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贝加尔湖边的一个村子，里边住着整整一万人，这是华夏陆军无数个屯垦基地之一。
那些高丽人，暹罗人，马来人，天竺人，还有地上佛国的移民，南洋群岛的移民占据了这个村子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数量，剩下百分之二十，是一些军人家属，和踊跃拓边的内陆家庭，当然，还有罪犯。
在新开拓了十二个省之后，政府重新启用了流放作为刑罚的一部分，虽然因为交通发达的缘故，这个条款最开始被很多人嘲笑，说流放有什么用，一趟火车就跑回来了。
不过很快，那些嘲笑的人就见识到了政府和道统盟强大的执行力，在司马良的倡议下，诸子百家和玄门正宗大肆收徒，并定下了一条被许多人敌视的规定。
想要的到真传的人，想要在门派中从弟子晋升为真传、长老的人，必须在新的疆土做出成绩来，至少要建立一个可靠的据点，并把文化氛围传播下去。
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年轻人赶赴边境，大家都是年轻气傲的人，能不巴结上层、不委曲求全就得到真传，何乐而不为。
再加上军垦农场的大量建立，那些被流放者都被塞到了那里，接受农场和传道者们的监视，想跑回来可没那容易，说流放几年，就流放几年。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犯了不大不小的错误的人，可能组建家庭，获得产业，最终在新土定居，这都是上层乐见其成的。
在这种人口组成下，即使有传道者们的大力移风易俗，那些被移民来的人还是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习惯和观点带到村落里来。
最明显的，就是那些东南亚人，他们一个个崇佛、懒散，最开始的几个月里，这些只有在胶质警棍的督促下才会起来干活。
那些印度人同样如此，懒散、肮脏、不可靠，而且还要加上一条阶级固化。
没错，因为被移民来的都是下层种姓的缘故，他们自作主张的把这个一万人的小基地分成了无数个阶层，并且理所应当地把自己放在最底下。
最上层的是管理者和传道者，他们由军属、预备役和有能力的华夏移民组成，负责组织生产、调和矛盾、保卫村落，还得给他们普及知识和文化。
第二层是华夏人，那些受教育程度高、勇敢肯干的内地移民是这个村落的主要力量，在贝加尔湖打渔的时候，观测水文、组织人力的是他们，种植松树的时候，搞来幼苗、联系专家的也是他们。
第三层是被看管着的罪犯，第四层是受华夏文明影响深刻的高丽人，还有东南亚华裔——虽然他们可能一个汉字都写不出来。
最后一层，才是他们这些文盲懒汉组成的印度下层种姓和东南亚人。
不得不说，他们这种想法让很多传道者感到挠头，明明有了平等的机会，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找好几个爸爸、爷爷呢？
这些传道者们的应对方式各异，自发赶来传教的佛子们对这种阶级很熟稔，一方面催促他们干活，另一方面则告诉他们在佛祖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哪怕是有局限的平等，那也是平等。
武师们从司马良那里得到了从国术、古武到仙武的过渡方式，同样积极的出去开山立柜，他们方法简单粗暴，那就是打一架，让首陀罗的拳头打在韩国资本家的脑门上，就平等了。
而在道统盟内部中，儒家和墨家的应对方式是最好的。
墨家尚同，尚贤，并且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高明的技术手段，在墨者的言传身教下，每个屯垦基地都被拧成了一股绳。
儒家的手段则很狡猾，他们高呼着仁恕之道，把良好的品德灌输到移民身上，让他们遵守，并把想法达到了孩子的身上。哪怕家长有着这样那样的愚蠢特性，只要孩子能成长为心慕华夏、渴望融合的人才，就足够了。
不得不说，儒家的教化能力还是很厉害的，在这个基地里，就是一个儒家的人在管。
现阶段的儒家，大多数是一些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民间组织，在华夏各地遍地开花的建起了数千个书院，这个学派曾经统治了华夏两千年，并且从来没有消亡，在环境合适的时候，就是他们复活的时候。
他们用从传承不息的文化宣传自己，用浩然正气武装自己，用不同的思想派别来壮大自己，吸引某些人群的支持。
对于颟顸的大家族，他们说亲亲相隐的谷梁派；对于底层民众，他们讲重民贵民的孟子；对于文人科学家，他们宣扬主张批判和天行有常的荀子；对于武夫和军人，他们描绘大复仇主义的公羊派。
儒家变了太多，流传了太多，这使得他们能在故纸堆里找到迎合所有人的思想，甚至对迷信的老人，他们也有刘歆、扬雄的谶纬学来吸引。
这个基地，就是中条山下涑水书院的一个儒生来传道，他们声称自己是涑水先生司马光的传人，擅长写书、喷人和政治斗争，虽然教化夷狄这方面有点儿专业不对口，但这个儒生还是来了。
这个儒生按照有关部门的标准只有二级，使用的一些法术还是从真灵院得到的——没办法，司马光著述内容注定了不会有什么趁手的法术出现。在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中，他可能连一只强一点儿的东北虎都打不过。
但他做的事情却很漂亮，完全不像他们名义上的祖师爷司马光只会写书喷人，他抱着司马光的一句话：“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
借助基地里五个民兵的力量，他一来这儿就干掉了顽固对抗劳动的东南亚一家人，狠狠震慑了这些满腹怨言的移民。接着提拔典型，教育儿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彻底把他们身上的不良习气改了过来。
只要不想在鄙夷、嘲笑甚至寒冷、饥饿中生活，他们就必须把那些肮脏、懒散的习惯改掉，为华夏开发贝加尔湖这个宝库。
这也是道统盟的共识，他们对这些成年人不抱什么希望，让他们真正融入华夏的希望，只要他们的下一代。
那些高丽人，暹罗人，马来人，天竺人，还有地上佛国的移民，南洋群岛的移民占据了这个村子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数量，剩下百分之二十，是一些军人家属，和踊跃拓边的内陆家庭，当然，还有罪犯。
在新开拓了十二个省之后，政府重新启用了流放作为刑罚的一部分，虽然因为交通发达的缘故，这个条款最开始被很多人嘲笑，说流放有什么用，一趟火车就跑回来了。
不过很快，那些嘲笑的人就见识到了政府和道统盟强大的执行力，在司马良的倡议下，诸子百家和玄门正宗大肆收徒，并定下了一条被许多人敌视的规定。
想要的到真传的人，想要在门派中从弟子晋升为真传、长老的人，必须在新的疆土做出成绩来，至少要建立一个可靠的据点，并把文化氛围传播下去。
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年轻人赶赴边境，大家都是年轻气傲的人，能不巴结上层、不委曲求全就得到真传，何乐而不为。
再加上军垦农场的大量建立，那些被流放者都被塞到了那里，接受农场和传道者们的监视，想跑回来可没那容易，说流放几年，就流放几年。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犯了不大不小的错误的人，可能组建家庭，获得产业，最终在新土定居，这都是上层乐见其成的。
在这种人口组成下，即使有传道者们的大力移风易俗，那些被移民来的人还是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习惯和观点带到村落里来。
最明显的，就是那些东南亚人，他们一个个崇佛、懒散，最开始的几个月里，这些只有在胶质警棍的督促下才会起来干活。
那些印度人同样如此，懒散、肮脏、不可靠，而且还要加上一条阶级固化。
没错，因为被移民来的都是下层种姓的缘故，他们自作主张的把这个一万人的小基地分成了无数个阶层，并且理所应当地把自己放在最底下。
最上层的是管理者和传道者，他们由军属、预备役和有能力的华夏移民组成，负责组织生产、调和矛盾、保卫村落，还得给他们普及知识和文化。
第二层是华夏人，那些受教育程度高、勇敢肯干的内地移民是这个村落的主要力量，在贝加尔湖打渔的时候，观测水文、组织人力的是他们，种植松树的时候，搞来幼苗、联系专家的也是他们。
第三层是被看管着的罪犯，第四层是受华夏文明影响深刻的高丽人，还有东南亚华裔——虽然他们可能一个汉字都写不出来。
最后一层，才是他们这些文盲懒汉组成的印度下层种姓和东南亚人。
不得不说，他们这种想法让很多传道者感到挠头，明明有了平等的机会，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找好几个爸爸、爷爷呢？
这些传道者们的应对方式各异，自发赶来传教的佛子们对这种阶级很熟稔，一方面催促他们干活，另一方面则告诉他们在佛祖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哪怕是有局限的平等，那也是平等。
武师们从司马良那里得到了从国术、古武到仙武的过渡方式，同样积极的出去开山立柜，他们方法简单粗暴，那就是打一架，让首陀罗的拳头打在韩国资本家的脑门上，就平等了。
而在道统盟内部中，儒家和墨家的应对方式是最好的。
墨家尚同，尚贤，并且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高明的技术手段，在墨者的言传身教下，每个屯垦基地都被拧成了一股绳。
儒家的手段则很狡猾，他们高呼着仁恕之道，把良好的品德灌输到移民身上，让他们遵守，并把想法达到了孩子的身上。哪怕家长有着这样那样的愚蠢特性，只要孩子能成长为心慕华夏、渴望融合的人才，就足够了。
不得不说，儒家的教化能力还是很厉害的，在这个基地里，就是一个儒家的人在管。
现阶段的儒家，大多数是一些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民间组织，在华夏各地遍地开花的建起了数千个书院，这个学派曾经统治了华夏两千年，并且从来没有消亡，在环境合适的时候，就是他们复活的时候。
他们用从传承不息的文化宣传自己，用浩然正气武装自己，用不同的思想派别来壮大自己，吸引某些人群的支持。
对于颟顸的大家族，他们说亲亲相隐的谷梁派；对于底层民众，他们讲重民贵民的孟子；对于文人科学家，他们宣扬主张批判和天行有常的荀子；对于武夫和军人，他们描绘大复仇主义的公羊派。
儒家变了太多，流传了太多，这使得他们能在故纸堆里找到迎合所有人的思想，甚至对迷信的老人，他们也有刘歆、扬雄的谶纬学来吸引。
这个基地，就是中条山下涑水书院的一个儒生来传道，他们声称自己是涑水先生司马光的传人，擅长写书、喷人和政治斗争，虽然教化夷狄这方面有点儿专业不对口，但这个儒生还是来了。
这个儒生按照有关部门的标准只有二级，使用的一些法术还是从真灵院得到的——没办法，司马光著述内容注定了不会有什么趁手的法术出现。在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中，他可能连一只强一点儿的东北虎都打不过。
但他做的事情却很漂亮，完全不像他们名义上的祖师爷司马光只会写书喷人，他抱着司马光的一句话：“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
借助基地里五个民兵的力量，他一来这儿就干掉了顽固对抗劳动的东南亚一家人，狠狠震慑了这些满腹怨言的移民。接着提拔典型，教育儿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彻底把他们身上的不良习气改了过来。
只要不想在鄙夷、嘲笑甚至寒冷、饥饿中生活，他们就必须把那些肮脏、懒散的习惯改掉，为华夏开发贝加尔湖这个宝库。
这也是道统盟的共识，他们对这些成年人不抱什么希望，让他们真正融入华夏的希望，只要他们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