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顺先生是孔子六世孙，当代大儒，魏王慕其名曾聘为相国，但只是装门面，他的政治主张并不符合魏王的实际需要，终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主动辞职，隐居于大梁郊外。有弟子问他为什么不回鲁国家乡，他叹口气说：“秦有鲸吞天下之心，山东诸国却萎而不振，齐、楚、燕自以为祸远便曲意相交；三晋又首当其冲割地求安，如此二十年后，天下尽入秦国，哪里还有我的故国？随遇而安吧。”
他们这种人虽然淡泊名利，却有救世之心，信陵君当政后，他看到了天下的希望，就主动求见。
唐雎对儒家的政治主张持怀疑态度：“我听说儒家以‘仁义道德’为根本，用‘礼乐’教民，跟咱‘侠义’不同道，凑到一块儿就得辩论起来，还是不见为妙。”
朱亥却不同意他的观点：“常言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各家各派的意见都听听，避其所短，采其所长，有益无害；而且治理国家比打仗更复杂，咱们还缺乏经验，他毕竟当过相国，对咱们可能有帮助呢。”
信陵君点点头：“朱先生说的有道理，咱们还是接见吧。”
二人本是工作中的分岐，信陵君采纳较为正确的意见属正常现象，但唐雎却认为信陵君厚彼薄己，对朱亥更为信任，嘴上没说，心里却生隔阂，成为他后来没有与信陵君共始终的原因之一。
看到信陵君亲自出来恭恭敬敬地欢迎自己，子顺很高兴：“无怪大家都说公子谦逊和蔼，平易近人，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有这样的人执政，魏国中兴有望啦！”所以说了几句闲话就直截了当地问：“老朽想谈谈自己对于治国安邦的一些想法，不知公子可有兴趣听我唠叨？”
信陵君避席拱手：“能聆听先生教诲，乃无忌之幸也，但求言无不尽。”
子顺端起茶来喝了一口：“老朽就不客气啦。治理国家，首先要得人心，当然您过去在百姓中就很受爱戴，但那是您当诸公子的时候，如今身份变了，是执政的相国，就不能仅以个人对某些困厄的援救来获取国民的好感，而是要通过政策使魏国得到全体民众的支持。
当年曹刿与鲁庄公‘论战’，曾指出：‘小惠未徧，小信未孚’，得不到人民的普遍拥护，就不足以战；惟庄公能做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是‘忠之属也’。因而打败了强大的齐国，所以大小案件纠纷能否及时、公正的处理，是关系到民心向背的重要因素，执政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当然，为宰辅者，不必也不能事事处处都亲自察看处理，关键在善于用人以贤。各级官员都肯于尽职尽责，让人民安而无怨，何愁天下不太平、国家不兴旺？
但是，选用贤能是前提，执政还要循名责实，督促检察各级官员是否忠实尽职，对那些玩忽职守的，要严肃处理，不能循情手软，杀一儆百，是整顿吏治的重要手段；同时，对不称职的也要尽快调换，尸位素餐者不仅误事，还会传染给别人；此外，对官员的指导也很必要，不但奖励业绩突出的，还应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使全体官吏的工作能力通过取长补短逐渐提高。
要想治理好国家，执政既要明察秋毫地解决已出现的问题，更应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这就要求您居高临下俯视全局。人心如流水，趋利而避害固是常情，然不加疏导就会离开正道，自由泛滥，千里之堤，溃于一穴。‘防微杜渐’者，塞其小漏，以免扩大成灾；‘防患于未然’者，因势利导，清壅堵，除险礁，令其循道顺流，则可得灌溉航运之利，而无毁田舍，伤人畜之害了。要做到‘二防’，就需要有很高的认识能力和很强的预见性，当年郑国子产死前嘱咐将接任执政的子太叔：‘上古圣贤，以礼教民，使他们知羞耻、做正人，有错行而无罪恶，这当然是保障社会安定的上策，但惟有德者执行宽厚的政策，民众才会循道而行，可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要想仅凭说教来治国，已成梦幻；近世德衰，政策太宽厚，民众就会产生轻慢之心，不重视法律的威慑作用，容易违法犯罪，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威辅德。譬如火性猛烈，身近会有炙烤之痛，所以很少有人被烧死；水性柔弱，大家都喜欢进去嬉戏，结果溺毙许多，宽厚之政有如水，看似仁慈，其实害人。’
当然，严猛并不是要像‘商鞅变法’那么苛刻，连往路上倒灰都要砍掉手，使百姓甚至官吏都动辄得罪，不能正常的安定生活和工作，对国家的治理同样有危害。因此，‘宽与猛’二者要相辅相成，‘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便是我们儒家的‘中庸之道’，又或笑‘中庸’迂腐，其实它是政通人和的保障。
坦率地说，多年以来魏国的政纪松驰，官员玩忽职守，贪污受贿者比比皆是；民不聊生便挺而走险，不耕而获久则生幸取之心，视不义为当然，乃乱国之源也。公子执政，当先从猛下手。”
老先生滔滔不绝的说了半天，告辞要走，信陵君留他吃饭被他拒绝：“吾恐人说我是用口舌来换酒饭吃！”老头子的脾气也挺古怪，与他的孔子祖宗不一样了。
但他的建议对信陵君却很有帮助，在这个基础上，制订了一系列：清除惰性、惩治腐败、撤腐用贤，严刑以稳定社会、减赋以保护民生的政策，以保证发展生产、加强军备、提高综合国力这个基本国策的实施。
为了确保各项政策被认真执行，并且高效率、有成果，信陵君又根据“循名责实”，设立了对官员的考核制度：你担任什么职务，就必须有质、有量的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政绩优秀的，给予奖励，低劣的要受惩罚。针对当时的官场习气，他还特别强调：无论官、民，都必须讲真话，说实话，严禁欺上瞒下、阿谀奉承，对那些当面好话说尽，背地里坏事干绝的蛀虫，更要严惩不贷，情节严重、影响很坏的，处以极刑！
临近一年一度的“考核期”，魏王不止一次告诉信陵君：“听大臣们反映，邺郡守西门远志非常能干，清正廉明，工作认真负责，把邺郡治理得五谷丰登、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士卒训练有素，嗯，应该奖赏；那个西河郡守吴朋就不行了，天天喝得醉醺醺地白日睡大觉，不理政务，天旱了也不带百姓们去祈求下雨，反倒坐船去游玩，对这样的人，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信陵君只是听，没有表态，过了几天，他告诉魏王自己要去边境视察防务，留下唐雎在朝处理日常工作，只挑选了几个官员，悄悄的走了，为了不引人注意，穿的还是便衣。
他们这种人虽然淡泊名利，却有救世之心，信陵君当政后，他看到了天下的希望，就主动求见。
唐雎对儒家的政治主张持怀疑态度：“我听说儒家以‘仁义道德’为根本，用‘礼乐’教民，跟咱‘侠义’不同道，凑到一块儿就得辩论起来，还是不见为妙。”
朱亥却不同意他的观点：“常言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各家各派的意见都听听，避其所短，采其所长，有益无害；而且治理国家比打仗更复杂，咱们还缺乏经验，他毕竟当过相国，对咱们可能有帮助呢。”
信陵君点点头：“朱先生说的有道理，咱们还是接见吧。”
二人本是工作中的分岐，信陵君采纳较为正确的意见属正常现象，但唐雎却认为信陵君厚彼薄己，对朱亥更为信任，嘴上没说，心里却生隔阂，成为他后来没有与信陵君共始终的原因之一。
看到信陵君亲自出来恭恭敬敬地欢迎自己，子顺很高兴：“无怪大家都说公子谦逊和蔼，平易近人，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有这样的人执政，魏国中兴有望啦！”所以说了几句闲话就直截了当地问：“老朽想谈谈自己对于治国安邦的一些想法，不知公子可有兴趣听我唠叨？”
信陵君避席拱手：“能聆听先生教诲，乃无忌之幸也，但求言无不尽。”
子顺端起茶来喝了一口：“老朽就不客气啦。治理国家，首先要得人心，当然您过去在百姓中就很受爱戴，但那是您当诸公子的时候，如今身份变了，是执政的相国，就不能仅以个人对某些困厄的援救来获取国民的好感，而是要通过政策使魏国得到全体民众的支持。
当年曹刿与鲁庄公‘论战’，曾指出：‘小惠未徧，小信未孚’，得不到人民的普遍拥护，就不足以战；惟庄公能做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是‘忠之属也’。因而打败了强大的齐国，所以大小案件纠纷能否及时、公正的处理，是关系到民心向背的重要因素，执政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当然，为宰辅者，不必也不能事事处处都亲自察看处理，关键在善于用人以贤。各级官员都肯于尽职尽责，让人民安而无怨，何愁天下不太平、国家不兴旺？
但是，选用贤能是前提，执政还要循名责实，督促检察各级官员是否忠实尽职，对那些玩忽职守的，要严肃处理，不能循情手软，杀一儆百，是整顿吏治的重要手段；同时，对不称职的也要尽快调换，尸位素餐者不仅误事，还会传染给别人；此外，对官员的指导也很必要，不但奖励业绩突出的，还应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使全体官吏的工作能力通过取长补短逐渐提高。
要想治理好国家，执政既要明察秋毫地解决已出现的问题，更应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这就要求您居高临下俯视全局。人心如流水，趋利而避害固是常情，然不加疏导就会离开正道，自由泛滥，千里之堤，溃于一穴。‘防微杜渐’者，塞其小漏，以免扩大成灾；‘防患于未然’者，因势利导，清壅堵，除险礁，令其循道顺流，则可得灌溉航运之利，而无毁田舍，伤人畜之害了。要做到‘二防’，就需要有很高的认识能力和很强的预见性，当年郑国子产死前嘱咐将接任执政的子太叔：‘上古圣贤，以礼教民，使他们知羞耻、做正人，有错行而无罪恶，这当然是保障社会安定的上策，但惟有德者执行宽厚的政策，民众才会循道而行，可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要想仅凭说教来治国，已成梦幻；近世德衰，政策太宽厚，民众就会产生轻慢之心，不重视法律的威慑作用，容易违法犯罪，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威辅德。譬如火性猛烈，身近会有炙烤之痛，所以很少有人被烧死；水性柔弱，大家都喜欢进去嬉戏，结果溺毙许多，宽厚之政有如水，看似仁慈，其实害人。’
当然，严猛并不是要像‘商鞅变法’那么苛刻，连往路上倒灰都要砍掉手，使百姓甚至官吏都动辄得罪，不能正常的安定生活和工作，对国家的治理同样有危害。因此，‘宽与猛’二者要相辅相成，‘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便是我们儒家的‘中庸之道’，又或笑‘中庸’迂腐，其实它是政通人和的保障。
坦率地说，多年以来魏国的政纪松驰，官员玩忽职守，贪污受贿者比比皆是；民不聊生便挺而走险，不耕而获久则生幸取之心，视不义为当然，乃乱国之源也。公子执政，当先从猛下手。”
老先生滔滔不绝的说了半天，告辞要走，信陵君留他吃饭被他拒绝：“吾恐人说我是用口舌来换酒饭吃！”老头子的脾气也挺古怪，与他的孔子祖宗不一样了。
但他的建议对信陵君却很有帮助，在这个基础上，制订了一系列：清除惰性、惩治腐败、撤腐用贤，严刑以稳定社会、减赋以保护民生的政策，以保证发展生产、加强军备、提高综合国力这个基本国策的实施。
为了确保各项政策被认真执行，并且高效率、有成果，信陵君又根据“循名责实”，设立了对官员的考核制度：你担任什么职务，就必须有质、有量的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政绩优秀的，给予奖励，低劣的要受惩罚。针对当时的官场习气，他还特别强调：无论官、民，都必须讲真话，说实话，严禁欺上瞒下、阿谀奉承，对那些当面好话说尽，背地里坏事干绝的蛀虫，更要严惩不贷，情节严重、影响很坏的，处以极刑！
临近一年一度的“考核期”，魏王不止一次告诉信陵君：“听大臣们反映，邺郡守西门远志非常能干，清正廉明，工作认真负责，把邺郡治理得五谷丰登、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士卒训练有素，嗯，应该奖赏；那个西河郡守吴朋就不行了，天天喝得醉醺醺地白日睡大觉，不理政务，天旱了也不带百姓们去祈求下雨，反倒坐船去游玩，对这样的人，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信陵君只是听，没有表态，过了几天，他告诉魏王自己要去边境视察防务，留下唐雎在朝处理日常工作，只挑选了几个官员，悄悄的走了，为了不引人注意，穿的还是便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