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主动请缨出征东吴，司马师虽然没有立刻答应，但心里也是倾向于出征的，自从司马师上位之后，在曹亮的手中屡吃败仗，不但是丢城失地，而且司马师的声望也跌入谷底，许多人将司马师和司马懿进行对比之后，自然就得出了司马师不行的结论。
所以司马师急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抬高他的声望，目前来看，从曹亮的身上是很难找回场子的，蜀国那边山川险峻，将帅同心，司马师也没办法出兵征讨，所以司马师也把目光投向了东吴这边。
孙权的病逝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趁着吴国新君初立，朝中不稳之时，出兵讨伐，正当其时。
不过出兵讨伐的话，必须要有周详的准备才行，盲目用兵，结果很可能是大败而回，所以司马师并不急，他决定让他的幕僚们先拿出一份可行性的报告来，制定一份详尽的作战计划，然后再考虑出兵之事。
就在此时，征东将军诸葛诞和征南将军王昶先后上书，献上了自己的攻吴方略，很显然他们也是在得到了孙权去世的消息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个进攻吴国的大好机会，如果司马师能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或许可以一举平定吴国。
他们的想法，倒是和司马师不谋而合，而且诸葛诞镇守淮南，王昶镇守荆州，他们对吴国的情况是最为了解的，他们提出了的战略方案最具有参考价值。
司马昭看过了两封奏报之后，怂恿司马师道：“兄长，就连诸葛诞和王昶都认为伐吴之事可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还请兄长莫要迟疑，趁此机会出兵东吴，以获全胜。”
司马师心思也变得活络了起来，他点点头，下令召集群臣到大将军府议事，共商出兵大计。
幽州的失守让朝中诸大臣也是郁闷不已，每次议事之时，都是黯然无色，个个灰头土脸，都生怕司马师点名来问自己，毕竟以幽州目前的局势，谁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但这次进攻吴国，群臣表现的则是极为地踊跃，纷纷地建言献策，皆认为此次伐吴，乃是天赐良机，只要司马师能抓住这次的机会，一统江东，必然不再是梦想。
唯独尚书傅嘏有些不同意见，他道：“献计者有人主张乘船直接渡江，横行于江南;有人主张分四路同时进攻，攻占其城垒;也有人主张屯兵边境，平时耕作土地，然后乘其内乱之机发动进攻;这的确都是攻取敌国的常用之计。但是自从我们训练集结伐吴部队以来，前后已有三年，敌人早已知晓，已经不是一支可以出其不意进行偷袭的军队了。吴国与我为敌，将近六十年了，这期间他们君臣团结，同甘苦共患难，最近又丧其统帅，君臣上下心存忧惧危难，加强戒备，假使他们下令在重要渡口排列战船，加固城池占据险要，那么我们横行大江之上的计策，恐怕就难以奏效了。如今边境的守军，与敌军相隔甚远，敌军设置的观察联络哨所，又数量众多戒守严密，我们的间谍不能进入，得不到任何消息。如果军队没有耳目消息，侦察不够详密，却冒然发重兵以面临巨大的危险，这就是怀着侥幸心理以邀取成功，企图先战而后求取胜利，这不是保全军队的良策。只有屯兵边境的计策最为完备牢靠;可以先命令王昶、胡遵选择地方驻扎在形势险要之地，审察他们的安排布置，命令三方面同时进驻守地。第一，要夺取肥沃的土地，让敌人退回到贫瘠的土地。第二，兵士到百姓中间，不许欺压劫掠。第三，在附近区域实行招抚怀柔政策，使投降归附之人每天来到。第四，从远处开始设置侦察联络哨，使间谍不能过来。第五，敌兵退守之后，侦察联络哨必然不能深入，耕作土地也不容易开展。第六，军队就地食用积储的粮食，不用分出兵力运输。第七，敌军内部矛盾混乱情况可以及时得到消息，能迅速作出征讨突袭的决断。以上七个方面，是军事行动的当务之急。不掌握这些，敌军就会独占便利的资财;掌握这些，利益就会归于我国，所以不可以不明察。两军营垒相互逼近，两军的阵势也已经相互明了，智慧勇敢得以施展，各种巧拙之计也得以运用，施展谋略能了解其得失，相互较量也能知道长短优劣，敌军情况的真伪，将向哪里藏匿?以小敌大，就会劳役频繁国力衰竭;以贫敌富，就会加重税敛财力匮乏。因此兵法说:‘敌人安逸能使之烦劳，敌人饱足能使之饥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司马师面露出不悦之色，傅嘏的话虽然说得比较中肯，但是却等于是给兴头上的司马师浇了一盆的冷水，整个堂上的气氛也因此有些冷场。
司马昭站了出来，道：“胡尚书所言虽然不假，但用兵之道，又岂可拘泥于兵法，临机权变，审时度势，乃是为将者需要掌握之事，如今吴国正当国丧，人心不稳，新君幼弱，朝纲混乱，正是天赐我大魏良机，此时不取，更待何时？”
众臣皆是大赞，于是司马师决定派兵出征，讨伐吴国。
此次出兵，司马师共计调动了十五万大军，兵分三路，东路由诸葛诞率领，进攻东兴，中路由胡奋率领，进攻武昌，西路由王昶率领，进逼江陵。
这三路人马之中，中路和西路做为偏师，用以牵制吴国在长江中上游的兵力，而诸葛诞所率的七万大军，攻打东兴，则是魏军的主攻方向。
而司马昭，则被司马师任命为监军，总督各路兵马，随同诸葛诞出征东兴。
大军出征，自然准备良多，经过数月的精心备战，司马昭于十月底抵达了寿春，同诸葛诞会合，共起大军，进逼东兴，拉开伐吴的大幕。
所以司马师急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抬高他的声望，目前来看，从曹亮的身上是很难找回场子的，蜀国那边山川险峻，将帅同心，司马师也没办法出兵征讨，所以司马师也把目光投向了东吴这边。
孙权的病逝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趁着吴国新君初立，朝中不稳之时，出兵讨伐，正当其时。
不过出兵讨伐的话，必须要有周详的准备才行，盲目用兵，结果很可能是大败而回，所以司马师并不急，他决定让他的幕僚们先拿出一份可行性的报告来，制定一份详尽的作战计划，然后再考虑出兵之事。
就在此时，征东将军诸葛诞和征南将军王昶先后上书，献上了自己的攻吴方略，很显然他们也是在得到了孙权去世的消息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个进攻吴国的大好机会，如果司马师能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或许可以一举平定吴国。
他们的想法，倒是和司马师不谋而合，而且诸葛诞镇守淮南，王昶镇守荆州，他们对吴国的情况是最为了解的，他们提出了的战略方案最具有参考价值。
司马昭看过了两封奏报之后，怂恿司马师道：“兄长，就连诸葛诞和王昶都认为伐吴之事可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还请兄长莫要迟疑，趁此机会出兵东吴，以获全胜。”
司马师心思也变得活络了起来，他点点头，下令召集群臣到大将军府议事，共商出兵大计。
幽州的失守让朝中诸大臣也是郁闷不已，每次议事之时，都是黯然无色，个个灰头土脸，都生怕司马师点名来问自己，毕竟以幽州目前的局势，谁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但这次进攻吴国，群臣表现的则是极为地踊跃，纷纷地建言献策，皆认为此次伐吴，乃是天赐良机，只要司马师能抓住这次的机会，一统江东，必然不再是梦想。
唯独尚书傅嘏有些不同意见，他道：“献计者有人主张乘船直接渡江，横行于江南;有人主张分四路同时进攻，攻占其城垒;也有人主张屯兵边境，平时耕作土地，然后乘其内乱之机发动进攻;这的确都是攻取敌国的常用之计。但是自从我们训练集结伐吴部队以来，前后已有三年，敌人早已知晓，已经不是一支可以出其不意进行偷袭的军队了。吴国与我为敌，将近六十年了，这期间他们君臣团结，同甘苦共患难，最近又丧其统帅，君臣上下心存忧惧危难，加强戒备，假使他们下令在重要渡口排列战船，加固城池占据险要，那么我们横行大江之上的计策，恐怕就难以奏效了。如今边境的守军，与敌军相隔甚远，敌军设置的观察联络哨所，又数量众多戒守严密，我们的间谍不能进入，得不到任何消息。如果军队没有耳目消息，侦察不够详密，却冒然发重兵以面临巨大的危险，这就是怀着侥幸心理以邀取成功，企图先战而后求取胜利，这不是保全军队的良策。只有屯兵边境的计策最为完备牢靠;可以先命令王昶、胡遵选择地方驻扎在形势险要之地，审察他们的安排布置，命令三方面同时进驻守地。第一，要夺取肥沃的土地，让敌人退回到贫瘠的土地。第二，兵士到百姓中间，不许欺压劫掠。第三，在附近区域实行招抚怀柔政策，使投降归附之人每天来到。第四，从远处开始设置侦察联络哨，使间谍不能过来。第五，敌兵退守之后，侦察联络哨必然不能深入，耕作土地也不容易开展。第六，军队就地食用积储的粮食，不用分出兵力运输。第七，敌军内部矛盾混乱情况可以及时得到消息，能迅速作出征讨突袭的决断。以上七个方面，是军事行动的当务之急。不掌握这些，敌军就会独占便利的资财;掌握这些，利益就会归于我国，所以不可以不明察。两军营垒相互逼近，两军的阵势也已经相互明了，智慧勇敢得以施展，各种巧拙之计也得以运用，施展谋略能了解其得失，相互较量也能知道长短优劣，敌军情况的真伪，将向哪里藏匿?以小敌大，就会劳役频繁国力衰竭;以贫敌富，就会加重税敛财力匮乏。因此兵法说:‘敌人安逸能使之烦劳，敌人饱足能使之饥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司马师面露出不悦之色，傅嘏的话虽然说得比较中肯，但是却等于是给兴头上的司马师浇了一盆的冷水，整个堂上的气氛也因此有些冷场。
司马昭站了出来，道：“胡尚书所言虽然不假，但用兵之道，又岂可拘泥于兵法，临机权变，审时度势，乃是为将者需要掌握之事，如今吴国正当国丧，人心不稳，新君幼弱，朝纲混乱，正是天赐我大魏良机，此时不取，更待何时？”
众臣皆是大赞，于是司马师决定派兵出征，讨伐吴国。
此次出兵，司马师共计调动了十五万大军，兵分三路，东路由诸葛诞率领，进攻东兴，中路由胡奋率领，进攻武昌，西路由王昶率领，进逼江陵。
这三路人马之中，中路和西路做为偏师，用以牵制吴国在长江中上游的兵力，而诸葛诞所率的七万大军，攻打东兴，则是魏军的主攻方向。
而司马昭，则被司马师任命为监军，总督各路兵马，随同诸葛诞出征东兴。
大军出征，自然准备良多，经过数月的精心备战，司马昭于十月底抵达了寿春，同诸葛诞会合，共起大军，进逼东兴，拉开伐吴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