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李致：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阮长安
李致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在与巴老几十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有不少独特的感受。巴老曾在给李致的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著名评论家廖全京曾这样评论李致：他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这几十年里，他渐渐悟出了人生和艺术的真谛，他把自己在这几十年里这一点、那一点的感情，认真记录下来，积累起来，渐渐变成了一篇一篇的文字。这就是李致，平静的、朴素的李致。从这些文字里，我慢慢咀嚼出一种味道，一种既复杂又纯粹的味道，那就是爱。
他是作家巴金的侄子，也是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还是一位从17岁就参加革命并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干部。
他学生时代就发表文章针砭时弊挥斥方遒，但1955年因文章被隔离审查后，数十年间几乎没有再动笔写东西；尔后又长期在出版界、文艺界工作，少有作品问世；退休后在巴金的鼓励下才再次拿起笔写作，他的那些“倾诉自己的情感，剖析自己的人生”的散文和随笔，深得圈内好评，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其实是一位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他小时候与巴金同睡一张床，数十年间，巴金给他写过300封信，深入交流探讨亲情人生，被巴金称作“理解我多一些的人”。他个子不高，满头银发，和蔼亲切的目光中，很有几分巴金的风貌。
“文革”中为了“划清界限”，他贴过胡耀邦的一张大字报，“这是我人品上的一个污点”，晚年写就的随笔中，他毫无讳言地不止一次反省和剖析自己，笔墨间清晰可见巴金《随想录》中“说真话”的风骨。
他就是李致。
“做人要有一个道德底线”
李致目前住在成都。5月16日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来到位于成都芳草西一街的李致家里，和这位80多岁、满头银发的老人促膝长谈。
房间的客厅很小，摆着一套老式沙发，有些地方已经褪皮了，坐上去一蹭，碎皮就往下掉。这套不大的房子里，到处堆满了各种书，李致和巴金的几张照片摆放在很显眼的位置。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上书“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巴金时，巴老送给李致的赠言，李致请人写好装裱后挂上去的，“这是我的座右铭。”
谈话从巴金对李致的影响说起。
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一直喊巴金为“四爸”，还曾经写过一本名为《我的四爸巴金》的回忆录。李致说：“我这一辈子，受四爸影响很多。巴老先后给我写过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写到，‘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横幅上这两句话，是巴老90多岁的时候对我讲的，”李致回忆说，1997年他到杭州去看四爸，“他那次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抓住我的手说，下午我们还可以认真谈一谈。”
那天下午，巴老和李致断断续续谈了很多，李致至今还记得，巴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句话，李致不断反思自省，后来干脆就当做自己的座右铭了。
“巴老当时说，在旧社会人都是要做点功德的事情，修桥补路，积阴德嘛。联系到现在，任何东西都有一个道德底线，不管你是卖酒的，卖药的，做什么事儿都应该有一个道德底线，不能损人利己。假药、假酒、假奶粉这么一弄，大家都有一个恐惧心理了，社会就会乱套，所以我就觉得，做人要有一个道德底线。”
“巴老影响了我一生”
“文革”后，巴金提出“讲真话”，《随想录》出版后影响很大，其中也与他“讲真话”有关。当时提“讲真话”，是针对“文革”中讲假话、讲空话、讲套话的，当然主要针对的是讲假话。
但实际上，巴金主张讲真话，并不是从七十年代开始，而是早在1942年。李致说：“我在《我的四爸巴金》一书中提到，巴金给我题字，是在1942年，就说到了‘讲真话’，应该说，‘讲真话’是巴金一生一以贯之的主张。”
李致还回忆了巴金给他题字的情形：
1942年，巴金第二次回到位于成都北门蓥华寺街的家，当时只有12岁的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大床上。那时候李致见有许多青年学生都来找巴金在自己的纪念册上题词，便也模仿着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题词。巴金并没有对年幼的侄子应付了事，而是非常认真地用毛笔给他写下了：“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四句话，在李致幼年的心扉上刻下了影响一生的烙印。
李致说，这四句话，他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小时候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读书”。长大了才懂得，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核心问题是“讲真话，做好人”。李致说，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讲真话，做好人”，是巴金一生的写照，也是李致毕生的追求。“巴金自己也说，他在‘文革’中讲了许多违心的话，这些，他自己也在《随想录》中做了反思。可以说，巴金做到了讲真话。至于‘做好人’这一点，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总是讲，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1997年我去杭州看他，他又给我讲‘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文革”中李致被批斗，关牛棚的前一天，他对爱人说：“第一，我不会自杀，更不卖友求荣，第二，不是我做的事，我不会承认。”他总结说，这“都是受了巴老的教育”。
李致说：“别的我不敢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间，不管我谈我自己的问题，或者要一定要我去谈别人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讲一句假话，这个我是坚持了。可以说，巴老影响了我一生，他也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
“文革”中贴过胡耀邦的大字报“这是我人品上的一个污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的人生”的总题下，李致先后写了几百篇随笔和散文，随后又集合成多部散文集，包括《往事》《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终于盼到这一天》《铭记在心的人》等。
李致开始写这些随笔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一生中接触了不少人，也经历了不少事件，这些人和事与时代的变迁分不开，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者折射，我需要倾诉自己的感情，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并对这些经历作出一些剖析，尽管这种剖析并不深刻。”
可是，就在这些他自认为“自我剖析并不深刻”的书里，读者也能看到一个既复杂又纯粹的李致，看到字里行间充满的朴素、平静和爱，巴金倡导的“说真话，做好人”，以另外一种形式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终于盼到这一天》这本他自誉为“我个人的文革博物馆”的随笔集里，他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小故事，其中的一篇谈到自己曾贴过胡耀邦的大字报。
“文革”爆发时，李致刚刚到团中央工作不久，担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与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有过一些接触。“那阵子我们的压力很大，中层干部都必须要划清界线。在这个压力之下，我也贴了一张胡耀邦的大字报，揭发他‘反对毛泽东思想’。”
时至今日，李致依然在自责，采访当天，满头银发的李致诚恳地再次提到这件事，并重复了几次，“贴胡耀邦的大字报，这是我人品上的一个污点。”
李致认为，“要把自己这些经历抹杀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真正有自信的，有勇气的人，过去的错误是应该承认的。”
梦想做演员的李致最终却只能当个“振兴川剧”积极分子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以写作出名的李致，最开始的人生梦想却是“做个演员”。
李致17岁入党，做地下工作那些艰难岁月里，他也是曹禺的戏迷，最喜欢曹禺的戏剧。作为四川人，“看了《柳荫记》，从此爱川剧”，李致也是个地道的川剧迷。
李致说：“刚解放时，组织上问我想做什么。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文艺，当时就回答说‘最想当个演员’，却被当时的一个领导呵斥了一顿：现在这么缺干部，你读过书，当什么演员啊，就去做共青团工作吧。于是，我的演员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一辈子没有登过台表演一回”，这成为文艺爱好者李致经常念叨的遗憾。但巧合的是，此后的生活中，他和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七十年代后期，李致回到成都，在出版部门工作，工作之余，李致也认识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其中一些也成为很好的朋友。转眼到了80年代，李致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1982年，四川省提出“振兴川剧”的号召，并成立了领导小组，李致这个“文艺爱好者”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负责起了“振兴川剧”工作。
1985年，李致曾经带着川剧团，来到西柏林（那时候德国还没有统一）、荷兰、瑞士、意大利，巡回演出四十多天，这是川剧第一次大规模出访欧洲并进行商业演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
1987年、1990年，李致先后两次带着川剧团到日本演出，在日东京一共是有11万人次看了四川的川剧。
由于这层关系，李致和很多川剧界的名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在他的《铭记在心的人》这本书中，记载了与多位川剧名人的交往历程。
10年前，李致写过一本《我与川剧》的随笔，记录了他与川剧界交往的各种轶事。今年是四川提出“振兴川剧”口号30周年，这本《我与川剧》也将出版增订本。李致这几天正忙着看新书的版式，预计很快就会这本书与读者见面。
他说：“振兴川剧，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我都坦率的说，过去很多老一辈的很多同志都还在，邓小平同志、杨尚昆同志、张爱萍同志，也是很重视川剧，他们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川剧如果在你们这一代消亡的话，你们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当然现在川剧列入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真正来讲目前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
平时闲暇的时候，李致也会去看看川剧演出，“现在川剧演出不多，但是凡是有重要的演出，大家都很愿意请我去，因为我是振兴川剧的积极分子嘛。”
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诗人沈重曾经说过，李致是一位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情况确实如此。
出生于1929年的李致，从小就在成都长大。14岁时，李致在一家教会学校读书，在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偷营》。解放前，艾芜主编《半月文艺》，李致也投稿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受五四新文学影响，他1946年就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了地下党，这期间发表过100多篇“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章。
1955年，因为在文章中引用过胡风一句话，李致被隔离审查半年，“把思想搞乱了，自此不再写作”。
这一搁笔就是将近40年。
偶有例外的是，1960年，李致在担任《红领巾》杂志总编的时候，接受任务采访刘文学，写出了那篇有名的通讯《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
“这是一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篇通讯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如今的李致这样评价这篇曾引起全国轰动的通讯。
六十年代，李致调到北京，在团中央工作，任《辅导员》杂志总编。“文革”中被关牛棚，恢复工作后回到四川，先后在出版界和宣传部工作，这期间少有作品问世。
李致重新提笔，是因为受到四爸巴金老人的鼓励。离休了做什么，当然是搞写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当中讲过的。
1993年，李致赋闲在家，爱人又长期生病，他的重心以照料爱人为主，也有了更多时间来思考和写作。“我还算不上世纪老人，但是离世纪老人也不算太远了，也经历过这么一些阶段，对人生也算是有些感悟。所以我就以一个总的题目，叫做《李致文存：我的人生》，来写我的一生。”李致说，自己的本意是想借写这些东西，重新审视和剖析自己，使自己再受到教育。
笔杆子一动起来就不可收拾，已过花甲之年的李致，在不长的时间内写出了十几本书，包括《往事》《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终于盼到这一天》《铭记在心的人》等。
这些书里，李致以朴素的笔调，饱含感情地记录了诸多亲人、战友、艺术家的生活点滴，笔墨大量着眼于他们怎么做人。由于他出版家的身份，以及后来分管文艺的官员身份，他与茅盾、曹禺、李健吾等文学家，与诸多艺术家甚至胡耀邦、贺龙、张爱萍等国家领导人交往的点滴也都反映在书稿中，这些也成为研究中国那段历史的难得史料。
著名评论家廖全京曾这样评论李致的文字：他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这几十年里，他渐渐悟出了人生和艺术的真谛，他把自己在这几十年里这一点、那一点的感情，认真记录下来，积累起来，渐渐变成了一篇一篇的文字。这就是李致，平静的、朴素的李致。从这些文字里，我慢慢咀嚼出一种味道，一种既复杂又纯粹的味道，那就是爱。
“资深电脑迷”李致
令人没想到的是，今年83岁的李致，是个地道的电脑迷。每天在电脑上看新闻、收发邮件、写日记、和子女qq视频聊天，成了李致的“必修课”。
李致说：“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中，我所知道的，马识途马老是第一个用电脑的，我可能是第二个，我的‘脑龄’已经有十三四年了，从1998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了。”
提起刚开始学电脑，李致还有很多好玩的小插曲，“我是在关爱和训斥中间把电脑学会的”。
李致学电脑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外孙和女儿。今年已经32岁的外孙先后就读于成都树德中学读书、清华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自小就是电脑高手。“我说要学电脑，可是不会拼音，五笔输入也太麻烦，女儿帮我买来写字板，一下子就解决了输入问题。刚开始我连鼠标都不会用，外孙觉得我简直没有办法教，急了也会训斥我。”
为了学电脑，李致从开机关机开始，将需要的步骤一步步记在笔记本上，几经折腾，终于掌握了使用电脑的各种技巧。
李致在电脑上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怀念著名川剧演员竞华的，那是1998年9月2日，写完了之后，不知道按错了什么键，文章一下子都没有了，但“还好是刚刚写完，思路还没有断，马上又重写了遍。”
除了用手写板写作，李致还坚持每天在电脑上写日记，记录每天的生活和感想。每天晚上把当天的日记写完后，李致还通过电子邮件群发功能同时发给在美国的儿子、女儿、外孙、外孙女。由于时差的关系，第二天，李致才会在电子邮件中查看到儿女们的回复，“儿女们回复的一般很及时，但同时发给外孙们的日记，他们年轻人回复的比较少，只是偶尔回复一下。”
此外，写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需要查资料，他也能上网自己查东西了，“基本上要用的都会了。”
李致目前是标准的“空巢老人”，儿女们都在美国，只有他一人在国内，老伴去世后，只剩下一个保姆照顾他。为了方便和儿女联络，李致还每天都要在网上跟儿女通一次视频电话。
从早上六七点到晚上十二点，李致泡在电脑前的时间差不多有七八个小时。
不过，这段时间，“资深电脑迷”李致受到了医生的严厉批评：每天上网时间过长，下肢运动量太少，83岁的李致双腿已经有些水肿了，检查完身体，医生给他开了些必备的对症药，同时还开出了药方——少上网。
“老了，要听医生的话，”李致说，这段时间，他每天上网比以前少了很多，除了写日记、与子女聊天、写点东西以外，他基本不上网。
闻酒香解馋
“空巢老人”李致，其实日常生活安排的挺满的。
早起到小区围着花坛转三圈，已成为李致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天气条件允许，他基本没有间断。
孙女去美国前给他留下一只小狗，这条小狗已经陪伴了他4年多，李致很喜欢它，出门锻炼时也会带上它一起。“它看门很厉害，有时候客人来敲门了，我耳朵不太好听不到，它听到了就会跑到我跟前来，朝着门口的方向一直叫，提醒我有人来了。”
上至百岁老人马识途，下至80后的文友，李致都能谈得来。
日常除了写写文章，在家里会会朋友也是经常的事情，“我以前在青年团工作的，在出版社工作的，还有文艺界的朋友，另外就是文友，他们都喜欢到我加来，一个星期总有两三次吧，差不多隔天就有朋友来。”
此外，马识途马老将近百岁了，“他是我的老师，也是忘年交，我们年龄都大了，很快就要面对死亡这个话题了，得抓紧时间多看看他。”李致说，现在基本每隔10天去看一次马老，“我去就和他讲清楚，每次不超过一个小时，时间长了，我怕他身体吃不消。”
“但是马老的精力好，我每次去，不管我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半小时，90%的时间是他在跟我讲话。”
李致非常喜欢喝白酒，但由于身体原因，他已经十多年没有喝过了，就连葡萄酒，也只是在实在推不掉的时候偶尔喝一口。
“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喝酒，但身体不允许，医生不让喝啊，怎么办？我就把白酒拿出来闻，想喝了就敞开瓶口深吸几口气，闻香味解解馋了。”但即便如此，李致还是做到了管好自己的嘴，“医生说身体不好不能喝，我就坚决不喝，这一点我经常和别人开玩笑，我说一个人不能改变世界，但是能改变自己。”
就靠着这样的信念和方法，一辈子喜欢酒的李致，最近十多年已经烟酒不沾了。
剪字补书的故事
出版家出身的李致，对文字和出版物的要求极高。因为出版的原因，李致的一本书中有几个错别字。因为暂时不能重新印刷，为了这几个错别字，李致可费了功夫。
“我对书的要求很高，这么明显的错误，肯定不行。”李致说，家里存有的这批书，每一本他都要重新“修订”了才行。
他在电脑上将正确的字按照原来的字号打出来，再一个个字的剪成黄豆大小的字片，戴着老花镜，将这些带字的字片仔细地贴在书上原来的位置。
因为字片实在太小了，李致经常向保姆求援才能完成最后的粘贴。
李致递给记者的样书上，每张粘贴的小纸片都一丝不苟，和原文严丝合缝，仅凭肉眼很难发现这些字居然是粘贴修补过的。不过，如果你用手指轻轻划过页面，补过的痕迹就能“了然于指”了。
李致满含歉意地说：“这个确实很遗憾，只能等到以后有修订版出来再更正过来了。”
李致的普鲁斯特问卷
问 您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什么样的？
答 对社会有贡献。
问 您最希望拥有哪一种才华？
答 刚开始的时候想当演员，没成功；现在因为我在用笔，我最希望能够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最真挚的感情。
问 您最恐惧的是什么？
答 最怕人们丧失了道德的底线。
问 您目前的心境怎样？
答 还可以。（笑）这个问题其实要你们来回答，你觉得我心境怎么样，是不是还可以嘛？
问 还在世上的人中，你最敬佩的是谁？
答 钦佩的多了。以前我最敬佩的胡耀邦、巴金、张爱萍、汪道涵，这些现在都不在世了。目前还在世的这些人，最敬佩的……应该就是那就是马识途马老了。
问 您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 不是说伟大，这辈子我自己积极参与了三件事情，有一点影响：第一件事情，（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与人合著的报告文学《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在全国少年儿童中掀起一场学习刘文学的运动，包括当时的苏联、朝鲜、越南、蒙古，都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当然，当时这件作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在看来，还是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个事要一分为二。
第二件事情就是80年代早期，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总编辑，当时整个四川包括重庆在内仅有一家出版社，我们突破地方出版社“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限制，提出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这个方针被国家认可，并迅速在全国各地出版社推行。我们及时出版了一大批好书，特别是我们当时出版的“现代作家丛书”“走向未来丛书”等影响很大，得到了全国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可。
还有一个就是振兴川剧，当时让川剧走出国门，在欧洲、日本等地巡回商业演出，这个事是在国际上起了很大的影响。
问 您自己的哪一个特点让您觉得痛恨？
答 我有一个弱点，有时候不太敢很明确的说“不”字，有很多事碍于情面，我不得不做，但本来很多时我可以不做的。
问 您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
答 1992年4月到1993年1月，那时我还在美国，去看儿子和孙女。我和老伴从美国西部到东部，最后还到加拿大去了。这趟旅行，我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去的，体会到旅行的自由和美妙。
问 您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
答 虚伪。包括有一些官员口上说一套，实际做的是另外一套。
问 您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答 书，我的藏书在公务员里面恐怕算是比较多的。我的书大部分都在东城根中街家里，那边起码有30个书柜，大概有多少册恐怕我也说不上来。
问 您最奢侈的是什么？
答 想不出来，我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
问 您认为程度最肤浅的痛苦是什么？
答 被别人误解，我本身是对的，被人家误解了，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虽然有时候觉得不舒服，但应该是很浅的。
问 您认为哪一种美德是被过高的评估的？
答 （没有回答）
问 您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答 之前是演戏，现在是写作。
问 您对自己的外表哪一点不满意？
答 外表？我没有想过，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问 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答 说起来那就是贴胡耀邦大字报的事。“大批判”的高潮中，大概是1966年，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胡耀邦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种胡乱上纲上线的大字报，既是我当时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限，保自己。我对不起耀邦同志，此后虽然我也多次自责、忏悔，但我都不会原谅自己。
问 还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鄙视的是谁？
答 这个难以回答。
问 您最喜欢男性身上的哪一种品质？
答 敢于承担责任。
问 您用过的最多的单词，或者哪一个词语，或者哪一个句子是什么？
答 这个说不出来，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问 您最喜欢女性身上的哪一种品质？
答 能够共患难。
问 最让你觉得伤心的事情是什么？
答 当然就是亲人的离世了。我的母亲，还有巴老，还有我的老伴，他们的离世都让我觉得非常伤心。
问 您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答 表里如一。
问 您一生中最爱的人，或者是东西是什么？
答 最爱的人实际上我已经回答了，在我的一本回忆录上，里面写了几十个人，他们都是我一生中难以忘记的人。除了家人以外，我最爱的人是周恩来和胡耀邦。
问 您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答 快速的死亡，越快越好。我不喜欢人受痛苦太多，而中国又不许安乐死嘛，明明已经不行了，还拼命用各种方式。过去我们老一辈就叫“吊命”，最后用各种办法吊着命。我最近有一个亲戚，心脏病突然发了，15分钟就死掉了，我觉得这是最愉快了。
问 何时何地让你感觉最快乐？
答 不一定要何时何地嘛，如果我做了对人家有帮助的事，我就感到快乐。比如我现在这样，我的朋友中间有人来找我，给我倾诉很长时间，各种各样的烦恼之类的，我给他提出一些建议，对疏散他的郁闷有好处啊，这个我会得到快乐。
问 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家庭的一件事情，那会是什么？
答 我的家庭，我的子女儿孙分布在各个地方，我很希望能够有团聚的时候。
问 如果你能够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事情重现。
答 现在我这么大年纪，很难再有选择。如果非要说，政治上呢，我希望胡耀邦他们执政的时候那种风气能够重现，自己的事业上的事嘛，我希望川剧能再次辉煌。
问 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 就是这句话（指着客厅墙上的横幅）：人各有志，最重要的是要做人。这是巴老对我讲的，我感悟很深。我把这句话摘录出来，请人写了贴在墙上，每天都能看一看，作为我的座右铭。
阮长安
李致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在与巴老几十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有不少独特的感受。巴老曾在给李致的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著名评论家廖全京曾这样评论李致：他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这几十年里，他渐渐悟出了人生和艺术的真谛，他把自己在这几十年里这一点、那一点的感情，认真记录下来，积累起来，渐渐变成了一篇一篇的文字。这就是李致，平静的、朴素的李致。从这些文字里，我慢慢咀嚼出一种味道，一种既复杂又纯粹的味道，那就是爱。
他是作家巴金的侄子，也是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还是一位从17岁就参加革命并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干部。
他学生时代就发表文章针砭时弊挥斥方遒，但1955年因文章被隔离审查后，数十年间几乎没有再动笔写东西；尔后又长期在出版界、文艺界工作，少有作品问世；退休后在巴金的鼓励下才再次拿起笔写作，他的那些“倾诉自己的情感，剖析自己的人生”的散文和随笔，深得圈内好评，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其实是一位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他小时候与巴金同睡一张床，数十年间，巴金给他写过300封信，深入交流探讨亲情人生，被巴金称作“理解我多一些的人”。他个子不高，满头银发，和蔼亲切的目光中，很有几分巴金的风貌。
“文革”中为了“划清界限”，他贴过胡耀邦的一张大字报，“这是我人品上的一个污点”，晚年写就的随笔中，他毫无讳言地不止一次反省和剖析自己，笔墨间清晰可见巴金《随想录》中“说真话”的风骨。
他就是李致。
“做人要有一个道德底线”
李致目前住在成都。5月16日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来到位于成都芳草西一街的李致家里，和这位80多岁、满头银发的老人促膝长谈。
房间的客厅很小，摆着一套老式沙发，有些地方已经褪皮了，坐上去一蹭，碎皮就往下掉。这套不大的房子里，到处堆满了各种书，李致和巴金的几张照片摆放在很显眼的位置。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上书“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巴金时，巴老送给李致的赠言，李致请人写好装裱后挂上去的，“这是我的座右铭。”
谈话从巴金对李致的影响说起。
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一直喊巴金为“四爸”，还曾经写过一本名为《我的四爸巴金》的回忆录。李致说：“我这一辈子，受四爸影响很多。巴老先后给我写过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写到，‘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横幅上这两句话，是巴老90多岁的时候对我讲的，”李致回忆说，1997年他到杭州去看四爸，“他那次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抓住我的手说，下午我们还可以认真谈一谈。”
那天下午，巴老和李致断断续续谈了很多，李致至今还记得，巴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句话，李致不断反思自省，后来干脆就当做自己的座右铭了。
“巴老当时说，在旧社会人都是要做点功德的事情，修桥补路，积阴德嘛。联系到现在，任何东西都有一个道德底线，不管你是卖酒的，卖药的，做什么事儿都应该有一个道德底线，不能损人利己。假药、假酒、假奶粉这么一弄，大家都有一个恐惧心理了，社会就会乱套，所以我就觉得，做人要有一个道德底线。”
“巴老影响了我一生”
“文革”后，巴金提出“讲真话”，《随想录》出版后影响很大，其中也与他“讲真话”有关。当时提“讲真话”，是针对“文革”中讲假话、讲空话、讲套话的，当然主要针对的是讲假话。
但实际上，巴金主张讲真话，并不是从七十年代开始，而是早在1942年。李致说：“我在《我的四爸巴金》一书中提到，巴金给我题字，是在1942年，就说到了‘讲真话’，应该说，‘讲真话’是巴金一生一以贯之的主张。”
李致还回忆了巴金给他题字的情形：
1942年，巴金第二次回到位于成都北门蓥华寺街的家，当时只有12岁的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大床上。那时候李致见有许多青年学生都来找巴金在自己的纪念册上题词，便也模仿着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题词。巴金并没有对年幼的侄子应付了事，而是非常认真地用毛笔给他写下了：“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四句话，在李致幼年的心扉上刻下了影响一生的烙印。
李致说，这四句话，他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小时候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读书”。长大了才懂得，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核心问题是“讲真话，做好人”。李致说，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讲真话，做好人”，是巴金一生的写照，也是李致毕生的追求。“巴金自己也说，他在‘文革’中讲了许多违心的话，这些，他自己也在《随想录》中做了反思。可以说，巴金做到了讲真话。至于‘做好人’这一点，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总是讲，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1997年我去杭州看他，他又给我讲‘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文革”中李致被批斗，关牛棚的前一天，他对爱人说：“第一，我不会自杀，更不卖友求荣，第二，不是我做的事，我不会承认。”他总结说，这“都是受了巴老的教育”。
李致说：“别的我不敢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间，不管我谈我自己的问题，或者要一定要我去谈别人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讲一句假话，这个我是坚持了。可以说，巴老影响了我一生，他也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
“文革”中贴过胡耀邦的大字报“这是我人品上的一个污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的人生”的总题下，李致先后写了几百篇随笔和散文，随后又集合成多部散文集，包括《往事》《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终于盼到这一天》《铭记在心的人》等。
李致开始写这些随笔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一生中接触了不少人，也经历了不少事件，这些人和事与时代的变迁分不开，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者折射，我需要倾诉自己的感情，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并对这些经历作出一些剖析，尽管这种剖析并不深刻。”
可是，就在这些他自认为“自我剖析并不深刻”的书里，读者也能看到一个既复杂又纯粹的李致，看到字里行间充满的朴素、平静和爱，巴金倡导的“说真话，做好人”，以另外一种形式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终于盼到这一天》这本他自誉为“我个人的文革博物馆”的随笔集里，他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小故事，其中的一篇谈到自己曾贴过胡耀邦的大字报。
“文革”爆发时，李致刚刚到团中央工作不久，担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与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有过一些接触。“那阵子我们的压力很大，中层干部都必须要划清界线。在这个压力之下，我也贴了一张胡耀邦的大字报，揭发他‘反对毛泽东思想’。”
时至今日，李致依然在自责，采访当天，满头银发的李致诚恳地再次提到这件事，并重复了几次，“贴胡耀邦的大字报，这是我人品上的一个污点。”
李致认为，“要把自己这些经历抹杀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真正有自信的，有勇气的人，过去的错误是应该承认的。”
梦想做演员的李致最终却只能当个“振兴川剧”积极分子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以写作出名的李致，最开始的人生梦想却是“做个演员”。
李致17岁入党，做地下工作那些艰难岁月里，他也是曹禺的戏迷，最喜欢曹禺的戏剧。作为四川人，“看了《柳荫记》，从此爱川剧”，李致也是个地道的川剧迷。
李致说：“刚解放时，组织上问我想做什么。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文艺，当时就回答说‘最想当个演员’，却被当时的一个领导呵斥了一顿：现在这么缺干部，你读过书，当什么演员啊，就去做共青团工作吧。于是，我的演员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一辈子没有登过台表演一回”，这成为文艺爱好者李致经常念叨的遗憾。但巧合的是，此后的生活中，他和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七十年代后期，李致回到成都，在出版部门工作，工作之余，李致也认识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其中一些也成为很好的朋友。转眼到了80年代，李致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1982年，四川省提出“振兴川剧”的号召，并成立了领导小组，李致这个“文艺爱好者”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负责起了“振兴川剧”工作。
1985年，李致曾经带着川剧团，来到西柏林（那时候德国还没有统一）、荷兰、瑞士、意大利，巡回演出四十多天，这是川剧第一次大规模出访欧洲并进行商业演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
1987年、1990年，李致先后两次带着川剧团到日本演出，在日东京一共是有11万人次看了四川的川剧。
由于这层关系，李致和很多川剧界的名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在他的《铭记在心的人》这本书中，记载了与多位川剧名人的交往历程。
10年前，李致写过一本《我与川剧》的随笔，记录了他与川剧界交往的各种轶事。今年是四川提出“振兴川剧”口号30周年，这本《我与川剧》也将出版增订本。李致这几天正忙着看新书的版式，预计很快就会这本书与读者见面。
他说：“振兴川剧，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我都坦率的说，过去很多老一辈的很多同志都还在，邓小平同志、杨尚昆同志、张爱萍同志，也是很重视川剧，他们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川剧如果在你们这一代消亡的话，你们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当然现在川剧列入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真正来讲目前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
平时闲暇的时候，李致也会去看看川剧演出，“现在川剧演出不多，但是凡是有重要的演出，大家都很愿意请我去，因为我是振兴川剧的积极分子嘛。”
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诗人沈重曾经说过，李致是一位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情况确实如此。
出生于1929年的李致，从小就在成都长大。14岁时，李致在一家教会学校读书，在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偷营》。解放前，艾芜主编《半月文艺》，李致也投稿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受五四新文学影响，他1946年就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了地下党，这期间发表过100多篇“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章。
1955年，因为在文章中引用过胡风一句话，李致被隔离审查半年，“把思想搞乱了，自此不再写作”。
这一搁笔就是将近40年。
偶有例外的是，1960年，李致在担任《红领巾》杂志总编的时候，接受任务采访刘文学，写出了那篇有名的通讯《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
“这是一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篇通讯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如今的李致这样评价这篇曾引起全国轰动的通讯。
六十年代，李致调到北京，在团中央工作，任《辅导员》杂志总编。“文革”中被关牛棚，恢复工作后回到四川，先后在出版界和宣传部工作，这期间少有作品问世。
李致重新提笔，是因为受到四爸巴金老人的鼓励。离休了做什么，当然是搞写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当中讲过的。
1993年，李致赋闲在家，爱人又长期生病，他的重心以照料爱人为主，也有了更多时间来思考和写作。“我还算不上世纪老人，但是离世纪老人也不算太远了，也经历过这么一些阶段，对人生也算是有些感悟。所以我就以一个总的题目，叫做《李致文存：我的人生》，来写我的一生。”李致说，自己的本意是想借写这些东西，重新审视和剖析自己，使自己再受到教育。
笔杆子一动起来就不可收拾，已过花甲之年的李致，在不长的时间内写出了十几本书，包括《往事》《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终于盼到这一天》《铭记在心的人》等。
这些书里，李致以朴素的笔调，饱含感情地记录了诸多亲人、战友、艺术家的生活点滴，笔墨大量着眼于他们怎么做人。由于他出版家的身份，以及后来分管文艺的官员身份，他与茅盾、曹禺、李健吾等文学家，与诸多艺术家甚至胡耀邦、贺龙、张爱萍等国家领导人交往的点滴也都反映在书稿中，这些也成为研究中国那段历史的难得史料。
著名评论家廖全京曾这样评论李致的文字：他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这几十年里，他渐渐悟出了人生和艺术的真谛，他把自己在这几十年里这一点、那一点的感情，认真记录下来，积累起来，渐渐变成了一篇一篇的文字。这就是李致，平静的、朴素的李致。从这些文字里，我慢慢咀嚼出一种味道，一种既复杂又纯粹的味道，那就是爱。
“资深电脑迷”李致
令人没想到的是，今年83岁的李致，是个地道的电脑迷。每天在电脑上看新闻、收发邮件、写日记、和子女qq视频聊天，成了李致的“必修课”。
李致说：“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中，我所知道的，马识途马老是第一个用电脑的，我可能是第二个，我的‘脑龄’已经有十三四年了，从1998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了。”
提起刚开始学电脑，李致还有很多好玩的小插曲，“我是在关爱和训斥中间把电脑学会的”。
李致学电脑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外孙和女儿。今年已经32岁的外孙先后就读于成都树德中学读书、清华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自小就是电脑高手。“我说要学电脑，可是不会拼音，五笔输入也太麻烦，女儿帮我买来写字板，一下子就解决了输入问题。刚开始我连鼠标都不会用，外孙觉得我简直没有办法教，急了也会训斥我。”
为了学电脑，李致从开机关机开始，将需要的步骤一步步记在笔记本上，几经折腾，终于掌握了使用电脑的各种技巧。
李致在电脑上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怀念著名川剧演员竞华的，那是1998年9月2日，写完了之后，不知道按错了什么键，文章一下子都没有了，但“还好是刚刚写完，思路还没有断，马上又重写了遍。”
除了用手写板写作，李致还坚持每天在电脑上写日记，记录每天的生活和感想。每天晚上把当天的日记写完后，李致还通过电子邮件群发功能同时发给在美国的儿子、女儿、外孙、外孙女。由于时差的关系，第二天，李致才会在电子邮件中查看到儿女们的回复，“儿女们回复的一般很及时，但同时发给外孙们的日记，他们年轻人回复的比较少，只是偶尔回复一下。”
此外，写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需要查资料，他也能上网自己查东西了，“基本上要用的都会了。”
李致目前是标准的“空巢老人”，儿女们都在美国，只有他一人在国内，老伴去世后，只剩下一个保姆照顾他。为了方便和儿女联络，李致还每天都要在网上跟儿女通一次视频电话。
从早上六七点到晚上十二点，李致泡在电脑前的时间差不多有七八个小时。
不过，这段时间，“资深电脑迷”李致受到了医生的严厉批评：每天上网时间过长，下肢运动量太少，83岁的李致双腿已经有些水肿了，检查完身体，医生给他开了些必备的对症药，同时还开出了药方——少上网。
“老了，要听医生的话，”李致说，这段时间，他每天上网比以前少了很多，除了写日记、与子女聊天、写点东西以外，他基本不上网。
闻酒香解馋
“空巢老人”李致，其实日常生活安排的挺满的。
早起到小区围着花坛转三圈，已成为李致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天气条件允许，他基本没有间断。
孙女去美国前给他留下一只小狗，这条小狗已经陪伴了他4年多，李致很喜欢它，出门锻炼时也会带上它一起。“它看门很厉害，有时候客人来敲门了，我耳朵不太好听不到，它听到了就会跑到我跟前来，朝着门口的方向一直叫，提醒我有人来了。”
上至百岁老人马识途，下至80后的文友，李致都能谈得来。
日常除了写写文章，在家里会会朋友也是经常的事情，“我以前在青年团工作的，在出版社工作的，还有文艺界的朋友，另外就是文友，他们都喜欢到我加来，一个星期总有两三次吧，差不多隔天就有朋友来。”
此外，马识途马老将近百岁了，“他是我的老师，也是忘年交，我们年龄都大了，很快就要面对死亡这个话题了，得抓紧时间多看看他。”李致说，现在基本每隔10天去看一次马老，“我去就和他讲清楚，每次不超过一个小时，时间长了，我怕他身体吃不消。”
“但是马老的精力好，我每次去，不管我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半小时，90%的时间是他在跟我讲话。”
李致非常喜欢喝白酒，但由于身体原因，他已经十多年没有喝过了，就连葡萄酒，也只是在实在推不掉的时候偶尔喝一口。
“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喝酒，但身体不允许，医生不让喝啊，怎么办？我就把白酒拿出来闻，想喝了就敞开瓶口深吸几口气，闻香味解解馋了。”但即便如此，李致还是做到了管好自己的嘴，“医生说身体不好不能喝，我就坚决不喝，这一点我经常和别人开玩笑，我说一个人不能改变世界，但是能改变自己。”
就靠着这样的信念和方法，一辈子喜欢酒的李致，最近十多年已经烟酒不沾了。
剪字补书的故事
出版家出身的李致，对文字和出版物的要求极高。因为出版的原因，李致的一本书中有几个错别字。因为暂时不能重新印刷，为了这几个错别字，李致可费了功夫。
“我对书的要求很高，这么明显的错误，肯定不行。”李致说，家里存有的这批书，每一本他都要重新“修订”了才行。
他在电脑上将正确的字按照原来的字号打出来，再一个个字的剪成黄豆大小的字片，戴着老花镜，将这些带字的字片仔细地贴在书上原来的位置。
因为字片实在太小了，李致经常向保姆求援才能完成最后的粘贴。
李致递给记者的样书上，每张粘贴的小纸片都一丝不苟，和原文严丝合缝，仅凭肉眼很难发现这些字居然是粘贴修补过的。不过，如果你用手指轻轻划过页面，补过的痕迹就能“了然于指”了。
李致满含歉意地说：“这个确实很遗憾，只能等到以后有修订版出来再更正过来了。”
李致的普鲁斯特问卷
问 您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什么样的？
答 对社会有贡献。
问 您最希望拥有哪一种才华？
答 刚开始的时候想当演员，没成功；现在因为我在用笔，我最希望能够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最真挚的感情。
问 您最恐惧的是什么？
答 最怕人们丧失了道德的底线。
问 您目前的心境怎样？
答 还可以。（笑）这个问题其实要你们来回答，你觉得我心境怎么样，是不是还可以嘛？
问 还在世上的人中，你最敬佩的是谁？
答 钦佩的多了。以前我最敬佩的胡耀邦、巴金、张爱萍、汪道涵，这些现在都不在世了。目前还在世的这些人，最敬佩的……应该就是那就是马识途马老了。
问 您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 不是说伟大，这辈子我自己积极参与了三件事情，有一点影响：第一件事情，（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与人合著的报告文学《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在全国少年儿童中掀起一场学习刘文学的运动，包括当时的苏联、朝鲜、越南、蒙古，都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当然，当时这件作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在看来，还是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个事要一分为二。
第二件事情就是80年代早期，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总编辑，当时整个四川包括重庆在内仅有一家出版社，我们突破地方出版社“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限制，提出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这个方针被国家认可，并迅速在全国各地出版社推行。我们及时出版了一大批好书，特别是我们当时出版的“现代作家丛书”“走向未来丛书”等影响很大，得到了全国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可。
还有一个就是振兴川剧，当时让川剧走出国门，在欧洲、日本等地巡回商业演出，这个事是在国际上起了很大的影响。
问 您自己的哪一个特点让您觉得痛恨？
答 我有一个弱点，有时候不太敢很明确的说“不”字，有很多事碍于情面，我不得不做，但本来很多时我可以不做的。
问 您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
答 1992年4月到1993年1月，那时我还在美国，去看儿子和孙女。我和老伴从美国西部到东部，最后还到加拿大去了。这趟旅行，我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去的，体会到旅行的自由和美妙。
问 您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
答 虚伪。包括有一些官员口上说一套，实际做的是另外一套。
问 您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答 书，我的藏书在公务员里面恐怕算是比较多的。我的书大部分都在东城根中街家里，那边起码有30个书柜，大概有多少册恐怕我也说不上来。
问 您最奢侈的是什么？
答 想不出来，我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
问 您认为程度最肤浅的痛苦是什么？
答 被别人误解，我本身是对的，被人家误解了，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虽然有时候觉得不舒服，但应该是很浅的。
问 您认为哪一种美德是被过高的评估的？
答 （没有回答）
问 您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答 之前是演戏，现在是写作。
问 您对自己的外表哪一点不满意？
答 外表？我没有想过，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问 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答 说起来那就是贴胡耀邦大字报的事。“大批判”的高潮中，大概是1966年，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胡耀邦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种胡乱上纲上线的大字报，既是我当时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限，保自己。我对不起耀邦同志，此后虽然我也多次自责、忏悔，但我都不会原谅自己。
问 还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鄙视的是谁？
答 这个难以回答。
问 您最喜欢男性身上的哪一种品质？
答 敢于承担责任。
问 您用过的最多的单词，或者哪一个词语，或者哪一个句子是什么？
答 这个说不出来，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问 您最喜欢女性身上的哪一种品质？
答 能够共患难。
问 最让你觉得伤心的事情是什么？
答 当然就是亲人的离世了。我的母亲，还有巴老，还有我的老伴，他们的离世都让我觉得非常伤心。
问 您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答 表里如一。
问 您一生中最爱的人，或者是东西是什么？
答 最爱的人实际上我已经回答了，在我的一本回忆录上，里面写了几十个人，他们都是我一生中难以忘记的人。除了家人以外，我最爱的人是周恩来和胡耀邦。
问 您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答 快速的死亡，越快越好。我不喜欢人受痛苦太多，而中国又不许安乐死嘛，明明已经不行了，还拼命用各种方式。过去我们老一辈就叫“吊命”，最后用各种办法吊着命。我最近有一个亲戚，心脏病突然发了，15分钟就死掉了，我觉得这是最愉快了。
问 何时何地让你感觉最快乐？
答 不一定要何时何地嘛，如果我做了对人家有帮助的事，我就感到快乐。比如我现在这样，我的朋友中间有人来找我，给我倾诉很长时间，各种各样的烦恼之类的，我给他提出一些建议，对疏散他的郁闷有好处啊，这个我会得到快乐。
问 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家庭的一件事情，那会是什么？
答 我的家庭，我的子女儿孙分布在各个地方，我很希望能够有团聚的时候。
问 如果你能够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事情重现。
答 现在我这么大年纪，很难再有选择。如果非要说，政治上呢，我希望胡耀邦他们执政的时候那种风气能够重现，自己的事业上的事嘛，我希望川剧能再次辉煌。
问 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 就是这句话（指着客厅墙上的横幅）：人各有志，最重要的是要做人。这是巴老对我讲的，我感悟很深。我把这句话摘录出来，请人写了贴在墙上，每天都能看一看，作为我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