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里的消息一直都很平淡,没有什么大的波澜,除了之前的灭门惨案和兵部失窃案,近期,京师的治安还是不错的,只是,若是有心人观察,就会发现,应天府里的衙役近来巡逻的是越来越勤了,那些拱卫京师的卫所兵,也慢慢的多了起来。
    人们都知道,南方朝廷的军队与北方燕逆叛乱的军队正在大战,之前他们都有过心惊胆战的时刻,只是如今似乎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心情也一天天高兴起来,没看见方大人还在准备辩论会嘛,难道你还没有听说,小方大人现在在做货物生意了。
    人们总是喜欢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也喜欢拿别人来做标杆,用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做出下一步的决定,他们认为大人物还在,所以不需要逃跑,毕竟灾祸还远啊。
    京师与京师周围,越来越兴旺的商业贸易,让他们的心思都很活跃,现在连对商户的低看都少了些,毕竟人家过的日子,是实打实的好,自己可是眼红的,比自己的好多了,不说人家买得起三俊楼的吃食,就是那一壶壶新酒烧刀子,就足够自己羡慕了,还有人家家里妻子儿女穿的衣服,哪一样不比自己这个好。
    老拿着老眼光看人也是不对的,况且,要不是太祖高皇帝的士农工商四策,说不定白天种地,晚上行商的人多的是呢,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似乎本来就越来越多了。
    现在老百姓还是停留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不管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谈不上生产,农民种出来的东西,靠着老天爷赏饭吃呢,蔬菜,粮食,自己留够吃的,剩下的都用来交赋税了,或许也还有节余的,但肯定不多,毕竟生产力低下,种子也不够好,除了人工肥料,也没有后世中的化肥,想必他们也产不出太多的东西。
    但是自从三俊楼不断地开发新的菜式以后,人们发现现在能吃的东西太多了,虽然用来调味的调味料少,但是味道也还行,因此,各个地方的食材交易很多,而这又需要大量的搬运工,大量的车马行,所以廖氏兄弟新建的货栈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反正,这波生意是不亏的,走上正轨看来也不远了。
    同时解决了大量无业百姓的工作问题,廖氏兄弟手下的人,也对他们加以训练,毕竟职业操守还是很重要的,况且要发薪水的,凡是中愈参与了的行业,从业人员的薪水都相对较高,当然前提是他们有本事拿到这么多,廖氏兄弟的意思也很简单,手下不养闲人,既然需要,拿出本事来。
    所以呢,一大帮子人吃的饱肚子,而且还得不断的加上各种各样的训练,中愈告诉他们,以后咱们手下的人,都要拿的出手,不管是做密探,谍者,杀手,商人,工人,甚至是乞丐,除了他自己,他还要成为任何一个需要他成为的人,而这样,可能会在以后的某段时间,能救他们的性命。
    在这段时间里,帝师方孝孺的同窗,同年,学生,大都陆陆续续按约来到了京师,为了方孝孺的辩论大会来,当然大部分也就是来听听,长长见识,方孝孺也没想通过一次谈论会,就让这么多人相信自己的想法,况且让他们的思想提高到较高层次,可能性也不大。
    方孝孺亲自接待了他们,也和他们讨论了自己最新的想法,但是,人生,不是事事都能如人愿啊。
    这些人中支持者有,中立者有,反对者也不少,有人直言反对,有人委婉劝说,有人帮忙阐释,有人开坛讲解,总之,京师里热闹非凡。
    来到京师里的人,也发现了京师的变化,与以前来京师的感受完全不同,除了明面上的变化,他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却都说不上来,不过,变也好,不变也罢,生活要过,理论要增,知识要用,经验要长,说不出来也没关系,这就是生活。
    河流之所以能够终流大海,是因为它懂得如何绕过障碍,中愈在考虑,要不要建议父亲迎合一下年轻儒学生的呼声,毕竟持反对声音的较多。
    这几天京师的风声他也听见了,讨论的事情多半是方孝孺的辩论大会,特别是国子监入学已久的学生,还有外地来游学的年轻人,当然还有那些有志于在朝廷做官的年轻人,这些人,似乎特别的激愤,中愈听说,已经在圈子里开展了几场小的辩论了,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最后把目光都投向了方孝孺,毕竟,头是他带起来的,找到源头就好了啊,人们似乎很期待二十五号的辩论大会。
    中愈知道,其实问题也很简单,前元统治中原时期,儒学的发展收到了阻碍,甚至有些学说已经或多或少的断绝。
    前元延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思想。
    儒家文化在元代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
    元代的“儒化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统治的高层更多的信奉的是喇嘛教,对于汉学显学的接受度很低,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
    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
    也因此,明朝建立后,真正懂儒学的学者就少,况且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虽然也有宋濂,刘基那样的大儒,但是,指明道路,不仅需要大成者,还需要开拓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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