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的心灵启示——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的一种解读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的心灵启示——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的一种解读
向荣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是李致先生在视力日渐衰减的状态下、积二十多年之功倾力写成的随笔体回忆录，包括《四爸巴金》《铭记在心》和《昔日足迹》三卷本。全书七十多万字，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从民国到“文革”直至当下；纵横空间也有万里之遥，从成都到北京、从东方到西方，恢宏壮阔的时空背景和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建构着文本深厚的人文内涵，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此外，从进步学生到革命青年、从忠诚率直的共青团干部到稳健进取的文化官员、从巴金的侄子到勤奋的作家——李致先生多重的社会身份和丰富的生活实践，不仅使他的个人叙事与社会的历史变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同他那一代革命者的历史命运血肉相连，从而也使全书获得了典型意义，成为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坚持理想不断奋斗的心灵史和成长史。可以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以从容淡定的个人书写和真诚质朴的叙事风格，抵达了反思历史的思想深度，彰显了道德人格的精神高度，平实而有力、简约且深刻，是一部有亲和力和感召力、融思想和情感为一体的散文力作。
一
新世纪以来，历史书写进入公共视域，获得了全社会的重大关切。历史书写事关社会进步和民族发展，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明得失、以史为鉴才能拥有伟大的未来。但是，历史书写如果只有教科书式的高头讲章或宏大叙事，历史的丰富性和社会的复杂性将会失之简单，许多真实生动的历史细节和人性变化也会被忽略和遗忘。因其如此，历史的亲历者以个人化方式讲述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呈现历史经验，再现历史情境，既能弥补正史的缺失，亦能还原历史的细节，使消失在时间深处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回到当下，获得一种在场性的历史感。李致先生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自觉地选择了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但他的著述又不只是作为亲历者的个人叙事。更重要得是，他已将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作为一种抵抗遗忘的历史使命和还原真实的责任担当。这种历史使命的深刻涵义在于：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不仅要尊重史实、而且要对民族的未来担负责任。所以，“于人于已于事，务求真实，不对事实做任何加工”，便成为李致先生书写历史、追忆往事恪守的基本原则，并认真践行到每篇文章的写作之中，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一种秉笔直书、言简意骇的质朴文风。在此基础上，李致的往事回忆和历史书写更关注的是人在历史风云中沉浮起落的个体命运，以及人在直面艰难命运时的心灵颤动和人格力量，做到以事写人、以史明志，把历史叙事和道德叙事有机地糅为一体。《我的引路人》和《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以一种沉郁悲悯、内敛蕴藉的崇敬情怀讲述了两个女人的革命生涯。一个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破晓社”的战友。她们在解放前怀抱理想投身革命，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做出了卓著贡献。却在五七年因为讲了真话、提了意见而蒙受冤屈、打成右派撤了职务。但长达几十年的沉重苦难并没有摧垮她们的革命意志和人生信念，她们不改初衷、坚强地生活，终于等到了平反的那天。
后来当她们罹患重病、生命垂危之际，她们仍然保持着不向命运屈服的达观精神和人生信念，令人扼腕而生敬意。而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一书中，像她们一样直面人生且坚强高尚、历经沧桑又矢志不移的革命者和文艺家，还有洪德铭、杨伯恺、王竹、戴云、刘绍棠、龙实等人，可以说多不胜举。面对他们坎坷的人生命运和崇高的人格境界，李致不无沉重地写道：“他们留下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留下了这代人的思想品质和人格力量”。而作为见证人的作者，他的历史记忆和真诚记述也使一代高尚者的形象从此活跃在珍贵的文字中，成为后来者永远的记忆。
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李致先生对“文革”往事的叙述和反思深刻而独到，尤其是对那个动荡年代历史情境的再现和恐惧心理的描述，达到了令人震动的思想深度，成为全书最具特色的亮点之一。“文革”时期极左专制肆虐下的恐惧氛围笼罩中国，波及到人生安全、政治前途、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发展、还有社群关系的隔绝等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李致当时为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的总编辑，与众多领导干部一样经历了被批斗、关“牛棚”然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代悲剧。在此过程中，人生的苦难悲剧导致了个体心灵的巨大创伤，形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恐惧心理。《1969年春节》李致被准许回家过节，春节那天他竟自觉地按照干校规定，在家里面朝领袖画像虔诚地早请示晚汇报，并向儿女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莫须有的“罪行”。《特殊的纪念日》讲述了被两次抄家后，作者那种近乎自虐的惊恐焦虑。每年一到两次抄家的“纪念日”，他便搜遍家中角落，烧毁所有家信。他不但烧毁母亲多年来寄回的家信（只因其中蕴含有无尽的慈母之情）；还私下烧掉了自己给女儿写的百多封家信，尽管他明白信中并无授人与柄的政治内容。受伤的女儿自然难以理解父亲的“疯狂行为”，却只能以恸哭不已表达自己的悲伤。《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描述“文革”后期，李致冒着政治险悄悄去上海看望巴金的经历。其中一个细节是他们叔侄俩在家中有两个晚上同睡一床，却因恐惧而不敢促膝深谈。即便是转达他人对巴老的关切和慰候，李致也不敢说出真实姓名。最终只能淋着雨、含泪离开巴金。
上述那些令人触目心惊的历史细节，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文革”年代极左路线猖獗肆虐的恐怖情景，从施虐到自虐、从肉身到灵魂、从强加的罪名到自觉的原罪，历史的灾难造成了民族心灵的极度扭曲。李致的小叙事于此彰显出他对大历史的深度反思和犀利批判，从中渗透着对法治建设和民主政治的深切期盼。巴金生前在《随想录》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要让子孙后代牢记历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现在，李致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已用文字的砖头和话语的钢筋为“博物馆”砌成了一道通向“文革”悲剧的镜像式大门。
二
与恐惧心理一脉相连的还有李致在书中对恐惧心理的深刻反思和自我剖析。在多篇写人记事的文章中，当其主人公在各类运动中罹难蒙冤时，作者真实地坦陈了自己作为战友、同事或朋友，在当时的怯懦行为和自保心态，并在严于剖析、自我反省的基础上多次表达深切的忏悔和真心的自责。《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一文中，时任团省委副书记的贺大姐，因向领导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后，作为一起加入地下党的李致虽然“不相信她反党”，但“我早已成了‘驯服工具’，不敢独立思考”。乃至他与大姐同住一幢宿舍，也“不敢与她往来”。在《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一文中，作者目睹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被“文革”造反派每天揪斗，打成“三反分子”的悲痛现象，虽暗自泣泪，却不敢表达不同意见。反而在大批判的高潮中，为求自保，还贴了一张揭发耀邦同志的大字报。很多年后，他深刻的反省自己、沉痛地自责忏悔，不仅认为此种行径，是自己“人品污点的暴露”。更可贵的是，李致先生还真诚地从思想根源和精神深处审视自己的错误：“我入党二十年，从要求‘民主、自由’到信仰马列主义，再到迷信伟大领抽，愿做‘驯服工具’，已经不敢独立思考了”。李致反复提到“不敢独立思考”的命题，或许他认为“不敢独立思考”正是受害者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和思想症结。而“不敢独立思考”就是自动放弃了独立思考。何以如此呢？从膜拜偶象到迷信偶象，因为“迷信”，就把思考的权利捐奉给了大神式的偶象，留给自己的只是做好“驯服工具”“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放弃思考、出让思考权利的平庸驯服，无疑是理性精神的沦陷、文明社会的倒退，自然也是“十年浩劫”全面发生的一种深刻原因和思想土壤。李致先生将深邃犀利的笔触毫不留情地刺向自己、拷问自我并由此探本溯源，不仅表现出他严于自律、尊重历史的道德良知，而且也凸显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历史悲剧理性反思的思想力度和责任担当。陈凯歌在他的《少年凯歌》中回忆“文革”悲剧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李致先生作为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他扬弃了控诉而选择了反省，他的锥心忏悔和自我拷问，显示了鲁迅精神和巴金良知对他的影响。他虽然“跪了下来”，却依然是一个捍卫道义的坚强战士。
事实上，李致先生愧疚自责的“人品污点”，在那个集体迷狂的岁月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文革”时期的暴力恐惧和专制压迫才是“不敢独立思考”的社会原因。当极左思潮的恐惧氛围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进而威胁到人生安全、家庭生活以及社群关系等现实生活的根基时，那些不同层面的社会恐惧就会改变人的行为。人的自保本能、寻求安全感和寻找社会归属的愿望会迫使多数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放弃思考；更有甚者，当一封信或者一次会面就可以摧毁人的一生时，疯狂烧信和极度慎言便成了别无选择的生存策略。社会心理学描述了这种极度恐惧造成的观念与行为的紧张冲突现象，并将其归纳为“诱导服从范式”。李致的深刻反思和情景再现，使我们形象而深切地体悟到这种“诱导服从范式”在个体心灵中造成的毒害和创伤、以及它对人性扭曲所能抵达的历史深度——当外在的恐惧感浃肌沦髓时，它就可能使人下意识地转换成精神自虐，从虐人深入到虐心。由此可见，《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的个体反思也获得了普遍的历史意义，是关于那个荒诞年代社会恐惧心理的高度概括。它将成为一面沉实厚重的历史镜子，直面现时代的阳光，照亮人们建设法治中国的坚强信念。
向荣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是李致先生在视力日渐衰减的状态下、积二十多年之功倾力写成的随笔体回忆录，包括《四爸巴金》《铭记在心》和《昔日足迹》三卷本。全书七十多万字，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从民国到“文革”直至当下；纵横空间也有万里之遥，从成都到北京、从东方到西方，恢宏壮阔的时空背景和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建构着文本深厚的人文内涵，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此外，从进步学生到革命青年、从忠诚率直的共青团干部到稳健进取的文化官员、从巴金的侄子到勤奋的作家——李致先生多重的社会身份和丰富的生活实践，不仅使他的个人叙事与社会的历史变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同他那一代革命者的历史命运血肉相连，从而也使全书获得了典型意义，成为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坚持理想不断奋斗的心灵史和成长史。可以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以从容淡定的个人书写和真诚质朴的叙事风格，抵达了反思历史的思想深度，彰显了道德人格的精神高度，平实而有力、简约且深刻，是一部有亲和力和感召力、融思想和情感为一体的散文力作。
一
新世纪以来，历史书写进入公共视域，获得了全社会的重大关切。历史书写事关社会进步和民族发展，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明得失、以史为鉴才能拥有伟大的未来。但是，历史书写如果只有教科书式的高头讲章或宏大叙事，历史的丰富性和社会的复杂性将会失之简单，许多真实生动的历史细节和人性变化也会被忽略和遗忘。因其如此，历史的亲历者以个人化方式讲述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呈现历史经验，再现历史情境，既能弥补正史的缺失，亦能还原历史的细节，使消失在时间深处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回到当下，获得一种在场性的历史感。李致先生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自觉地选择了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但他的著述又不只是作为亲历者的个人叙事。更重要得是，他已将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作为一种抵抗遗忘的历史使命和还原真实的责任担当。这种历史使命的深刻涵义在于：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不仅要尊重史实、而且要对民族的未来担负责任。所以，“于人于已于事，务求真实，不对事实做任何加工”，便成为李致先生书写历史、追忆往事恪守的基本原则，并认真践行到每篇文章的写作之中，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一种秉笔直书、言简意骇的质朴文风。在此基础上，李致的往事回忆和历史书写更关注的是人在历史风云中沉浮起落的个体命运，以及人在直面艰难命运时的心灵颤动和人格力量，做到以事写人、以史明志，把历史叙事和道德叙事有机地糅为一体。《我的引路人》和《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以一种沉郁悲悯、内敛蕴藉的崇敬情怀讲述了两个女人的革命生涯。一个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破晓社”的战友。她们在解放前怀抱理想投身革命，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做出了卓著贡献。却在五七年因为讲了真话、提了意见而蒙受冤屈、打成右派撤了职务。但长达几十年的沉重苦难并没有摧垮她们的革命意志和人生信念，她们不改初衷、坚强地生活，终于等到了平反的那天。
后来当她们罹患重病、生命垂危之际，她们仍然保持着不向命运屈服的达观精神和人生信念，令人扼腕而生敬意。而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一书中，像她们一样直面人生且坚强高尚、历经沧桑又矢志不移的革命者和文艺家，还有洪德铭、杨伯恺、王竹、戴云、刘绍棠、龙实等人，可以说多不胜举。面对他们坎坷的人生命运和崇高的人格境界，李致不无沉重地写道：“他们留下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留下了这代人的思想品质和人格力量”。而作为见证人的作者，他的历史记忆和真诚记述也使一代高尚者的形象从此活跃在珍贵的文字中，成为后来者永远的记忆。
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李致先生对“文革”往事的叙述和反思深刻而独到，尤其是对那个动荡年代历史情境的再现和恐惧心理的描述，达到了令人震动的思想深度，成为全书最具特色的亮点之一。“文革”时期极左专制肆虐下的恐惧氛围笼罩中国，波及到人生安全、政治前途、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发展、还有社群关系的隔绝等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李致当时为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的总编辑，与众多领导干部一样经历了被批斗、关“牛棚”然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代悲剧。在此过程中，人生的苦难悲剧导致了个体心灵的巨大创伤，形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恐惧心理。《1969年春节》李致被准许回家过节，春节那天他竟自觉地按照干校规定，在家里面朝领袖画像虔诚地早请示晚汇报，并向儿女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莫须有的“罪行”。《特殊的纪念日》讲述了被两次抄家后，作者那种近乎自虐的惊恐焦虑。每年一到两次抄家的“纪念日”，他便搜遍家中角落，烧毁所有家信。他不但烧毁母亲多年来寄回的家信（只因其中蕴含有无尽的慈母之情）；还私下烧掉了自己给女儿写的百多封家信，尽管他明白信中并无授人与柄的政治内容。受伤的女儿自然难以理解父亲的“疯狂行为”，却只能以恸哭不已表达自己的悲伤。《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描述“文革”后期，李致冒着政治险悄悄去上海看望巴金的经历。其中一个细节是他们叔侄俩在家中有两个晚上同睡一床，却因恐惧而不敢促膝深谈。即便是转达他人对巴老的关切和慰候，李致也不敢说出真实姓名。最终只能淋着雨、含泪离开巴金。
上述那些令人触目心惊的历史细节，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文革”年代极左路线猖獗肆虐的恐怖情景，从施虐到自虐、从肉身到灵魂、从强加的罪名到自觉的原罪，历史的灾难造成了民族心灵的极度扭曲。李致的小叙事于此彰显出他对大历史的深度反思和犀利批判，从中渗透着对法治建设和民主政治的深切期盼。巴金生前在《随想录》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要让子孙后代牢记历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现在，李致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已用文字的砖头和话语的钢筋为“博物馆”砌成了一道通向“文革”悲剧的镜像式大门。
二
与恐惧心理一脉相连的还有李致在书中对恐惧心理的深刻反思和自我剖析。在多篇写人记事的文章中，当其主人公在各类运动中罹难蒙冤时，作者真实地坦陈了自己作为战友、同事或朋友，在当时的怯懦行为和自保心态，并在严于剖析、自我反省的基础上多次表达深切的忏悔和真心的自责。《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一文中，时任团省委副书记的贺大姐，因向领导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后，作为一起加入地下党的李致虽然“不相信她反党”，但“我早已成了‘驯服工具’，不敢独立思考”。乃至他与大姐同住一幢宿舍，也“不敢与她往来”。在《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一文中，作者目睹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被“文革”造反派每天揪斗，打成“三反分子”的悲痛现象，虽暗自泣泪，却不敢表达不同意见。反而在大批判的高潮中，为求自保，还贴了一张揭发耀邦同志的大字报。很多年后，他深刻的反省自己、沉痛地自责忏悔，不仅认为此种行径，是自己“人品污点的暴露”。更可贵的是，李致先生还真诚地从思想根源和精神深处审视自己的错误：“我入党二十年，从要求‘民主、自由’到信仰马列主义，再到迷信伟大领抽，愿做‘驯服工具’，已经不敢独立思考了”。李致反复提到“不敢独立思考”的命题，或许他认为“不敢独立思考”正是受害者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和思想症结。而“不敢独立思考”就是自动放弃了独立思考。何以如此呢？从膜拜偶象到迷信偶象，因为“迷信”，就把思考的权利捐奉给了大神式的偶象，留给自己的只是做好“驯服工具”“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放弃思考、出让思考权利的平庸驯服，无疑是理性精神的沦陷、文明社会的倒退，自然也是“十年浩劫”全面发生的一种深刻原因和思想土壤。李致先生将深邃犀利的笔触毫不留情地刺向自己、拷问自我并由此探本溯源，不仅表现出他严于自律、尊重历史的道德良知，而且也凸显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历史悲剧理性反思的思想力度和责任担当。陈凯歌在他的《少年凯歌》中回忆“文革”悲剧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李致先生作为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他扬弃了控诉而选择了反省，他的锥心忏悔和自我拷问，显示了鲁迅精神和巴金良知对他的影响。他虽然“跪了下来”，却依然是一个捍卫道义的坚强战士。
事实上，李致先生愧疚自责的“人品污点”，在那个集体迷狂的岁月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文革”时期的暴力恐惧和专制压迫才是“不敢独立思考”的社会原因。当极左思潮的恐惧氛围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进而威胁到人生安全、家庭生活以及社群关系等现实生活的根基时，那些不同层面的社会恐惧就会改变人的行为。人的自保本能、寻求安全感和寻找社会归属的愿望会迫使多数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放弃思考；更有甚者，当一封信或者一次会面就可以摧毁人的一生时，疯狂烧信和极度慎言便成了别无选择的生存策略。社会心理学描述了这种极度恐惧造成的观念与行为的紧张冲突现象，并将其归纳为“诱导服从范式”。李致的深刻反思和情景再现，使我们形象而深切地体悟到这种“诱导服从范式”在个体心灵中造成的毒害和创伤、以及它对人性扭曲所能抵达的历史深度——当外在的恐惧感浃肌沦髓时，它就可能使人下意识地转换成精神自虐，从虐人深入到虐心。由此可见，《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的个体反思也获得了普遍的历史意义，是关于那个荒诞年代社会恐惧心理的高度概括。它将成为一面沉实厚重的历史镜子，直面现时代的阳光，照亮人们建设法治中国的坚强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