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波兰国王们对待哥萨克的政策便是“锄强扶弱”，或者说拉一派打一派。
扬·卡齐米日国王或者说他之前的历任的波兰国王都表现出一副亲哥萨克的做派，他们都将哥萨克当做一股可以利用的、钳制贵族权力和加强王权的力量。
所以不可避免的，国王们这种亲哥萨克的态度，必然会受到了希望限制王权和将哥萨克们变成农奴的议员和他们身后的大贵族们的破坏和从中作梗。
这就又会反过来使得哥萨克们越来越怨恨和仇视大贵族。
例如，在1621年霍丁战役之时，当时的哥萨克首领佩德罗提出的参战条件之一，便是要求波兰承认重新恢复了的乌克兰东正教教职等级。但是事后一些大贵族从中作梗，波兰政府并没有信守自己的允诺。非但如此，波兰的东仪天主教会(即与天主教合并的东正教派)对乌克兰东正教的排挤有增无减。
并且在波兰与土耳其媾和后，当时的波兰政府不再有求于哥萨克了，议会便置战场上撤下的4万哥萨克的生计于不顾，对伤残人员也不作任何抚恤（国王任何的拨款都必须得到议会的审批和同意）。而千余人的册编定额根本无法解决4万多哥萨克的问题，非册编哥萨克争取受编入册的希望破灭了，而过惯了刀口舔血的生活的他们根本就不会甘心重新回去做农奴。
于是这就使得非册编哥萨克中的一部分人投向扎波罗热营地，一部分人到下游地区荒原去谋生，大部分人返回城镇或乡村。这些非册编哥萨克重新成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内乌克兰社会中的不安分、不顺从的暴民。很自然，他们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屡屡违背共和国与土耳其的合约，重新开始从海上不断袭击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郊区。他们还应邀介入克里米亚事物，支持克里米亚汗国中不甘心做土耳其属国的势力。更有甚者，一些哥萨克竟支持一个自称为亚历山大王储的人，他企图谋取土耳其王位。越来越胆大的哥萨克甚至想借此联合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来复兴信奉东正教的东方帝国。
对外如此，对内哥萨克们也严重损害了波兰大贵族的利益。在一份当时波兰伟大王冠盖特曼米科瓦伊·波托茨基写给国王和议会的分析乌克兰局势的文件中就如此写道：国内的为所欲为现象占了上风，结果不仅给我们自己造成许多困难，而且使我们与强大的邻国交恶。他们完全忘记了信仰和自己的隶属关系，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国家。危及无辜人们的生命与财产。整个乌克兰都听命于他们。小贵族在自己的家园竟如同奴隶一般。在王家的城市与小镇中哥萨克支配一切，一切权力都在他们手中，他们掌握了裁判权，还颁布法令。
大贵族们当然不甘心自己的权力受损，他们召集各贵族领地内的贵族私军和波兰正规军队对哥萨克的残酷镇压。可每一次，当波兰军队就要将哥萨克们消灭殆尽的时候，历任的波兰国王又都会适时地接受哥萨克们的投降，绞死叛乱的领导者和赦免大部分的跟随者，然后扶持其中的温和派上台。这使得哥萨克们总能死灰复燃，并将国王当做自己的保护者和恩主。久而久之的，哥萨克们更是形成了一种“反贵族不反国王”的观念，他们将所有的仇恨都对准了波兰的贵族们。
而即便是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他在一开始鼓动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们反抗共和国的时候，他将起义的矛头对准的便是维希涅维斯基等乌克兰的波兰大贵族而非国王。
也正因为如此，从扬·卡齐米日成为国王开始，他便从始至终都是共和国内部最大的主和派。他主张用怀柔的手段对待哥萨克们，就像以前那样，以达到平息起义和削弱贵族扩大王权的目的。
扬·卡齐米日国王刚刚即位，他便给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送去信件，告诉他自己已经当选国王，同时向他保证会给予哥萨克盖特曼和改善所有东正教信徒的待遇。而在1649年2月，扬·卡齐米日国王更是派出了亚当·基谢尔为代表的波兰使团来到佩雷亚斯拉夫会见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作为见面礼和表示诚意，基希尔上来就把象征盖特曼权力的圆杖送给了前者，表示波兰政府已经承认了他扎波罗热哥萨克大酋长的身份。只不过当时节节胜利的赫梅利尼茨基却已没有了永久和平的打算，他通过很无礼和低效率的方式进行会谈，在谈判结束时，双方仅签订了不到4个月的停战协定。
就这样，扬·卡齐米日国王的第一次善意没有得到他希望的回应。而这之后，因为兹巴拉日保卫战和别列斯捷奇科战役的胜利，以及之后发生的种种改变东欧历史进程的事件，国王和哥萨克大酋长间，最终渐行渐远。
此时的斯坦尼斯瓦夫·波托茨基终于明白了，扬·卡奇米日国王为何支走了乌戈夫斯基而把自己留了下来。因为国王从乌戈夫斯基的言语中他已经听出了自己这位内侍官是主张对哥萨克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主战派。而国王自己，他其实是想趁着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命不久矣的机会，再次试图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毕竟，依靠着武力夺回乌克兰，土地和城市是贵族们的，国王得不到一点好处，而重新将扎波罗热哥萨克纳入自己的麾下，扬·卡齐米日不仅能得到数万善战的哥萨克步兵，还能安插自己的人掌握乌克兰。
与扬·卡齐米日国王戴着极其明显的主和派标签不同，很少有人知道，一向以对哥萨克强硬姿态示人的斯坦尼斯瓦夫·波托茨基，他其实也是抱有和国王一样的主张。
斯坦尼斯瓦夫·波托茨基也是个主和派。
扬·卡齐米日国王或者说他之前的历任的波兰国王都表现出一副亲哥萨克的做派，他们都将哥萨克当做一股可以利用的、钳制贵族权力和加强王权的力量。
所以不可避免的，国王们这种亲哥萨克的态度，必然会受到了希望限制王权和将哥萨克们变成农奴的议员和他们身后的大贵族们的破坏和从中作梗。
这就又会反过来使得哥萨克们越来越怨恨和仇视大贵族。
例如，在1621年霍丁战役之时，当时的哥萨克首领佩德罗提出的参战条件之一，便是要求波兰承认重新恢复了的乌克兰东正教教职等级。但是事后一些大贵族从中作梗，波兰政府并没有信守自己的允诺。非但如此，波兰的东仪天主教会(即与天主教合并的东正教派)对乌克兰东正教的排挤有增无减。
并且在波兰与土耳其媾和后，当时的波兰政府不再有求于哥萨克了，议会便置战场上撤下的4万哥萨克的生计于不顾，对伤残人员也不作任何抚恤（国王任何的拨款都必须得到议会的审批和同意）。而千余人的册编定额根本无法解决4万多哥萨克的问题，非册编哥萨克争取受编入册的希望破灭了，而过惯了刀口舔血的生活的他们根本就不会甘心重新回去做农奴。
于是这就使得非册编哥萨克中的一部分人投向扎波罗热营地，一部分人到下游地区荒原去谋生，大部分人返回城镇或乡村。这些非册编哥萨克重新成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内乌克兰社会中的不安分、不顺从的暴民。很自然，他们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屡屡违背共和国与土耳其的合约，重新开始从海上不断袭击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郊区。他们还应邀介入克里米亚事物，支持克里米亚汗国中不甘心做土耳其属国的势力。更有甚者，一些哥萨克竟支持一个自称为亚历山大王储的人，他企图谋取土耳其王位。越来越胆大的哥萨克甚至想借此联合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来复兴信奉东正教的东方帝国。
对外如此，对内哥萨克们也严重损害了波兰大贵族的利益。在一份当时波兰伟大王冠盖特曼米科瓦伊·波托茨基写给国王和议会的分析乌克兰局势的文件中就如此写道：国内的为所欲为现象占了上风，结果不仅给我们自己造成许多困难，而且使我们与强大的邻国交恶。他们完全忘记了信仰和自己的隶属关系，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国家。危及无辜人们的生命与财产。整个乌克兰都听命于他们。小贵族在自己的家园竟如同奴隶一般。在王家的城市与小镇中哥萨克支配一切，一切权力都在他们手中，他们掌握了裁判权，还颁布法令。
大贵族们当然不甘心自己的权力受损，他们召集各贵族领地内的贵族私军和波兰正规军队对哥萨克的残酷镇压。可每一次，当波兰军队就要将哥萨克们消灭殆尽的时候，历任的波兰国王又都会适时地接受哥萨克们的投降，绞死叛乱的领导者和赦免大部分的跟随者，然后扶持其中的温和派上台。这使得哥萨克们总能死灰复燃，并将国王当做自己的保护者和恩主。久而久之的，哥萨克们更是形成了一种“反贵族不反国王”的观念，他们将所有的仇恨都对准了波兰的贵族们。
而即便是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他在一开始鼓动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们反抗共和国的时候，他将起义的矛头对准的便是维希涅维斯基等乌克兰的波兰大贵族而非国王。
也正因为如此，从扬·卡齐米日成为国王开始，他便从始至终都是共和国内部最大的主和派。他主张用怀柔的手段对待哥萨克们，就像以前那样，以达到平息起义和削弱贵族扩大王权的目的。
扬·卡齐米日国王刚刚即位，他便给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送去信件，告诉他自己已经当选国王，同时向他保证会给予哥萨克盖特曼和改善所有东正教信徒的待遇。而在1649年2月，扬·卡齐米日国王更是派出了亚当·基谢尔为代表的波兰使团来到佩雷亚斯拉夫会见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作为见面礼和表示诚意，基希尔上来就把象征盖特曼权力的圆杖送给了前者，表示波兰政府已经承认了他扎波罗热哥萨克大酋长的身份。只不过当时节节胜利的赫梅利尼茨基却已没有了永久和平的打算，他通过很无礼和低效率的方式进行会谈，在谈判结束时，双方仅签订了不到4个月的停战协定。
就这样，扬·卡齐米日国王的第一次善意没有得到他希望的回应。而这之后，因为兹巴拉日保卫战和别列斯捷奇科战役的胜利，以及之后发生的种种改变东欧历史进程的事件，国王和哥萨克大酋长间，最终渐行渐远。
此时的斯坦尼斯瓦夫·波托茨基终于明白了，扬·卡奇米日国王为何支走了乌戈夫斯基而把自己留了下来。因为国王从乌戈夫斯基的言语中他已经听出了自己这位内侍官是主张对哥萨克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主战派。而国王自己，他其实是想趁着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命不久矣的机会，再次试图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毕竟，依靠着武力夺回乌克兰，土地和城市是贵族们的，国王得不到一点好处，而重新将扎波罗热哥萨克纳入自己的麾下，扬·卡齐米日不仅能得到数万善战的哥萨克步兵，还能安插自己的人掌握乌克兰。
与扬·卡齐米日国王戴着极其明显的主和派标签不同，很少有人知道，一向以对哥萨克强硬姿态示人的斯坦尼斯瓦夫·波托茨基，他其实也是抱有和国王一样的主张。
斯坦尼斯瓦夫·波托茨基也是个主和派。