给我解释一些我不懂的含义。他为我读鲁迅的文章，对我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我对新文学有了兴趣。
在众多作家中，除鲁迅、巴金外，我还喜欢曹禺、何其芳、艾青等人的创作。这些书启发了我，影响到我的写作，我浸泡在书的海洋汲取营养。1943年冬，我的第一篇作文选入校刊，铅字印出，时年十三岁。我所在的私立高琦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刊每年出一次。每一期从目录开始往后算，首先是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接着是校长、主任、老师等等大人们的文章，只有最后一篇是学生的作文。那一年选上了我，这对一个少年来讲是很振奋的事情。此后，在1945年到1948年之间，我继续学习写作，共写了百余篇的文章，在成都、自贡、重庆等地的报刊发表，小小说、散文、新诗、评论等文体我都尝试写过。
1948年底，我最后两首散文诗发表在重庆《大公晚报》的《半月文艺》上，艾芜主编。1949年开始，我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者，全部精力转移到了地下工作上。此后，为了迎接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作，我没有顾上写作。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因为我认识一两个“胡风分子”，我受到审查，隔离达半年之久。审查结果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的思想却被搞乱了。按照当时的文艺政策，作家要深入工农兵的生活，要反映他们的火热斗争，而我长期在共青团从事学生工作，对工农兵的工作没有接触，我的写作就反映不了“主旋律”，不可能和时代同步。按照阶级分折，我把自己定位为“小资产阶级”。既然小资产阶级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那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夹起尾巴”做人，于是我再也不动笔。
只是在1959年，我“奉命”与人合写过报告文学《刘文学》。这一年，我正在《红领巾》杂志当总编辑。采访刘文学这个英雄少年后，我们深受感动，赶写出了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孩子——刘文学》。那一期《红领巾》杂志发行量120万份，《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都全文刊登，刘文学的故事又被改编成了话剧、京戏、歌舞等。胡耀邦同志为刘文学题写了“刘文学之墓”……但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通讯是受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产物，时间检验它是不行的。
1963年，我调到了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当总编辑，帮助全国少先队员辅导员开展工作。“文革”时期我先靠边站、被夺权，继被关了11个月“牛棚”，又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文革”中，我发誓再也不写任何作品。
再提笔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得到了解放。巴金老人建议我六十岁以后再写，因为我身任公职，不便畅所欲言。1992年，我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当时，我老伴生病，我以照顾她生活为主，不敢设计什么“宏伟”计划，只能灵活机动：有时间就写，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可长可短，这些文章汇成了后来的“我的人生”。
回想自己人生几十年，我生在民国，时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作青年工作、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文革”被关过“牛棚”，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五年，又逢改革开放，我感受不少。这些感受既是某段时代的折射，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也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打动过我，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的过去。自1993年，我开始写“我的人生”至今，累计约有六十多万字了。
我的人生先后汇编为《往事》《回顾》《昔日》等书，以后又按专题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铭记在心的人》和编印了《终于盼到这一天》等书。书里记录的都是我的经历，不论于人于己于事，务求真实，不对事实做任何加工。这是我恪守的原则，不越雷池一步。
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向巴老学习，力求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将继续在这方面探索。
二、热爱关心下一代
我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从1950年一直到“文革”。我担任过区、市和省团委的少年儿童部长，也做过《红领巾》和《辅导员》杂志社的总编辑，对少年儿童有特殊的感情。
“文革”后期，我从团中央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文革”时期，用扫除“封资修”的名义，几乎所有政治文艺书籍都被封杀了。粉碎“四人帮”，全国面临一个严重的“书荒”。国家出版局在解决“书荒”时，特别关注少年儿童读物。
1978年，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座谈会”，我去参加了。那时候全国只有三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天津还有一个“新蕾”出版社。座谈会呼吁每个大区建立一个少年儿童出版社。身为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我感到必须抓住时机，会后立即行动。我们四川人民出版社有个“少年儿童编辑室”，团省委有个《红领巾》杂志社，两处加起来有二十多个编辑。我提议把两家的编辑合起来，成立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省委主管共青团工作的常委张力行同志表示了及时大力的支持，团省委积极赞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应运而生。
我为什么很重视少年儿童的工作呢？
我知道，对下一代是否重视，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和家庭是兴旺或衰退的标志。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鲁迅十分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他认为，“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他又强调不能“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他对只生不教的父亲作过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是“制造孩子的家伙”，甚至“还带点嫖男的气息”。鲁迅先生这些话，对我很有启迪。
巴金的作品也多次写到教育对儿童的重要性。1942年，我读小学的时候，巴老曾给我写了四句话：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1955年，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会上，胡耀邦同志讲了几个问题，一个是怎么掌握少先队入队的条件。他说：“你们要搞清楚，我们不是把儿童教育好了才组织起来，我们是把儿童组织起来教育。”另外一个，中国的儿童教育观念中，不少家庭和某些社会與论，总是想让孩子老实听话，耀邦同志讲，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弱不禁风的花朵，培养成小老头；要培善小孩子勇敢坚强，为小狮子、小老虎，要见风雨、经世面。
前不久，我出版了《李致与出版》一书，其中记录了我与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往事。
三、永葆青春的热忱
1949年底成都解放，原地下党领导王宇光在分配工作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当话剧演员，他说：“现在正缺干部，到青年团去。”自此，我在共青团系统一共工作了17年。
我很珍惜自己的青年时期。50年代，把14岁到25岁定为青年。记得我满25岁那天，感慨甚多，写下了一首短诗：
很早以前我就想到今天
原以为到了今天就不再是青年
到了今天我才明白
青年并不单以年龄计算
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和锻炼
永远保持青年的热情和勇敢
我们在共青团一起工作的同志，彼此有深厚的感情。在成都，无论是在团成都市委、团四川省委以及团重庆市委现在成都的老同志，每年都分别有聚会。我胸前的团徽，是几年前参加团成都市委聚会时，赠给我们这些老团干部的。
也许有人认为戴上团徽是在装“嫩”，不是的。戴上团徽，它提醒我要永远保持青年的热情和勇敢。
1955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儿童文学，叫《荡秋千》，登在《新少年报》。我的《往事》出来之后，马识途马老人说我不仅有幽默感，还有童心。前几年，我为我的狗写了一篇《多多日记》，我的狗名叫多多，想再试写儿童文学。写完《多多日记》后，我发现我确实有童心，但我的童心已经不是现代儿童的童心了，而是我那个年代的童心。尽管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小伙伴，在我现在住的院子里，也有三个少先队员是我的小伙伴，但毕竟对他们了解很少，所以没有再写儿童文学。
省青少年作协的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还被聘为顾问团成员。如有机会，我愿意和青少年作者交流，把自身写作的一些实践提供他们参考。我想对他们说：说真话，做好人；读一些中外作家的名作，不要满足于“文化快餐”；留心观察生活，注意能打动自己的人和事；用自己的语言来抒发感情，创作是有个性的，不要抄袭和模仿；习作不是试卷，可以不断修改。
四、巴金给我取的英文名叫peter
（李老递给我的名片上，e-mail写着“peterli”，我好奇地问，您的英文名是“peter”？意外得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开始，我很不喜欢这个名字，用中文念出来很难听，叫“彼得”。当年反美反蒋的时候，我对英文名就更反感。很多年后，我重读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克鲁泡特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愿景。克鲁泡特金的名字叫peter，我问巴金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说是。我才知道他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为劳苦大众服务。
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孙女的美国同学见了我往往叫我“hi peter！”，“bye peter！”特别有意思。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金第一个计划要争取活到90岁，第二要翻译赫尔芩将近一百字的《往事与随想》，写两部长篇小说，还要写五本随想录，当时大家很佩服他的雄心壮心。我想，他年纪那么大了，这么大的计划他怎么行嘛？我就劝他不要翻译赫尔芩的作品，因为赫尔芩的作品放在那不论谁翻译都行，他翻译得好是另外一回事。我说你把你的精力摆在创作上。他说不行，这件事我是答应了鲁迅的，我这人说了话就得算数。我说，你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嘛，宪法都可以改，国家的计划都可以调整，你的计划不能调整了？他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很难说服他。他说，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光工作就不学习了吗？我的翻译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我翻译赫尔芩的书，我就学习他怎么把感情化为文字。学到老，把感情化为文字，这对我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