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被关进“牛棚”以后，很长时间只要我交代问题、提供线索。即使开会，多是所谓“打态度”，没有接触实际问题。我实在弄不清我的态度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讲的全是真话。难道要讲假话？
大概是“不打无准备之仗”，“革命群众”派人到四川去外调我的材料。如果尊重客观事实，调查研究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这取决于外调人员的素质。我在“牛棚”中曾被许多外调人员“审问”，只要听几句话，我凭经验就可以判断这些人是何用心。武汉一位外调人员来找我了解原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同志的情况，第一句话就要我和“叛徒”划清界限。我想：“已经定为叛徒，何必来找我？”我实事求是讲了情况，反被他大声训斥一顿。
我是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的“罪名”被关进“牛棚”的。“造反派”感到没有多大“油水”，又想起把我打成“叛徒”。1947年6月1日，我在重庆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起因是我在成都参加“抗暴”运动被学校开除，到重庆考大学，住在四川省教育学院。我所睡的床位是他们预捕的一位学生的床位，加以搜查前我丢了两本进步书籍到窗外，便被抓走了。由于社会各界抗议，国民党特务迫于压力释放了一些人。我当时仅十七岁，是一个穿麻制服的中学生，又没有被抓到证据，关了四天半，受了一次简单的审问，便被巴金的朋友、南林学院院长吴先忧保释出来。
1955年“审干”（即审查干部），作了“无任何问题”的结论。
不出所料，一场大斗争会终于召开了。除我所在单位的“革命群众”外，别的部门“战斗组”也派人来助威。军代表办公室还来了一位穿军装的“解放军”。一开始就高呼“打倒李致”的口号，杀气腾腾。
“你老实交代四七年被捕的情况！”
我简略地叙述了情况，但不断被“不要避重就轻”“交代要害问题”等口号声打断。然后按照他们的设计，企图诱我入圈套。他们抓住一些微小的细节（例如我忘记了同寝室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据说叫先知富），来证明我“有重大隐瞒”，似乎今天非把我这个“顽固堡垒”攻下来不可。
纠缠这类细节毫无意义，但他们又不松口。毕竟当时学习“毛选”的时间很充分。我一下想起伟大领袖的教导“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便理直气壮地说：
“有些细节我可能忘掉。但有几个关键问题我可以保证：一是没有自首是党员，二是没有写过悔过书，三是没有出卖同志。”我还想说如果这三点没有问题，无论抓我再多的细节，最多说我记不清了，还能怎样？但“好汉不吃眼前亏”，终于把它咽下了。
他们没有理解我的话，又绕圈子。
“你平常看不看报？”
“看。”
“看什么报？”
“《大公报》和《新民报》。”
“看不看《中央日报》？”
我想起当时很多地方贴有《中央日报》，如走那儿过一般也要看，便说：“也看。”
“释放你的时候报上登过有关你的什么？”
我以为他们一定要抓我在被释放时登过“悔过书”，立即回答：“没有！”
“敢不敢保证？”
“敢！”
在各种口号声中，有人突然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扯起来──这以前只能低头回答──把一张报纸在我眼前一晃。从那时的气氛来看，似乎我的精神马上就会崩溃，即将跪在地上求饶。
“没有看清楚！”我说。
为了表示他们的证据“确凿”，终于让我看到当时的《中央日报》上的一条消息，即释放共党嫌疑犯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我说：“我的确没有看到过这条消息。但‘嫌疑犯’正说明我没有暴露党员身份，也没有悔过。”
在失望之际，那个曾与“母蚊子”对号入座的“战士”，冲过来打我。这时我没有坐“喷气式”飞机，没有人按我的肩拉我的手，又缺乏思想准备，一下被“打翻在地”。不过，这次只有她一人动手，无人响应。
用不着继续描绘斗争会的情况。在押我出会场之前，我看见穿军装的人（当时我没有资格称他为“同志”），感到机会难得，站着说：“今天有军代表办公室的‘解放军’在场，我想说几句话。对我审查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我既不是什么‘小爬虫’或‘叛徒’，也不是其他任何一种反革命分子。我对自己所交代的一切（包括今天会上所说的话）负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拒不交代，死路一条！”
斗争会后不久，重庆有人来外调1947年“六一”大逮捕一位难友何文波的情况。“六一”当天国民党特务对被关押的两百多进步人士和学生，只进行了很一般的审问，第二天即在《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百多人（其中有何文波）“自认不讳”是共产党员或扰乱治安。同室的难友看见后即大骂特务“无耻”和“血口喷人”，并就此质问过特务，而特务却哑口无言。我如实讲了这些情况，说这是“敌人的陷害”，但外调的人却说我“包庇叛徒”。这些人为什么要和国民党特务一个鼻孔出气？
四十年代，作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国民党关押了我四天半，因为我对敌人说了假话被释放。三十一年后，作为共青团中央一个杂志社的总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坚持说真话被关押了十一个月。而且为国民党关了我四天半，“造反派”斗了我几个月，甚至被那个品质恶劣的人“打翻在地”。我绞尽脑汁也想不通，这“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经过这次斗争，“抓叛徒”的事不了了之。不管“造反派”中某些人设多少圈套，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术行之有效。
号召“抓叛徒”的是康生、江青等一伙。“革命群众”上当受骗，也是受害者，我不埋怨他们。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以后在“五七干校”，他们中多数成了我的朋友。
1996年12月1日
被关进“牛棚”以后，很长时间只要我交代问题、提供线索。即使开会，多是所谓“打态度”，没有接触实际问题。我实在弄不清我的态度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讲的全是真话。难道要讲假话？
大概是“不打无准备之仗”，“革命群众”派人到四川去外调我的材料。如果尊重客观事实，调查研究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这取决于外调人员的素质。我在“牛棚”中曾被许多外调人员“审问”，只要听几句话，我凭经验就可以判断这些人是何用心。武汉一位外调人员来找我了解原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同志的情况，第一句话就要我和“叛徒”划清界限。我想：“已经定为叛徒，何必来找我？”我实事求是讲了情况，反被他大声训斥一顿。
我是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的“罪名”被关进“牛棚”的。“造反派”感到没有多大“油水”，又想起把我打成“叛徒”。1947年6月1日，我在重庆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起因是我在成都参加“抗暴”运动被学校开除，到重庆考大学，住在四川省教育学院。我所睡的床位是他们预捕的一位学生的床位，加以搜查前我丢了两本进步书籍到窗外，便被抓走了。由于社会各界抗议，国民党特务迫于压力释放了一些人。我当时仅十七岁，是一个穿麻制服的中学生，又没有被抓到证据，关了四天半，受了一次简单的审问，便被巴金的朋友、南林学院院长吴先忧保释出来。
1955年“审干”（即审查干部），作了“无任何问题”的结论。
不出所料，一场大斗争会终于召开了。除我所在单位的“革命群众”外，别的部门“战斗组”也派人来助威。军代表办公室还来了一位穿军装的“解放军”。一开始就高呼“打倒李致”的口号，杀气腾腾。
“你老实交代四七年被捕的情况！”
我简略地叙述了情况，但不断被“不要避重就轻”“交代要害问题”等口号声打断。然后按照他们的设计，企图诱我入圈套。他们抓住一些微小的细节（例如我忘记了同寝室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据说叫先知富），来证明我“有重大隐瞒”，似乎今天非把我这个“顽固堡垒”攻下来不可。
纠缠这类细节毫无意义，但他们又不松口。毕竟当时学习“毛选”的时间很充分。我一下想起伟大领袖的教导“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便理直气壮地说：
“有些细节我可能忘掉。但有几个关键问题我可以保证：一是没有自首是党员，二是没有写过悔过书，三是没有出卖同志。”我还想说如果这三点没有问题，无论抓我再多的细节，最多说我记不清了，还能怎样？但“好汉不吃眼前亏”，终于把它咽下了。
他们没有理解我的话，又绕圈子。
“你平常看不看报？”
“看。”
“看什么报？”
“《大公报》和《新民报》。”
“看不看《中央日报》？”
我想起当时很多地方贴有《中央日报》，如走那儿过一般也要看，便说：“也看。”
“释放你的时候报上登过有关你的什么？”
我以为他们一定要抓我在被释放时登过“悔过书”，立即回答：“没有！”
“敢不敢保证？”
“敢！”
在各种口号声中，有人突然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扯起来──这以前只能低头回答──把一张报纸在我眼前一晃。从那时的气氛来看，似乎我的精神马上就会崩溃，即将跪在地上求饶。
“没有看清楚！”我说。
为了表示他们的证据“确凿”，终于让我看到当时的《中央日报》上的一条消息，即释放共党嫌疑犯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我说：“我的确没有看到过这条消息。但‘嫌疑犯’正说明我没有暴露党员身份，也没有悔过。”
在失望之际，那个曾与“母蚊子”对号入座的“战士”，冲过来打我。这时我没有坐“喷气式”飞机，没有人按我的肩拉我的手，又缺乏思想准备，一下被“打翻在地”。不过，这次只有她一人动手，无人响应。
用不着继续描绘斗争会的情况。在押我出会场之前，我看见穿军装的人（当时我没有资格称他为“同志”），感到机会难得，站着说：“今天有军代表办公室的‘解放军’在场，我想说几句话。对我审查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我既不是什么‘小爬虫’或‘叛徒’，也不是其他任何一种反革命分子。我对自己所交代的一切（包括今天会上所说的话）负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拒不交代，死路一条！”
斗争会后不久，重庆有人来外调1947年“六一”大逮捕一位难友何文波的情况。“六一”当天国民党特务对被关押的两百多进步人士和学生，只进行了很一般的审问，第二天即在《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百多人（其中有何文波）“自认不讳”是共产党员或扰乱治安。同室的难友看见后即大骂特务“无耻”和“血口喷人”，并就此质问过特务，而特务却哑口无言。我如实讲了这些情况，说这是“敌人的陷害”，但外调的人却说我“包庇叛徒”。这些人为什么要和国民党特务一个鼻孔出气？
四十年代，作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国民党关押了我四天半，因为我对敌人说了假话被释放。三十一年后，作为共青团中央一个杂志社的总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坚持说真话被关押了十一个月。而且为国民党关了我四天半，“造反派”斗了我几个月，甚至被那个品质恶劣的人“打翻在地”。我绞尽脑汁也想不通，这“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经过这次斗争，“抓叛徒”的事不了了之。不管“造反派”中某些人设多少圈套，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术行之有效。
号召“抓叛徒”的是康生、江青等一伙。“革命群众”上当受骗，也是受害者，我不埋怨他们。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以后在“五七干校”，他们中多数成了我的朋友。
199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