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楼即景
一登上这座楼，你就知道我会向你描绘江上的浑然气象，以及两岸的景致如何如何，而此刻我要做的，却与之相反。我不能因为伫立在一座古意盎然的名楼，就可以渲染一番你从任何一处江楼上都能瞧见的风景：江流滔滔，巨舸，防洪墙，塔吊，树，垂云及二三点飞鸟。再者，我发现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旁观者，他难以在“情景交融”的意境里找到立锥之地。
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一座不知牛年马月的江边小酒楼，是如何演变成这三层三檐、青甍黛瓦、回廊曲绕的宏伟建筑的？这就像一支潺潺流传在民间的谣曲，是怎样变成了一长调富丽堂皇的宫廷乐歌。而那残剩下来的一堆瓦砾，又是怎样在民间重新长出并改名换姓地存在着？
我想循着曲曲幽幽的时光暗道，在那万户灰甍中找寻那黯淡、低矮的唐代小酒楼，那映射在窗纸上的一抹青灯的暗晕。毫无疑问，我会在那儿撞见几个酒鬼，怀才不遇者，老秀才，琵琶女，绿林汉子，遭贬的官人，甚至逃跑的边卒或越狱的囚犯。他们的脸部都一律模糊不清，在昏暗的灯下说着昏话、胡话。
现在，我看见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聚在一起划拳行令，插科打诨，对酒而浪歌，或嚎叫，或窃语，竟将那胸中块垒连同一肚子酒菜，吐得满地都是。杯盘狼藉之间，谁也分不清哪是笑哪是哭，哪是天哪是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切铁定、绝对的东西开始松动，并有了可笑的相对性。贵与贱，生与死，贫与富，皇冕与荆冠，地狱与仙界，在那些白多黑少的醉眼里竟成了纸扎的，布做的，恰如妖媚的老板娘成了调情的对象。一筐筐色情语、顺口溜、黑话，此时成了最好的下酒菜，盛它的是盘龙戏珠的青花瓷大碟子：正宗的权力话语与之掺和后，便遭到亵渎和戏弄。
宋江那厮正是此刻进了“浔阳酒楼”。他一个人喝闷酒，长吁短叹，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眼神凄惶，看上去比施耐庵笔下那家伙要狼狈，要孤苦。他只是一个被官府追缉的案犯。他写的那首所谓“反诗”，只不过宣泄了怀才不遇、其志难酬的个人牢骚而已。但它毕竟传达了那个皇权时代仅剩的一点个人声音，尽管这受阉的、病弱的“个人”尚须酒神壮胆。不管宋江此人真实与否，结果如何，他倒是在“浔阳酒楼”里“雄”过一回。这样有血气的瞬间，对于个体而言实在太稀罕了。因为任何游离的个体，在专制机器下都难逃反复被阉割的命运。其实，宋江们被“招安”，不过是其内在精神的“雄性”不断被阉割掉的表征与延伸。所有内心渴望“招安”的家伙，你们不要再侈谈什么“自由”了！你们有什么资格嘲笑太监呢？
以我之见，寒伧而灰暗的民间小酒楼，是中国古代最世俗、隐蔽而又最具个性和思想活力的边缘场所之一。这使我想到本雅明描述西方世界的咖啡馆、布鲁诺观测天象的瓦顶、巴黎艺术沙龙，以及中国晋代的竹林、宋明的茶馆、清末藏书楼。我想在这座宏伟楼阁里找寻的，就是这么一个影子，一点痕迹，哪怕是一块石头、一撮纸灰也好。但我已不可能找到了。
在二楼东厢内，我目击那首著名的“反诗”，又一字不差地再次书写了一次。每次书写都意味着一次改写，一次整合，以便不断接近那种宫廷式的精致和优美，并与这堂皇森然的建筑相称。我是个悠哉悠哉的游客，混迹于一群游客和官员们中间，流连忘返，纵目江天而发思古之幽情，欣欣然做激扬状、豪放状。看来，“浔阳楼”已不复具有民间的、私人的性质，而是成为高高在上的庞大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微妙象征。
显然，我无法看见白居易那年的枫叶和荻花，寒波浸着冷月；那“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岂止是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漂泊女子？逝水滚滚东流，一切红尘之物最终都不过如此。倘一身青衫的白乐天，不是那“天涯沦落人”，他是否还能感泣于那琵琶的幽咽？其实，在远离京都的地方，一个遭贬的江州司马，竟听出“小弦切切如私语”是不值得奇怪的。笔者后来读《与元九书》，便觉其生命之悲凉之凄伤洇湿纸页：“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司马知否？那一曲琵琶便是另一种酒，另一种言说。而这封信在一千年后，于我恰如酒，恰如“小弦切切如私语”。
然而，不管今之秋风是否依然萧瑟，刮过去的，也许就亮成一千年前那客船上的一抹青灯；刮不过去的，是不是已凝成这小卖部里的汽水、口香糖或者冰淇淋？
我已不可能找到那灰瓦顶上的一小片亮瓦了，但你仍可以想象，傍晚时分被江风惊醒的酒旗仿佛昼伏夜出的枭，一个劲地抖着翅膀。而那爬满苍苔、黯湿的板壁，环绕着丛丛黄芦和青竹，此刻是否被几只虫子和蝴蝶的调笑声压得有点儿弯了？
谁知道这些轩昂气派的廊柱打哪儿来！还有这些高悬在雕梁画栋上的大红灯笼！让我感兴趣的是，真实的“浔阳酒楼”与《水浒》里的那座究竟距离有多远？而眼前这一座，又分明是依小说里的模样仿造的，并由另一位“宋公”题上“反诗”，恍若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样。恰巧，三楼上有位八十多岁的说书艺人穆老，正绘声绘色地说着武大郎与潘金莲那一段。他后来对我说，原先的“浔阳楼”在老火车站附近，是个很寻常的市井小酒店，至于那个“琵琶亭”碑，谁知道被弄到哪儿去了呢！其实，这些考证对我已不重要了。似乎没必要在真实和重构之间划一道明晰的界线，一切远逝的最终都变得迷离惝恍，明明灭灭……
一九九九年九月，一场断断续续的秋雨，在古代的浔阳城和流经此地的江面下着。水势依然浩大，苍茫依然汹涌。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沿着街我一边走，一边找着可以填饱肚皮的地方。我感到，一个从高处射向低处倾斜的锐角，正尾随着一个人的影子，延伸到民间的积尘、蛛网和烟染之中。哦，小小的民歌、剪纸和酒楼，它们经历了多少年就仍将延续多少年。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
一登上这座楼，你就知道我会向你描绘江上的浑然气象，以及两岸的景致如何如何，而此刻我要做的，却与之相反。我不能因为伫立在一座古意盎然的名楼，就可以渲染一番你从任何一处江楼上都能瞧见的风景：江流滔滔，巨舸，防洪墙，塔吊，树，垂云及二三点飞鸟。再者，我发现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旁观者，他难以在“情景交融”的意境里找到立锥之地。
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一座不知牛年马月的江边小酒楼，是如何演变成这三层三檐、青甍黛瓦、回廊曲绕的宏伟建筑的？这就像一支潺潺流传在民间的谣曲，是怎样变成了一长调富丽堂皇的宫廷乐歌。而那残剩下来的一堆瓦砾，又是怎样在民间重新长出并改名换姓地存在着？
我想循着曲曲幽幽的时光暗道，在那万户灰甍中找寻那黯淡、低矮的唐代小酒楼，那映射在窗纸上的一抹青灯的暗晕。毫无疑问，我会在那儿撞见几个酒鬼，怀才不遇者，老秀才，琵琶女，绿林汉子，遭贬的官人，甚至逃跑的边卒或越狱的囚犯。他们的脸部都一律模糊不清，在昏暗的灯下说着昏话、胡话。
现在，我看见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聚在一起划拳行令，插科打诨，对酒而浪歌，或嚎叫，或窃语，竟将那胸中块垒连同一肚子酒菜，吐得满地都是。杯盘狼藉之间，谁也分不清哪是笑哪是哭，哪是天哪是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切铁定、绝对的东西开始松动，并有了可笑的相对性。贵与贱，生与死，贫与富，皇冕与荆冠，地狱与仙界，在那些白多黑少的醉眼里竟成了纸扎的，布做的，恰如妖媚的老板娘成了调情的对象。一筐筐色情语、顺口溜、黑话，此时成了最好的下酒菜，盛它的是盘龙戏珠的青花瓷大碟子：正宗的权力话语与之掺和后，便遭到亵渎和戏弄。
宋江那厮正是此刻进了“浔阳酒楼”。他一个人喝闷酒，长吁短叹，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眼神凄惶，看上去比施耐庵笔下那家伙要狼狈，要孤苦。他只是一个被官府追缉的案犯。他写的那首所谓“反诗”，只不过宣泄了怀才不遇、其志难酬的个人牢骚而已。但它毕竟传达了那个皇权时代仅剩的一点个人声音，尽管这受阉的、病弱的“个人”尚须酒神壮胆。不管宋江此人真实与否，结果如何，他倒是在“浔阳酒楼”里“雄”过一回。这样有血气的瞬间，对于个体而言实在太稀罕了。因为任何游离的个体，在专制机器下都难逃反复被阉割的命运。其实，宋江们被“招安”，不过是其内在精神的“雄性”不断被阉割掉的表征与延伸。所有内心渴望“招安”的家伙，你们不要再侈谈什么“自由”了！你们有什么资格嘲笑太监呢？
以我之见，寒伧而灰暗的民间小酒楼，是中国古代最世俗、隐蔽而又最具个性和思想活力的边缘场所之一。这使我想到本雅明描述西方世界的咖啡馆、布鲁诺观测天象的瓦顶、巴黎艺术沙龙，以及中国晋代的竹林、宋明的茶馆、清末藏书楼。我想在这座宏伟楼阁里找寻的，就是这么一个影子，一点痕迹，哪怕是一块石头、一撮纸灰也好。但我已不可能找到了。
在二楼东厢内，我目击那首著名的“反诗”，又一字不差地再次书写了一次。每次书写都意味着一次改写，一次整合，以便不断接近那种宫廷式的精致和优美，并与这堂皇森然的建筑相称。我是个悠哉悠哉的游客，混迹于一群游客和官员们中间，流连忘返，纵目江天而发思古之幽情，欣欣然做激扬状、豪放状。看来，“浔阳楼”已不复具有民间的、私人的性质，而是成为高高在上的庞大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微妙象征。
显然，我无法看见白居易那年的枫叶和荻花，寒波浸着冷月；那“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岂止是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漂泊女子？逝水滚滚东流，一切红尘之物最终都不过如此。倘一身青衫的白乐天，不是那“天涯沦落人”，他是否还能感泣于那琵琶的幽咽？其实，在远离京都的地方，一个遭贬的江州司马，竟听出“小弦切切如私语”是不值得奇怪的。笔者后来读《与元九书》，便觉其生命之悲凉之凄伤洇湿纸页：“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司马知否？那一曲琵琶便是另一种酒，另一种言说。而这封信在一千年后，于我恰如酒，恰如“小弦切切如私语”。
然而，不管今之秋风是否依然萧瑟，刮过去的，也许就亮成一千年前那客船上的一抹青灯；刮不过去的，是不是已凝成这小卖部里的汽水、口香糖或者冰淇淋？
我已不可能找到那灰瓦顶上的一小片亮瓦了，但你仍可以想象，傍晚时分被江风惊醒的酒旗仿佛昼伏夜出的枭，一个劲地抖着翅膀。而那爬满苍苔、黯湿的板壁，环绕着丛丛黄芦和青竹，此刻是否被几只虫子和蝴蝶的调笑声压得有点儿弯了？
谁知道这些轩昂气派的廊柱打哪儿来！还有这些高悬在雕梁画栋上的大红灯笼！让我感兴趣的是，真实的“浔阳酒楼”与《水浒》里的那座究竟距离有多远？而眼前这一座，又分明是依小说里的模样仿造的，并由另一位“宋公”题上“反诗”，恍若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样。恰巧，三楼上有位八十多岁的说书艺人穆老，正绘声绘色地说着武大郎与潘金莲那一段。他后来对我说，原先的“浔阳楼”在老火车站附近，是个很寻常的市井小酒店，至于那个“琵琶亭”碑，谁知道被弄到哪儿去了呢！其实，这些考证对我已不重要了。似乎没必要在真实和重构之间划一道明晰的界线，一切远逝的最终都变得迷离惝恍，明明灭灭……
一九九九年九月，一场断断续续的秋雨，在古代的浔阳城和流经此地的江面下着。水势依然浩大，苍茫依然汹涌。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沿着街我一边走，一边找着可以填饱肚皮的地方。我感到，一个从高处射向低处倾斜的锐角，正尾随着一个人的影子，延伸到民间的积尘、蛛网和烟染之中。哦，小小的民歌、剪纸和酒楼，它们经历了多少年就仍将延续多少年。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