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散文艺术的特色和老年文学的走向
李致散文艺术的特色和老年文学的走向
王地山
李致先生是著名的文化人，他早年从事共青团工作，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主持文艺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被选为四川省文联主席至今。他在离休后，以七十高龄涉足散文创作，已发表作品一百五十余篇，出版了《往事》《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终于盼到这一天》等多部散文集。他的散文或怀人，或记事、或抒情，都力图写出他所经历的不平凡的时代，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艰难行进的步履，从中能听到历史的脚步声，预示着未来的走向，在老年文学中，当属重量级作品。
一、李致散文的艺术特色
李致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春秋笔法”即“史笔”。一般文学散文都以描写真人真事为主，却容许合理想象和艺术虚构。李致的散文作品则摒弃合理想象和艺术虚构，力图按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生活，使之接近“第一历史”。这种秉笔直书的写法，即是《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历史散文的纪实手法。它既是严谨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史料和史学价值，令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并符合老年读者的兴味。如《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一文，并非胡耀邦的人物传记，他只写自己二十多年来与胡交往的所见所闻，不援引第二手资料。“文革”中受审查，他与胡同住一室，却不准交谈，他从胡的举止与细节中，展示了胡思想敏锐、心直口快、善于自制而又深思熟虑的品格。1973年作者调回四川，临行前与胡有一次交谈，胡告诫他：“在没有认识清楚以前，不能随风倒，盲目地吹嗽叭，抬轿子。”这对李致后半生的为人行事有很大影响。这就写出了一个关注国家命运的真实可信的胡耀邦。为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作家有很好的记忆，还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不厌其烦地核对有关材料，并有厚实的文学底蕴，才能树立起这种诚实严谨一丝不苟的文风。
作家在其漫长生涯中，除了与老一辈革命家，还与许多文化名流与普通人交往，有机会从近距离审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与张爱萍、胡克实、杜心源以及巴金、沙汀、艾芜、曹禺、李健吾、冯至等作家，都能做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极具亲和力，从而对他们的远见卓识、高风亮节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献身精神能有所感悟。他笔下的普通人也都性格鲜活，如《许光的遭遇》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所谓“历史问题”对一位知识分子干部的严重伤害。许光参加革命较早，只因“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在干校中惨遭批斗，竟至无法自恃，在将临“解放”时，精神失常，又哭又笑，令人扼腕长叹。《焦某“文革”轶事》则是另一种典型：焦某既出身劳动人民又是大学生，根正苗红，劳动是一把好手，头脑也极清醒，却大智若愚，装成马大哈，故意唱错样板戏，经常装病号，出洋相，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对待一切。大家拿他逗乐，却被他耍了，直到改革开放，他才一反常态，大展宏图。他的表演酷似司马迁笔下的东方朔。作家对这些形形色色人物的描写，都不是故意“塑造”出来的，而是他们自身所拥有的，这就不难看出作家对人物的深刻洞察力，他善于风微知著，窥一斑而识面貌，也体现了“文学即人学”的底蕴。
李致在众多作品中，着意表现不同年代的社会情态与世道人心。如《特殊的“纪念日”》写他第一次遭抄家后，就放弃文学创作，不写日记，不保存书面材料，阅读来信后随即撕掉，唯恐授人以柄，在那个年代里生活，终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夹着尾巴做人”“不敢说错一句话，不敢走错一步路”，这就传神地反映出“左”的岁月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那实在是一个失真的年代，失语的年代，失掉自我的年代。《1969年的春节》写阶级斗争渗透到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连逢年过节也难以幸免。作家作为审查对象，回家的几天中仍要每日向领袖请罪，向家人全面交代自己的罪行，反省问题，写思想汇报，等等，如今的年青读者简直觉得不可理解，匪夷所思。《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写作者在干校请探亲假的反程途中，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四爸巴金，叔侄睡在一张床上，也难畅所欲言，临行时风雨如晦前途茫茫，那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隐痛跃然纸上。《终于盼到这一天》则描写1976年“四人帮”刚被抓捕，传媒尚未公布，民间悄悄传开的特殊场景：每个人都大喜过望，又担心这不是真的，追查起来不得了。这时“文革”已逾十年，弄得民穷财尽，天怒人怨，渴望天明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李致的散文语言平中见奇，质朴中见深邃，含蓄中有风趣。他惯用白描手法，追求干净，不尚浮华，淡淡几笔就勾勒出人物的神态气质，不时有讽刺幽默的神来之笔，对真善美的人性追求与对假恶丑的鞭笞尽在其中，给读者带来会心的微笑或含泪的苦笑，在逆境看到希望的灯火。
二、思想者与老年文学
老年文学是思想者的文学。作家是思想者，应拥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对社会持批判态度，特别是李致这一代老年作家，经历过几次社会转型期：由旧社会到新社会，由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由共和国的黄金岁月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酷年代，由反右到十年浩劫，又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从封闭禁锢到改革开放，历尽时代风雨雷电的考验，命运起伏跌宕，既受我国传统思想的熏陶，也受西方观念的影响，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因此，他们的思想更为成熟，并呈多元趋势。
李致受“五四”运动与巴金的影响，青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1946年参加中共地下组织，为自由民主社会公正而斗争，满腔热情地走进新社会，在“左”的影响下，也曾陷入个人迷途，甘当“驯服工具”，这就失掉了自我，“文革”初期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随着“文革”狂热的升级，他逐渐认识到“文革”根本不是“反修防修”，而是社会的动乱和历史的倒退，他正经历着一场文明与愚昧、正义与邪恶、人性与暴力的冲突。出于共产党人的良智，他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自杀，不胡乱交代，不卖友求荣，同时做了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对“文革”较为抵制，他大声高呼口号，不断与造反派争辩，“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并从毛泽东与鲁迅著作吸取精神力量，绝不“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绝不折磨自己，从而逐渐改变了险恶处境，熬过了漫漫长夜。“文革”结束后，他对“左”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进一步认识到，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当是人道主义者，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绝非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的普遍诉求，正是这种认识，使他的散文作品更具有思想深度与人文情怀。
如果说儿童文学的特点是天真烂漫，童真童趣；青年文学的旨趣是热情奔放，充满追求；女性文学的特征是细腻婉柔，那么，老年文学的底蕴便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思想深刻，更具启示性与哲理性。因此，老年作家的思想不仅要与时俱进，还要站在时代的前沿。
三、大半生积累的结晶
老年文学是包容丰富内涵厚重的文学，它的源泉来自大半生的生活积累、知识积累与感情积累。
人的大脑如一台电脑，拥有丰富的信息储存，写作是一个信息整合、重构、碰撞、发酵与再创造的过程，李致在“肃反”后停止了文学创作，几十年所接触的人和事，所读过的书报杂志，种种场面与心得体会以及瞬间感觉，仍在大脑中积淀着，及至摆脱公务涉足散文写作的晚年，这些信息便浮出脑际，一发而不可收，儿时的家庭，慈爱的母亲，长期不被理解的父亲，远渡重洋的四爸，隐蔽的地下斗争，声势宏大的示威游行，解放后战友们的不同际遇，“文革”时的惨痛遭遇……一幅幅难忘的历史画面转化为意味隽永的作品，显得出手不凡，厚积薄发，如果作家没有一座生活的富矿，是难以冶炼出这些闪耀的精神产品的。李致的散文很注意反映生活的复杂性、人物的多样性与事物的矛盾性，“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例如，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面内战六亲不认的“文革”岁月，许多平民百姓对主流意识并不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善恶标准和价值取向，仍固守“贫贱相守，患难相助，疾病相扶”的朴素理念，对受难者怀着真诚的同情，不惜伸出援手，所以，读《妻子的安慰》《小屋的灯光》《小萍的笑容》等篇时，心灵便深为悸动。作者还写到那些在“牛棚”中批斗过他的革命群众，后来到干校都成了相知的朋友，这大概是人的天性使然，也是对列宁的“两种文化论”的最好诠释。
老年作家是时代变革的见证者，也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老年文学是他们在几十年中反复咀嚼与过滤的人生经验和结晶，同样一句话，一件事，一个道理，从老年人的口中说出，从他们笔下写出其分量大不相同，因此，老年文学的内涵显得格外坚实厚重。
四、向后看与前瞻性
老年文学是向后看的文学，也是向前看的文学。为了向前看，必须向后看，向后看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向前看，这就是它的前瞻性。
上个世纪末，联邦德国召开过一次魏玛笔会，向全世界征文，题目是《从未来解放过去，从过去解放未来》，说的就是过去与未来的统一性。岁月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它总是从昨天流到今天，并继续向明天流去。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停止，无法分割或断裂。许多历史之谜需要今人破译。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需要用当代的观点重新诠释，更需要从未来的视角加以关照。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直面的许多问题、疑团、弊端往往是历史的遗留或反弹，与过去息息相关；未来的社会演变也是与昨天和今天的潮落潮涨息息相通的。历史学家钱乘旦到中南海讲西洋史，就是为了从欧美九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寻找经验教训，作为我们的借鉴；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国崛起》，也是这个思路。
李致写《往事》《回顾》《昔日》，显然不单纯是为了怀旧，他更着眼于未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编辑散文《终于盼到这一天》，更是为了给年轻人读的。“文革”结束距今才三十年，已开始被人淡忘，许多年轻人对此茫然无知。尽人皆知，对历史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的下一代如果对整风、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以及“文革”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负面影响缺乏认识，那就不可能了解真正的当代史，对增强忧患意识十分不利。正是如此，李致热切支持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并把这个散文集作为个人的“文革”纪念馆，叮嘱年轻人千万不要忘记。
事实表明，对这些学生的记忆，不仅老年读者感同身受，年轻记者也是认同的。有人说：“老年文学是老一代人用血泪和生命写成的，具有永恒的价值。”还有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老一代身处逆境的立身处世之道与展现的人格力量价值值得我们记取。”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年文学也是跨越代沟构建代桥的有益尝试。这就要求老年作家不断更新观念，对历史有真诚的反思与倾诉，避免空洞说教，以平等的态度坦诚对话，这样的作品就能较具有前瞻性，得到新一代读者的青睐。
五、说真话的勇气和魅力
老年文学是说真话的文学。文学总是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统一的前提和底线是说真话，记真事，抒真情，展现社会人生的真谛。不真实的作品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脱离真实的善自然是伪真，脱离真实的美也是虚假的美。
文学大师巴金一生提倡说真话，以真诚的态度抒发内心的真实感觉。他控诉旧制度，所写的《家》《春》《秋》《雾》《雨》《电》《灭亡》《新生》《寒夜》都出于至诚。他歌颂新社会，所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黄文元同志》《团圆》（后改为电影《英雄儿女》）《大寨行》等也出于真诚。诚然，他在“左”的压力下，曾屈从于权力话语，说过一些违心的话，他复出后的晚年，在《随感录》中对此做了真诚痛切的忏悔，这正是他过人之处。李致深受巴金的影响，他的散文也坚持说真话，写出历史的真相。例如他写“牛棚”的严酷非常人所能忍受，但避免情绪化，不计个人恩怨，对变着法儿整人的“母蚊子”也是如实记叙，并不任意夸张。他对迫害广大干部的“五七”干校，也作了多侧面的描写，既写到不近人情自找苦吃的超负荷劳动，致使人们不得不弄坏机器；也如实记叙了“人胖猪肥牛长膘”的劳动成果，在干校，作者过了劳动关，也留下不少后遗症，其中也不乏逸闻趣事，这都表现了作家的求真务实、宽容大度，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进行了深刻反思。如曾写过批判胡耀邦的大字报，“文革”初自己有许多迷惘、质疑、惶恐而无可奈何，为保护自己而三缄其口，他曾自认为是鲁迅的学生，经认真反思，才感到不够格，这些直抒胸臆的文字符合常理常情，自有其强烈的感染力。
有人说：“散文是美文”。美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共同追求，但切不可为追求美而失去真。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讲了一位画家为国王作肖像画的故事，国王是个独眼龙，却要求画家的作品既真实又美观，如达不到要求将予严惩。画家反复构思，绞尽脑汗，画了一幅国王闭着一只眼，很惬意地掏耳朵的作品，掩饰了国王的独眼而受到重赏。这显然不是真善美的统一，而是粉饰生活，以迎合权势者的旨意。其实，一位关注民众福利的领导人，即使形象丑陋，仍会得到百姓的拥戴；一个专横跋扈残害生灵的领导者，即使形象高大伟岸，也要受到举国唾弃。
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左”的压力下，大半生写“革命文学”，甘当驯服工具，粉饰太平，直到改革开放，欣逢治世，才鼓起勇气，写出历史的一些真相。“鸟之将死，其声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有时仍心有余悸，“欲说还休，却道清凉好个秋”。由此可见，说真话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老年文学应是勇敢者的文学。
六、老年文学与传世之作
总起来说，老年文学应是经得起岁月淘洗的作品，其中必有传世之作。
每个时期都流传着大量文学作品，其中能经得起时光筛选的是少数，这不是作家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它要经历时间的考验。
不错，在中外文学史中，有的传世名著是作家年轻时所写，如王勃的《腾王阁序》、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在完稿时都还年轻，只有二三十岁。而更多的名著则属大器晚成，如歌德的《浮士德》、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帕斯切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其暮年才大功告成。这时作家的生活积累十分丰富，艺术上处于巅峰期，自是“水到渠成”。我国当代作家中某些有影响的成功之作，如丁玲的《风雨人生》、韦君宜的《思痛录》、杨绛的《干校六记》《我们仨》、梅志的《胡风传》、戴煌的《九死一生》以及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等，也无不是在人生的秋季或冬季才写的。人们有理由相信：李致的《我所知道的胡耀邦》《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终于盼到这一天》和《焦某“文革”轶事》等名篇，会得到未来的认同。
一部作品能否传世，还需要一些外部条件，如被语文课本选入，被权威评价家推荐，或由国家图书馆收藏，而关键是它为优秀之作，得到专家与广大读者的赏识。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具辉煌壮丽而又灾难深重的历史转型期，时代赋予作家们以庄严的历史使命，我们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写出无愧于时代并能传世的文学精品。
王地山
李致先生是著名的文化人，他早年从事共青团工作，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主持文艺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被选为四川省文联主席至今。他在离休后，以七十高龄涉足散文创作，已发表作品一百五十余篇，出版了《往事》《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终于盼到这一天》等多部散文集。他的散文或怀人，或记事、或抒情，都力图写出他所经历的不平凡的时代，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艰难行进的步履，从中能听到历史的脚步声，预示着未来的走向，在老年文学中，当属重量级作品。
一、李致散文的艺术特色
李致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春秋笔法”即“史笔”。一般文学散文都以描写真人真事为主，却容许合理想象和艺术虚构。李致的散文作品则摒弃合理想象和艺术虚构，力图按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生活，使之接近“第一历史”。这种秉笔直书的写法，即是《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历史散文的纪实手法。它既是严谨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史料和史学价值，令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并符合老年读者的兴味。如《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一文，并非胡耀邦的人物传记，他只写自己二十多年来与胡交往的所见所闻，不援引第二手资料。“文革”中受审查，他与胡同住一室，却不准交谈，他从胡的举止与细节中，展示了胡思想敏锐、心直口快、善于自制而又深思熟虑的品格。1973年作者调回四川，临行前与胡有一次交谈，胡告诫他：“在没有认识清楚以前，不能随风倒，盲目地吹嗽叭，抬轿子。”这对李致后半生的为人行事有很大影响。这就写出了一个关注国家命运的真实可信的胡耀邦。为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作家有很好的记忆，还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不厌其烦地核对有关材料，并有厚实的文学底蕴，才能树立起这种诚实严谨一丝不苟的文风。
作家在其漫长生涯中，除了与老一辈革命家，还与许多文化名流与普通人交往，有机会从近距离审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与张爱萍、胡克实、杜心源以及巴金、沙汀、艾芜、曹禺、李健吾、冯至等作家，都能做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极具亲和力，从而对他们的远见卓识、高风亮节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献身精神能有所感悟。他笔下的普通人也都性格鲜活，如《许光的遭遇》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所谓“历史问题”对一位知识分子干部的严重伤害。许光参加革命较早，只因“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在干校中惨遭批斗，竟至无法自恃，在将临“解放”时，精神失常，又哭又笑，令人扼腕长叹。《焦某“文革”轶事》则是另一种典型：焦某既出身劳动人民又是大学生，根正苗红，劳动是一把好手，头脑也极清醒，却大智若愚，装成马大哈，故意唱错样板戏，经常装病号，出洋相，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对待一切。大家拿他逗乐，却被他耍了，直到改革开放，他才一反常态，大展宏图。他的表演酷似司马迁笔下的东方朔。作家对这些形形色色人物的描写，都不是故意“塑造”出来的，而是他们自身所拥有的，这就不难看出作家对人物的深刻洞察力，他善于风微知著，窥一斑而识面貌，也体现了“文学即人学”的底蕴。
李致在众多作品中，着意表现不同年代的社会情态与世道人心。如《特殊的“纪念日”》写他第一次遭抄家后，就放弃文学创作，不写日记，不保存书面材料，阅读来信后随即撕掉，唯恐授人以柄，在那个年代里生活，终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夹着尾巴做人”“不敢说错一句话，不敢走错一步路”，这就传神地反映出“左”的岁月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那实在是一个失真的年代，失语的年代，失掉自我的年代。《1969年的春节》写阶级斗争渗透到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连逢年过节也难以幸免。作家作为审查对象，回家的几天中仍要每日向领袖请罪，向家人全面交代自己的罪行，反省问题，写思想汇报，等等，如今的年青读者简直觉得不可理解，匪夷所思。《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写作者在干校请探亲假的反程途中，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四爸巴金，叔侄睡在一张床上，也难畅所欲言，临行时风雨如晦前途茫茫，那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隐痛跃然纸上。《终于盼到这一天》则描写1976年“四人帮”刚被抓捕，传媒尚未公布，民间悄悄传开的特殊场景：每个人都大喜过望，又担心这不是真的，追查起来不得了。这时“文革”已逾十年，弄得民穷财尽，天怒人怨，渴望天明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李致的散文语言平中见奇，质朴中见深邃，含蓄中有风趣。他惯用白描手法，追求干净，不尚浮华，淡淡几笔就勾勒出人物的神态气质，不时有讽刺幽默的神来之笔，对真善美的人性追求与对假恶丑的鞭笞尽在其中，给读者带来会心的微笑或含泪的苦笑，在逆境看到希望的灯火。
二、思想者与老年文学
老年文学是思想者的文学。作家是思想者，应拥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对社会持批判态度，特别是李致这一代老年作家，经历过几次社会转型期：由旧社会到新社会，由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由共和国的黄金岁月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酷年代，由反右到十年浩劫，又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从封闭禁锢到改革开放，历尽时代风雨雷电的考验，命运起伏跌宕，既受我国传统思想的熏陶，也受西方观念的影响，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因此，他们的思想更为成熟，并呈多元趋势。
李致受“五四”运动与巴金的影响，青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1946年参加中共地下组织，为自由民主社会公正而斗争，满腔热情地走进新社会，在“左”的影响下，也曾陷入个人迷途，甘当“驯服工具”，这就失掉了自我，“文革”初期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随着“文革”狂热的升级，他逐渐认识到“文革”根本不是“反修防修”，而是社会的动乱和历史的倒退，他正经历着一场文明与愚昧、正义与邪恶、人性与暴力的冲突。出于共产党人的良智，他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自杀，不胡乱交代，不卖友求荣，同时做了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对“文革”较为抵制，他大声高呼口号，不断与造反派争辩，“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并从毛泽东与鲁迅著作吸取精神力量，绝不“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绝不折磨自己，从而逐渐改变了险恶处境，熬过了漫漫长夜。“文革”结束后，他对“左”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进一步认识到，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当是人道主义者，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绝非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的普遍诉求，正是这种认识，使他的散文作品更具有思想深度与人文情怀。
如果说儿童文学的特点是天真烂漫，童真童趣；青年文学的旨趣是热情奔放，充满追求；女性文学的特征是细腻婉柔，那么，老年文学的底蕴便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思想深刻，更具启示性与哲理性。因此，老年作家的思想不仅要与时俱进，还要站在时代的前沿。
三、大半生积累的结晶
老年文学是包容丰富内涵厚重的文学，它的源泉来自大半生的生活积累、知识积累与感情积累。
人的大脑如一台电脑，拥有丰富的信息储存，写作是一个信息整合、重构、碰撞、发酵与再创造的过程，李致在“肃反”后停止了文学创作，几十年所接触的人和事，所读过的书报杂志，种种场面与心得体会以及瞬间感觉，仍在大脑中积淀着，及至摆脱公务涉足散文写作的晚年，这些信息便浮出脑际，一发而不可收，儿时的家庭，慈爱的母亲，长期不被理解的父亲，远渡重洋的四爸，隐蔽的地下斗争，声势宏大的示威游行，解放后战友们的不同际遇，“文革”时的惨痛遭遇……一幅幅难忘的历史画面转化为意味隽永的作品，显得出手不凡，厚积薄发，如果作家没有一座生活的富矿，是难以冶炼出这些闪耀的精神产品的。李致的散文很注意反映生活的复杂性、人物的多样性与事物的矛盾性，“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例如，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面内战六亲不认的“文革”岁月，许多平民百姓对主流意识并不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善恶标准和价值取向，仍固守“贫贱相守，患难相助，疾病相扶”的朴素理念，对受难者怀着真诚的同情，不惜伸出援手，所以，读《妻子的安慰》《小屋的灯光》《小萍的笑容》等篇时，心灵便深为悸动。作者还写到那些在“牛棚”中批斗过他的革命群众，后来到干校都成了相知的朋友，这大概是人的天性使然，也是对列宁的“两种文化论”的最好诠释。
老年作家是时代变革的见证者，也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老年文学是他们在几十年中反复咀嚼与过滤的人生经验和结晶，同样一句话，一件事，一个道理，从老年人的口中说出，从他们笔下写出其分量大不相同，因此，老年文学的内涵显得格外坚实厚重。
四、向后看与前瞻性
老年文学是向后看的文学，也是向前看的文学。为了向前看，必须向后看，向后看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向前看，这就是它的前瞻性。
上个世纪末，联邦德国召开过一次魏玛笔会，向全世界征文，题目是《从未来解放过去，从过去解放未来》，说的就是过去与未来的统一性。岁月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它总是从昨天流到今天，并继续向明天流去。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停止，无法分割或断裂。许多历史之谜需要今人破译。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需要用当代的观点重新诠释，更需要从未来的视角加以关照。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直面的许多问题、疑团、弊端往往是历史的遗留或反弹，与过去息息相关；未来的社会演变也是与昨天和今天的潮落潮涨息息相通的。历史学家钱乘旦到中南海讲西洋史，就是为了从欧美九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寻找经验教训，作为我们的借鉴；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国崛起》，也是这个思路。
李致写《往事》《回顾》《昔日》，显然不单纯是为了怀旧，他更着眼于未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编辑散文《终于盼到这一天》，更是为了给年轻人读的。“文革”结束距今才三十年，已开始被人淡忘，许多年轻人对此茫然无知。尽人皆知，对历史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的下一代如果对整风、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以及“文革”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负面影响缺乏认识，那就不可能了解真正的当代史，对增强忧患意识十分不利。正是如此，李致热切支持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并把这个散文集作为个人的“文革”纪念馆，叮嘱年轻人千万不要忘记。
事实表明，对这些学生的记忆，不仅老年读者感同身受，年轻记者也是认同的。有人说：“老年文学是老一代人用血泪和生命写成的，具有永恒的价值。”还有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老一代身处逆境的立身处世之道与展现的人格力量价值值得我们记取。”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年文学也是跨越代沟构建代桥的有益尝试。这就要求老年作家不断更新观念，对历史有真诚的反思与倾诉，避免空洞说教，以平等的态度坦诚对话，这样的作品就能较具有前瞻性，得到新一代读者的青睐。
五、说真话的勇气和魅力
老年文学是说真话的文学。文学总是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统一的前提和底线是说真话，记真事，抒真情，展现社会人生的真谛。不真实的作品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脱离真实的善自然是伪真，脱离真实的美也是虚假的美。
文学大师巴金一生提倡说真话，以真诚的态度抒发内心的真实感觉。他控诉旧制度，所写的《家》《春》《秋》《雾》《雨》《电》《灭亡》《新生》《寒夜》都出于至诚。他歌颂新社会，所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黄文元同志》《团圆》（后改为电影《英雄儿女》）《大寨行》等也出于真诚。诚然，他在“左”的压力下，曾屈从于权力话语，说过一些违心的话，他复出后的晚年，在《随感录》中对此做了真诚痛切的忏悔，这正是他过人之处。李致深受巴金的影响，他的散文也坚持说真话，写出历史的真相。例如他写“牛棚”的严酷非常人所能忍受，但避免情绪化，不计个人恩怨，对变着法儿整人的“母蚊子”也是如实记叙，并不任意夸张。他对迫害广大干部的“五七”干校，也作了多侧面的描写，既写到不近人情自找苦吃的超负荷劳动，致使人们不得不弄坏机器；也如实记叙了“人胖猪肥牛长膘”的劳动成果，在干校，作者过了劳动关，也留下不少后遗症，其中也不乏逸闻趣事，这都表现了作家的求真务实、宽容大度，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进行了深刻反思。如曾写过批判胡耀邦的大字报，“文革”初自己有许多迷惘、质疑、惶恐而无可奈何，为保护自己而三缄其口，他曾自认为是鲁迅的学生，经认真反思，才感到不够格，这些直抒胸臆的文字符合常理常情，自有其强烈的感染力。
有人说：“散文是美文”。美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共同追求，但切不可为追求美而失去真。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讲了一位画家为国王作肖像画的故事，国王是个独眼龙，却要求画家的作品既真实又美观，如达不到要求将予严惩。画家反复构思，绞尽脑汗，画了一幅国王闭着一只眼，很惬意地掏耳朵的作品，掩饰了国王的独眼而受到重赏。这显然不是真善美的统一，而是粉饰生活，以迎合权势者的旨意。其实，一位关注民众福利的领导人，即使形象丑陋，仍会得到百姓的拥戴；一个专横跋扈残害生灵的领导者，即使形象高大伟岸，也要受到举国唾弃。
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左”的压力下，大半生写“革命文学”，甘当驯服工具，粉饰太平，直到改革开放，欣逢治世，才鼓起勇气，写出历史的一些真相。“鸟之将死，其声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有时仍心有余悸，“欲说还休，却道清凉好个秋”。由此可见，说真话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老年文学应是勇敢者的文学。
六、老年文学与传世之作
总起来说，老年文学应是经得起岁月淘洗的作品，其中必有传世之作。
每个时期都流传着大量文学作品，其中能经得起时光筛选的是少数，这不是作家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它要经历时间的考验。
不错，在中外文学史中，有的传世名著是作家年轻时所写，如王勃的《腾王阁序》、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在完稿时都还年轻，只有二三十岁。而更多的名著则属大器晚成，如歌德的《浮士德》、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帕斯切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其暮年才大功告成。这时作家的生活积累十分丰富，艺术上处于巅峰期，自是“水到渠成”。我国当代作家中某些有影响的成功之作，如丁玲的《风雨人生》、韦君宜的《思痛录》、杨绛的《干校六记》《我们仨》、梅志的《胡风传》、戴煌的《九死一生》以及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等，也无不是在人生的秋季或冬季才写的。人们有理由相信：李致的《我所知道的胡耀邦》《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终于盼到这一天》和《焦某“文革”轶事》等名篇，会得到未来的认同。
一部作品能否传世，还需要一些外部条件，如被语文课本选入，被权威评价家推荐，或由国家图书馆收藏，而关键是它为优秀之作，得到专家与广大读者的赏识。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具辉煌壮丽而又灾难深重的历史转型期，时代赋予作家们以庄严的历史使命，我们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写出无愧于时代并能传世的文学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