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的芬芳
白发的芬芳
沈重
一位文学青年日前来访，见我案头放着李致去年出版的散文集《回顾》，随便翻了翻问我：“李致是谁？”我说：“一位新发现的值得尊敬的老作家。”又是“新发现”，又是老作家，他听得一脸疑云，显然被我不假思索的回答弄糊涂了，于是不得不把李致的经历和作品向他作了一番简略介绍。他边听边“哦哦”地点头。这回倒使我满心疑云了：当真听明白了吗？我看未必。
虽说“不假思索”，其实早在读李致1995年出版的散文集《往事》时，我就有这种感慨了；这回读《回顾》，这种感慨又深了一层。有位青年作家撰文说：作家就是要写。此说天经地义，就像农民就是要种地一样。不过，中国的情况有点复杂，作家有时就是不能写，农民有时就是不能种地。不是主观不想，而是客观不允许。有些作家和诗人就是这样被时间残酷地湮没了的，令人扼腕痛心。现在的青年作家生于盛世，一帆风顺，经历过那些特殊年代的人是十分羡慕的。
李致就是这样一位差点被时间湮没了的作家。一个早在1945年就开始发表作品的青年作者，竟然消失了近半个世纪，才重新出现。如果不是因为他“服从组织分配”，长期地全心全意地去作别的工作；又如果不是“1955年因所谓‘胡风问题’被隔离审查，从此停止创作”；更如果没有那场“噩梦”，迫使他“也后悔过去写那些劳什子文章，主编什么报刊”……如果没有这些“如果”，而是继续他的文学创作，我想，以李致的学养和勤奋，总不致于到年近古稀了才被文学界“发现”吧。
当然，李致自己对此从未后悔过，倒是认为从共青团工作、出版工作、主管一个省的文艺领导工作中得到锻炼，学到许多东西。确实，他是全力以赴在做那些工作的。特别是作为出版家，他为当代作家、为出版界的文化积累工作，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实事和好事，许多老作家对此深有感触。老诗人冯至对他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从《往事》《回顾》两书记述他与文学界前辈、同辈交往的有关篇章中，可以看出，这个出版家确实是一无“商气”，二无“官气”的作家的知心朋友。
李致重新提笔，是因为受到他四爸巴金老人的鼓励；离休后干什么？当然搞写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过的。不过我想，他自己恐怕早就按捺不住了。果然，好像为弥补近半个世纪以来创作上的荒废，也为倾诉几十年来胸中的积愫，他写得如此勤奋而认真，全然忘却自己已是个可以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的老人了。年近古稀而重新提笔，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无所为而为，更重要的是，他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东西。这样的老作家，远的不说，近在我周围的就不只一个二个，他们在当代市场般喧闹的文学界也许并不引人注目，更无“轰动效应”，但却默默地起着精神支柱作用。我对那位文学青年说：这样的老作家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手中的那支笔，是一宗难得的财富。
读读李致的《往事》和《回顾》就知道了。这两本散文集一脉相承地贯串着一种精神，给我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烈。那就是：尽管生活中有时风雨多么凶险而残暴，人间的理想、良知、美德和纯洁的真情是无法摧毁，不会泯灭的。这是个现在不大有人想听的“大道理”，但李致不是在那里说教，没有继续当他的“宣传部长”，而是以一个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劫难的老人所看到和感受到的点点滴滴，平凡而闪光的心灵波动，以一种平易真诚，甚至有时面对假丑恶，也以自省和幽默的语调，娓娓地向我们描述和倾诉的。无论微笑，无论含泪，或是含泪的微笑，全都是从他心窝里掏出来的。风雨一场接一场，从人生的清晨到日过中天，终于渐渐远去了，而从风雨中沉淀凝结起来的那种珍贵的精神，却滋养着我们饥渴的灵魂，在人间坚强地生活下去。
读过许多“文革”题材的作品，对于那种离奇古怪地故事，早已见惯不惊了。然而并不惊心动魄的《“牛棚”散记》这组扑实的散文之所以依然能打动我，原因就在于李致的冷静和坦诚，在于正直和宽容，在于穿透冷酷的墙壁温暖心灵的那点珍贵的亲情。这是真实的人生。其中的两个形象，两个灵魂——美的和丑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令人深思。“母蚊子”那一声声或凶神恶煞，或咬牙切齿，或阴阳怪气的断喝和训斥，老是在我耳边鼓荡。这个以吸血为能事的别有用心的阴暗灵魂，是一个典型，在生活中似乎随处可以看到她的影子，虽则不一定是“母”的，至今仍躲藏在阳光照不到的某个角落里，窥视着出击的时机，善良人是应该提高警惕的。而那位在黑夜中默默点燃小屋的灯光的平凡的女性，李致的妻子，则让人肃然起敬。她在黑夜的灯下为关进“牛棚”的丈夫一针一线编织毛衣的身影，感人至深。这也是一个典型，一个正直、坚强、善良、纯真的灵魂。她是用自己的灵魂去点燃小屋的灯光的。那灯光其实是人间的希望。
在《往事》和《回顾》中，《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以及其他忆念亲人、战友、艺术家的诸多篇章，总是在时代风云紧紧相扣，事情也许都是平凡的，却从平凡中折射出高尚的情操，温暖的人情，加之作者的坦诚，便更觉其可亲。也许因为身在文学界的缘故，当李致引领我们走近老一辈文学家身边，去瞻仰他们的丰仪，聆听他们的教诲，触摸他们伤痕累累的心灵时，一种亲敬之情和伴随而来的悲凉的忧患感便挥之不去，不能不让人陷入深思。巴金、沙汀、艾芜、曹禺、李健吾、冯至、茅盾、叶圣陶……这些人的名字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的重要篇章，他们的作品记录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哺育过千万读者的心灵。然而这些人却成了罪人，新文学的优秀传统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了。李致就是在这种时刻，含着泪偷偷去探望四爸巴金，又含着泪悄悄离开老人的。幸而历史终究不是疯子，是金子就不怕被诬为破铜。李致引领我们去探望这些劫后余生的文学老人们，让人庆幸，也让人伤感：他们拖着暮年的伤病之躯，正在为多“掏一把出来”而争分夺秒地工作；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那份挚爱、为人为文的那种高尚的品格，在经历了那场炼狱的煎熬以后，越发显得凝重丰厚，高洁超迈了。这是一份珍贵的史料，一份特殊年代中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心灵纪录，使我们对巴金老人在怀念李健吾时说的一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
李致写过一篇含泪微笑的《白发》。这两个集子讴歌了许多“纯洁和崇高”的发白，他自己的白发也渐渐增多了。我从他朴实真诚的文字中，闻到了阵阵“白发的芬芳”，像素兰，平淡而持久。
沈重
一位文学青年日前来访，见我案头放着李致去年出版的散文集《回顾》，随便翻了翻问我：“李致是谁？”我说：“一位新发现的值得尊敬的老作家。”又是“新发现”，又是老作家，他听得一脸疑云，显然被我不假思索的回答弄糊涂了，于是不得不把李致的经历和作品向他作了一番简略介绍。他边听边“哦哦”地点头。这回倒使我满心疑云了：当真听明白了吗？我看未必。
虽说“不假思索”，其实早在读李致1995年出版的散文集《往事》时，我就有这种感慨了；这回读《回顾》，这种感慨又深了一层。有位青年作家撰文说：作家就是要写。此说天经地义，就像农民就是要种地一样。不过，中国的情况有点复杂，作家有时就是不能写，农民有时就是不能种地。不是主观不想，而是客观不允许。有些作家和诗人就是这样被时间残酷地湮没了的，令人扼腕痛心。现在的青年作家生于盛世，一帆风顺，经历过那些特殊年代的人是十分羡慕的。
李致就是这样一位差点被时间湮没了的作家。一个早在1945年就开始发表作品的青年作者，竟然消失了近半个世纪，才重新出现。如果不是因为他“服从组织分配”，长期地全心全意地去作别的工作；又如果不是“1955年因所谓‘胡风问题’被隔离审查，从此停止创作”；更如果没有那场“噩梦”，迫使他“也后悔过去写那些劳什子文章，主编什么报刊”……如果没有这些“如果”，而是继续他的文学创作，我想，以李致的学养和勤奋，总不致于到年近古稀了才被文学界“发现”吧。
当然，李致自己对此从未后悔过，倒是认为从共青团工作、出版工作、主管一个省的文艺领导工作中得到锻炼，学到许多东西。确实，他是全力以赴在做那些工作的。特别是作为出版家，他为当代作家、为出版界的文化积累工作，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实事和好事，许多老作家对此深有感触。老诗人冯至对他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从《往事》《回顾》两书记述他与文学界前辈、同辈交往的有关篇章中，可以看出，这个出版家确实是一无“商气”，二无“官气”的作家的知心朋友。
李致重新提笔，是因为受到他四爸巴金老人的鼓励；离休后干什么？当然搞写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过的。不过我想，他自己恐怕早就按捺不住了。果然，好像为弥补近半个世纪以来创作上的荒废，也为倾诉几十年来胸中的积愫，他写得如此勤奋而认真，全然忘却自己已是个可以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的老人了。年近古稀而重新提笔，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无所为而为，更重要的是，他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东西。这样的老作家，远的不说，近在我周围的就不只一个二个，他们在当代市场般喧闹的文学界也许并不引人注目，更无“轰动效应”，但却默默地起着精神支柱作用。我对那位文学青年说：这样的老作家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手中的那支笔，是一宗难得的财富。
读读李致的《往事》和《回顾》就知道了。这两本散文集一脉相承地贯串着一种精神，给我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烈。那就是：尽管生活中有时风雨多么凶险而残暴，人间的理想、良知、美德和纯洁的真情是无法摧毁，不会泯灭的。这是个现在不大有人想听的“大道理”，但李致不是在那里说教，没有继续当他的“宣传部长”，而是以一个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劫难的老人所看到和感受到的点点滴滴，平凡而闪光的心灵波动，以一种平易真诚，甚至有时面对假丑恶，也以自省和幽默的语调，娓娓地向我们描述和倾诉的。无论微笑，无论含泪，或是含泪的微笑，全都是从他心窝里掏出来的。风雨一场接一场，从人生的清晨到日过中天，终于渐渐远去了，而从风雨中沉淀凝结起来的那种珍贵的精神，却滋养着我们饥渴的灵魂，在人间坚强地生活下去。
读过许多“文革”题材的作品，对于那种离奇古怪地故事，早已见惯不惊了。然而并不惊心动魄的《“牛棚”散记》这组扑实的散文之所以依然能打动我，原因就在于李致的冷静和坦诚，在于正直和宽容，在于穿透冷酷的墙壁温暖心灵的那点珍贵的亲情。这是真实的人生。其中的两个形象，两个灵魂——美的和丑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令人深思。“母蚊子”那一声声或凶神恶煞，或咬牙切齿，或阴阳怪气的断喝和训斥，老是在我耳边鼓荡。这个以吸血为能事的别有用心的阴暗灵魂，是一个典型，在生活中似乎随处可以看到她的影子，虽则不一定是“母”的，至今仍躲藏在阳光照不到的某个角落里，窥视着出击的时机，善良人是应该提高警惕的。而那位在黑夜中默默点燃小屋的灯光的平凡的女性，李致的妻子，则让人肃然起敬。她在黑夜的灯下为关进“牛棚”的丈夫一针一线编织毛衣的身影，感人至深。这也是一个典型，一个正直、坚强、善良、纯真的灵魂。她是用自己的灵魂去点燃小屋的灯光的。那灯光其实是人间的希望。
在《往事》和《回顾》中，《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以及其他忆念亲人、战友、艺术家的诸多篇章，总是在时代风云紧紧相扣，事情也许都是平凡的，却从平凡中折射出高尚的情操，温暖的人情，加之作者的坦诚，便更觉其可亲。也许因为身在文学界的缘故，当李致引领我们走近老一辈文学家身边，去瞻仰他们的丰仪，聆听他们的教诲，触摸他们伤痕累累的心灵时，一种亲敬之情和伴随而来的悲凉的忧患感便挥之不去，不能不让人陷入深思。巴金、沙汀、艾芜、曹禺、李健吾、冯至、茅盾、叶圣陶……这些人的名字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的重要篇章，他们的作品记录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哺育过千万读者的心灵。然而这些人却成了罪人，新文学的优秀传统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了。李致就是在这种时刻，含着泪偷偷去探望四爸巴金，又含着泪悄悄离开老人的。幸而历史终究不是疯子，是金子就不怕被诬为破铜。李致引领我们去探望这些劫后余生的文学老人们，让人庆幸，也让人伤感：他们拖着暮年的伤病之躯，正在为多“掏一把出来”而争分夺秒地工作；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那份挚爱、为人为文的那种高尚的品格，在经历了那场炼狱的煎熬以后，越发显得凝重丰厚，高洁超迈了。这是一份珍贵的史料，一份特殊年代中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心灵纪录，使我们对巴金老人在怀念李健吾时说的一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
李致写过一篇含泪微笑的《白发》。这两个集子讴歌了许多“纯洁和崇高”的发白，他自己的白发也渐渐增多了。我从他朴实真诚的文字中，闻到了阵阵“白发的芬芳”，像素兰，平淡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