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礼部尚书梁硕刚刚上任，杨崇就提出职务回避问题，还要吏部拿出官员互调的方案，表面上是对梁硕的帮助，显示吏部的权力，实际上杨崇和梁硕看的是刘林甫。刘林甫是个干才，知人之鉴，但是前几年李世民还在到处折腾，对刘林甫的态度是不可不用不可大用，现在杨崇想大用，就需要看看刘林甫到底是什么心思。
西周分封八百路诸侯，世代相袭；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度，派郡守、县令去管理地方，就是流官，子公司的老总变成打工仔，职位不能世袭，任命权操纵在朝廷之手。但是依旧是士族为上，注定是血缘、地缘的社会，下面的人有的是办法，在替老板看羊的时候，把羊毛剪剪；甚至在羊多的时候，诓走只把羊。
汉朝开始有了包括籍贯回避在内的任官回避制度，东汉桓帝时，就规定“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名士史弼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他的妻子娘家在山阳辖内，于是史弼上书请求回避，调任平原相。因为官员在一个地方做久了，还是仿若诸侯，需要过几年调整一下。
天下初定，全国大部分的州府都有诏使授官的权力，包括杨崇在河西也是这样操作的，应选人不用到京师吏部，都是一方大员做好名册送入长安。但是现在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没有外敌，往往内争，杨崇不想出现地域之争。
梁硕以不熟悉吏部情况为由，这件事不显山不显水地交到了吏部侍郎刘林甫手上。朝廷铨选原来每年自十一月开始，至次年春结束，大量的官员在长安过年，事情积压在一起，选限的时间迫促，难以精细。刘林甫现在采取四季随到随选，随时注拟官职，看到官员互调的要求，便拟定了一个方案。
梁硕在政事堂只能叹了一口气，杜淹长期以来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刘林甫看重的是所谓量才是举，这样一来，寒门和军中出身的人在很多方面就显得能力不足；只不过在平日里随时安排中不明显，但是在方案和统计数字面前躲不过去。
崔处直看完方案说：“不妥，知县百里侯，照理说做知县胜过在长安做一个小小的京官，但是吏部的方案会让人对西北、西南、岭南等偏僻之地视为畏途。在当地的工作艰难不说，而且远离中枢，升迁较难；所以一定要有互调，不能因为这个人能在那里沉下身子，就把人留在那里，有些人投机取巧，反而一路顺风。”
崔处直说得还是有些技巧，但是政事堂的大佬们都听懂了，刘林甫在询问很多人后，方案涉及到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但是量才是举的前提限制了官员互调。杜淹毕竟刚刚离开吏部，比梁硕还有发言权：“那就三届九年为限，到了九年，不管如何，吏部都要做出调动。”
杨崇颔首问：“那这一次的调动什么时候开始。”
梁硕果断地说：“过完年就开始，主要是在一地任职五年以上的官员。”
皇甫无逸附和说：“应该从高层开始，留守司、转运使一级五年以上的官员先动。”
这个名单很有限，就是洛阳留守张瑾、涿郡留守徐世绩、太原副留守元宝藏、江南转运使寇九珙等人，但都是关键职位和关键人物。
杨崇从政事堂出来，坐在马车里还在考虑这次人员变更的得失，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所以同一件事的角度也不一样。不过皇甫无逸的看法也有道理，人都是会变的，辅公佑在另一个时空可是最后造反的人。
马车在闹市中停住了，这可是朱雀大道，有什么事闹到大街中心，杨崇能听到护卫的反应，但是一声“玄奘”的叫喊让杨崇发笑，按时间，这个和尚是应该出现了。杨崇问张亮：“可是个年轻和尚？”
张亮过去问后回来说：“不止一个和尚，不过草堂寺僧人围住的是一个叫玄奘的和尚，看样子有人动了手，玄奘吃了点亏。听原因是玄奘正在寻找僧人，准备组团去天竺取经。”
还是碰上了，上次陵禅寺慧和主持来拜访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张狂的年轻和尚，去西域学习佛法不是问题，关键是玄奘称之为真经，那将中原的佛门置于何地。杨崇轻笑道：“把所有人都带回去，我来问话。”
张亮不明所以，还是把一干人等押回了越王府，杨崇稍微一问便清楚，玄奘对草堂寺推行的几种佛学流派都看不上眼，但是玄奘在僧人中辩才无二，不同的场合下多次让草堂寺下不了台，数位高僧受辱。这些僧人今天正好在大街上遇到玄奘，三言两语便再起争论，说到激烈的地方，有僧人忍不住动了手。
杨崇将草堂寺的僧人训斥了几句，便让他们到外面候着，单独召见玄奘，询问玄奘经历和今天的事由；玄奘幼年跟父亲学《孝经》等儒家典籍，十岁受大理寺卿郑善果激赏，破格随二兄长捷法师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后来洛阳战乱，玄奘与长捷离开洛阳赴四川，到成都听宝暹讲《摄论》、跟道基学、《阿毗昙论》、在道振处学习《发智论》。最后入汉川，在成都受具足戒，玄奘从此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
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玄奘师从南北流派，深感佛经翻译有误，造成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
争论是难免的，佛门分成数以千计的寺庙，每家都有点小九九，都是正常的，只是玄奘年轻气盛，又有郑家这样的门阀支持，因此回到长安后，玄奘与天竺僧波颇交流后，发愿西行求法，准备到天竺烂陀寺直探原典，重新翻译，以求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这就触及了草堂寺的底线。
西周分封八百路诸侯，世代相袭；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度，派郡守、县令去管理地方，就是流官，子公司的老总变成打工仔，职位不能世袭，任命权操纵在朝廷之手。但是依旧是士族为上，注定是血缘、地缘的社会，下面的人有的是办法，在替老板看羊的时候，把羊毛剪剪；甚至在羊多的时候，诓走只把羊。
汉朝开始有了包括籍贯回避在内的任官回避制度，东汉桓帝时，就规定“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名士史弼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他的妻子娘家在山阳辖内，于是史弼上书请求回避，调任平原相。因为官员在一个地方做久了，还是仿若诸侯，需要过几年调整一下。
天下初定，全国大部分的州府都有诏使授官的权力，包括杨崇在河西也是这样操作的，应选人不用到京师吏部，都是一方大员做好名册送入长安。但是现在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没有外敌，往往内争，杨崇不想出现地域之争。
梁硕以不熟悉吏部情况为由，这件事不显山不显水地交到了吏部侍郎刘林甫手上。朝廷铨选原来每年自十一月开始，至次年春结束，大量的官员在长安过年，事情积压在一起，选限的时间迫促，难以精细。刘林甫现在采取四季随到随选，随时注拟官职，看到官员互调的要求，便拟定了一个方案。
梁硕在政事堂只能叹了一口气，杜淹长期以来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刘林甫看重的是所谓量才是举，这样一来，寒门和军中出身的人在很多方面就显得能力不足；只不过在平日里随时安排中不明显，但是在方案和统计数字面前躲不过去。
崔处直看完方案说：“不妥，知县百里侯，照理说做知县胜过在长安做一个小小的京官，但是吏部的方案会让人对西北、西南、岭南等偏僻之地视为畏途。在当地的工作艰难不说，而且远离中枢，升迁较难；所以一定要有互调，不能因为这个人能在那里沉下身子，就把人留在那里，有些人投机取巧，反而一路顺风。”
崔处直说得还是有些技巧，但是政事堂的大佬们都听懂了，刘林甫在询问很多人后，方案涉及到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但是量才是举的前提限制了官员互调。杜淹毕竟刚刚离开吏部，比梁硕还有发言权：“那就三届九年为限，到了九年，不管如何，吏部都要做出调动。”
杨崇颔首问：“那这一次的调动什么时候开始。”
梁硕果断地说：“过完年就开始，主要是在一地任职五年以上的官员。”
皇甫无逸附和说：“应该从高层开始，留守司、转运使一级五年以上的官员先动。”
这个名单很有限，就是洛阳留守张瑾、涿郡留守徐世绩、太原副留守元宝藏、江南转运使寇九珙等人，但都是关键职位和关键人物。
杨崇从政事堂出来，坐在马车里还在考虑这次人员变更的得失，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所以同一件事的角度也不一样。不过皇甫无逸的看法也有道理，人都是会变的，辅公佑在另一个时空可是最后造反的人。
马车在闹市中停住了，这可是朱雀大道，有什么事闹到大街中心，杨崇能听到护卫的反应，但是一声“玄奘”的叫喊让杨崇发笑，按时间，这个和尚是应该出现了。杨崇问张亮：“可是个年轻和尚？”
张亮过去问后回来说：“不止一个和尚，不过草堂寺僧人围住的是一个叫玄奘的和尚，看样子有人动了手，玄奘吃了点亏。听原因是玄奘正在寻找僧人，准备组团去天竺取经。”
还是碰上了，上次陵禅寺慧和主持来拜访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张狂的年轻和尚，去西域学习佛法不是问题，关键是玄奘称之为真经，那将中原的佛门置于何地。杨崇轻笑道：“把所有人都带回去，我来问话。”
张亮不明所以，还是把一干人等押回了越王府，杨崇稍微一问便清楚，玄奘对草堂寺推行的几种佛学流派都看不上眼，但是玄奘在僧人中辩才无二，不同的场合下多次让草堂寺下不了台，数位高僧受辱。这些僧人今天正好在大街上遇到玄奘，三言两语便再起争论，说到激烈的地方，有僧人忍不住动了手。
杨崇将草堂寺的僧人训斥了几句，便让他们到外面候着，单独召见玄奘，询问玄奘经历和今天的事由；玄奘幼年跟父亲学《孝经》等儒家典籍，十岁受大理寺卿郑善果激赏，破格随二兄长捷法师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后来洛阳战乱，玄奘与长捷离开洛阳赴四川，到成都听宝暹讲《摄论》、跟道基学、《阿毗昙论》、在道振处学习《发智论》。最后入汉川，在成都受具足戒，玄奘从此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
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玄奘师从南北流派，深感佛经翻译有误，造成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
争论是难免的，佛门分成数以千计的寺庙，每家都有点小九九，都是正常的，只是玄奘年轻气盛，又有郑家这样的门阀支持，因此回到长安后，玄奘与天竺僧波颇交流后，发愿西行求法，准备到天竺烂陀寺直探原典，重新翻译，以求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这就触及了草堂寺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