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武开始，赵家又世代为晋的公卿。与智伯大战晋阳，终于“三家分晋”的赵襄子，是赵武的第四代孙，与苏秦共倡“合纵”的赵肃侯，是第九代。
赵在“三晋”中本居“领袖”地位，但自襄子死后，“内乱”就此起彼伏；另一方面，魏文侯广搜人才励精图治，魏惠王依庞涓、练“武卒”，称雄多年，使赵的地位相形见拙；秦崛起于西方后，赵与秦对敌，更是屡战屡败。肃侯因支持苏秦首倡“合纵”，地位有所提高，可惜“合纵”昙花一现，像陨星般稍纵即逝，赵国又降入默默无闻中……
肃侯的儿子赵武灵王，却不甘心沉沦下去，他也要崛起、奋飞！其实“武灵王”这个封谥，是后人为他强加的，他在位时，秦、齐、魏、燕、韩各国都已相继称“王”，他却认为：没有那个实力，闹那种虚名没意思！可见他其实是确有雄心大志，要当真正的“王”！
他继位时还很年轻，不能独立执掌政权，由外相阳文君赵豹、内傅先王之心腹肥义辅佐。
应该承认，这二位“辅佐大臣”很有一套教育方法，他们纵容、培养武灵王专横、果断的性格。对处理朝政，都先让他拿意见，只要有一点儿合理成分，就由他自作主张、一言而定，不许大臣们反对，哪怕事后由自己去做安抚、赔偿，并与他对后果进行分析，让他从实践中去判断正、误，是、非。
在这样的培养下，武灵王成了一位敢想敢干、极有主见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君主，他不能忍受总是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要奋发图强，让赵国屹立于东方！
但积弱已深，怎么做才能让赵国强盛？
赵的领土，在现今河北省中部偏北、燕国以南、秦国以东、齐国的北邻，山西省也占一小部分。除与秦、齐、韩、魏、燕都相邻外，还与胡、林胡、楼烦等少数民族活动地区接壤。这些少数民族的掠夺性更强，与赵的战事频频发生，很少有长时间的间隔，所以赵被称为“四战之国，其民习兵”。在作战中，赵武灵王通过实践对比，渐渐认识到对方与己方的优、缺点。
战国中期以前的“中国”军队作战形式以“车战”为主，战车是部队编制的基本单位：每辆车配马四匹、乘三人，御者主要驾车，车左作战，参乘掩护。当然这是基本分工，混战起或只剩一人，御者同样也一手执辔一手挥戈；车下随从步兵七人，十人为“甲士”，通常由“士”以上的阶级担任；此外还隶属十五个步兵，由普通平民担任；另有后勤供应五人，一般是“甲士”的家奴。
作战时，基本由数十、几百辆战车组成“阵”，即各种队形进行攻、守。如果时间长了，队形被打乱，混战中步兵仍要尽最大可能紧跟自己所隶属的战车。
这种作战形式，编制严密，相互联系性强，可以发挥整体优势。试想，由大量战车组成的队列，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压过来，处于劣势的对方，如不溃逃，就只有被歼。
少数民族所谓“胡人”，由于生产技术和各种条件落后，自己造不出大量先进的战车，而且他们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那种结实而又笨重的战车并不适合在沙漠草原中作战，客观环境使他们习惯于在马背上生活和战斗。
事实证明，骑兵具有更大的机动灵活性：一声“呼哨”，将士们便已骑上战马；几句简短的命令下达后，千万铁骑立刻如沙漠风暴般冲到敌人面前；而动作最快的“车兵”也要套马驾车，往往还没布成阵势，就已陷于“期门受战”的被动中，猝然对敌，优势也会变成劣势；从另一方面看，即使发挥出车战的优势，打败了敌人，但骑兵见势不妙就拍马而逃，溃散于四面八方，而战车却不适合单车追击。与能运用自如的骑兵相比，笨重的车兵就是“劣”多于“优”了。
胡人的“军衣”短小精悍、跟脚贴身，便于作战，而中原将士为了保持“仪表”，穿戴宽衣大袖，往往会在近身肉搏中“贻误战机”……
堪称战国时期“军事改革家”的赵武灵王，首先按照实战需要，汲取各方面的优点，不再死守“车战”的单一战术，建立起“步、骑、车”协调作战，以骑兵为主攻的新军事体系。
由于骑兵所需的费用较少，每个家户都能负担，赵武灵王又在全国、特别是在边境地区推行“全民皆兵”制度，减免徭役赋税，但马匹、军械自备。平时为民、农闲训练，发生战事，一声令下，很快就能组编成建制的部队投入战斗，比魏的“武卒”简捷而又组织严密，减少的收入比军费开支要少得多，既扩展了兵员，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为了适应作战的需要，他还要求全国军民，不分男女都要学习骑术、练好箭法和近身搏斗的“技击之术”，经过考核，成绩优秀者，军人可以提级，百姓可减免徭赋。最后，他命令全国，无论贵贱，由自己带头“改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胡服骑射”，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各国部队纷纷仿效，战争从此进入“骑兵时代”，直到现代机械化部队充分发展后，它才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一种“改革”都会遇到阻力，许多军官都在人前背后议论纷纷，大多表示不理解。而大将军公子成则在朝会上公开表示：“我是个将军，从十八岁就在战车上度过四十余年，现在竟让我像庶民、奴隶那样骑在马背上去打仗？太有损我的形象！我们的军装，是按‘礼’而制定，从古沿袭至今，穿戴这样的军服，蛮胡视我们为‘天人’，莫不敬畏。您现在却要抛弃不用，反去学他们穿那种从左边开襟的野人服装，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必逆人心！如果您一定让我‘胡服’，臣宁可光着身子藏在家里，永世不出屋一步！”
安平君公子成是肃侯弟弟，多年的将军，算得上“军事领袖”，他带头反对，“改革”往下就连一步也行不通了！赵武灵王气得直咬胡子尖儿，愤愤地说：“难怪商鞅在秦‘变法’时杀人血流成河，连太子的师傅都要黥面劓鼻！”
侍立在身边的肥义忙悄声说：“请息怒！您不能像商鞅那样采取镇压政策，因为形势不同。商鞅是靠国君之力推行变法，必须一气呵成，所以必须雷厉风行地严酷镇压，才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而您是国君，自己就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您坚持下去，大部分人就都会服从，所以不到必要时，尽可能不流血，从长远利益看，对维护国家元气是有好处的。‘商鞅变法’主要触动的是上层贵族利益，反对者是少数；而我们的广大军民出于因循守旧的习惯影响，对‘胡服骑射’一时也不赞同，公子成的威望和地位都不容许您用强硬的手段来压服他，否则引起激变，损失就大了。”
赵武灵王斜瞪着眼睛问他：“你说怎么办？”
“臣以为，由您亲自对他讲清道理、晓以大义，使他心服为上。”
赵武灵王虽然脾气很大，却不鲁莽，听从了肥义的建议，公子成请“病假”，他就去看望。
赵在“三晋”中本居“领袖”地位，但自襄子死后，“内乱”就此起彼伏；另一方面，魏文侯广搜人才励精图治，魏惠王依庞涓、练“武卒”，称雄多年，使赵的地位相形见拙；秦崛起于西方后，赵与秦对敌，更是屡战屡败。肃侯因支持苏秦首倡“合纵”，地位有所提高，可惜“合纵”昙花一现，像陨星般稍纵即逝，赵国又降入默默无闻中……
肃侯的儿子赵武灵王，却不甘心沉沦下去，他也要崛起、奋飞！其实“武灵王”这个封谥，是后人为他强加的，他在位时，秦、齐、魏、燕、韩各国都已相继称“王”，他却认为：没有那个实力，闹那种虚名没意思！可见他其实是确有雄心大志，要当真正的“王”！
他继位时还很年轻，不能独立执掌政权，由外相阳文君赵豹、内傅先王之心腹肥义辅佐。
应该承认，这二位“辅佐大臣”很有一套教育方法，他们纵容、培养武灵王专横、果断的性格。对处理朝政，都先让他拿意见，只要有一点儿合理成分，就由他自作主张、一言而定，不许大臣们反对，哪怕事后由自己去做安抚、赔偿，并与他对后果进行分析，让他从实践中去判断正、误，是、非。
在这样的培养下，武灵王成了一位敢想敢干、极有主见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君主，他不能忍受总是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要奋发图强，让赵国屹立于东方！
但积弱已深，怎么做才能让赵国强盛？
赵的领土，在现今河北省中部偏北、燕国以南、秦国以东、齐国的北邻，山西省也占一小部分。除与秦、齐、韩、魏、燕都相邻外，还与胡、林胡、楼烦等少数民族活动地区接壤。这些少数民族的掠夺性更强，与赵的战事频频发生，很少有长时间的间隔，所以赵被称为“四战之国，其民习兵”。在作战中，赵武灵王通过实践对比，渐渐认识到对方与己方的优、缺点。
战国中期以前的“中国”军队作战形式以“车战”为主，战车是部队编制的基本单位：每辆车配马四匹、乘三人，御者主要驾车，车左作战，参乘掩护。当然这是基本分工，混战起或只剩一人，御者同样也一手执辔一手挥戈；车下随从步兵七人，十人为“甲士”，通常由“士”以上的阶级担任；此外还隶属十五个步兵，由普通平民担任；另有后勤供应五人，一般是“甲士”的家奴。
作战时，基本由数十、几百辆战车组成“阵”，即各种队形进行攻、守。如果时间长了，队形被打乱，混战中步兵仍要尽最大可能紧跟自己所隶属的战车。
这种作战形式，编制严密，相互联系性强，可以发挥整体优势。试想，由大量战车组成的队列，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压过来，处于劣势的对方，如不溃逃，就只有被歼。
少数民族所谓“胡人”，由于生产技术和各种条件落后，自己造不出大量先进的战车，而且他们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那种结实而又笨重的战车并不适合在沙漠草原中作战，客观环境使他们习惯于在马背上生活和战斗。
事实证明，骑兵具有更大的机动灵活性：一声“呼哨”，将士们便已骑上战马；几句简短的命令下达后，千万铁骑立刻如沙漠风暴般冲到敌人面前；而动作最快的“车兵”也要套马驾车，往往还没布成阵势，就已陷于“期门受战”的被动中，猝然对敌，优势也会变成劣势；从另一方面看，即使发挥出车战的优势，打败了敌人，但骑兵见势不妙就拍马而逃，溃散于四面八方，而战车却不适合单车追击。与能运用自如的骑兵相比，笨重的车兵就是“劣”多于“优”了。
胡人的“军衣”短小精悍、跟脚贴身，便于作战，而中原将士为了保持“仪表”，穿戴宽衣大袖，往往会在近身肉搏中“贻误战机”……
堪称战国时期“军事改革家”的赵武灵王，首先按照实战需要，汲取各方面的优点，不再死守“车战”的单一战术，建立起“步、骑、车”协调作战，以骑兵为主攻的新军事体系。
由于骑兵所需的费用较少，每个家户都能负担，赵武灵王又在全国、特别是在边境地区推行“全民皆兵”制度，减免徭役赋税，但马匹、军械自备。平时为民、农闲训练，发生战事，一声令下，很快就能组编成建制的部队投入战斗，比魏的“武卒”简捷而又组织严密，减少的收入比军费开支要少得多，既扩展了兵员，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为了适应作战的需要，他还要求全国军民，不分男女都要学习骑术、练好箭法和近身搏斗的“技击之术”，经过考核，成绩优秀者，军人可以提级，百姓可减免徭赋。最后，他命令全国，无论贵贱，由自己带头“改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胡服骑射”，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各国部队纷纷仿效，战争从此进入“骑兵时代”，直到现代机械化部队充分发展后，它才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一种“改革”都会遇到阻力，许多军官都在人前背后议论纷纷，大多表示不理解。而大将军公子成则在朝会上公开表示：“我是个将军，从十八岁就在战车上度过四十余年，现在竟让我像庶民、奴隶那样骑在马背上去打仗？太有损我的形象！我们的军装，是按‘礼’而制定，从古沿袭至今，穿戴这样的军服，蛮胡视我们为‘天人’，莫不敬畏。您现在却要抛弃不用，反去学他们穿那种从左边开襟的野人服装，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必逆人心！如果您一定让我‘胡服’，臣宁可光着身子藏在家里，永世不出屋一步！”
安平君公子成是肃侯弟弟，多年的将军，算得上“军事领袖”，他带头反对，“改革”往下就连一步也行不通了！赵武灵王气得直咬胡子尖儿，愤愤地说：“难怪商鞅在秦‘变法’时杀人血流成河，连太子的师傅都要黥面劓鼻！”
侍立在身边的肥义忙悄声说：“请息怒！您不能像商鞅那样采取镇压政策，因为形势不同。商鞅是靠国君之力推行变法，必须一气呵成，所以必须雷厉风行地严酷镇压，才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而您是国君，自己就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您坚持下去，大部分人就都会服从，所以不到必要时，尽可能不流血，从长远利益看，对维护国家元气是有好处的。‘商鞅变法’主要触动的是上层贵族利益，反对者是少数；而我们的广大军民出于因循守旧的习惯影响，对‘胡服骑射’一时也不赞同，公子成的威望和地位都不容许您用强硬的手段来压服他，否则引起激变，损失就大了。”
赵武灵王斜瞪着眼睛问他：“你说怎么办？”
“臣以为，由您亲自对他讲清道理、晓以大义，使他心服为上。”
赵武灵王虽然脾气很大，却不鲁莽，听从了肥义的建议，公子成请“病假”，他就去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