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寒衣
捐寒衣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上小学。
当年，我不愿意说出这所学校的名字，因为它是华阳县立骆公祠女子小学。这所学校的高小只收女生，初小则是男女兼收。我上这所小学，是因为我的三个姐姐都在这里读书，她们带着我上学，可以减少母亲的负担。开初，我觉得学校很大，玩的地方也多。有一个大池塘，据说是三国时赵子龙的洗马池，水上漂满浮萍，有时还能看见乌龟露出头来。长大一点，加上亲友开玩笑，便觉得自己是男生，上女子小学很不光彩。似乎多数男同学都有这种想法。学校的三角形校徽，学生必须佩戴。我们男生在学校里不敢不戴，但一出校门就赶快把它摘下来，生怕被人看见。唱校歌的时候，开头几句“子龙塘畔，圣迹流传”，男女生齐唱，声音很响亮，但一唱到“莫让男儿着祖鞭”，男生都不张嘴了，歌声顿时减弱一半。再大一点，恨不得赶快离开这所女子学校。
没想到现在我却时常怀念这所学校。
最使我难忘的，是学校有许多很好的先生，他们经常教育学生要爱国。我就是在这个学校里，知道了从鸦片战争起，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来欺负我们，强迫我们签订了各种不平等的条约，割地赔款。先生告诉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被叫作“东亚病夫”，上海租界的公园门外，竟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听到这些，我们幼小的心灵莫不感到奇耻大辱。教音乐的王先生教我们唱：
请看安南、印度、朝鲜，
亡国真可怜！
为奴为仆做牛马，
丧失自由权。
我国同样受压迫，
身家不安全，
要想不做亡国奴，
奋起莫迟延！
爱国要有行动。秋天就要到了，学校发起给前方战士募集寒衣的活动，全校师生热烈响应。每天早上课前的朝会，值日生在前面把手一举，全班同学一下站起来，他叫一声：“预备，唱！”我们就唱道：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
我们在后方，
多做几件棉衣裳，
帮助他们打胜仗，
打胜仗，打胜仗，
收复失地保家乡！
这首歌叫《做棉衣》，曲调好听，歌词简单。“秋风起，秋风凉”，我们大声地唱；“民族战士上战场”，不只是我们班，其他班也在唱；“多做几件棉衣裳”，童声在学校的上空飘荡；“打胜仗，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抗日！一定要雪耻！坚决不做亡国奴！
值日生拿出几个黄色的大瓦罐，大家开始传递。瓦罐是专供存钱用的，我们叫它攒钱罐儿。瓦罐上方有一条小缝，可以把铜圆丢进去。罐子依次传递，每一个接到罐子的同学，都要丢进一个或两个铜圆。我们那时并不知道国民党腐败，这些捐款不一定被用来做寒衣，穿在抗日战士的身上。同学们凭着孩子最诚挚的感情，把自己整个的心都丢进去了。前方的抗日战士，我们多么盼望你们能穿上棉衣，多打几个大胜仗呀！
孩子的“经济实力”有限，只能把家里给的零用钱捐出来。成都人当时的习惯是一天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只吃一些点心。我的身体瘦弱，母亲不辞辛苦，每天中午给我送饭到学校。这样我每天上学时，只能得到一个铜圆（即两百钱）。当时街上有许多专门招揽孩子“打镖”的小商贩。圆形的镖盘分四格，每一格写一个字（例如“抗、战、必、胜”）。小孩自报打其中某一个字。商贩转动镖盘，小孩立即把镖打出去。打中了可以得一包水果糖，没有打中只能得一颗普通的糖。我每天的两百钱，都“报销”在这上面了。但自从捐寒衣开始，我决定不再“打镖”。早上上学路过小摊，昂着头就走过去，甚至都不朝旁边看一下。有的商贩问：“怎么不打镖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要捐寒衣！”同时，用手把口袋里的铜圆紧紧握住，生怕被人抢去。
一天早上，同学们唱完“秋风起，秋风凉”，级任先生讲话。她说第二天要把捐款送走，希望今天大家多捐一点。同学们热烈鼓掌拥护。我平常身上只有两百钱，但那天母亲不能给我送午饭，多给了我两百钱。如果我捐两百钱，中午可以买点东西吃，但就不能“多做几件棉衣裳”；要是捐四百钱，中午就得饿肚子。正在思想斗争的时候，攒钱罐儿传到我的面前了。我往四周一看，看到同学们充满期待的眼光，我一下就把两个铜圆全丢进去了。不用说，中午我没有钱买东西吃，肚子咕咕叫，还悄悄到校门口去看过几次——万一母亲又送饭来了呢！尽管饿得很难受，我仍然很高兴。
抵制日货的教育，也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有一年我过生日，四姑妈送了我一个小骆驼。弄不清是用什么石头做的，深绿色，造型精美，我很喜欢。有人说它是日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怒发冲冠，举起骆驼就往地上摔，摔断了骆驼的两只腿。以后又有人说它不是日货，但我毫不后悔。
日本敌机对后方进行了大轰炸，成都人开始跑警报。警报一响，学校就放学，有时一天跑几次警报。我和姐姐们不上学了，全家跟随外祖母，暂时疏散到温江县文家场，在那儿住了大半年。从此我离开了骆公祠女子小学。
乡间是宁静的，没有敌机空袭。每天做完母亲布置的作业，我就去抓鱼、喂鸭子；还经常跟着胖舅舅去赶赶集，大着胆子过独木桥。但是学校给我播下的爱国种子，早已在心底生根发芽。我时常关心战争的情况，天冷了我就会想：前方的战士穿上我们捐的寒衣没有？
人们对跑警报逐渐习惯，我们又回到城里。
我进了成都北门外的总府街小学，读高小一年级。我和四姐每天从“垮城墙”（即城墙缺口）出去上学，得走四五里路。“垮城墙”外，有一所西蜀小学的分校，教室是两三间新盖的大草房。我们上学、回家都要从这里经过，还要在教室旁边的木桥上，看人“划甘蔗”。有一天，日本飞机来轰炸，丢了不少炸弹。解除警报后，我从学校回家，发现西蜀小学分校被炸。当时不许接近现场，第二天一早我们跑去看了。教室完全被烧毁，废墟中有四五具烧焦的尸体，一个个蜷缩着。过去仅仅听先生讲过敌人的暴行，现在亲眼看见了。我毫不害怕，握紧拳头，充满仇恨，心里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初稿写于1981年
再改于2005年4月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上小学。
当年，我不愿意说出这所学校的名字，因为它是华阳县立骆公祠女子小学。这所学校的高小只收女生，初小则是男女兼收。我上这所小学，是因为我的三个姐姐都在这里读书，她们带着我上学，可以减少母亲的负担。开初，我觉得学校很大，玩的地方也多。有一个大池塘，据说是三国时赵子龙的洗马池，水上漂满浮萍，有时还能看见乌龟露出头来。长大一点，加上亲友开玩笑，便觉得自己是男生，上女子小学很不光彩。似乎多数男同学都有这种想法。学校的三角形校徽，学生必须佩戴。我们男生在学校里不敢不戴，但一出校门就赶快把它摘下来，生怕被人看见。唱校歌的时候，开头几句“子龙塘畔，圣迹流传”，男女生齐唱，声音很响亮，但一唱到“莫让男儿着祖鞭”，男生都不张嘴了，歌声顿时减弱一半。再大一点，恨不得赶快离开这所女子学校。
没想到现在我却时常怀念这所学校。
最使我难忘的，是学校有许多很好的先生，他们经常教育学生要爱国。我就是在这个学校里，知道了从鸦片战争起，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来欺负我们，强迫我们签订了各种不平等的条约，割地赔款。先生告诉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被叫作“东亚病夫”，上海租界的公园门外，竟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听到这些，我们幼小的心灵莫不感到奇耻大辱。教音乐的王先生教我们唱：
请看安南、印度、朝鲜，
亡国真可怜！
为奴为仆做牛马，
丧失自由权。
我国同样受压迫，
身家不安全，
要想不做亡国奴，
奋起莫迟延！
爱国要有行动。秋天就要到了，学校发起给前方战士募集寒衣的活动，全校师生热烈响应。每天早上课前的朝会，值日生在前面把手一举，全班同学一下站起来，他叫一声：“预备，唱！”我们就唱道：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
我们在后方，
多做几件棉衣裳，
帮助他们打胜仗，
打胜仗，打胜仗，
收复失地保家乡！
这首歌叫《做棉衣》，曲调好听，歌词简单。“秋风起，秋风凉”，我们大声地唱；“民族战士上战场”，不只是我们班，其他班也在唱；“多做几件棉衣裳”，童声在学校的上空飘荡；“打胜仗，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抗日！一定要雪耻！坚决不做亡国奴！
值日生拿出几个黄色的大瓦罐，大家开始传递。瓦罐是专供存钱用的，我们叫它攒钱罐儿。瓦罐上方有一条小缝，可以把铜圆丢进去。罐子依次传递，每一个接到罐子的同学，都要丢进一个或两个铜圆。我们那时并不知道国民党腐败，这些捐款不一定被用来做寒衣，穿在抗日战士的身上。同学们凭着孩子最诚挚的感情，把自己整个的心都丢进去了。前方的抗日战士，我们多么盼望你们能穿上棉衣，多打几个大胜仗呀！
孩子的“经济实力”有限，只能把家里给的零用钱捐出来。成都人当时的习惯是一天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只吃一些点心。我的身体瘦弱，母亲不辞辛苦，每天中午给我送饭到学校。这样我每天上学时，只能得到一个铜圆（即两百钱）。当时街上有许多专门招揽孩子“打镖”的小商贩。圆形的镖盘分四格，每一格写一个字（例如“抗、战、必、胜”）。小孩自报打其中某一个字。商贩转动镖盘，小孩立即把镖打出去。打中了可以得一包水果糖，没有打中只能得一颗普通的糖。我每天的两百钱，都“报销”在这上面了。但自从捐寒衣开始，我决定不再“打镖”。早上上学路过小摊，昂着头就走过去，甚至都不朝旁边看一下。有的商贩问：“怎么不打镖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要捐寒衣！”同时，用手把口袋里的铜圆紧紧握住，生怕被人抢去。
一天早上，同学们唱完“秋风起，秋风凉”，级任先生讲话。她说第二天要把捐款送走，希望今天大家多捐一点。同学们热烈鼓掌拥护。我平常身上只有两百钱，但那天母亲不能给我送午饭，多给了我两百钱。如果我捐两百钱，中午可以买点东西吃，但就不能“多做几件棉衣裳”；要是捐四百钱，中午就得饿肚子。正在思想斗争的时候，攒钱罐儿传到我的面前了。我往四周一看，看到同学们充满期待的眼光，我一下就把两个铜圆全丢进去了。不用说，中午我没有钱买东西吃，肚子咕咕叫，还悄悄到校门口去看过几次——万一母亲又送饭来了呢！尽管饿得很难受，我仍然很高兴。
抵制日货的教育，也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有一年我过生日，四姑妈送了我一个小骆驼。弄不清是用什么石头做的，深绿色，造型精美，我很喜欢。有人说它是日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怒发冲冠，举起骆驼就往地上摔，摔断了骆驼的两只腿。以后又有人说它不是日货，但我毫不后悔。
日本敌机对后方进行了大轰炸，成都人开始跑警报。警报一响，学校就放学，有时一天跑几次警报。我和姐姐们不上学了，全家跟随外祖母，暂时疏散到温江县文家场，在那儿住了大半年。从此我离开了骆公祠女子小学。
乡间是宁静的，没有敌机空袭。每天做完母亲布置的作业，我就去抓鱼、喂鸭子；还经常跟着胖舅舅去赶赶集，大着胆子过独木桥。但是学校给我播下的爱国种子，早已在心底生根发芽。我时常关心战争的情况，天冷了我就会想：前方的战士穿上我们捐的寒衣没有？
人们对跑警报逐渐习惯，我们又回到城里。
我进了成都北门外的总府街小学，读高小一年级。我和四姐每天从“垮城墙”（即城墙缺口）出去上学，得走四五里路。“垮城墙”外，有一所西蜀小学的分校，教室是两三间新盖的大草房。我们上学、回家都要从这里经过，还要在教室旁边的木桥上，看人“划甘蔗”。有一天，日本飞机来轰炸，丢了不少炸弹。解除警报后，我从学校回家，发现西蜀小学分校被炸。当时不许接近现场，第二天一早我们跑去看了。教室完全被烧毁，废墟中有四五具烧焦的尸体，一个个蜷缩着。过去仅仅听先生讲过敌人的暴行，现在亲眼看见了。我毫不害怕，握紧拳头，充满仇恨，心里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初稿写于1981年
再改于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