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王府内外
我相信存在着一种叫做历史幽灵的东西。
当然，这样的幽灵并非随处都能碰到，至少在正统的史学家们所勾描的历史图表中不大可能存在。那儿的确太坚硬太冷漠了，缺乏幽灵饥渴时所必须有的存在的血肉，无人收割的野麦地以及超时空的丰沛雨水。尽管我有时能直感到它的存在，但仍无法告诉你它是什么。
八月的一天，当我穿行于任家坡拥挤的菜市，找到45—59号这座低黯而破败的砖木老宅时，我只能蹩过摆在门口商贩的摊子，将旧自行车停在“英王府”门廊下。一个光腚的脏兮兮的孩子，从门内看见了我。而我看到了另一种光线，或者说是一种与光线相反的东西。它栖落于满壁的尘灰和烟色之上，但我无法看清它所照着的幽秘里潜藏着什么。在这座建筑的残存部分与那毁掉部分遥相对称之间，我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震撼，还有一些恍惚和无所适从。
屋内无疑充斥着一百四十年来无法避免的混杂而犹疑的气味。到处都堆放着日常杂物和工具，几个妇女在各自的门口拣菜或洗衣，但均被统一在滞重灰暗的色调里，只有侧面一点稍稍有些发亮。她们不过在证实这座老式建筑最切近的一个角色。我忽然想到英王娘。这个会使单刀的勇敢女子名叫蒋桂良，天京事变后她一直住在英王府内，直到一八六○年安庆保卫战打得最激烈时，她携幼子陈天保被强行送出安庆城。那时陈玉成已做好拼死一战的准备。
然而，此刻我还能不能称它为“英王府”？如果我说我当下是站在曾国藩的“总督府”，也不能说我完全讲错。
这座王府的前身，是清康熙年间建的任塾宅第。陈玉成将它略加改造，占地约14275平方米，主体建筑由三组房屋构成，东西各蝉联偏殿，外围有住宅、更楼和花园等。十九世纪中叶的南方起义者们，试图在地上建造天国式的乌托邦，但落实在地上的基脚和结构，却很难保证它不是封建王宫或府第的再次翻版。悲壮的安庆保卫战之后，它一点没费事就成了曾国藩的两江督府，只不过将那满壁的彩画涂掉而已。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督帅行署，伪英王府也。在城西门，府屋颇多，不华美，亦不甚大，满壁皆彩画。”后来它又被李鸿章那厮所占据，继而成了李鸿章从子李丹崖的太史第。
可以想象得到，第一批冲进英王府的湘勇们必定被那满屋的彩画惊呆了，以致后来粉刷它们时显得并不彻底，曾国藩入住时不得不再次下令将残存的彩画清除干净，不留一点痕迹。衰弱且患有头晕症的曾大人，必定怕见这些充满理想狂热的彩画，那里描绘的是一个奇异的离经叛道的世界。但这些光怪陆离的彩画并不单纯，它不过是一个畸形而诡异的混合物。这些来自南方蛮荒地区的起义者，以神话般的想象力和原始图腾色彩，将西方的天主教、黄土地意识，以及封建正统观念混合在一起。即便如此，这些彩画也比清宫里僵化的九龙图要有活力。比如壁画“飞凤奔马”上那匹白色马上竟空无骑手，查遍所有太平天国绘马的壁画都是如此。原因在于太平军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威权。清廷诬称这些起义者为“长毛”，倒也没说错。他们解开辫子长发纷披，以此表达与“辫子”王朝势不两立的决心。
颇有意味的是，一百二十年后，专家们为了考证它是否就是当年的英王府，曾小心剥掉覆盖其上的六层白垩土，果真露出了“飞凤舞狮”“暗八仙”“飞凤奔马”“瓜瓞绵绵”等彩画。最下面一层必定就是曾国藩下令抹上去的那层白垩土了。一百二十年的沧桑变迁，在壁上积淀了六层厚的白垩土呀。那么，困守并最终战死的南方起义者，他们富于激情的悲剧性的游魂是否会随着这些重见天日的壁画而惊醒，并经受一九八一年安庆冬天的江风的猛烈吹拂？你不妨听听：在临近黎明时，又潮又黑的树枝冻上一层冰，大风吹得冰枝叮当乱响，就像铁镫的撞击声，仿佛一队肉眼看不见的天国骑兵，在扬子江北岸黑沉沉的树林里急驰，碰得马刀和铁镫嘎嘎乱响。
由此，我注意到两个被忽略的尖锐动词：涂抹与剔剥。它们隐含着遥相对峙的两种动作，交织于不同的历史现场并最终纠结在有关历史的书写中。涂抹意味着将拒斥的对象遮没掉，或者涂改它们，而历史的幽灵就在下面游离而出，徘徊良久。剔剥则意味着使被涂之物渐次呈现出来，还它以某种程度的真相。介于二者之间，你也许能看见幽灵一闪即逝。六层厚的白垩土呀，一百二十年历史的大花脸上，是不是也敷了这么厚的脂粉呀？
看起来，我已步入一百四十年后的老宅之内，但我必定仍站在那座英王府的外面，无法进入其中。没有英王的英王府是空的，黑洞洞的。一八五九年底英王已无法返回府内了。历经五次救援血战的英王，直到一八六一年九月仍被阻于集贤关外，遥望安庆城破时熊熊大火将江天烧得通红。英王血管里的血已经不像血，而像烧烫的水银了。我看见英王哭得像一块石头。他永远不能返回那里了。历史仅仅需要他再等待半年，同时也需要豆腐渣喂养的可耻叛徒来帮助他将最后的热血喷溅在那些彩画上！英王原本是可以待在天京处理朝政的，但他放弃了这一罩着黑幕的权位，主动请缨回到了安庆前线。这与他拒绝跟随有恩于他的石达开出走一样，可以见出英王陈玉成所具有的政治智慧。
发生在一八五八年前后中国两大敌对营垒之间的较量，主要是在年轻、慓悍、激情的陈玉成，与衰老、顽强、诡诈的曾国藩之间进行的。可以想见，披着长发骑在战马上的英王是怎样的英武而飘逸！尽管隔得很远，你仍能闻见那马汗和晒得滚热的马鞍皮子的混合气味。这与谨小慎微扎着长辫子、不会骑马、衰老而精明的曾国藩形成了鲜明对比。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就呈现在这种尖锐对比之中，并迫使王宫或王府之外的广大原野、稻禾、船只，以及鸟群加入到这种对峙之中。然而，解辫子的人却不敌扎辫子的人。问题也许在于“长发”都是一样的，只是“扎”与“解”的动作不同罢了。比如曾国藩在就寝前，岂能不把辫子解开来，以减轻噩梦中那条青花毒蛇对他“脑袋”的缠绞？再说藩大人还有擅长看相的本领，史传上说“国藩为人威重，目三角有棱。每对客人注视多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可他为什么就看不出大清王朝的“败相”？
历史期待着剪辫子的人，一直渴求他出现。尽管陈玉成做不到这一点，但英王依然是我心目中最后一位中国古典时代的农民英雄。他让我想起公元前的项羽和二十世纪的切·格瓦拉。然而在古典时代，农民英雄大都“长不大”，或者说他们衰老得太快了。比如洪秀全，这个大做天王且拥有大量宫女的南方起义者，如果说他定都天京前还算一个英雄，那么他衰老得实在太快了，比刘邦、朱元璋和李自成还要快，像所有末代皇帝那样满脸皱纹。因此他只能死在他的死敌咸丰皇帝的前面。“天京之变”的相互残杀，不过是将一个恶性循环的历史周期大大缩短了而已。而曾国藩是善于抓住并利用这些弱点的人。这导致了不该失败的骁勇的英王，陷入了曾是他手下败将的曾国藩精心设计的陷阱，蒙受了无法洗刷的耻辱。
但我以为，远离天京宫闱之争的英王是明智的：他可能害怕自己也衰老得太快。而死在二十五岁的英王是幸运的。他赶在自己没有衰老之前，赶在另一个恶性循环周期开始之前就悲壮地死掉是幸运的。
英王永远也无法返回那里了：是那里而不是这里，不是我此刻徘徊的地方———门外正传来麻酥酥的流行曲和回收旧电器的吆喝声，并闪过一个金黄头发的蜂腰肥臀的女人；门内那个脏兮兮的孩子撇下我，只将一双好奇的眼睛盯着地面，自顾自地玩耍着。然而英王只有远离了天京或英王府，他也许才能看清：王府壁上的彩画与外面广大的原野、无数饿殍和绵延不绝的逃荒者之间，存在着无形的裂沟与对峙；才能看清站在任家坡便能越过城墙眺见的古老大河已衰老得很久了。只是英王已来不及了。这个来自广西藤县的农民的儿子，甚至来不及注视一下他曾幻想过的天空，来不及抚摸它所热爱的庄稼和水车，或者摸一下那个脏兮兮的孩子的光头……
历史止不住英王的血喷向彩画下面那苦难的大地，但英王的血也是贫瘠的，无法滋润那个更加贫瘠的年代。
我忽然感到在王府的内与外之间存在着一场暴雨的迹象。它也许已下了好多世纪，但却很少打湿过那金黄色的琉璃瓦，以及它下面的旗鼓石和上马石。“被久久围困的安庆城，人肉卖到了多少钱一斤呀！”清兵攻入安庆城后，像对待扬州、嘉定一样，任意抢劫，疯狂屠杀，全城大部分房屋被烧毁，妇女们纷纷上吊、投水、跳井……。“人民”从来都是苦难的承受者，以及一方胜利时广场上的狂欢者，而不可能是俯看狂欢的人。湘勇和太平军均来自农民，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一场内耗性的漫长战争，只不过是一部分“农民”与另一部分“农民”在彼此杀戮。用血和头颅不断循环、演绎的中国王朝更替史，一直就缺乏从内部进行不流血的和平变革的内在机制。除了愤然起义然后相互血战，除了精心密谋然后格杀九族，一些人头颅落地了，一些人戴上了花翎。总督府不过取代了英王府，或者相反。
历史的幽灵总会在某个地点徘徊，但它只能影子似的存在，并作为秘密叫喊的一部分，以及持续不断的回声的一部分。
我在这座是英王府也是总督府的老屋待了一会儿。如今它成了文物而受到保护，因此与周围新起的建筑相比，便愈加显得低矮而破败了。如此看来，我的接近报废的“坐骑”停靠在它的门外是适当的。但我到这儿已无法见到英王了。英王呀英王。我只迟到了一步。英王骑着白马丢下英王府而去，他让它彻底荒芜、倾圮，让它开裂的墙体和瓦楞长出青苔和杂草。它回到了在它之外的昏暗的民间，无可选择地成了平民的居所，并让繁衍多少代后出现的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在这个阳光强烈的夏日被我昏暗地注视，尽管她们几乎不会看我一眼。我又想到英王娘，她隐姓埋名地活到了二十世纪，近乎一个神话。天京陷落时她女扮男装才得以逃出，并携子辗转回到故乡湖北麻城，护佑着英王的子嗣艰难活过十九世纪苦难而悲郁的黄昏。那么她是否秘密回到安庆寻访过英王府，重温那发黄的迷离旧梦？这一点不得而知。如今，仅残存3636平方米的“英王府”是破落的，孤零零的。但我发现这座老屋的深处并不平静。它被两个分裂的自我咬啮着，撕扯着：“英王府”和“总督府”仍在进行着看不见的厮杀和较量，却同时又被老宅的结构统摄在一起，以至于难以被我们察觉。
自从一八六一年刷上第一层白垩土后，这座没有英王的英王府就被各种各样的当权者所占据，并加以重新命名，以致后人难以找到它。但唯一的英王府仍在那儿，并始终是空空荡荡的，至今也没有人能占据它虚蹈的空阔。历史不可解之处正在于它仍是可解的。这也就是历史更多地让我们记住它的原因，记住它其中的一个响亮名字：英———王———府！
二○○○年九月十日
我相信存在着一种叫做历史幽灵的东西。
当然，这样的幽灵并非随处都能碰到，至少在正统的史学家们所勾描的历史图表中不大可能存在。那儿的确太坚硬太冷漠了，缺乏幽灵饥渴时所必须有的存在的血肉，无人收割的野麦地以及超时空的丰沛雨水。尽管我有时能直感到它的存在，但仍无法告诉你它是什么。
八月的一天，当我穿行于任家坡拥挤的菜市，找到45—59号这座低黯而破败的砖木老宅时，我只能蹩过摆在门口商贩的摊子，将旧自行车停在“英王府”门廊下。一个光腚的脏兮兮的孩子，从门内看见了我。而我看到了另一种光线，或者说是一种与光线相反的东西。它栖落于满壁的尘灰和烟色之上，但我无法看清它所照着的幽秘里潜藏着什么。在这座建筑的残存部分与那毁掉部分遥相对称之间，我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震撼，还有一些恍惚和无所适从。
屋内无疑充斥着一百四十年来无法避免的混杂而犹疑的气味。到处都堆放着日常杂物和工具，几个妇女在各自的门口拣菜或洗衣，但均被统一在滞重灰暗的色调里，只有侧面一点稍稍有些发亮。她们不过在证实这座老式建筑最切近的一个角色。我忽然想到英王娘。这个会使单刀的勇敢女子名叫蒋桂良，天京事变后她一直住在英王府内，直到一八六○年安庆保卫战打得最激烈时，她携幼子陈天保被强行送出安庆城。那时陈玉成已做好拼死一战的准备。
然而，此刻我还能不能称它为“英王府”？如果我说我当下是站在曾国藩的“总督府”，也不能说我完全讲错。
这座王府的前身，是清康熙年间建的任塾宅第。陈玉成将它略加改造，占地约14275平方米，主体建筑由三组房屋构成，东西各蝉联偏殿，外围有住宅、更楼和花园等。十九世纪中叶的南方起义者们，试图在地上建造天国式的乌托邦，但落实在地上的基脚和结构，却很难保证它不是封建王宫或府第的再次翻版。悲壮的安庆保卫战之后，它一点没费事就成了曾国藩的两江督府，只不过将那满壁的彩画涂掉而已。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督帅行署，伪英王府也。在城西门，府屋颇多，不华美，亦不甚大，满壁皆彩画。”后来它又被李鸿章那厮所占据，继而成了李鸿章从子李丹崖的太史第。
可以想象得到，第一批冲进英王府的湘勇们必定被那满屋的彩画惊呆了，以致后来粉刷它们时显得并不彻底，曾国藩入住时不得不再次下令将残存的彩画清除干净，不留一点痕迹。衰弱且患有头晕症的曾大人，必定怕见这些充满理想狂热的彩画，那里描绘的是一个奇异的离经叛道的世界。但这些光怪陆离的彩画并不单纯，它不过是一个畸形而诡异的混合物。这些来自南方蛮荒地区的起义者，以神话般的想象力和原始图腾色彩，将西方的天主教、黄土地意识，以及封建正统观念混合在一起。即便如此，这些彩画也比清宫里僵化的九龙图要有活力。比如壁画“飞凤奔马”上那匹白色马上竟空无骑手，查遍所有太平天国绘马的壁画都是如此。原因在于太平军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威权。清廷诬称这些起义者为“长毛”，倒也没说错。他们解开辫子长发纷披，以此表达与“辫子”王朝势不两立的决心。
颇有意味的是，一百二十年后，专家们为了考证它是否就是当年的英王府，曾小心剥掉覆盖其上的六层白垩土，果真露出了“飞凤舞狮”“暗八仙”“飞凤奔马”“瓜瓞绵绵”等彩画。最下面一层必定就是曾国藩下令抹上去的那层白垩土了。一百二十年的沧桑变迁，在壁上积淀了六层厚的白垩土呀。那么，困守并最终战死的南方起义者，他们富于激情的悲剧性的游魂是否会随着这些重见天日的壁画而惊醒，并经受一九八一年安庆冬天的江风的猛烈吹拂？你不妨听听：在临近黎明时，又潮又黑的树枝冻上一层冰，大风吹得冰枝叮当乱响，就像铁镫的撞击声，仿佛一队肉眼看不见的天国骑兵，在扬子江北岸黑沉沉的树林里急驰，碰得马刀和铁镫嘎嘎乱响。
由此，我注意到两个被忽略的尖锐动词：涂抹与剔剥。它们隐含着遥相对峙的两种动作，交织于不同的历史现场并最终纠结在有关历史的书写中。涂抹意味着将拒斥的对象遮没掉，或者涂改它们，而历史的幽灵就在下面游离而出，徘徊良久。剔剥则意味着使被涂之物渐次呈现出来，还它以某种程度的真相。介于二者之间，你也许能看见幽灵一闪即逝。六层厚的白垩土呀，一百二十年历史的大花脸上，是不是也敷了这么厚的脂粉呀？
看起来，我已步入一百四十年后的老宅之内，但我必定仍站在那座英王府的外面，无法进入其中。没有英王的英王府是空的，黑洞洞的。一八五九年底英王已无法返回府内了。历经五次救援血战的英王，直到一八六一年九月仍被阻于集贤关外，遥望安庆城破时熊熊大火将江天烧得通红。英王血管里的血已经不像血，而像烧烫的水银了。我看见英王哭得像一块石头。他永远不能返回那里了。历史仅仅需要他再等待半年，同时也需要豆腐渣喂养的可耻叛徒来帮助他将最后的热血喷溅在那些彩画上！英王原本是可以待在天京处理朝政的，但他放弃了这一罩着黑幕的权位，主动请缨回到了安庆前线。这与他拒绝跟随有恩于他的石达开出走一样，可以见出英王陈玉成所具有的政治智慧。
发生在一八五八年前后中国两大敌对营垒之间的较量，主要是在年轻、慓悍、激情的陈玉成，与衰老、顽强、诡诈的曾国藩之间进行的。可以想见，披着长发骑在战马上的英王是怎样的英武而飘逸！尽管隔得很远，你仍能闻见那马汗和晒得滚热的马鞍皮子的混合气味。这与谨小慎微扎着长辫子、不会骑马、衰老而精明的曾国藩形成了鲜明对比。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就呈现在这种尖锐对比之中，并迫使王宫或王府之外的广大原野、稻禾、船只，以及鸟群加入到这种对峙之中。然而，解辫子的人却不敌扎辫子的人。问题也许在于“长发”都是一样的，只是“扎”与“解”的动作不同罢了。比如曾国藩在就寝前，岂能不把辫子解开来，以减轻噩梦中那条青花毒蛇对他“脑袋”的缠绞？再说藩大人还有擅长看相的本领，史传上说“国藩为人威重，目三角有棱。每对客人注视多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可他为什么就看不出大清王朝的“败相”？
历史期待着剪辫子的人，一直渴求他出现。尽管陈玉成做不到这一点，但英王依然是我心目中最后一位中国古典时代的农民英雄。他让我想起公元前的项羽和二十世纪的切·格瓦拉。然而在古典时代，农民英雄大都“长不大”，或者说他们衰老得太快了。比如洪秀全，这个大做天王且拥有大量宫女的南方起义者，如果说他定都天京前还算一个英雄，那么他衰老得实在太快了，比刘邦、朱元璋和李自成还要快，像所有末代皇帝那样满脸皱纹。因此他只能死在他的死敌咸丰皇帝的前面。“天京之变”的相互残杀，不过是将一个恶性循环的历史周期大大缩短了而已。而曾国藩是善于抓住并利用这些弱点的人。这导致了不该失败的骁勇的英王，陷入了曾是他手下败将的曾国藩精心设计的陷阱，蒙受了无法洗刷的耻辱。
但我以为，远离天京宫闱之争的英王是明智的：他可能害怕自己也衰老得太快。而死在二十五岁的英王是幸运的。他赶在自己没有衰老之前，赶在另一个恶性循环周期开始之前就悲壮地死掉是幸运的。
英王永远也无法返回那里了：是那里而不是这里，不是我此刻徘徊的地方———门外正传来麻酥酥的流行曲和回收旧电器的吆喝声，并闪过一个金黄头发的蜂腰肥臀的女人；门内那个脏兮兮的孩子撇下我，只将一双好奇的眼睛盯着地面，自顾自地玩耍着。然而英王只有远离了天京或英王府，他也许才能看清：王府壁上的彩画与外面广大的原野、无数饿殍和绵延不绝的逃荒者之间，存在着无形的裂沟与对峙；才能看清站在任家坡便能越过城墙眺见的古老大河已衰老得很久了。只是英王已来不及了。这个来自广西藤县的农民的儿子，甚至来不及注视一下他曾幻想过的天空，来不及抚摸它所热爱的庄稼和水车，或者摸一下那个脏兮兮的孩子的光头……
历史止不住英王的血喷向彩画下面那苦难的大地，但英王的血也是贫瘠的，无法滋润那个更加贫瘠的年代。
我忽然感到在王府的内与外之间存在着一场暴雨的迹象。它也许已下了好多世纪，但却很少打湿过那金黄色的琉璃瓦，以及它下面的旗鼓石和上马石。“被久久围困的安庆城，人肉卖到了多少钱一斤呀！”清兵攻入安庆城后，像对待扬州、嘉定一样，任意抢劫，疯狂屠杀，全城大部分房屋被烧毁，妇女们纷纷上吊、投水、跳井……。“人民”从来都是苦难的承受者，以及一方胜利时广场上的狂欢者，而不可能是俯看狂欢的人。湘勇和太平军均来自农民，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一场内耗性的漫长战争，只不过是一部分“农民”与另一部分“农民”在彼此杀戮。用血和头颅不断循环、演绎的中国王朝更替史，一直就缺乏从内部进行不流血的和平变革的内在机制。除了愤然起义然后相互血战，除了精心密谋然后格杀九族，一些人头颅落地了，一些人戴上了花翎。总督府不过取代了英王府，或者相反。
历史的幽灵总会在某个地点徘徊，但它只能影子似的存在，并作为秘密叫喊的一部分，以及持续不断的回声的一部分。
我在这座是英王府也是总督府的老屋待了一会儿。如今它成了文物而受到保护，因此与周围新起的建筑相比，便愈加显得低矮而破败了。如此看来，我的接近报废的“坐骑”停靠在它的门外是适当的。但我到这儿已无法见到英王了。英王呀英王。我只迟到了一步。英王骑着白马丢下英王府而去，他让它彻底荒芜、倾圮，让它开裂的墙体和瓦楞长出青苔和杂草。它回到了在它之外的昏暗的民间，无可选择地成了平民的居所，并让繁衍多少代后出现的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在这个阳光强烈的夏日被我昏暗地注视，尽管她们几乎不会看我一眼。我又想到英王娘，她隐姓埋名地活到了二十世纪，近乎一个神话。天京陷落时她女扮男装才得以逃出，并携子辗转回到故乡湖北麻城，护佑着英王的子嗣艰难活过十九世纪苦难而悲郁的黄昏。那么她是否秘密回到安庆寻访过英王府，重温那发黄的迷离旧梦？这一点不得而知。如今，仅残存3636平方米的“英王府”是破落的，孤零零的。但我发现这座老屋的深处并不平静。它被两个分裂的自我咬啮着，撕扯着：“英王府”和“总督府”仍在进行着看不见的厮杀和较量，却同时又被老宅的结构统摄在一起，以至于难以被我们察觉。
自从一八六一年刷上第一层白垩土后，这座没有英王的英王府就被各种各样的当权者所占据，并加以重新命名，以致后人难以找到它。但唯一的英王府仍在那儿，并始终是空空荡荡的，至今也没有人能占据它虚蹈的空阔。历史不可解之处正在于它仍是可解的。这也就是历史更多地让我们记住它的原因，记住它其中的一个响亮名字：英———王———府！
二○○○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