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琴的洋葱味
在早年的记忆中，看别人吹口琴是会联想到啃猪排的。他一边啃拽，一边用手掌遮住它。当然，吹出的乐音也很好听。在很少喝肉汤的七十年代，他的嘴巴很过瘾，不断地啃咬、拉拽，似乎可以将任何一点肉筋咬剔干净。
后来家中有了口琴，两个姐姐各有一把，好像都是“国光”牌。那是她们的心爱之物，平时一般都锁在抽屉里。我的一把口琴放在书包里，放学后常到河滩上吹着玩。
将口琴含在口中是有快感的。我至今仍对这种快感记忆犹新。它的饱满、滑润都让嘴巴感觉一种肉质的食物。当然不止于此。这里面深藏着对异质音波的饥渴。尽管我跟乐盲差不多，但整天听那些喇叭里的播音、哨子的尖叫，以及枯燥的发言、口号，耳朵也渴望听点别的。这大概是我喜欢吹口琴的原因。我觉得“滑奏”———就是用嘴唇快速地滑过它的二十四孔———特别有趣，类似饥不择食后的狼吞虎咽，以此获得大快朵颐的爽利和欢畅。至于会吹什么曲子倒在其次了。那时有一部阿尔巴利亚电影叫《海岸风雷》，表现一家人参加革命斗争，可是兄长意志薄弱，抵抗不了物欲而成为可耻的叛徒。他在酒店大嚼鸡腿，如同饿狗啃骨头。究其实，将“物欲”与“叛徒”并置，代表了一种压倒性的社会思潮：即物欲和私念皆是坏东西，必须消灭之，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看到叛徒大嚼鸡腿的样子，即便你馋死也不能淌口水———如果那样的话是很危险的，难道你也想当叛徒？
那时候，口琴在城乡间流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身份”不明。谁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是洋玩意儿还是土货，是老资还是无产。不过，它如此简单小巧，且价格低廉，因而天然地博得穷人以及懵懂少年的青睐。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口琴有点类似“出口转内销”。大约数千年前，中国就有一种由竹簧片发声的乐器，叫做“笙”。十八世纪后期，笙传入欧洲，洋乐匠们尝试用金属簧片来代替笙中的木质簧片，不久欧洲第一支口琴诞生，后来又回传到中国。倘鲁迅先生来鉴定，恐怕他也会皱眉：它到底属于“送去”“送来”还是“拿来”？
在陵阳的河滩上吹口琴是很放松的。这时天上有一层薄薄的云，既不灿烂，也不暗淡。我捏住口琴来回滑动，那微颤的音波是浏亮的、异样的，至少它诚实，毕竟是我自己想发出来的声音。一阵清风会将它传到下游，那是一种跟蛙鸣、斑鸠不一样的鸣声。在那个年代，若论权威乐器，恐怕非手风琴莫属。因为前苏联电影上常常听到手风琴的乐声，而且每次上面派下来文艺宣传队，拉手风琴的最引人注目。说白了，拉手风琴才属于无产者“新贵”。这种感觉真的好奇怪。这并非说口琴纯属下里巴人那一类。不，我不这样认为。我以为它介于流氓无产者和布尔乔亚之间。换句话说，保尔·柯察金不会拒绝吹口琴，冬尼娅也不会，尽管后者更喜欢弹风琴。口琴这种微型乐器，看上去更接近大众化，实际上它是少数可以在私人空间自娱自乐的玩意儿。手风琴则属于大庭广众，属于某个集团，属于无所不在的宣传机器，连拉伸自如的折叠风箱也极富乌托邦弹性。至于钢琴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贵族”，在那时已近乎灭绝。“文革”结束后才知道，上海青年女钢琴家顾圣婴开煤气自杀，而且是全家一道自杀。她的存在不及一条毛毛虫。于是理所当然的，正确的煤气屠杀了不正确的钢琴。
不妨再与吹哨子作比较。吹哨子传达的是指示，是命令。它是尖利的，迅疾的，不容置疑的。那时候还没有“吹黑哨”这个词，但是在深更半夜吹哨子，倒是常有的。如果在夜晚听见吹哨子，那种“黑哨”很让人心惊肉跳。你会贴着窗户探看，再听听是否会涌来潮水般的脚步声，以及口号声。由此可见，尽管都通过肺部运气和口部动作，但吹哨子和吹口琴并无可比性。
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附近的河滩上吹口琴。没一会儿，我的物理老师打那儿经过。他走近我，问我口琴是什么牌子的。我答不上来。他笑着说我吹一吹就知道了。这个老师姓丁，是工农兵大学生，相当平易近人，平时浇菜园挑大粪毫不嫌脏。但是他在“批林批孔”中迅速蹿红，扬言要批斗校长蒋某某，竟使后者如惊弓之鸟一度失踪。记得丁老师上物理课讲解“电阻”“电压”，时不时还以“打倒孔家店”为例。这未免有些莫名其妙。可是莫名其妙的事多了，也就不莫名其妙了。老实说，丁老师对我还不错，经常在课堂上表扬我。丁老师的嘴巴很大，嘴唇很厚。他一口将口琴“咬”住，像吃冰棒一样来回吮吸。他吹的曲子很流行，很高亢，是无人不会唱的“文革”歌曲。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丁老师吹过的口琴总有一股洋葱味。事后我拆下来清洗，怎么洗都洗不掉。难道丁老师喜欢吃洋葱？不过也不是正宗的洋葱气味，似乎还夹杂着大蒜的土腥味。说实话，这种气味对我吹口琴的感觉造成了破坏。
那把口琴已悄然远离，像流浪儿一样不知所终。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气味和群体的气味，后者往往更切要，连器物也是。异味者总是遭到排斥、抛弃乃至攻击。蚂蚁虽小，但它们成群结队攻击另类的场面，我是见惯了的。由此看来，一个人与某物相伴或相离，是自有其因，也自有其缘的，正如保尔与冬尼娅何以相逢，冬尼娅又何以离开保尔一样。在眼下这个豪奢的年代，口琴显得太卑微，太寒伧，太不值得一提了。但在回忆中我依然感到饿，并伴有一种晕眩。事实上这种记忆也日渐淡漠了。然而，当那些发黄的时光变成了废铁，在那锈蚀中依然能听见一种孤单的微响……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
在早年的记忆中，看别人吹口琴是会联想到啃猪排的。他一边啃拽，一边用手掌遮住它。当然，吹出的乐音也很好听。在很少喝肉汤的七十年代，他的嘴巴很过瘾，不断地啃咬、拉拽，似乎可以将任何一点肉筋咬剔干净。
后来家中有了口琴，两个姐姐各有一把，好像都是“国光”牌。那是她们的心爱之物，平时一般都锁在抽屉里。我的一把口琴放在书包里，放学后常到河滩上吹着玩。
将口琴含在口中是有快感的。我至今仍对这种快感记忆犹新。它的饱满、滑润都让嘴巴感觉一种肉质的食物。当然不止于此。这里面深藏着对异质音波的饥渴。尽管我跟乐盲差不多，但整天听那些喇叭里的播音、哨子的尖叫，以及枯燥的发言、口号，耳朵也渴望听点别的。这大概是我喜欢吹口琴的原因。我觉得“滑奏”———就是用嘴唇快速地滑过它的二十四孔———特别有趣，类似饥不择食后的狼吞虎咽，以此获得大快朵颐的爽利和欢畅。至于会吹什么曲子倒在其次了。那时有一部阿尔巴利亚电影叫《海岸风雷》，表现一家人参加革命斗争，可是兄长意志薄弱，抵抗不了物欲而成为可耻的叛徒。他在酒店大嚼鸡腿，如同饿狗啃骨头。究其实，将“物欲”与“叛徒”并置，代表了一种压倒性的社会思潮：即物欲和私念皆是坏东西，必须消灭之，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看到叛徒大嚼鸡腿的样子，即便你馋死也不能淌口水———如果那样的话是很危险的，难道你也想当叛徒？
那时候，口琴在城乡间流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身份”不明。谁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是洋玩意儿还是土货，是老资还是无产。不过，它如此简单小巧，且价格低廉，因而天然地博得穷人以及懵懂少年的青睐。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口琴有点类似“出口转内销”。大约数千年前，中国就有一种由竹簧片发声的乐器，叫做“笙”。十八世纪后期，笙传入欧洲，洋乐匠们尝试用金属簧片来代替笙中的木质簧片，不久欧洲第一支口琴诞生，后来又回传到中国。倘鲁迅先生来鉴定，恐怕他也会皱眉：它到底属于“送去”“送来”还是“拿来”？
在陵阳的河滩上吹口琴是很放松的。这时天上有一层薄薄的云，既不灿烂，也不暗淡。我捏住口琴来回滑动，那微颤的音波是浏亮的、异样的，至少它诚实，毕竟是我自己想发出来的声音。一阵清风会将它传到下游，那是一种跟蛙鸣、斑鸠不一样的鸣声。在那个年代，若论权威乐器，恐怕非手风琴莫属。因为前苏联电影上常常听到手风琴的乐声，而且每次上面派下来文艺宣传队，拉手风琴的最引人注目。说白了，拉手风琴才属于无产者“新贵”。这种感觉真的好奇怪。这并非说口琴纯属下里巴人那一类。不，我不这样认为。我以为它介于流氓无产者和布尔乔亚之间。换句话说，保尔·柯察金不会拒绝吹口琴，冬尼娅也不会，尽管后者更喜欢弹风琴。口琴这种微型乐器，看上去更接近大众化，实际上它是少数可以在私人空间自娱自乐的玩意儿。手风琴则属于大庭广众，属于某个集团，属于无所不在的宣传机器，连拉伸自如的折叠风箱也极富乌托邦弹性。至于钢琴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贵族”，在那时已近乎灭绝。“文革”结束后才知道，上海青年女钢琴家顾圣婴开煤气自杀，而且是全家一道自杀。她的存在不及一条毛毛虫。于是理所当然的，正确的煤气屠杀了不正确的钢琴。
不妨再与吹哨子作比较。吹哨子传达的是指示，是命令。它是尖利的，迅疾的，不容置疑的。那时候还没有“吹黑哨”这个词，但是在深更半夜吹哨子，倒是常有的。如果在夜晚听见吹哨子，那种“黑哨”很让人心惊肉跳。你会贴着窗户探看，再听听是否会涌来潮水般的脚步声，以及口号声。由此可见，尽管都通过肺部运气和口部动作，但吹哨子和吹口琴并无可比性。
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附近的河滩上吹口琴。没一会儿，我的物理老师打那儿经过。他走近我，问我口琴是什么牌子的。我答不上来。他笑着说我吹一吹就知道了。这个老师姓丁，是工农兵大学生，相当平易近人，平时浇菜园挑大粪毫不嫌脏。但是他在“批林批孔”中迅速蹿红，扬言要批斗校长蒋某某，竟使后者如惊弓之鸟一度失踪。记得丁老师上物理课讲解“电阻”“电压”，时不时还以“打倒孔家店”为例。这未免有些莫名其妙。可是莫名其妙的事多了，也就不莫名其妙了。老实说，丁老师对我还不错，经常在课堂上表扬我。丁老师的嘴巴很大，嘴唇很厚。他一口将口琴“咬”住，像吃冰棒一样来回吮吸。他吹的曲子很流行，很高亢，是无人不会唱的“文革”歌曲。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丁老师吹过的口琴总有一股洋葱味。事后我拆下来清洗，怎么洗都洗不掉。难道丁老师喜欢吃洋葱？不过也不是正宗的洋葱气味，似乎还夹杂着大蒜的土腥味。说实话，这种气味对我吹口琴的感觉造成了破坏。
那把口琴已悄然远离，像流浪儿一样不知所终。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气味和群体的气味，后者往往更切要，连器物也是。异味者总是遭到排斥、抛弃乃至攻击。蚂蚁虽小，但它们成群结队攻击另类的场面，我是见惯了的。由此看来，一个人与某物相伴或相离，是自有其因，也自有其缘的，正如保尔与冬尼娅何以相逢，冬尼娅又何以离开保尔一样。在眼下这个豪奢的年代，口琴显得太卑微，太寒伧，太不值得一提了。但在回忆中我依然感到饿，并伴有一种晕眩。事实上这种记忆也日渐淡漠了。然而，当那些发黄的时光变成了废铁，在那锈蚀中依然能听见一种孤单的微响……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