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等待
第九章 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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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赫尔克里·波洛和他认识的一个戏剧代理人会面了几个小时。下午，他去了牛津。接下来的一天，他乘车去了郊外，回来时已经比较晚了。
出发前，他打了个电话给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约好当天晚上会面。
晚上九点半，他到了哥特楼。
波洛被领进书房，那里只有阿利斯泰尔·布伦特一个人。他与他的客人握手，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个急切的大问号。他说：“怎么样？”
赫尔克里·波洛慢慢地点点头。布伦特用几乎是用又怀疑又欣赏的目光望着他。
“您找到她了？”
“是的，是的，我找到她了。”他坐下来，然后叹了口气。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您很累吧？”
“是的，我很累。我要告诉您的，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布伦特问：“她死了吗？”
“这取决于，”赫尔克里·波洛缓慢地说，“您怎么看。”
布伦特皱起眉头。他说：“我亲爱的先生，一个人不是死，就是活。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只能居其一啊！”
“呃，但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又是谁呢？”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您不是想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吧？”
“噢，不是，不是的。有这么个人，她曾经住在加尔各答，教人们演讲技巧，她还热衷于慈善工作。她搭乘‘马哈拉那’号轮船来到英国——与安伯里奥兹先生同船，虽然他们是在不同等级的仓位。他还因为什么事儿帮了她——她的行李出了点儿问题。看来他在小事情上还是个热心人。而有时，布伦特先生，好心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您知道，对于安伯里奥兹先生来说正是这样。他后来在伦敦街头又偶然遇到了这位女士，他当时心情很好，就好心地邀请她与他一起在萨伏依酒店共进午餐。这对她来说可是不期而遇的好事儿，对安伯里奥兹先生则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他的好心是没有预谋的，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个容颜已逝的中年女子会给他带来一座金矿般的发财机会。但是，她尽管这么做了，却一点儿都没有觉察。您知道她从来都不怎么聪明，虽然是个充满善意的好人，但是——我想说——脑子不是很灵光。”
布伦特说：“那么那个叫查普曼的女人不是她杀的了？”
波洛不紧不慢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讲这件事。我想，还是应该从我开始接触这件事讲起。是关于一只鞋！”
布伦特茫然地问：“一只鞋？”
“对，一只带鞋扣的鞋。当时我看完牙从牙医那儿出来，站在夏洛特皇后街五十八号的台阶上。这时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门开后，一个女人的脚伸了出来。我是个喜欢观察女人脚和脚腕的人。那是只很好看的脚，脚腕也很漂亮，穿着一双昂贵的丝袜。但是我不喜欢那只鞋。这是只崭新的、闪闪发亮的漆皮鞋，还带着一个巨大的装饰鞋扣。不雅观，一点儿都不雅观！当我还在观察这些时，女士整个儿都从车里出来了——坦率地说，实在令人失望——是一位中年女士，没什么魅力，穿着也没有品位。”
“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
“非常正确。她下车时发生了事故——她的鞋扣勾到车门，被扯掉了。我把它捡起来并送还给她。就这样，这段插曲结束了。
“后来，同一天，我和贾普探长一起访问了这位女士。顺便提一下，她那时还没有把那个鞋扣缝上。
“当天晚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就从她住的酒店出走并消失了。到这里，我们暂且说，第一幕结束。
“第二幕开始是贾普探长召我去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在那边的一个公寓里有一只皮草箱，皮草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走进那间屋子，走近那只箱子，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只很破的带鞋扣的鞋！”
“怎么了？”
“您还没有听懂我说的意思，那是一只很破的鞋子——穿得很旧。但是您看，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在同一天晚上去的利奥波德国王公寓，也就是莫利先生被害的那一天。早晨鞋子还是新的。一个人不可能在一天里把一双新鞋穿旧，您明白了吧。”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兴味索然地说：“我想，她也可能有两双这样的鞋吧？”
“啊，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贾普和我去过她在格伦戈威尔宫廷酒店的房间，并且检查了她所有的东西——没有一双带鞋扣的鞋子。是的，她可能会有一双旧鞋，走累了一天之后，在晚上换上了这双鞋，对吧？但是，如果是这样，另外那双鞋应该在酒店里，您同意吧？”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要紧。”
“不，不要紧，一点儿都不要紧。但是如果有人遇到自己无法解释的问题，就会去下功夫深究。我站在那个皮草箱边上，看着那只鞋——那个鞋扣是有人用手工新缝上的。我得承认我当时曾经怀疑过——我自己。是的，我对自己说，赫尔克里·波洛，你早上是不是飘飘然昏了头了，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旧鞋子都能看成新鞋子？”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错了，不是这个原因。我的眼睛没有欺骗我！我们继续。我仔细查看了这个女人的尸体，感觉很不舒服。为什么这张脸被刻意、胡乱地毁掉？是不想让人认出来吗？”
阿利斯泰尔有些不耐烦地动了动。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再讲一遍吗？我们都知道——”
赫尔克里·波洛坚定地说：
“这很有必要，我必须领着您从我走过的路上再走一遍，最终找到真相。我对自己说：‘这里面有问题。这儿有具女人的尸体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除了鞋子，或许？），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手提包，但是为什么不让人认出她的脸呢？也许是因为这张脸不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脸？’于是我马上开始回想我听到过的另一个女人的样子——就是那间公寓的主人。我问自己，这里躺着的这个死人会不会是另外这个女人呢？于是我去看了这个女人的卧室。我试着想象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从表面上看，她与另外一个很不同，穿戴得体又讲究，很会化妆。但是从基础方面看，并没有大的区别，头发，身材，年龄……但是有一个不同点，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穿五号鞋，而我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穿九号丝袜，也就是说她应该至少穿六号的鞋子。这样，查普曼夫人的脚就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小。我又回到尸体那边。如果我的推断是对的，如果尸体是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衣服的查普曼夫人，那么鞋子应该过大。我抓起一只脚，但是发现鞋子并不松，反而还很紧。这么看尸体还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毁了这张脸呢？手提包已经证明了她的身份，它本可以被轻易地处理掉，但却没有。
“这简直是个谜，一个头绪混乱的谜团。绝望之中，我拿起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簿——唯一可以确认死者身份的人就是牙医，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医也是莫利先生。莫利已经死了，但还是有办法鉴定身份。结果您已经知道了。接替莫利的医生在法庭上做证尸体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
布伦特有点烦躁不安。但是波洛毫不理会，接着说：
“我遇到了一个心理学问题。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个很明显，她有朋友证实她在印度住了很久，他们把她描述为一个诚恳的、做事认真的、有点儿傻里傻气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吗？显然是有的。这个女人和一个知名的谍报人员一起吃午餐；这个女人在大街上和您搭讪，并且自称是您太太的好朋友——这一点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不实之词；这个女人在案发前不久刚从一个男人的诊所里出来；这个女人在那天晚上去拜访了另一个女人，而且很有可能就在那时另外那个女人被谋杀了；这个女人从那时起就消失了，尽管她一定知道伦敦警方正在寻找自己。所有这些行为与她朋友对她的描述一致吗？看起来不一致。所以，如果这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是她原本那样和善的好人，那么看起来她就很有可能是个冷血女杀手，或者是个同谋。
“我还有一个准则——我自己的亲身印象。我跟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交谈过。她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呢？这，布伦特先生，是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她说的话，她说话的方式，她的举止，她的手势符合人们对她的描述。但是，它们也同样符合一个聪明的演员对一个角色的扮演。不管怎么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最初就是个演员。
“有一段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我和住在伊灵的巴恩斯先生的对话。他那天也去了夏洛特皇后街五十八号看牙。他的理论是——他对此非常武断——莫利和安伯里奥兹的死都纯属偶然，也就是说，真正的目标其实是您。”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哦，是的，这倒是真的，但是为什么要把莫利也牵扯进来？”
波洛说：“因为这个案子里有——怎么说呢？有些丧心病狂的人，他们不计代价，不惜夺走人的生命。是的，一种不顾一切的丧心病狂，这就意味着有更大的阴谋！”
“您不认为莫利是因为出了错儿开枪自杀的？”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一分钟都没有。不，莫利是被谋杀的。安伯里奥兹是被谋杀的，那个不知身份的女人也是被谋杀的。为什么？因为更大的阴谋。巴恩斯的理论是有人试图贿赂莫利或者他的合伙人，以达到暗杀您的目的。”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厉声说：“一派胡言！”
“啊，可是他说得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吗？比如一个人想要铲除某个人，但是对方非常谨慎小心，很难有机会下手。要想杀了这个人就需要在他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接近他，那么，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比在牙医诊室里更无戒备呢？”
“呃，这是真的，我想。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这确实是真的。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就对事情的真相有了最初朦胧的感觉。”
“所以您接受巴恩斯的理论？巴恩斯是谁，顺便问一句？”
“巴恩斯是赖利约在十二点的病人。他从内务部退休，现在住在伊灵。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个子。但是，您说我接受了他的理论，那就错了。我没有，我只是接受了其中的精髓。”
“您是什么意思？”
赫尔克里·波洛说：
“一直以来，我都在被误导——有时是无心的，有时是刻意的。一直以来，我都在被暗示、被迫使认为这个案子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性犯罪案件。也就是说，您，布伦特先生，您的公众人物的身份，才是整个案子的焦点。您这位银行家，您这位国家财政的掌管者，您这位保守势力的拥护者！
“但是所有公众人物都有自己的私生活。我的错就是我忘记了私生活这一块。有人因为私人恩怨想要杀死莫利——比如说弗兰克·卡特。
“也可能有人会由于私人恩怨想杀害您——您的亲属会在您过世后得到财产。有人爱您，也有人恨您——作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公众人物。
“所以我回到了我称作‘逼迫识牌游戏’的更高级的事例上。也就是弗兰克·卡特对您的那次所谓的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名副其实，那么它就是一桩政治性犯罪。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解释呢？也许有。树丛里还有第二个人，这个人冲上去抓住了卡特。他可能先开了一枪，然后把手枪扔到卡特身边，后者几乎必然会捡起来，然后被人发现手里握着那把枪……
“我也想过霍华德·赖克斯的问题。赖克斯在莫利死的那天上午也去了夏洛特皇后街。赖克斯对您所代表的一切深恶痛绝。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赖克斯还不止于此，他可能会同您的外甥孙女儿结婚。如果您死了，您的外甥孙女儿会继承一笔非常可观的财产，尽管您已经做出了谨慎的安排，使她无法动用本金。
“难道这一切，说到底，不是一桩私人性质的，为了私人利益、满足私人欲望的罪案吗？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认为它是桩社会性罪案？因为有人将这个概念，不只一次地向我提起，把它强加于我，就好像那张被逼出的纸牌……
“这时，当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才第一次看到了事情真相的曙光。我当时在教堂里，正在唱着赞美诗——讲的是一个绳索编织的圈套……
“一个圈套？给我设的？是的，有可能是……但如果真是这样，谁设的圈套呢？只有一个人有可能这么做……不过好像讲不通啊——或者讲得通？难道我一直在颠倒着看这个案子吗？莫利不是目标？确实如此！对人生命的无情践踏？是的。因为罪犯承担的风险是巨大的。
“但是如果我的这个新奇的想法是正确的话，它一定要对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合理的解释。比如，它必须要能解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双重性格的秘密，它必须要揭开带着鞋扣的鞋的谜团，它必须要回答出‘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现在身处何方’这个问题。
“好吧，它不仅可以解答以上所有的问题，而且还不止这些。它告诉我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关系到这个案子的开头、过程和结尾。所以在我看来，有两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事实上也确实有两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有一个是她的朋友们所说的那个和善的、有点傻气的好人；另一个是那个和两起凶杀有关，撒了谎，然后神秘消失的女人。
“请记住，利奥波德国王公寓的门童说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之前曾经去过一次……
“以我对这个案情的还原，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取代了她。这另外一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穿着同样款式的衣服，和一双带鞋扣的新鞋，因为其他那些鞋子都太小了。她在某天的一个繁忙时间里去了拉塞尔广场酒店，带走了这个已死女人的衣服，付了账单，然后离开了。她去了格伦戈威尔宫廷酒店。还记得吗，从这时开始，塞恩斯伯里·西尔的朋友们都没再见过她。她在那里扮演了一个星期的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她穿着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衣服，用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那样的声音讲话，但是她还必须买一双小一点的晚装鞋。然后——她就消失了，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她在莫利被害的那天晚上再次回到利奥波德国王酒店。”
“您是想说，”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问，“箱子里的那具尸体最后还是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
“当然是！把脸毁了只是一颗很聪明的烟幕弹，引导人们怀疑死者的身份！”
“可是牙医的证据呢？”
“啊！说到这个，给出证据的并不是牙医本人。莫利已经死了，他不可能再给出任何证据。他本来知道这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现在的这个证据只是那些病人卡片，而那些卡片是伪造的。两个女人都是他的病人，记得吧，只要重新填写那些卡片，把名字换一下就行了。”
赫尔克里·波洛接着说：
“现在您明白当您问我那个女人是不是死了时，我回答说，‘这取决于您怎么看’了吧？因为当您说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时，您指的是哪个女人？是从格伦戈威尔宫廷酒店消失的那个，还是真正的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我知道，波洛先生，您一向很有声望。所以我想您做出这么不同凡响的假设一定是有根据的。但在我看来，这只是异想天开的臆测。您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被蓄意谋杀的，莫利也是因为怕他能认出她的身份而被谋杀的，对吧？但是为什么？我想知道，这个女人，一个完全没有危害到谁的中年女人——有很多朋友，显然没有什么敌人——究竟为什么有人要用这么个大阴谋来杀害她呢？”
“为什么？是的，正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正如您所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毫无杀伤力的人，连只苍蝇都危害不到！那么为什么她会被蓄意地、惨无人道地杀害呢？让我来告诉您我的想法。”
“嗯？”
赫尔克里·波洛身体前倾，说：
“我相信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被害是因为她碰巧有对于见过的人过目不忘的本领。”
“您是什么意思？”
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们已经把双重人格分离了开来。一个是从印度来的与世无争的女士，还有一个是聪明的演员，扮演了那个从印度回来的与世无争的女士。但是有一件事落在这两个角色之间。在莫利先生房前跟您说话的是哪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您记得，她自称是‘您太太的一个好朋友’。现在她的这个说法，无论是基于她朋友的判断，还是正常的可能性推理，都被证明是不属实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个谎言，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不会说谎的。’所以这是冒名顶替者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撒的谎。”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点点头。
“是的，这个推断很清晰，尽管我还是不明白目的是什么。”
波洛说：
“啊，对不起。但是让我们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那个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她不说谎，所以她讲的是真话。”
“我想您是可以这么看，但是这看上去非常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但是暂且把这第二个假设当作事实吧——她说的是真话。那么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确实认识您太太，而且很熟悉。那么，您太太一定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非常熟悉的那种人，一个和她有着相同生活状况的人，一个英属印度人，一个传教者——或者，再往前说——一个演员，那么——就不会是丽贝卡·阿诺德！
“现在，布伦特先生，您明白我为什么要谈论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了吧？您是位伟大的银行家，但是您同时也娶了一位有钱的阔太太。在您和她结婚前，您仅仅是一个公司——离牛津不远的初级合伙人。
“您知道，我开始从正确的方向来看待这个案子。不惜代价？对您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儿。毫不吝惜他人的生命——这一点也同样，因为您早就是个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了。对于独裁者来说，他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而别人的生命则无足轻重。”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您想说什么，波洛先生？”
波洛不动声色地说：
“我想说，布伦特先生，当您和丽贝卡·阿诺德结婚时，您已经是个有妇之夫。我想说，出于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又由于您当时既没有什么财富，又没有什么权势，您就隐瞒了这个事实，刻意地犯了重婚罪。我想说，您真正的太太默认了这个局面。”
“那么这个真正的太太又是谁呢？”
“她冒用了阿尔伯特·查特曼夫人这个名字住在利奥伯特国王公寓——一个很方便的地点，离您在切尔西堤的房子步行不到五分钟。您借用了一个真正的特工的名字，知道这样就可以帮她向人们暗示她丈夫是做谍报工作的。您的计划非常完美地实现了，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您从未合法地与丽贝卡·阿诺德结婚，而且犯了重婚罪。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什么危险。这时它突然出现了——来自一个讨厌的近二十年后还记得您的女人。她偶然回到英国，偶然在夏洛特皇后街与您相遇；也是出于偶然，您的外甥孙女儿当时跟您在一起，听到了她对您说的话。否则我可能永远都猜不到。”
“那是我自己告诉您的，亲爱的波洛。”
“不对，是您的外甥孙女儿坚持要告诉我的，而您又不能明显地横加阻拦，以免引起怀疑。那次见面之后，又有一件倒霉事（对您来说）发生了。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遇到了安伯里奥兹，同他一起吃了午餐，对他讲起了跟一个朋友丈夫的那次相遇——‘这么多年过去了！’‘当然，看上去老了点儿，但几乎没什么变化！’我承认，这完全是我的猜想，但是我相信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我想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一点儿都没有想到她朋友嫁给的那个布伦特先生是当今世界金融的幕后操纵者。您的名字，不管怎么说，都非同凡响。还记得安伯里奥兹吧，他除了干那些间谍活动之外，还是个敲诈勒索者。勒索者对于秘密有着异乎寻常的嗅觉。安伯里奥兹心下一盘算，很容易就发现了这位布伦特先生的秘密。然后，我相信，他给您写了信，或者打了电话……噢，是的，对于安伯里奥兹来说，您是一座金矿。”
波洛停歇片刻，接着说：
“对付一个高效又有经验的勒索者只有一种有效的办法——让他闭嘴。这个案子并不像我之前误认为的那样，是‘布伦特一定得滚蛋’，相反，是‘安伯里奥兹必须滚蛋’。不过答案都是一样的！要接近一个人，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趁他毫无防备之时，那么一个人在什么时候能比躺在牙医椅子上时更无防备呢？”
波洛又停顿了一下，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浮现在他的嘴边。他说：
“这个案子的真相很早就有人提及——门童艾尔弗雷德。他当时正在读一本犯罪小说，题目是《死于十一点四十五分》。我们当时就应该意识到这个预示。因为，这正好是莫利遇害的时间。您在准备离开诊室时开枪打死了他，接着您按响了蜂鸣器，打开了洗手池的水龙头，离开了那个房间。您掐算好时间，好让自己下梯时刚好碰上艾尔弗雷德领着那个冒牌的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进电梯。您确实打开了前门，也许还走了出去，但是当电梯关门向上运行的时候，您又溜进房子，从楼梯上了楼。
“基于我的亲身经历，我知道艾尔弗雷德是怎么领病人上楼的。他会先敲敲门，打开门，向后退一步让病人进去。里面的水还在流——可以推论，莫利像往常一样还在洗手。但是艾尔弗雷德其实看不到他。
“等艾尔弗雷德从电梯下去之后，您就立即溜进那个诊室，和您的同谋一起把尸体抬进了相连的那个办公室。然后迅速在病人档案里找出查特曼夫人和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卡片，伪造了记录。您穿上白大褂，也许您太太还帮您稍作化妆，但其实不需要做什么，因为那是安伯里奥兹第一次去莫利那儿看牙。况且他从没有见过您，您的照片也很少在报纸上出现。另外，他为什么要怀疑呢？勒索者并不害怕他的牙医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下了楼，艾尔弗雷德把她送出门。蜂鸣器响起，安伯里奥兹被送上楼。他看到牙医在门背后洗手，一切无恙。他被领进牙医椅，把那颗疼痛的牙指给医生看。您按照医生的惯例与他交谈。您解释说最好要麻醉他的牙龈。普鲁卡因和肾上腺素就在那里。您给他注射了足以致死的剂量。顺便说一句，他因此不会对您的医术产生任何怀疑！
“安伯里奥兹走时没有任何疑心。您把莫利的尸体拉出来放在地板上，又往地毯上拖了一点。这时，您只能自己来做这件事。您把手枪擦干净放在他手里，又擦干净门把手——这样您的指纹就不会最后留在上面——把您用过的仪器都扔进消毒器里。然后您离开了那个房间，在合适的时间从楼梯上走下去，并溜出大门。这是您唯一有危险的时刻。
“一切都应该顺利过去了！两个对您有威胁的人都死了。第三个人也死了——但是，在您看来，这不可避免。而且，所有这些都有很好的解释。莫利自杀是因为他对安伯里奥兹犯了个错，这样一下就死了两个。一次令人遗憾的事故。
“但是出乎您的意料，我出场了。我产生了怀疑，对已有的解释提出了异议。一切都没有如您所愿的那样顺利进行。所以一定得有第二个防范措施。如果需要，一定要有个替罪羊。您对莫利那里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弗兰克·卡特，就是个合适的人选。于是您的同谋就以秘密工作者的形式安排他做了一名园丁。如此，将来他讲出这段荒诞经历就没有人会相信。到一定的时候，皮草箱子里的尸体会被发现。一开始，人们会认为那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然后牙医的证明会推翻这个结论。巨大的轰动！看上去这似乎没有什么必要，而且会将事情复杂化，但其实不然。您不想让英国警方四处寻找失踪的阿尔伯特·查特曼。不，那就让查特曼夫人死吧，让警察去找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因为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她。另外，您可以通过您的影响力叫停对于本案的调查。
“您确实这么做了。不过，您还需要知道我在做什么，于是您把我叫来，敦促我去找那个失踪的女人。您继续不断地‘强加牌’给我。您的同谋给我打电话，煞有介事地威胁我，同样的招数——间谍，社会性谋杀。她是个聪明的演员，您的这位太太，为了掩盖自己原有的声音，故意模仿别人说话。您太太模仿了奥利维娅夫人的说话语调。应该说，这一招确实迷惑了我。
“后来我又被带到爱夏庄，最后的表演开始了。将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摆在月桂树丛中是很容易的。一个正在剪枝的男人，无意中把它弄走火了，枪掉在他脚下，惊慌失措中他把枪捡起来。还能怎么样呢？他被当场抓获，还附带一个荒唐的故事。而且手枪与杀害莫利的那把是一对儿。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圈套，等着赫尔克里·波洛来跳呢。”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在椅子里动了动。他面色阴沉，而且有点悲伤。他说：“别误解我，波洛先生，有多少是您的猜测？又有多少是您确实知道的？”
波洛说：
“我找到了那份结婚证书——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婚姻登记处——是马丁·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和格尔达·格兰特两个人的。弗兰克·卡特在十二点二十五分刚过时看到两个男人从莫利的诊室出来。第一个人很胖——安伯里奥兹；第二个，当然就是您。弗兰克·卡特没有认出您来，他只是从上面往下看到了。”
“您可真诚实！”
“他走进诊室，发现了莫利的尸体。他的手已经冰凉，伤口周围的血也干了。这就说明莫利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所以，给安伯里奥兹看牙的人绝不可能是莫利，而是杀害莫利的凶手。”
“还有什么？”
“对了，海伦·蒙特雷索今天下午被捕了。”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的身体为之一震，然后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说：“那么——谜底揭开了。”
赫尔克里·波洛说：
“是的，真正的海伦·蒙特雷索，您的远房表妹，七年前死于加拿大。您隐瞒了事实，并利用了它。”
一丝笑容出现在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嘴边，他自然地、带着孩子般满足的神情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格尔达玩得太过火了。我想让您知道，您是如此聪明，我跟她结婚时没有告诉别人。她当时在话剧团当演员。我周围都是那种很自律的人，而且我正要成为公司合伙人。我们商定先不公开。她继续演戏。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也在公司里，她认识我们。后来她跟一个旅行社出国了，格尔达收到过一两封她从印度的来信。之后她就不写了。梅布尔又跟印度扯上了关系，她永远都是一个愚蠢轻信的女人。我希望我能让您理解我跟丽贝卡的相识和我的婚姻。格尔达理解我。我只能用‘王室’来描述我们的关系。这桩婚姻让我和女王结婚，扮演女王的丈夫，甚至是国王。在我看来，我和格尔达的婚姻是贵贱通婚，我爱她，不想抛弃她。这一切其实一直都发展得很顺利。我非常喜欢丽贝卡。她是一个极有金融头脑的女人，而我也不输给她。我们是很好的工作伙伴，这真是令人激动啊。她是个出色的伴侣，我想我也让她感到很幸福。她死的时候我非常难过。奇怪的是，我和格尔达渐渐地喜欢上了秘密幽会带来的兴奋，我们用了各种有创意的手段。她天生就是个演员，扮演过七八个角色——阿尔伯特·查特曼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她曾经是一个住在巴黎的美国寡妇，我出差时和她在那里幽会；她曾经是一个画家，带着画具去挪威，我则去那边钓鱼。后来，我让她假扮我表妹，海伦·蒙特雷索。这对我们来说都特别有趣，我想，也让我们一直保持着相互的吸引力。丽贝卡死后，我们本可以正式结婚，但是我们并不想。格尔达觉得正式成为我太太会过得比较辛苦，当然，过去的事情也可能会被挖出来。不过我想我们继续这样做的真正原因还是我们喜欢其中的神秘色彩。如果公开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可能会感到无聊。”
布伦特停顿了一下，再开口时，他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
“然后，就是那个傻女人把一切都搞砸了。过了这么多年，她竟然还认得出我！而且告诉了安伯里奥兹。您知道——您一定明白——必须要做点儿什么！这并不完全是为了我自己，不只是出于自私。如果我被毁了，名誉扫地——国家，我的国家也会受到牵连，因为我还是为英格兰做了点儿事的，波洛先生。是我支撑着它一直坚挺，是我让它保持着财力。它没有遭到独裁者的践踏——无论是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我对金钱本身并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权力，我喜欢统治，但是我不会搞专制。我们英格兰是民主国家——真正的民主国家。我们可以发牢骚，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政治家，甚至取笑他们。我们是自由的。这是我所喜欢的，我一生也都在为此而奋斗。但是，如果我倒台了，那么您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国家需要我，波洛先生。一个可恶的成天敲诈勒索的希腊无赖想要毁了我一世的英明，我必须采取措施。格尔达也明白这一点。我们对塞恩斯伯里·西尔这个女人感到抱歉，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让她闭嘴。我们不相信她能保守秘密。格尔达去找她，说请她喝茶，告诉对方自己住在查特曼夫人的公寓里。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去了，一点儿都没有怀疑。她什么都不知道——巴比妥钠是放在茶里的，没有任何痛苦，只是睡过去再也不会醒来。脸是后来才弄的，虽然令人作呕，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这么做。查特曼夫人要完全消失。我让我的‘表妹海伦’住在这儿的一个农舍里。我们已经想好，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结婚。但是首先，我们要把安伯里奥兹除掉。这次干得很漂亮。他没有怀疑我不是个牙医，我自己对那些器具也掌握得很好。我没敢用牙钻。当然，给他打完麻药后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也许用钻头也没问题！”
波洛问：“手枪呢？”
“那两把手枪其实属于我原来在美国的一个秘书。他从国外什么地方买的，离开时忘记带走了。”
一阵沉默。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问：“您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赫尔克里·波洛说：“那么莫利呢？”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轻描淡写地说：“我对莫利感到抱歉。”
赫尔克里·波洛说：“好吧，我明白了……”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布伦特说：“那么，波洛先生，怎么样？”
波洛说：“海伦·蒙特雷索已经被捕了。”
“所以现在轮到我了？”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布伦特温和地说：“但是您对此并不感到高兴，对吧？”
“是的，我一点儿都不高兴。”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我杀了三个人，所以估计应该会上绞刑架。但是您也听了我的辩词。”
“那是——具体地说？”
“就是我相信，我全身心地相信，我对这个国家持久的和平及安宁是有用的。”
赫尔克里·波洛承认说：“是的，也许是这样。”
“您同意，对吗？”
“我同意，是的。您代表着我认为的那些很重要的东西，健全、平衡、稳定以及诚实。”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轻轻地说了声：“谢谢。”他接着问：“那么，怎么样呢？”
“您建议我——退出这个案子？”
“是的。”
“那您的太太呢？”
“我有办法，可以说弄错人了嘛。”
“如果我不答应呢？”
“那么，”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轻松地说，“我就甘愿受罚。”他继续说：“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中，波洛，由您来决定。但是我告诉您，我这不只是为了自保——这个世界需要我。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个诚实的人，因为我懂得常识，而且我没什么私心。”
波洛点点头。奇怪的是，他同意这些说法。
他说：“是的，这只是一方面。您是很胜任您现在的工作。您很明智，有判断力和平衡能力。但是还有另外一面，那三条死去的人命。”
“是的，但是您想想这些人！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您自己都说她是一个傻女人！安伯里奥兹，一个坏人、敲诈勒索犯！”
“还有莫利呢？”
“我之前已经告诉过您，我为莫利感到抱歉。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正直体面的人，也是个好牙医，但是还有其他的牙医啊。”
“是的，”波洛说，“是还有其他牙医。弗兰克·卡特呢？您也会把他送上断头台，没有愧疚？”
布伦特说：“对他我没有任何怜悯之心。他一无是处，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
波洛说：“但也是一条人命……”
“哦，我们都是人……”
“是的，我们都是人。这就是您不记得的地方。您刚才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愚蠢的人，安伯里奥兹是个邪恶的人，弗兰克·卡特是个懒惰无用的人。莫利呢，也只不过是个牙医，反正还有其他的牙医。布伦特先生，这就是您和我见解不同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四个人的生命和您的一样重要。”
“您说错了。”
“不，我没说错。您是一个天生诚实、有准确判断力的人，但您走错了一步——表面上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公开场合里，您还是像以前一样，正直，可靠，诚实。但是内心，您对权力的热爱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所以您牺牲掉四个人的性命，而且觉得无关紧要。”
“您难道没有意识到，波洛，这整个国家的安全和幸福都需要我来维系吗？”
“我并不为全国人民担忧，先生。我为每一个有权不被夺取性命的个人而担忧。”
他站起身来。
“那么，这就是您的回答了。”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赫尔克里·波洛用疲惫的声音说：“是的，这就是我的回答……”他向门口走去，打开门。两个男人走了进来。
2
赫尔克里·波洛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个女子在那里等他。
简·奥利维娅，面色惨白，神情紧张，站在壁炉前。她边上站着霍华德·赖克斯。
她问：“怎么样了？”
波洛温柔地说：“都结束了。”
赖克斯粗暴地问：“您是什么意思？”
波洛说：“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由于谋杀已经被捕。”
赖克斯说：“我以为他会把您给收买了……”
简说：“不，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
波洛叹了口气。他说：
“世界是你们的。崭新的天空，崭新的大地。在你们的新世界里，孩子们，一定要让它有自由，有怜悯……这就是我对你们的要求。”
1
第二天，赫尔克里·波洛和他认识的一个戏剧代理人会面了几个小时。下午，他去了牛津。接下来的一天，他乘车去了郊外，回来时已经比较晚了。
出发前，他打了个电话给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约好当天晚上会面。
晚上九点半，他到了哥特楼。
波洛被领进书房，那里只有阿利斯泰尔·布伦特一个人。他与他的客人握手，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个急切的大问号。他说：“怎么样？”
赫尔克里·波洛慢慢地点点头。布伦特用几乎是用又怀疑又欣赏的目光望着他。
“您找到她了？”
“是的，是的，我找到她了。”他坐下来，然后叹了口气。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您很累吧？”
“是的，我很累。我要告诉您的，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布伦特问：“她死了吗？”
“这取决于，”赫尔克里·波洛缓慢地说，“您怎么看。”
布伦特皱起眉头。他说：“我亲爱的先生，一个人不是死，就是活。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只能居其一啊！”
“呃，但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又是谁呢？”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您不是想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吧？”
“噢，不是，不是的。有这么个人，她曾经住在加尔各答，教人们演讲技巧，她还热衷于慈善工作。她搭乘‘马哈拉那’号轮船来到英国——与安伯里奥兹先生同船，虽然他们是在不同等级的仓位。他还因为什么事儿帮了她——她的行李出了点儿问题。看来他在小事情上还是个热心人。而有时，布伦特先生，好心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您知道，对于安伯里奥兹先生来说正是这样。他后来在伦敦街头又偶然遇到了这位女士，他当时心情很好，就好心地邀请她与他一起在萨伏依酒店共进午餐。这对她来说可是不期而遇的好事儿，对安伯里奥兹先生则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他的好心是没有预谋的，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个容颜已逝的中年女子会给他带来一座金矿般的发财机会。但是，她尽管这么做了，却一点儿都没有觉察。您知道她从来都不怎么聪明，虽然是个充满善意的好人，但是——我想说——脑子不是很灵光。”
布伦特说：“那么那个叫查普曼的女人不是她杀的了？”
波洛不紧不慢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讲这件事。我想，还是应该从我开始接触这件事讲起。是关于一只鞋！”
布伦特茫然地问：“一只鞋？”
“对，一只带鞋扣的鞋。当时我看完牙从牙医那儿出来，站在夏洛特皇后街五十八号的台阶上。这时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门开后，一个女人的脚伸了出来。我是个喜欢观察女人脚和脚腕的人。那是只很好看的脚，脚腕也很漂亮，穿着一双昂贵的丝袜。但是我不喜欢那只鞋。这是只崭新的、闪闪发亮的漆皮鞋，还带着一个巨大的装饰鞋扣。不雅观，一点儿都不雅观！当我还在观察这些时，女士整个儿都从车里出来了——坦率地说，实在令人失望——是一位中年女士，没什么魅力，穿着也没有品位。”
“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
“非常正确。她下车时发生了事故——她的鞋扣勾到车门，被扯掉了。我把它捡起来并送还给她。就这样，这段插曲结束了。
“后来，同一天，我和贾普探长一起访问了这位女士。顺便提一下，她那时还没有把那个鞋扣缝上。
“当天晚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就从她住的酒店出走并消失了。到这里，我们暂且说，第一幕结束。
“第二幕开始是贾普探长召我去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在那边的一个公寓里有一只皮草箱，皮草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走进那间屋子，走近那只箱子，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只很破的带鞋扣的鞋！”
“怎么了？”
“您还没有听懂我说的意思，那是一只很破的鞋子——穿得很旧。但是您看，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在同一天晚上去的利奥波德国王公寓，也就是莫利先生被害的那一天。早晨鞋子还是新的。一个人不可能在一天里把一双新鞋穿旧，您明白了吧。”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兴味索然地说：“我想，她也可能有两双这样的鞋吧？”
“啊，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贾普和我去过她在格伦戈威尔宫廷酒店的房间，并且检查了她所有的东西——没有一双带鞋扣的鞋子。是的，她可能会有一双旧鞋，走累了一天之后，在晚上换上了这双鞋，对吧？但是，如果是这样，另外那双鞋应该在酒店里，您同意吧？”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要紧。”
“不，不要紧，一点儿都不要紧。但是如果有人遇到自己无法解释的问题，就会去下功夫深究。我站在那个皮草箱边上，看着那只鞋——那个鞋扣是有人用手工新缝上的。我得承认我当时曾经怀疑过——我自己。是的，我对自己说，赫尔克里·波洛，你早上是不是飘飘然昏了头了，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旧鞋子都能看成新鞋子？”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错了，不是这个原因。我的眼睛没有欺骗我！我们继续。我仔细查看了这个女人的尸体，感觉很不舒服。为什么这张脸被刻意、胡乱地毁掉？是不想让人认出来吗？”
阿利斯泰尔有些不耐烦地动了动。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再讲一遍吗？我们都知道——”
赫尔克里·波洛坚定地说：
“这很有必要，我必须领着您从我走过的路上再走一遍，最终找到真相。我对自己说：‘这里面有问题。这儿有具女人的尸体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除了鞋子，或许？），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手提包，但是为什么不让人认出她的脸呢？也许是因为这张脸不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脸？’于是我马上开始回想我听到过的另一个女人的样子——就是那间公寓的主人。我问自己，这里躺着的这个死人会不会是另外这个女人呢？于是我去看了这个女人的卧室。我试着想象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从表面上看，她与另外一个很不同，穿戴得体又讲究，很会化妆。但是从基础方面看，并没有大的区别，头发，身材，年龄……但是有一个不同点，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穿五号鞋，而我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穿九号丝袜，也就是说她应该至少穿六号的鞋子。这样，查普曼夫人的脚就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小。我又回到尸体那边。如果我的推断是对的，如果尸体是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衣服的查普曼夫人，那么鞋子应该过大。我抓起一只脚，但是发现鞋子并不松，反而还很紧。这么看尸体还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毁了这张脸呢？手提包已经证明了她的身份，它本可以被轻易地处理掉，但却没有。
“这简直是个谜，一个头绪混乱的谜团。绝望之中，我拿起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簿——唯一可以确认死者身份的人就是牙医，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医也是莫利先生。莫利已经死了，但还是有办法鉴定身份。结果您已经知道了。接替莫利的医生在法庭上做证尸体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
布伦特有点烦躁不安。但是波洛毫不理会，接着说：
“我遇到了一个心理学问题。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个很明显，她有朋友证实她在印度住了很久，他们把她描述为一个诚恳的、做事认真的、有点儿傻里傻气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吗？显然是有的。这个女人和一个知名的谍报人员一起吃午餐；这个女人在大街上和您搭讪，并且自称是您太太的好朋友——这一点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不实之词；这个女人在案发前不久刚从一个男人的诊所里出来；这个女人在那天晚上去拜访了另一个女人，而且很有可能就在那时另外那个女人被谋杀了；这个女人从那时起就消失了，尽管她一定知道伦敦警方正在寻找自己。所有这些行为与她朋友对她的描述一致吗？看起来不一致。所以，如果这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是她原本那样和善的好人，那么看起来她就很有可能是个冷血女杀手，或者是个同谋。
“我还有一个准则——我自己的亲身印象。我跟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交谈过。她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呢？这，布伦特先生，是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她说的话，她说话的方式，她的举止，她的手势符合人们对她的描述。但是，它们也同样符合一个聪明的演员对一个角色的扮演。不管怎么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最初就是个演员。
“有一段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我和住在伊灵的巴恩斯先生的对话。他那天也去了夏洛特皇后街五十八号看牙。他的理论是——他对此非常武断——莫利和安伯里奥兹的死都纯属偶然，也就是说，真正的目标其实是您。”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哦，是的，这倒是真的，但是为什么要把莫利也牵扯进来？”
波洛说：“因为这个案子里有——怎么说呢？有些丧心病狂的人，他们不计代价，不惜夺走人的生命。是的，一种不顾一切的丧心病狂，这就意味着有更大的阴谋！”
“您不认为莫利是因为出了错儿开枪自杀的？”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一分钟都没有。不，莫利是被谋杀的。安伯里奥兹是被谋杀的，那个不知身份的女人也是被谋杀的。为什么？因为更大的阴谋。巴恩斯的理论是有人试图贿赂莫利或者他的合伙人，以达到暗杀您的目的。”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厉声说：“一派胡言！”
“啊，可是他说得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吗？比如一个人想要铲除某个人，但是对方非常谨慎小心，很难有机会下手。要想杀了这个人就需要在他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接近他，那么，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比在牙医诊室里更无戒备呢？”
“呃，这是真的，我想。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这确实是真的。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就对事情的真相有了最初朦胧的感觉。”
“所以您接受巴恩斯的理论？巴恩斯是谁，顺便问一句？”
“巴恩斯是赖利约在十二点的病人。他从内务部退休，现在住在伊灵。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个子。但是，您说我接受了他的理论，那就错了。我没有，我只是接受了其中的精髓。”
“您是什么意思？”
赫尔克里·波洛说：
“一直以来，我都在被误导——有时是无心的，有时是刻意的。一直以来，我都在被暗示、被迫使认为这个案子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性犯罪案件。也就是说，您，布伦特先生，您的公众人物的身份，才是整个案子的焦点。您这位银行家，您这位国家财政的掌管者，您这位保守势力的拥护者！
“但是所有公众人物都有自己的私生活。我的错就是我忘记了私生活这一块。有人因为私人恩怨想要杀死莫利——比如说弗兰克·卡特。
“也可能有人会由于私人恩怨想杀害您——您的亲属会在您过世后得到财产。有人爱您，也有人恨您——作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公众人物。
“所以我回到了我称作‘逼迫识牌游戏’的更高级的事例上。也就是弗兰克·卡特对您的那次所谓的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名副其实，那么它就是一桩政治性犯罪。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解释呢？也许有。树丛里还有第二个人，这个人冲上去抓住了卡特。他可能先开了一枪，然后把手枪扔到卡特身边，后者几乎必然会捡起来，然后被人发现手里握着那把枪……
“我也想过霍华德·赖克斯的问题。赖克斯在莫利死的那天上午也去了夏洛特皇后街。赖克斯对您所代表的一切深恶痛绝。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赖克斯还不止于此，他可能会同您的外甥孙女儿结婚。如果您死了，您的外甥孙女儿会继承一笔非常可观的财产，尽管您已经做出了谨慎的安排，使她无法动用本金。
“难道这一切，说到底，不是一桩私人性质的，为了私人利益、满足私人欲望的罪案吗？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认为它是桩社会性罪案？因为有人将这个概念，不只一次地向我提起，把它强加于我，就好像那张被逼出的纸牌……
“这时，当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才第一次看到了事情真相的曙光。我当时在教堂里，正在唱着赞美诗——讲的是一个绳索编织的圈套……
“一个圈套？给我设的？是的，有可能是……但如果真是这样，谁设的圈套呢？只有一个人有可能这么做……不过好像讲不通啊——或者讲得通？难道我一直在颠倒着看这个案子吗？莫利不是目标？确实如此！对人生命的无情践踏？是的。因为罪犯承担的风险是巨大的。
“但是如果我的这个新奇的想法是正确的话，它一定要对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合理的解释。比如，它必须要能解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双重性格的秘密，它必须要揭开带着鞋扣的鞋的谜团，它必须要回答出‘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现在身处何方’这个问题。
“好吧，它不仅可以解答以上所有的问题，而且还不止这些。它告诉我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关系到这个案子的开头、过程和结尾。所以在我看来，有两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事实上也确实有两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有一个是她的朋友们所说的那个和善的、有点傻气的好人；另一个是那个和两起凶杀有关，撒了谎，然后神秘消失的女人。
“请记住，利奥波德国王公寓的门童说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之前曾经去过一次……
“以我对这个案情的还原，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取代了她。这另外一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穿着同样款式的衣服，和一双带鞋扣的新鞋，因为其他那些鞋子都太小了。她在某天的一个繁忙时间里去了拉塞尔广场酒店，带走了这个已死女人的衣服，付了账单，然后离开了。她去了格伦戈威尔宫廷酒店。还记得吗，从这时开始，塞恩斯伯里·西尔的朋友们都没再见过她。她在那里扮演了一个星期的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她穿着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衣服，用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那样的声音讲话，但是她还必须买一双小一点的晚装鞋。然后——她就消失了，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她在莫利被害的那天晚上再次回到利奥波德国王酒店。”
“您是想说，”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问，“箱子里的那具尸体最后还是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
“当然是！把脸毁了只是一颗很聪明的烟幕弹，引导人们怀疑死者的身份！”
“可是牙医的证据呢？”
“啊！说到这个，给出证据的并不是牙医本人。莫利已经死了，他不可能再给出任何证据。他本来知道这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现在的这个证据只是那些病人卡片，而那些卡片是伪造的。两个女人都是他的病人，记得吧，只要重新填写那些卡片，把名字换一下就行了。”
赫尔克里·波洛接着说：
“现在您明白当您问我那个女人是不是死了时，我回答说，‘这取决于您怎么看’了吧？因为当您说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时，您指的是哪个女人？是从格伦戈威尔宫廷酒店消失的那个，还是真正的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我知道，波洛先生，您一向很有声望。所以我想您做出这么不同凡响的假设一定是有根据的。但在我看来，这只是异想天开的臆测。您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被蓄意谋杀的，莫利也是因为怕他能认出她的身份而被谋杀的，对吧？但是为什么？我想知道，这个女人，一个完全没有危害到谁的中年女人——有很多朋友，显然没有什么敌人——究竟为什么有人要用这么个大阴谋来杀害她呢？”
“为什么？是的，正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正如您所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毫无杀伤力的人，连只苍蝇都危害不到！那么为什么她会被蓄意地、惨无人道地杀害呢？让我来告诉您我的想法。”
“嗯？”
赫尔克里·波洛身体前倾，说：
“我相信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被害是因为她碰巧有对于见过的人过目不忘的本领。”
“您是什么意思？”
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们已经把双重人格分离了开来。一个是从印度来的与世无争的女士，还有一个是聪明的演员，扮演了那个从印度回来的与世无争的女士。但是有一件事落在这两个角色之间。在莫利先生房前跟您说话的是哪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您记得，她自称是‘您太太的一个好朋友’。现在她的这个说法，无论是基于她朋友的判断，还是正常的可能性推理，都被证明是不属实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个谎言，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不会说谎的。’所以这是冒名顶替者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撒的谎。”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点点头。
“是的，这个推断很清晰，尽管我还是不明白目的是什么。”
波洛说：
“啊，对不起。但是让我们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那个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她不说谎，所以她讲的是真话。”
“我想您是可以这么看，但是这看上去非常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但是暂且把这第二个假设当作事实吧——她说的是真话。那么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确实认识您太太，而且很熟悉。那么，您太太一定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非常熟悉的那种人，一个和她有着相同生活状况的人，一个英属印度人，一个传教者——或者，再往前说——一个演员，那么——就不会是丽贝卡·阿诺德！
“现在，布伦特先生，您明白我为什么要谈论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了吧？您是位伟大的银行家，但是您同时也娶了一位有钱的阔太太。在您和她结婚前，您仅仅是一个公司——离牛津不远的初级合伙人。
“您知道，我开始从正确的方向来看待这个案子。不惜代价？对您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儿。毫不吝惜他人的生命——这一点也同样，因为您早就是个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了。对于独裁者来说，他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而别人的生命则无足轻重。”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您想说什么，波洛先生？”
波洛不动声色地说：
“我想说，布伦特先生，当您和丽贝卡·阿诺德结婚时，您已经是个有妇之夫。我想说，出于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又由于您当时既没有什么财富，又没有什么权势，您就隐瞒了这个事实，刻意地犯了重婚罪。我想说，您真正的太太默认了这个局面。”
“那么这个真正的太太又是谁呢？”
“她冒用了阿尔伯特·查特曼夫人这个名字住在利奥伯特国王公寓——一个很方便的地点，离您在切尔西堤的房子步行不到五分钟。您借用了一个真正的特工的名字，知道这样就可以帮她向人们暗示她丈夫是做谍报工作的。您的计划非常完美地实现了，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您从未合法地与丽贝卡·阿诺德结婚，而且犯了重婚罪。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什么危险。这时它突然出现了——来自一个讨厌的近二十年后还记得您的女人。她偶然回到英国，偶然在夏洛特皇后街与您相遇；也是出于偶然，您的外甥孙女儿当时跟您在一起，听到了她对您说的话。否则我可能永远都猜不到。”
“那是我自己告诉您的，亲爱的波洛。”
“不对，是您的外甥孙女儿坚持要告诉我的，而您又不能明显地横加阻拦，以免引起怀疑。那次见面之后，又有一件倒霉事（对您来说）发生了。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遇到了安伯里奥兹，同他一起吃了午餐，对他讲起了跟一个朋友丈夫的那次相遇——‘这么多年过去了！’‘当然，看上去老了点儿，但几乎没什么变化！’我承认，这完全是我的猜想，但是我相信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我想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一点儿都没有想到她朋友嫁给的那个布伦特先生是当今世界金融的幕后操纵者。您的名字，不管怎么说，都非同凡响。还记得安伯里奥兹吧，他除了干那些间谍活动之外，还是个敲诈勒索者。勒索者对于秘密有着异乎寻常的嗅觉。安伯里奥兹心下一盘算，很容易就发现了这位布伦特先生的秘密。然后，我相信，他给您写了信，或者打了电话……噢，是的，对于安伯里奥兹来说，您是一座金矿。”
波洛停歇片刻，接着说：
“对付一个高效又有经验的勒索者只有一种有效的办法——让他闭嘴。这个案子并不像我之前误认为的那样，是‘布伦特一定得滚蛋’，相反，是‘安伯里奥兹必须滚蛋’。不过答案都是一样的！要接近一个人，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趁他毫无防备之时，那么一个人在什么时候能比躺在牙医椅子上时更无防备呢？”
波洛又停顿了一下，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浮现在他的嘴边。他说：
“这个案子的真相很早就有人提及——门童艾尔弗雷德。他当时正在读一本犯罪小说，题目是《死于十一点四十五分》。我们当时就应该意识到这个预示。因为，这正好是莫利遇害的时间。您在准备离开诊室时开枪打死了他，接着您按响了蜂鸣器，打开了洗手池的水龙头，离开了那个房间。您掐算好时间，好让自己下梯时刚好碰上艾尔弗雷德领着那个冒牌的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进电梯。您确实打开了前门，也许还走了出去，但是当电梯关门向上运行的时候，您又溜进房子，从楼梯上了楼。
“基于我的亲身经历，我知道艾尔弗雷德是怎么领病人上楼的。他会先敲敲门，打开门，向后退一步让病人进去。里面的水还在流——可以推论，莫利像往常一样还在洗手。但是艾尔弗雷德其实看不到他。
“等艾尔弗雷德从电梯下去之后，您就立即溜进那个诊室，和您的同谋一起把尸体抬进了相连的那个办公室。然后迅速在病人档案里找出查特曼夫人和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卡片，伪造了记录。您穿上白大褂，也许您太太还帮您稍作化妆，但其实不需要做什么，因为那是安伯里奥兹第一次去莫利那儿看牙。况且他从没有见过您，您的照片也很少在报纸上出现。另外，他为什么要怀疑呢？勒索者并不害怕他的牙医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下了楼，艾尔弗雷德把她送出门。蜂鸣器响起，安伯里奥兹被送上楼。他看到牙医在门背后洗手，一切无恙。他被领进牙医椅，把那颗疼痛的牙指给医生看。您按照医生的惯例与他交谈。您解释说最好要麻醉他的牙龈。普鲁卡因和肾上腺素就在那里。您给他注射了足以致死的剂量。顺便说一句，他因此不会对您的医术产生任何怀疑！
“安伯里奥兹走时没有任何疑心。您把莫利的尸体拉出来放在地板上，又往地毯上拖了一点。这时，您只能自己来做这件事。您把手枪擦干净放在他手里，又擦干净门把手——这样您的指纹就不会最后留在上面——把您用过的仪器都扔进消毒器里。然后您离开了那个房间，在合适的时间从楼梯上走下去，并溜出大门。这是您唯一有危险的时刻。
“一切都应该顺利过去了！两个对您有威胁的人都死了。第三个人也死了——但是，在您看来，这不可避免。而且，所有这些都有很好的解释。莫利自杀是因为他对安伯里奥兹犯了个错，这样一下就死了两个。一次令人遗憾的事故。
“但是出乎您的意料，我出场了。我产生了怀疑，对已有的解释提出了异议。一切都没有如您所愿的那样顺利进行。所以一定得有第二个防范措施。如果需要，一定要有个替罪羊。您对莫利那里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弗兰克·卡特，就是个合适的人选。于是您的同谋就以秘密工作者的形式安排他做了一名园丁。如此，将来他讲出这段荒诞经历就没有人会相信。到一定的时候，皮草箱子里的尸体会被发现。一开始，人们会认为那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然后牙医的证明会推翻这个结论。巨大的轰动！看上去这似乎没有什么必要，而且会将事情复杂化，但其实不然。您不想让英国警方四处寻找失踪的阿尔伯特·查特曼。不，那就让查特曼夫人死吧，让警察去找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因为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她。另外，您可以通过您的影响力叫停对于本案的调查。
“您确实这么做了。不过，您还需要知道我在做什么，于是您把我叫来，敦促我去找那个失踪的女人。您继续不断地‘强加牌’给我。您的同谋给我打电话，煞有介事地威胁我，同样的招数——间谍，社会性谋杀。她是个聪明的演员，您的这位太太，为了掩盖自己原有的声音，故意模仿别人说话。您太太模仿了奥利维娅夫人的说话语调。应该说，这一招确实迷惑了我。
“后来我又被带到爱夏庄，最后的表演开始了。将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摆在月桂树丛中是很容易的。一个正在剪枝的男人，无意中把它弄走火了，枪掉在他脚下，惊慌失措中他把枪捡起来。还能怎么样呢？他被当场抓获，还附带一个荒唐的故事。而且手枪与杀害莫利的那把是一对儿。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圈套，等着赫尔克里·波洛来跳呢。”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在椅子里动了动。他面色阴沉，而且有点悲伤。他说：“别误解我，波洛先生，有多少是您的猜测？又有多少是您确实知道的？”
波洛说：
“我找到了那份结婚证书——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婚姻登记处——是马丁·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和格尔达·格兰特两个人的。弗兰克·卡特在十二点二十五分刚过时看到两个男人从莫利的诊室出来。第一个人很胖——安伯里奥兹；第二个，当然就是您。弗兰克·卡特没有认出您来，他只是从上面往下看到了。”
“您可真诚实！”
“他走进诊室，发现了莫利的尸体。他的手已经冰凉，伤口周围的血也干了。这就说明莫利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所以，给安伯里奥兹看牙的人绝不可能是莫利，而是杀害莫利的凶手。”
“还有什么？”
“对了，海伦·蒙特雷索今天下午被捕了。”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的身体为之一震，然后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说：“那么——谜底揭开了。”
赫尔克里·波洛说：
“是的，真正的海伦·蒙特雷索，您的远房表妹，七年前死于加拿大。您隐瞒了事实，并利用了它。”
一丝笑容出现在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嘴边，他自然地、带着孩子般满足的神情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格尔达玩得太过火了。我想让您知道，您是如此聪明，我跟她结婚时没有告诉别人。她当时在话剧团当演员。我周围都是那种很自律的人，而且我正要成为公司合伙人。我们商定先不公开。她继续演戏。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也在公司里，她认识我们。后来她跟一个旅行社出国了，格尔达收到过一两封她从印度的来信。之后她就不写了。梅布尔又跟印度扯上了关系，她永远都是一个愚蠢轻信的女人。我希望我能让您理解我跟丽贝卡的相识和我的婚姻。格尔达理解我。我只能用‘王室’来描述我们的关系。这桩婚姻让我和女王结婚，扮演女王的丈夫，甚至是国王。在我看来，我和格尔达的婚姻是贵贱通婚，我爱她，不想抛弃她。这一切其实一直都发展得很顺利。我非常喜欢丽贝卡。她是一个极有金融头脑的女人，而我也不输给她。我们是很好的工作伙伴，这真是令人激动啊。她是个出色的伴侣，我想我也让她感到很幸福。她死的时候我非常难过。奇怪的是，我和格尔达渐渐地喜欢上了秘密幽会带来的兴奋，我们用了各种有创意的手段。她天生就是个演员，扮演过七八个角色——阿尔伯特·查特曼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她曾经是一个住在巴黎的美国寡妇，我出差时和她在那里幽会；她曾经是一个画家，带着画具去挪威，我则去那边钓鱼。后来，我让她假扮我表妹，海伦·蒙特雷索。这对我们来说都特别有趣，我想，也让我们一直保持着相互的吸引力。丽贝卡死后，我们本可以正式结婚，但是我们并不想。格尔达觉得正式成为我太太会过得比较辛苦，当然，过去的事情也可能会被挖出来。不过我想我们继续这样做的真正原因还是我们喜欢其中的神秘色彩。如果公开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可能会感到无聊。”
布伦特停顿了一下，再开口时，他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
“然后，就是那个傻女人把一切都搞砸了。过了这么多年，她竟然还认得出我！而且告诉了安伯里奥兹。您知道——您一定明白——必须要做点儿什么！这并不完全是为了我自己，不只是出于自私。如果我被毁了，名誉扫地——国家，我的国家也会受到牵连，因为我还是为英格兰做了点儿事的，波洛先生。是我支撑着它一直坚挺，是我让它保持着财力。它没有遭到独裁者的践踏——无论是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我对金钱本身并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权力，我喜欢统治，但是我不会搞专制。我们英格兰是民主国家——真正的民主国家。我们可以发牢骚，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政治家，甚至取笑他们。我们是自由的。这是我所喜欢的，我一生也都在为此而奋斗。但是，如果我倒台了，那么您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国家需要我，波洛先生。一个可恶的成天敲诈勒索的希腊无赖想要毁了我一世的英明，我必须采取措施。格尔达也明白这一点。我们对塞恩斯伯里·西尔这个女人感到抱歉，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让她闭嘴。我们不相信她能保守秘密。格尔达去找她，说请她喝茶，告诉对方自己住在查特曼夫人的公寓里。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去了，一点儿都没有怀疑。她什么都不知道——巴比妥钠是放在茶里的，没有任何痛苦，只是睡过去再也不会醒来。脸是后来才弄的，虽然令人作呕，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这么做。查特曼夫人要完全消失。我让我的‘表妹海伦’住在这儿的一个农舍里。我们已经想好，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结婚。但是首先，我们要把安伯里奥兹除掉。这次干得很漂亮。他没有怀疑我不是个牙医，我自己对那些器具也掌握得很好。我没敢用牙钻。当然，给他打完麻药后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也许用钻头也没问题！”
波洛问：“手枪呢？”
“那两把手枪其实属于我原来在美国的一个秘书。他从国外什么地方买的，离开时忘记带走了。”
一阵沉默。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问：“您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赫尔克里·波洛说：“那么莫利呢？”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轻描淡写地说：“我对莫利感到抱歉。”
赫尔克里·波洛说：“好吧，我明白了……”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布伦特说：“那么，波洛先生，怎么样？”
波洛说：“海伦·蒙特雷索已经被捕了。”
“所以现在轮到我了？”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布伦特温和地说：“但是您对此并不感到高兴，对吧？”
“是的，我一点儿都不高兴。”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我杀了三个人，所以估计应该会上绞刑架。但是您也听了我的辩词。”
“那是——具体地说？”
“就是我相信，我全身心地相信，我对这个国家持久的和平及安宁是有用的。”
赫尔克里·波洛承认说：“是的，也许是这样。”
“您同意，对吗？”
“我同意，是的。您代表着我认为的那些很重要的东西，健全、平衡、稳定以及诚实。”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轻轻地说了声：“谢谢。”他接着问：“那么，怎么样呢？”
“您建议我——退出这个案子？”
“是的。”
“那您的太太呢？”
“我有办法，可以说弄错人了嘛。”
“如果我不答应呢？”
“那么，”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轻松地说，“我就甘愿受罚。”他继续说：“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中，波洛，由您来决定。但是我告诉您，我这不只是为了自保——这个世界需要我。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个诚实的人，因为我懂得常识，而且我没什么私心。”
波洛点点头。奇怪的是，他同意这些说法。
他说：“是的，这只是一方面。您是很胜任您现在的工作。您很明智，有判断力和平衡能力。但是还有另外一面，那三条死去的人命。”
“是的，但是您想想这些人！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您自己都说她是一个傻女人！安伯里奥兹，一个坏人、敲诈勒索犯！”
“还有莫利呢？”
“我之前已经告诉过您，我为莫利感到抱歉。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正直体面的人，也是个好牙医，但是还有其他的牙医啊。”
“是的，”波洛说，“是还有其他牙医。弗兰克·卡特呢？您也会把他送上断头台，没有愧疚？”
布伦特说：“对他我没有任何怜悯之心。他一无是处，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
波洛说：“但也是一条人命……”
“哦，我们都是人……”
“是的，我们都是人。这就是您不记得的地方。您刚才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愚蠢的人，安伯里奥兹是个邪恶的人，弗兰克·卡特是个懒惰无用的人。莫利呢，也只不过是个牙医，反正还有其他的牙医。布伦特先生，这就是您和我见解不同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四个人的生命和您的一样重要。”
“您说错了。”
“不，我没说错。您是一个天生诚实、有准确判断力的人，但您走错了一步——表面上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公开场合里，您还是像以前一样，正直，可靠，诚实。但是内心，您对权力的热爱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所以您牺牲掉四个人的性命，而且觉得无关紧要。”
“您难道没有意识到，波洛，这整个国家的安全和幸福都需要我来维系吗？”
“我并不为全国人民担忧，先生。我为每一个有权不被夺取性命的个人而担忧。”
他站起身来。
“那么，这就是您的回答了。”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赫尔克里·波洛用疲惫的声音说：“是的，这就是我的回答……”他向门口走去，打开门。两个男人走了进来。
2
赫尔克里·波洛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个女子在那里等他。
简·奥利维娅，面色惨白，神情紧张，站在壁炉前。她边上站着霍华德·赖克斯。
她问：“怎么样了？”
波洛温柔地说：“都结束了。”
赖克斯粗暴地问：“您是什么意思？”
波洛说：“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由于谋杀已经被捕。”
赖克斯说：“我以为他会把您给收买了……”
简说：“不，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
波洛叹了口气。他说：
“世界是你们的。崭新的天空，崭新的大地。在你们的新世界里，孩子们，一定要让它有自由，有怜悯……这就是我对你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