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墙
墙迄今仍是我们未曾解透的事物之一。甚至可以说，墙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墙从远古绵亘到现代，从边境的烽燧伸延到浩大的皇城，直到当下我居住的陋室的四周。从窗口看去，密密麻麻的墙体构成了城市的骨骼、肌肉和表情（包括墙上的标语和广告）。在城市和乡镇，通衢和窄巷大都是在墙和墙之间穿行与出没。智者说，如果一堵墙想见另一堵墙，它就说：“墙角见。”而愚者说，一个人想与一堵墙亲密接触，莫过于“不撞南墙不回头”。事实上，在墙角那儿，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人的秘密，以及墙的秘密。
墙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初级的和基本的标志。即便游牧民族也得使用各种材料装成的篷屋，以便把更小的血缘单位隔离开来。墙注定必须具备一种特殊身份，它始终处在一种边缘状态，站在内外、明暗、显隐、攻防之间，否则墙便不成其为墙。因此，墙的存在标划了类似边境或底线那样的东西。越过了墙就意味着突破某个区域的界线，从而进入它的腹地。因此墙的拒斥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墙与墙的对峙、墙与路的交锋，甚至墙与手的冲突。孟姜女哭倒长城与耶路撒冷的哭墙，都是在这种漫长争锋中留下来的传说和遗迹。事实上，在墙那儿，一切暗面之物皆遁形了，隐匿了。只有人的反抗和诉说才能使它无所隐遁，诸如一代人的愤怒、诅咒或赞美必定显露在墙的脸上！你想想，一个孟姜女就可以哭倒长城吗？其实城墙上早已布满了愤怒的手印，那手掌拍打造成的裂缝像粗大的道路穿过黎明和夜晚，甚至震绽了死亡堞口上的蔷薇。柏林墙是冷战和专制的象征，如今它又成为缅怀过去的镜子。艺术家在它上面涂鸦，政治家在它面前作秀，至于那些弹孔般的眼窝和越墙者的尸体还会被记住多少？在巴以之间，在伊拉克，新的隔离墙会成为另一道哭墙吗？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个孩子在向隔离墙撒尿，另一个孩子忙于在墙上涂鸦。正是在这里，我甚至听见了墙的笑声。
墙除了哭还会笑吗？墙的笑声听起来既稚拙又苍老，像喜剧中的老头在用一张瘪嘴说笑话。
但纸墙是惟一的例外。在我记事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满世界的纸墙。那时候，凡有墙的地方都可能糊满大字报。大人们都不知疲倦地糊呵，糊呵，从早晨一直糊到夜晚，他们拿出了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糊上大字报的气势。于是世界上最漫长的纸墙出现了。当它出现时，人墙也随之出现。然而人墙总比纸墙矮一点。那时候，我只能在大人们的腿缝里乱钻，否则就只能望着人墙上的纸墙发呆：那上面有一行比人头更高的黑漆漆的标题，接着是一组像炸弹一样劈空而下的惊叹号！有一天，邻近一幢宿舍楼内有个教授“畏罪自杀”。在大操场开批判会那天，他的两个女儿在纸墙上贴了一张“与反动父亲划清界线”的声明。因那张纸没糊牢，下方的一角被风掀起，哗啦啦地响，“死有余辜”几个字也哗啦啦地响。晚上我看见那张纸被风吹翻了过去，像白毛女散乱的头发竖在墙上，令我不寒而栗。我听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位中学生只因说了“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被围在纸墙和人墙之间接受批斗，有人还责令其父“揭发”。可怜他父亲不愿伤害儿子，迫不得已选择了卧轨自杀。如果墙体在我的意识里出现，还夹带着一个苹果的碎片，请不要以为那是怪诞。
纸墙只会哭，不会笑。永远不会。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墙的出现是为了从四面八方阻截路的，但反过来却逻辑在先地预设了路的存在，并让路从墙下或两堵墙之间曲折穿过。如果没有路，墙就不能貌似中间人，像冷静的法官那样置之度外地倾听人们的隐私和纷争。有一天，我经过上班的必经之地———市政府时，看见南边围墙边又聚集着一些人。等我走近后才发现，墙上新贴了一纸“呼告书”，下方署名是“四方城居民”。
“呼告书”的内容原来是四方城居民在抗议强蛮拆迁。我好多年没去过四方城了。但我仍不断在老辈回忆的文字中见到它。不仅如此，我叙述的一个历史人物韩衍，也在二十世纪初叶的四方城居住。一九一二年正月的一个夜晚，他根本没想到出门后就再也不能回来，从墙角射出的一串子弹洞穿了他，然后嵌入他背后那绵亘而来的古城墙。当他最后一瞥江城以及大片微暗的灯火时，四方城也薄得像一张纸，或者风中的一片落叶。
但此刻我看见，斑驳的老墙还是从纸上洇了出来，还有屋檐、老井和居住者捏紧的拳头。这是墙和墙相遇相击的另一种方式吗？信访局的门紧闭着。呼告书事实上就贴在距门不远处。现在看来，市府让信访局在南围墙另开门是有道理的。因为市府的东大门必须保持肃静与整洁，以便维持一种权力的威严。我突然觉得，开在围墙上的门更像围墙，当你觉得它是门时，你其实上当了。在这儿，门永远是为权力者设计的。这种暗藏玄机的权力象征常常被草民所忽视。他们以为只要有门就意味着道路可以穿越围墙了，可以更近地抚摸深藏在心底的某种愿望了。门其实是一种假象。它欺骗了我们，而我们并不知道。在我看来，它更多的是墙上的墙而已。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的一次演讲中说，在他内心的墙上镌刻一句话：若要在高耸的坚墙与以卵击石的鸡蛋之间作选择，我永远会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不管那高墙多么正当，那鸡蛋多么咎由自取。村上春树也许忘了，所有的历史转折都是从“以卵击石”开始的，如果每个“鸡蛋”都忧惧“石头”的坚硬和不可战胜，那么历史将无法跨过这堵厚墙而向前迈进。
被墙规定的路已丧失了路的活力。可偏偏有些路为了获得墙的认可而从四野爬到大墙边来，而另一些路则像幽灵一样，在墙体森严的地方寻找一种可能并将墙也当作潜在的暗道。在这个意义上，墙本身就具备了道路的特质。
死者转身拐入他们的锁里
而我像门柄上的一只手醒来。明天
在古老的墙上行进，在它的
门上的地方有我那充满黑暗的
外衣。
（默温《认识》）
尽管墙扭断路的方式很特别，但它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可能的道路之一。有一幅大型版画《鬼打墙———拓印长城》与众不同。它的制作过程是一群人在夜晚用巨大的白纸拓印长城，他们用手拍打金山岭长城的城墙，其声音之悠扬、之悲凉、之诡秘，如同一群紧粘在墙上的历史幽灵。以这种方式制作出来的长城拓片，竟有了一种重返原生态所带来的震撼效果。不管画家徐冰怀有怎样的寓意，他也许是希望在长城的古墙上窥见那隐没已久的道路。当潜伏在专制梦魇下的生满野草的民间暗道，像蜂群般的幽灵那样从深渊里浮升上来时，后来者必定会感受到那些已逝的孤独个体聚在一起的亮光和温暖。那些不可替代的思想个体才拥有灵魂，而坚冷的高墙没有，墙脚下喧嚣的人群也没有。
二○○九年五月中旬
墙迄今仍是我们未曾解透的事物之一。甚至可以说，墙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墙从远古绵亘到现代，从边境的烽燧伸延到浩大的皇城，直到当下我居住的陋室的四周。从窗口看去，密密麻麻的墙体构成了城市的骨骼、肌肉和表情（包括墙上的标语和广告）。在城市和乡镇，通衢和窄巷大都是在墙和墙之间穿行与出没。智者说，如果一堵墙想见另一堵墙，它就说：“墙角见。”而愚者说，一个人想与一堵墙亲密接触，莫过于“不撞南墙不回头”。事实上，在墙角那儿，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人的秘密，以及墙的秘密。
墙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初级的和基本的标志。即便游牧民族也得使用各种材料装成的篷屋，以便把更小的血缘单位隔离开来。墙注定必须具备一种特殊身份，它始终处在一种边缘状态，站在内外、明暗、显隐、攻防之间，否则墙便不成其为墙。因此，墙的存在标划了类似边境或底线那样的东西。越过了墙就意味着突破某个区域的界线，从而进入它的腹地。因此墙的拒斥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墙与墙的对峙、墙与路的交锋，甚至墙与手的冲突。孟姜女哭倒长城与耶路撒冷的哭墙，都是在这种漫长争锋中留下来的传说和遗迹。事实上，在墙那儿，一切暗面之物皆遁形了，隐匿了。只有人的反抗和诉说才能使它无所隐遁，诸如一代人的愤怒、诅咒或赞美必定显露在墙的脸上！你想想，一个孟姜女就可以哭倒长城吗？其实城墙上早已布满了愤怒的手印，那手掌拍打造成的裂缝像粗大的道路穿过黎明和夜晚，甚至震绽了死亡堞口上的蔷薇。柏林墙是冷战和专制的象征，如今它又成为缅怀过去的镜子。艺术家在它上面涂鸦，政治家在它面前作秀，至于那些弹孔般的眼窝和越墙者的尸体还会被记住多少？在巴以之间，在伊拉克，新的隔离墙会成为另一道哭墙吗？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个孩子在向隔离墙撒尿，另一个孩子忙于在墙上涂鸦。正是在这里，我甚至听见了墙的笑声。
墙除了哭还会笑吗？墙的笑声听起来既稚拙又苍老，像喜剧中的老头在用一张瘪嘴说笑话。
但纸墙是惟一的例外。在我记事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满世界的纸墙。那时候，凡有墙的地方都可能糊满大字报。大人们都不知疲倦地糊呵，糊呵，从早晨一直糊到夜晚，他们拿出了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糊上大字报的气势。于是世界上最漫长的纸墙出现了。当它出现时，人墙也随之出现。然而人墙总比纸墙矮一点。那时候，我只能在大人们的腿缝里乱钻，否则就只能望着人墙上的纸墙发呆：那上面有一行比人头更高的黑漆漆的标题，接着是一组像炸弹一样劈空而下的惊叹号！有一天，邻近一幢宿舍楼内有个教授“畏罪自杀”。在大操场开批判会那天，他的两个女儿在纸墙上贴了一张“与反动父亲划清界线”的声明。因那张纸没糊牢，下方的一角被风掀起，哗啦啦地响，“死有余辜”几个字也哗啦啦地响。晚上我看见那张纸被风吹翻了过去，像白毛女散乱的头发竖在墙上，令我不寒而栗。我听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位中学生只因说了“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被围在纸墙和人墙之间接受批斗，有人还责令其父“揭发”。可怜他父亲不愿伤害儿子，迫不得已选择了卧轨自杀。如果墙体在我的意识里出现，还夹带着一个苹果的碎片，请不要以为那是怪诞。
纸墙只会哭，不会笑。永远不会。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墙的出现是为了从四面八方阻截路的，但反过来却逻辑在先地预设了路的存在，并让路从墙下或两堵墙之间曲折穿过。如果没有路，墙就不能貌似中间人，像冷静的法官那样置之度外地倾听人们的隐私和纷争。有一天，我经过上班的必经之地———市政府时，看见南边围墙边又聚集着一些人。等我走近后才发现，墙上新贴了一纸“呼告书”，下方署名是“四方城居民”。
“呼告书”的内容原来是四方城居民在抗议强蛮拆迁。我好多年没去过四方城了。但我仍不断在老辈回忆的文字中见到它。不仅如此，我叙述的一个历史人物韩衍，也在二十世纪初叶的四方城居住。一九一二年正月的一个夜晚，他根本没想到出门后就再也不能回来，从墙角射出的一串子弹洞穿了他，然后嵌入他背后那绵亘而来的古城墙。当他最后一瞥江城以及大片微暗的灯火时，四方城也薄得像一张纸，或者风中的一片落叶。
但此刻我看见，斑驳的老墙还是从纸上洇了出来，还有屋檐、老井和居住者捏紧的拳头。这是墙和墙相遇相击的另一种方式吗？信访局的门紧闭着。呼告书事实上就贴在距门不远处。现在看来，市府让信访局在南围墙另开门是有道理的。因为市府的东大门必须保持肃静与整洁，以便维持一种权力的威严。我突然觉得，开在围墙上的门更像围墙，当你觉得它是门时，你其实上当了。在这儿，门永远是为权力者设计的。这种暗藏玄机的权力象征常常被草民所忽视。他们以为只要有门就意味着道路可以穿越围墙了，可以更近地抚摸深藏在心底的某种愿望了。门其实是一种假象。它欺骗了我们，而我们并不知道。在我看来，它更多的是墙上的墙而已。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的一次演讲中说，在他内心的墙上镌刻一句话：若要在高耸的坚墙与以卵击石的鸡蛋之间作选择，我永远会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不管那高墙多么正当，那鸡蛋多么咎由自取。村上春树也许忘了，所有的历史转折都是从“以卵击石”开始的，如果每个“鸡蛋”都忧惧“石头”的坚硬和不可战胜，那么历史将无法跨过这堵厚墙而向前迈进。
被墙规定的路已丧失了路的活力。可偏偏有些路为了获得墙的认可而从四野爬到大墙边来，而另一些路则像幽灵一样，在墙体森严的地方寻找一种可能并将墙也当作潜在的暗道。在这个意义上，墙本身就具备了道路的特质。
死者转身拐入他们的锁里
而我像门柄上的一只手醒来。明天
在古老的墙上行进，在它的
门上的地方有我那充满黑暗的
外衣。
（默温《认识》）
尽管墙扭断路的方式很特别，但它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可能的道路之一。有一幅大型版画《鬼打墙———拓印长城》与众不同。它的制作过程是一群人在夜晚用巨大的白纸拓印长城，他们用手拍打金山岭长城的城墙，其声音之悠扬、之悲凉、之诡秘，如同一群紧粘在墙上的历史幽灵。以这种方式制作出来的长城拓片，竟有了一种重返原生态所带来的震撼效果。不管画家徐冰怀有怎样的寓意，他也许是希望在长城的古墙上窥见那隐没已久的道路。当潜伏在专制梦魇下的生满野草的民间暗道，像蜂群般的幽灵那样从深渊里浮升上来时，后来者必定会感受到那些已逝的孤独个体聚在一起的亮光和温暖。那些不可替代的思想个体才拥有灵魂，而坚冷的高墙没有，墙脚下喧嚣的人群也没有。
二○○九年五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