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屋的灯光
小屋的灯光
“牛棚”的生活很单调:学习、交代和劳动。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当时年轻,要我交代什么,大多记得,实事求是写清楚,也不复杂。所以没有多少心理负担,中午晚上按时休息,一般都能很快入睡。但这也成了我“不开展思想斗争”的“罪状”,因为我居然没有失眠。“革命群众”批判我,我只好说:“《专政条例》规定要按时作息。”
其实,我的情感哪会没有起伏?
我非常思念我的爱人。我们相爱在1947年。当时她在重庆大学读书,我因为参加“抗暴”运动,被学校暗中开除,成了一个待考的穷学生。她为我补习数学,我向她宣传革命。以后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满以为从此“一帆风顺”,谁知不久即遇坎坷。1955年肃清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被隔离审查半年之久。她从不怀疑我有问题,可是审查结束后,她却病倒了。
经过不断地敲打,我“夹着尾巴做人”,努力工作,后被调到团中央机关。很快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爱人仅仅为所在单位的党总支讲了几句公道话,便受到冲击。我十分担心她。每到下班时间,我站在厨房窗口,望着一条狭窄的小巷,这是她回家的必经之路。我只要一看她的脸色,便知道她当天的情绪。如果她没能按时回家,我就会坐立不安。
我被“揪”出来以后,我爱人反过来开导和安慰我。她要我相信党,但我长期信任的许多中央领导人已被打倒,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她要我相信群众,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谁敢站出来主持公道?她劝我先写好检查,以便将来争取早点“解放”,我说:“人家不解放你,你写多少次检查也没用;如果要解放你,应付一下就过去了。”难怪“革命群众”说我是“老运动员”,用北京话说:没治了。
“牛棚”在机关的南院,离我们家住的中楼很近。可能是我的“臭知识分子”恶习未改,有一天突然想到作诗,刚想了两句“相距不到百米远,相见如隔万重山”,就被“专政小组”成员叫走了。他们批判我“五一节”晚上,居然站在室外看礼花!这是事实,当时我去厕所,正赶上放礼花,我曾停步观看。但更重要的是,我在看家里的灯光。我家在中楼二层有一间半屋子,外间大一点,住着两个孩子,我和爱人住在里面的半间。只要看见两间屋子都亮着灯光,我就感到家里平安无事,我想象孩子在玩儿,爱人在为他们做饭。于是,我的心得到片刻的安宁。
啊!小屋的灯光,我的希望!
一天晚饭后,我突然发现家里大屋有灯光,小屋没有。这是什么原因?我爱人是在大屋里,还是没有回家?这个悬念使我“心神不定”,什么事儿也做不成。半个小时以后,我向“专政小组”报告去小便(这是《专政条例》规定的),走出房门来往中楼一看,小屋仍然没有灯光。难道我爱人真的出事了?我必须立即了解情况。
“没有粮票了,我要叫家里给我十斤粮票。”我提出了要求。
“专政小组”成员站在南院门口监视着我。我几个快步走过去,高叫着爱人的名字。她居然答应了,打开窗户望着我。原来她在家,她在家!
“我要十斤粮票。”
她下楼给我粮票时,我低声告诉她:“以后你一回家,马上把小屋的灯打开,免得我担心。”
立秋以后,北京的天黑得很早。天还没有全黑,家里的灯就亮了。一看见里外两个屋子的灯光,我就得到安慰。小屋是我的世界和归宿,我只有在这里得到理解和爱。
《毛主席语录》第二百六十三页:“情况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秋凉,南院没有暖气,所有“牛鬼”都搬到有暖气的大院北边平房。二十几人合住一间大屋子,仍睡地铺。为防止自杀,屋顶一盏一百瓦的电灯通夜长明。这些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可是现在看不见小屋的灯光了,我心灵上和家里唯一的联系中断了。
我爱人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她每天去机关和回家,不再走那条狭窄的小巷,改走经过大院出门。我们住的平房碰巧看得见大院,当然不可能每一次都能看见她,但聊胜于无。退而求其次,我还能要求什么?
一天下午,成都有人来找我外调。他们坐着提问,我站着回答。屋外就是大院空地,隔着玻璃窗看得很清楚。大约三点左右,我爱人从外面回来。我在回答问题,没有特别关注她。可是,半小时以后,她竟然提着一个大手提包出去了。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下两腿发软,差一点站立不稳。只得用手扶着身前的桌子。
“怎么不回答问题?”外调人员问。
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把外调人员应付过去。晚饭我毫无食欲。我非常想念前一段被关在南院的日子,那里可以看见小屋的灯光。现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再去那边望一下了。八点到十点,无论报纸和“毛选”,我都读不进去。整夜睡不安宁。第二天,儿子没有到南院玩儿,更增加了我的担忧。尽管我不迷信,居然也用一种简单的方式(翻《新华字典》)来“打卦”。一次不如意,就“三打二胜”,再不行就“五打三胜”,直到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实际上是在消磨时间。天啊!谁能帮助我了解家里的情况?
晚上,“专政小组”成员叫我们去洗澡。每次去五人,我和被打成“黑高参”的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彦一批。到了澡堂,大多数格子已经有人了,空气中弥漫着水蒸气,哗哗的流水声淹没了说话声。我突然发现儿子也在洗澡,但我不敢主动接近。
“大家挤着洗。”李彦大声招呼,“李致,到你儿子那里去!”
真是求之不得,我立即到了儿子身边。很久不和他在一起,感到十分亲切。我把水龙头拧到最大,抓住时机立即问他:
“妈妈呢?”
“集中学习去了。”
“回不回家?”
“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一早上去。”
“为什么要她去?”
“所有人都集中学习。”
我小声地问了三句,儿子小声地回答了三句。这六句话排除了我的疑虑,心里的大石头顿时落地。我帮儿子擦背,摸了摸他淋湿的头。儿子,此时此刻,我只能以此来表示父亲对你的爱。你的三句回答对我多么宝贵,谢谢你!
我和我爱人一贯相互为对方着想。我们有一床毛毯,睡觉时用来调整冷热。入秋后,她把毛毯交给儿子带给我。我想到她也需要,让儿子把毛毯带回家。而我爱人又叫儿子把毛毯给我送来。这件事使我想起一九五九年困难时期,食品匮乏,我们在成都街上买了一块“高级”点心,相互推让要对方吃,而谁都不肯接受,于是把点心放在地上,以为对方会去拿,结果被一个陌生人捡起就跑。现在互让毛毯不过是互让点心的继续罢了。可是“专政小组”却大为怀疑,这个“黑帮”和他的家属在搞什么鬼?他们把我叫去质问,又反复检查毛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只有按惯例把问题“挂”起来,加倍警惕,以观后效。
节气大雪是我的生日,儿子一早给我送来一件新毛衣。大小合身,是我最喜欢的深咖啡色。在我关进“牛棚”以后,我爱人担负起全家重担,按月给我母亲写信、寄生活费用,照料两个孩子,还要对付机关“造反派”的干扰。这件毛衣是她每天晚上在小屋的灯光下,一针一线为我织成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少妻子因为丈夫被打成“黑帮”,赶忙划清界限。我却没有这样的后顾之忧。我确信,即便我成了叫花子,她也会跟着我去讨饭。穿上爱人亲手编织的毛衣,寒冬里一身温暖。我突然想到:我要终身穿着这件毛衣,将来——那时还是很遥远的事──离开人世时,愿它裹着我的身体一起火化。
为了患难与共的爱人,为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为了远在四川年迈的母亲,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在“牛棚”再也看不见小屋的灯光,但它在我心中却永远没有熄灭!
1996年10月26日
“牛棚”的生活很单调:学习、交代和劳动。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当时年轻,要我交代什么,大多记得,实事求是写清楚,也不复杂。所以没有多少心理负担,中午晚上按时休息,一般都能很快入睡。但这也成了我“不开展思想斗争”的“罪状”,因为我居然没有失眠。“革命群众”批判我,我只好说:“《专政条例》规定要按时作息。”
其实,我的情感哪会没有起伏?
我非常思念我的爱人。我们相爱在1947年。当时她在重庆大学读书,我因为参加“抗暴”运动,被学校暗中开除,成了一个待考的穷学生。她为我补习数学,我向她宣传革命。以后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满以为从此“一帆风顺”,谁知不久即遇坎坷。1955年肃清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被隔离审查半年之久。她从不怀疑我有问题,可是审查结束后,她却病倒了。
经过不断地敲打,我“夹着尾巴做人”,努力工作,后被调到团中央机关。很快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爱人仅仅为所在单位的党总支讲了几句公道话,便受到冲击。我十分担心她。每到下班时间,我站在厨房窗口,望着一条狭窄的小巷,这是她回家的必经之路。我只要一看她的脸色,便知道她当天的情绪。如果她没能按时回家,我就会坐立不安。
我被“揪”出来以后,我爱人反过来开导和安慰我。她要我相信党,但我长期信任的许多中央领导人已被打倒,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她要我相信群众,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谁敢站出来主持公道?她劝我先写好检查,以便将来争取早点“解放”,我说:“人家不解放你,你写多少次检查也没用;如果要解放你,应付一下就过去了。”难怪“革命群众”说我是“老运动员”,用北京话说:没治了。
“牛棚”在机关的南院,离我们家住的中楼很近。可能是我的“臭知识分子”恶习未改,有一天突然想到作诗,刚想了两句“相距不到百米远,相见如隔万重山”,就被“专政小组”成员叫走了。他们批判我“五一节”晚上,居然站在室外看礼花!这是事实,当时我去厕所,正赶上放礼花,我曾停步观看。但更重要的是,我在看家里的灯光。我家在中楼二层有一间半屋子,外间大一点,住着两个孩子,我和爱人住在里面的半间。只要看见两间屋子都亮着灯光,我就感到家里平安无事,我想象孩子在玩儿,爱人在为他们做饭。于是,我的心得到片刻的安宁。
啊!小屋的灯光,我的希望!
一天晚饭后,我突然发现家里大屋有灯光,小屋没有。这是什么原因?我爱人是在大屋里,还是没有回家?这个悬念使我“心神不定”,什么事儿也做不成。半个小时以后,我向“专政小组”报告去小便(这是《专政条例》规定的),走出房门来往中楼一看,小屋仍然没有灯光。难道我爱人真的出事了?我必须立即了解情况。
“没有粮票了,我要叫家里给我十斤粮票。”我提出了要求。
“专政小组”成员站在南院门口监视着我。我几个快步走过去,高叫着爱人的名字。她居然答应了,打开窗户望着我。原来她在家,她在家!
“我要十斤粮票。”
她下楼给我粮票时,我低声告诉她:“以后你一回家,马上把小屋的灯打开,免得我担心。”
立秋以后,北京的天黑得很早。天还没有全黑,家里的灯就亮了。一看见里外两个屋子的灯光,我就得到安慰。小屋是我的世界和归宿,我只有在这里得到理解和爱。
《毛主席语录》第二百六十三页:“情况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秋凉,南院没有暖气,所有“牛鬼”都搬到有暖气的大院北边平房。二十几人合住一间大屋子,仍睡地铺。为防止自杀,屋顶一盏一百瓦的电灯通夜长明。这些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可是现在看不见小屋的灯光了,我心灵上和家里唯一的联系中断了。
我爱人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她每天去机关和回家,不再走那条狭窄的小巷,改走经过大院出门。我们住的平房碰巧看得见大院,当然不可能每一次都能看见她,但聊胜于无。退而求其次,我还能要求什么?
一天下午,成都有人来找我外调。他们坐着提问,我站着回答。屋外就是大院空地,隔着玻璃窗看得很清楚。大约三点左右,我爱人从外面回来。我在回答问题,没有特别关注她。可是,半小时以后,她竟然提着一个大手提包出去了。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下两腿发软,差一点站立不稳。只得用手扶着身前的桌子。
“怎么不回答问题?”外调人员问。
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把外调人员应付过去。晚饭我毫无食欲。我非常想念前一段被关在南院的日子,那里可以看见小屋的灯光。现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再去那边望一下了。八点到十点,无论报纸和“毛选”,我都读不进去。整夜睡不安宁。第二天,儿子没有到南院玩儿,更增加了我的担忧。尽管我不迷信,居然也用一种简单的方式(翻《新华字典》)来“打卦”。一次不如意,就“三打二胜”,再不行就“五打三胜”,直到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实际上是在消磨时间。天啊!谁能帮助我了解家里的情况?
晚上,“专政小组”成员叫我们去洗澡。每次去五人,我和被打成“黑高参”的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彦一批。到了澡堂,大多数格子已经有人了,空气中弥漫着水蒸气,哗哗的流水声淹没了说话声。我突然发现儿子也在洗澡,但我不敢主动接近。
“大家挤着洗。”李彦大声招呼,“李致,到你儿子那里去!”
真是求之不得,我立即到了儿子身边。很久不和他在一起,感到十分亲切。我把水龙头拧到最大,抓住时机立即问他:
“妈妈呢?”
“集中学习去了。”
“回不回家?”
“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一早上去。”
“为什么要她去?”
“所有人都集中学习。”
我小声地问了三句,儿子小声地回答了三句。这六句话排除了我的疑虑,心里的大石头顿时落地。我帮儿子擦背,摸了摸他淋湿的头。儿子,此时此刻,我只能以此来表示父亲对你的爱。你的三句回答对我多么宝贵,谢谢你!
我和我爱人一贯相互为对方着想。我们有一床毛毯,睡觉时用来调整冷热。入秋后,她把毛毯交给儿子带给我。我想到她也需要,让儿子把毛毯带回家。而我爱人又叫儿子把毛毯给我送来。这件事使我想起一九五九年困难时期,食品匮乏,我们在成都街上买了一块“高级”点心,相互推让要对方吃,而谁都不肯接受,于是把点心放在地上,以为对方会去拿,结果被一个陌生人捡起就跑。现在互让毛毯不过是互让点心的继续罢了。可是“专政小组”却大为怀疑,这个“黑帮”和他的家属在搞什么鬼?他们把我叫去质问,又反复检查毛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只有按惯例把问题“挂”起来,加倍警惕,以观后效。
节气大雪是我的生日,儿子一早给我送来一件新毛衣。大小合身,是我最喜欢的深咖啡色。在我关进“牛棚”以后,我爱人担负起全家重担,按月给我母亲写信、寄生活费用,照料两个孩子,还要对付机关“造反派”的干扰。这件毛衣是她每天晚上在小屋的灯光下,一针一线为我织成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少妻子因为丈夫被打成“黑帮”,赶忙划清界限。我却没有这样的后顾之忧。我确信,即便我成了叫花子,她也会跟着我去讨饭。穿上爱人亲手编织的毛衣,寒冬里一身温暖。我突然想到:我要终身穿着这件毛衣,将来——那时还是很遥远的事──离开人世时,愿它裹着我的身体一起火化。
为了患难与共的爱人,为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为了远在四川年迈的母亲,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在“牛棚”再也看不见小屋的灯光,但它在我心中却永远没有熄灭!
1996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